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顺差论文,解决办法论文,中国论文,根源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一直保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图1）。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要么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要么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只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了积累外汇储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双顺差。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保持双顺差长达15年以上，这在国际经济历史上绝无仅有。目前，中国已经积累了超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双顺差的局面在短期内仍难以改变。在2006年，中国将有可能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外汇资产持有国。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资产，在今后两年内，美元很可能会大幅度贬值。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所期待已久的美元大幅度贬值一旦发生，中国将遭受惨重的资产损失。即便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也将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构成进一步挑战。本文将提供一个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以下一些问题：双顺差的本质是什么？双顺差的原因何在？双顺差是否可持续？双顺差的福利效应如何？为了降低双顺差，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附图
图1 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特点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http://www.safe.gov.cn。
一 中国双顺差问题的分析框架
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的基本区别在于，开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以突破国内资源约束，在国内资源不足时从外部世界输入资源，国内资源充裕时向外部世界输出资源，通过资金的国际流动实现资源的跨期最优配置。外国资源的利用即为外国储蓄的利用，定义s[,f]为外国储蓄净利用与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之比。我们给出下述关系式：
(1)
其中s[,t]、s[,r]分别为跨境外国储蓄利用率和外资企业再投资率。上式的含义是，外国储蓄净利用由新的跨境流入的外国储蓄和境内外资企业利润中既未消费掉也未汇出的部分（即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所构成。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境）内投资不一定等于国内储蓄，但一定等于国内储蓄和外国储蓄净利用之和 （外国储蓄净利用存在零、正值和负值三种可能）。我们可以把国内投资分解为本土企业投资、政府投资和外资企业投资，相应地，把储蓄分解为国内私人储蓄、政府储蓄和外国储蓄净利用三部分。①由式(1)我们可以得到下述恒等式：
(2)
其中，
分别表示本土企业投资率、政府投资率和外资企业投资率、国内私人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②这里的分部门讨论是全文的关键所在。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整体经济的资金流量平衡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长期而言，部门间的资金流量平衡依赖于分部门的存量／流量比率的可持续性。如果比率过高，即便可以从其他部门获得资金，所论部门间的流量平衡最终也将难以为继。例如，虽然可以通过私人和外国为政府赤字融资，政府债务／GDP比率过高将阻止私人和外国继续为政府赤字融资。政府财政的崩溃反过来会引起整体经济增长的中断，而不论整体经济的总储蓄是否足以支持总投资。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我们有如下关系式：
GDP＝国内私人储蓄＋政府储蓄③＋外国投资者储蓄＋消费＝投资＋消费＋出口－进口
其中，外国投资者储蓄④＝再投资利润＋投资收益汇出；投资＝本土企业投资＋政府投资＋外资企业再投资＋新的FDI流入。因此
国内私人储蓄＋政府储蓄＋再投资利润＋投资收益汇出＝本土企业投资＋政府投资＋再投资利润＋新的FDI流入＋出口－进口
上述关系可以表示为：
（国内私人储蓄－本土企业投资）＋（政府储蓄－政府投资）＋（进口－出口＋投资收益汇出＋再投资利润－FDI）＝0(3)
其中按国际收支平衡表定义，进口－出口＋投资收益汇出＋再投资利润＝经常项目差额，我们将经常项目逆差记为CA，FDI＝新的FDI流入＋外资企业再投资利润。在中国，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被记为 FDI的一部分。⑤把等式(3)中的变量表示为对GDP的比率：
由式(4)、(4')和(1')，我们可以得到：
(i[,e]+i[,g]+i[,f])-(s[,p]+s[,g])=ca=s[,f]
(4")
式(4")说明，国内投资（包括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和国内储蓄两者之间的差额为经常项目余额。如果经常项目余额为零，意味着国内储蓄刚好等于国内投资所需要的融资支持，即中国对外国储蓄（新增外国资本流入）的净利用为零。如果经常项目赤字，意味着国内储蓄不足以为国内投资提供融资支持，差额部分通过利用外国储蓄来弥补。如果经常项目盈余，意味着国内储蓄超过了国内投资的融资需要，剩余国内储蓄以经常项目盈余的方式流出本国。
根据以等式(4")建立起来的框架为基础，可以提出如下命题：
1.投资受到储蓄的约束。开放经济条件下，投资最终受到可供弥补国内储蓄不足的外国储蓄的约束。换言之，国内投资是否可以大于国内储蓄受到可以实现的经常项目赤字的约束。反过来说，没有经常项目赤字，就不能实现对外国储蓄（外国资源）的利用。
2.即便在总量上，总投资能够由总储蓄（国内加国外）提供融资支持。式(4')中每个括号描述的部门平衡如果遭到破坏，经济整体最终也难以平稳增长。因为局部失衡将会产生——相对某种流量（如 GDP）而言——存量过度累积问题。在中国至少可以考察三种情形：(1)由于家庭储蓄存款的过度累积 （与此相关的是企业债务的过度积累），私人投资和家庭储蓄之间的平衡可能崩溃；(2)即便存在足够的私人储蓄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由于政府债务过多，私人不再愿意购买国债而导致财政危机；(3)由于外国权益（外债或外汇储备）的过度累积，外部平衡状况也可能难以为继。
等式(4")以及命题1和2包含了中国双顺差问题的分析框架。
二 中国双顺差的性质和外汇储备累积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政府预算赤字为零。根据式(4)和(4')，可以得到：
s[,p]-i[,e]-i[,f]=-ca=-(s[,t]+s[,r])=-s[,f]
(5)
如果国内私人储蓄等于本土企业投资，我们有：
i[,f]=ca
s[,f]
(6)
FDI等于经常项目赤字意味着FDI流入全部由外国储蓄提供融资支持。如果经常项目余额为零，即：
s[,p]-i[,e]-i[,f]=0 (7)
(7)式意味着本土企业投资以及外资企业投资都由国内储蓄提供融资支持。换言之，如果没有经常项目赤字，尽管一国可以吸引FDI，而且FDI通常也能带来外汇，但从总体上看该国并未利用外国储蓄。由于不能把FDI转化为经常项目赤字，通过FDI带来的外汇并没有真正引起外国储蓄流入东道国。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说明。对(7)式进行移项处理，可以得到：
s[,p]-i[,e]=i[,f]
(8)
式(8)是本文理解的重点。其第一层含义是：FDI是由国内剩余储蓄提供融资的。而FDI意味着外汇的流入。既然FDI已由国内储蓄提供融资，流入的外汇必然会以某种形式保存起来。式(8)的第二层含义是：如果FDI完全由国内储蓄提供融资，其价值必然等于外汇储备的增加量。i[,f]移到了等式右边后可以看成是与FDI等值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对GDP的比率）。外汇储备通常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持有。式 (8)的第三层含义是：外国投资者获得东道国股权资产（在价值上等于i[,f]），东道国则获得了等量的以美国国库券形式持有的外国债权资产。⑥式(8)还意味着，在给定国内储蓄的条件下，FDI挤出了等值的本土企业投资。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储蓄是通过迂回方式为外资企业融资的。所谓迂回方式可以理解为：美国通过向中国出售国库券，为美国筹集资金（来源于中国储蓄），而美国投资者则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将等量的资金输出到中国。迂回方式也可以理解为：FDI带来的外国储蓄“使用凭证”（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外汇），从总体上看，⑦被换成了国内储蓄“使用凭证”（表现为相应数量的人民币）。货币当局则利用通过购汇得到的外汇购买美国国库券。这样，外国储蓄“使用凭证”回到外国。从整个经济来看，外国储蓄并未被中国所利用。外资企业投资所利用的只能是中国的国内储蓄。至于用债权资产交换股权资产是否会降低东道国的福利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对中国而言，储蓄－投资缺口和外汇储备之间更为完整的关系式为：⑧
(s[,p]-i[,e])+(s[,g]-i[,g])=i[,f]-ca (9)
也就是说，正的家庭和政府储蓄－投资缺口之和等于外汇储备的增加。
我们已经指出，如果i[,f]-ca=0并且i[,f]＞0，则必然有i[f]=cas[,f]＞0。在这种情形下，FDI是由外国储蓄融资的，对FDI的利用意味着对外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状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为正常的。如果i[,f]＜0，那么-ca＞0，意味着该国输出资本，经常项目盈余。这是发达国家国际收支的典型状态。
如果i[,f]-ca＞0、i[,f]＞0并且cas[,f]=0（外国储蓄利用为零），意味着FDI由国内储蓄融资。从等式(9)的右边可以看到，国内储蓄不仅足以为本土企业和政府融资，而且也足以给外资企业融资。通过FDI带来的资金最终以外汇储备增加的形式流出。
如果i[,f]-ca＞0、i[,f]＞0并且cas[,f]＜0，则国内储蓄不仅为国内所有投资（内、外资企业投资）融资，还通过经常项目盈余为外国人在外国的投资提供融资。因此，尽管有FDI流入，东道国是净资本输出国，资本输出量等于经常项目顺差(-ca)。FDI带来的外汇并未被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和管理（没有形成相应的贸易逆差），而变成了以美国国库券为形式的外汇储备。通过经常项目盈余创造的外汇也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为东道国所持有。⑨因此，外汇储备的总增长等于(i[,f]-ca)。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状况。
有关中国的双顺差本质以及外汇储备累积问题，我们有如下结论：第一，中国并未利用外国储蓄（外国资源）用于国内投资，相反，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外国利用的国内储蓄部分正是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如果考虑到资本外逃，这一现象就更为严重。第二，外资企业投资（FDI流入）给中国造成的负资本权益通过中国持有美国国库券所得到的等量债权的增加而抵消。流入中国的 FDI是由中国储蓄通过迂回的方式提供融资的，外资企业代替中资企业利用了中国的储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FDI挤出了国内投资。第三，FDI与外汇储备相应增加是中国出让股权换取外国债权资产的结果。其金融学的含义还有待进一步分析。第四，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既是FDI未能相应转化为经常项目逆差，也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反映。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 中国双顺差成因的政策解释
过去15年来，中国持续保持双顺差绝非偶然。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恰逢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拉丁美洲国家主要采取了借债而不是引入FDI的外资利用方式，其储蓄－投资缺口和外汇储备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述等式描述：⑩
s[,p]-i[,e]=-ca (10)
因为国内私人储蓄不足以支持本土企业投资，负的储蓄－投资缺口必然伴随经常项目赤字(ca＞0)，而经常项目赤字必然引起外汇储备的减少。为了维持一定的外汇储备水平，必须通过资本项目盈余，即资金流入来弥补外汇储备的流失，对应于对外借款，经常项目赤字数额代表新增外债数额。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持续对外借款导致拉丁美洲外债／GDP比率高达30%以上，外债／出口比率接近300%，债务负担过重最终演变为8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Sachs and Williamson,1985)。
鉴于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经验教训，中国政府选择了吸引FDI的政策。(11)对中国政府而言，FDI的最大好处在于：这种外资利用方式不会带来债务问题。既然FDI不仅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以及销售网络，又不会引起债务危机，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虽然比较安全，FDI却是一种最为昂贵的引资方式，其代价在引入FDI的开始阶段往往不会表现出来。
根据中国的外资利用模式，如前所述，可以用下述等式描述中国储蓄－投资缺口和外汇储备变化之间的关系：
s[,p]-i[,e]=i[,f]-ca (11)
从式(11)出发，我们既可以用等式的左端来解释等式的右端，即用储蓄－投资缺口来解释双顺差，也可以用等式的右端来解释等式的左端，即用双顺差来解释储蓄－投资缺口。(12)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用第三者同时解释等式的两端。这里，我们将主要用第三者即中国的引资政策，来解释等式的右端（更全面的分析将另文给出）。
中国的FDI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技术导向型FDI，主要着眼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第二类为出口导向型FDI，强调外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第三类为市场寻求型FDI，外资企业以进军中国消费市场为目标。(13)根据这三种类型的FDI，可以依次得到如下国际收支状况的三种结果。
结果一：技术导向型FDI
在生产能力形成期为：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外汇储备不变。在生产能力形成后为：资本项目顺差（如有利润再投资）或平衡，经常项目平衡、逆差或顺差，外汇储备增、减不确定。
在技术导向型FDI政策下，进入中国的FDI首先产生资本项目顺差，带来外汇资金流入。这些外汇资金通过购买外国先进技术的方式流出，产生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尽管FDI产生了经常项目逆差，但是经常项目逆差由FDI带来的资本项目顺差所弥补，外汇储备水平不发生变化。即：(14)
s[,p]-i[,e]=i[,f]-ca=0 (11')
其中，i[,f]＞0，ca＞0，并且i[,f]=ca。如前所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比较“正常”的外资利用方式。
在生产能力形成后，投资一般会逐渐减少（或仅保持一定的利润再投资）。与此同时，这类企业可能会因具备较强的出口竞争力而变成出口导向型企业从而创造出口顺差。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利润（投资收益）的汇出，这类企业是否能继续保持经常项目顺差难于做理论上的判断。似乎可以认为，在中国技术导向型外资企业不是双顺差的主要贡献者。
结果二：出口导向型FDI
在生产能力形成期为：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外汇储备不变。在生产能力形成后为：资本项目顺差（设i[,f]=s[,r]＞0），经常项目顺差，外汇储备增加。
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以及为防止债务危机，在“入世”之前，中国政府对大多数外资企业实施“外汇自我平衡”政策，要求外资企业通过出口创汇来满足企业进口的外汇需求。为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就业问题，政府特别鼓励劳动密集型行业FDI的进入。由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巨大比较优势（更确切地说绝对优势），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产品（行业）对投资者也同样具有巨大吸引力，而中国内地推行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优惠政策之时，又恰逢香港特区实行产业升级和国际生产网络迅速发展，这就造成了加工贸易型FDI的支配地位。
在生产能力形成期，加工贸易型FDI对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与其他类型FDI没有很大不同。但在形成生产能力之后，由于“两头在外”，加工贸易条件下的出口额必然大于进口额，贸易顺差即为加工生产带来的增加值。由于这类企业一般仍然会把相当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在经常项目保持顺差的同时，资本项目也将保持顺差。因此，出口导向型FDI必然带来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鼓励加工贸易型FDI的政策是有其合理性的。可以说，不是中国政府未能成功地把FDI转化为经常项目赤字，而是中国政府有意防止FDI转化为经常项目赤字，而且取得了成功。
结果三：市场寻找型FDI
在生产能力形成期为：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外汇储备不变。在生产能力形成后为：资本项目顺差（设i[,f]=s[,r]＞0），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加上外资投资收益），外汇储备很可能减少。
在后WTO时期，进入中国的FDI越来越具有市场寻找型特点。这部分FDI看中的只是中国巨大市场，而不是以出口为目的。市场寻找型FDI进入中国首先带来外汇资金流入，形成资本项目顺差。外汇资金用于购买外国技术、资本品和管理经验等，形成经常项目逆差。这类企业在生产能力形成之前不会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和外汇储备减少。问题是，这类企业没有创汇能力，中间投入的进口，再加上外资投资收益的汇出，将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由于占领了国内市场，这类外资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影响中国的贸易差额和贸易格局。即便这类企业会将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一般而言，其发展将导致外汇储备的减少。
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格局是由以上三种（或更多种）类型FDI和本土企业的国际收支格局同时决定的。上述三类企业的此消彼长，以及每类企业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都会对中国国际收支格局造成不同影响。例如，如果贸易加工型FDI继续占有支配地位，中国的双顺差格局在短期内就难以改变。如果市场寻找型FDI逐渐占领支配地位，中国就可能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外汇储备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在将来会面临债务危机。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来研究中国双顺差将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15)
本节的结论是：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加工贸易型FDI和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支配地位说明，双顺差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正。
四 中国双顺差的可持续性
正如我们过去研究过的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余永定，2000）和广义货币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余永定，2002），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可持续性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国际收支平衡的可持续性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时，我们将运用第一节中提到的方法，即从存量对流量比的可持续性来考察流量平衡的可持续性。由于是双顺差，我们只考虑i[,f]-ca＞0的情形。同时，由于假定资本项目是顺差，下面对双顺差可持续性的讨论可归结为对经常项目差额可持续性的讨论。由于经常项目差额可持续性涉及许多外部条件，本文主要讨论经常项目差额的收敛性问题。(16)显然，收敛性最多只是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应于i[,f]-ca＞0，外汇储备存量等于
(i[,f](t)-ca(t))dt。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定义，经常项目差额等于贸易差额、投资收益(17)和转移支付之和。这里我们不考虑最后一项。根据定义：
ca=(m-x)+p[,f]=(m-x)+s′[,r]p[,f]+(1-s′[,r])p[,f](12)
其中，p[,f]表示外资企业的总利润对GDP的比率；s′[,r]p[,f]是利润再投资部分对GDP的比率，s′[,r]表示外资企业的再投资率，(18)我们假定其为常数；(1-s′[,r])p[,f]表示利润汇出部分对GDP的比率；m表示进口对GDP的比率；x表示出口对GDP的比率。因为利润再投资部分一方面带来了经常项目逆差，同时带来了资本项目顺差，两相抵消以后不会对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带来实际影响，只有贸易逆差和利润汇出部分带来的经常项目逆差会对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带来实际影响。因此，可以不考虑利润再投资对经常项目的直接影响，但下面我们将说明，其间接影响则是十分重要的。式(12)简化为：
ca′=(m-c)+(1-s′[,r])p[,f] (13)
假定外资企业的总利润可由资本约束型固定系数生产函数乘以利润率表示：
附图
其中，π为利润率，K[,f]为外国投资资本存量，v[,f]为外国投资的资本－产出率。FDI存量对GDP比的动态增长路径可由下式表示：
附图
其中，FDI[,n]表示新的跨境FDI流入，以区别于FDI中的外资企业再投资部分。n是GDP增长率。式 (15)已经假定资本项目是顺差。
假定
是外生变量，式(15)是一个线性微分方程，解该微分方程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附图
(16)
其中，C[,1]=
。设初始条件为：t=0,k[,f]=0.25,v[,f]=2,fdi[,n]=0.025,π=0.1,s′[,r]=0.8， n=0.09，于是可以得到C[,1]=-0.25。进一步可以得到一个特解：(19)
k[,f]=0.5-0.25e[-0.05t] (16')
另外，贸易项目并非外生于FDI的变化，FDI对贸易项目的影响可以用下式表示：
m-x=(m′-x′)f(k[,f])=(m′-x′)
(17)
其中，f（·）为外资企业的生产函数，并假定产出仅仅是资本的函数；(20)m′为外资企业对原材料等的进口在其产出中的比例；x′为外商投资企业制成品的出口或对原进口品的替代在其产出中的比例。式 (17)的设定至少有三大缺陷：第一，内资企业对贸易差额的作用并未予以考虑；第二，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扩散作用未予以考虑（这将影响内资企业对贸易差额的贡献）；第三，外资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对进、出口的作用的变化并未予以考虑。上述三点的加入将会使模型的内容大为丰富，但暂不考虑上述三个因素似乎不会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
把(17)式代入(13)式，可以得到：
ca′=(m′-x′)+π(1-s′[,f])=(m′-x′)+π(1-s′[,r])(18)
把(16)式代入(18)式，可以得到：
ca′=[m′-x′+π(1-s′[,r])]=[m′-x′+π(1-s′[,r])]
(19)
假定(19)式中的系数m′、x′、π、s′[,r]、n、v[,f]、fdi[,n]均大于零，根据对[m′-x′+π(1-s′[,r])]和(s′π-nv[,f])符号的判断，关于经常项目差额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一：如果[m′-x′+π(1-s′[,r])]＞0且
-n＞0，经常项目逆差不具有收敛性。
FDI进入后带来外资企业资本存量积累，外资企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利润汇出和进口带来的经常项目逆差越来越大，而且通过出口创造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足以弥补逆差带来的外汇储备流失。而且，FDI进入规模越大，外汇储备流失压力越大。经常项目逆差不可持续性的条件是-n＞0。即外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率s′[,r]和外资企业的利润率π越高，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n和外资企业的资本产出率v[,f]越低，原有的经常项目逆差就越容易被无限放大而无法稳定在一定水平上。颇为有趣的是，在短期内，再投资率s′[,r]越高，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压力越小，经常项目平衡的压力就越小。但是从长期来看，再投资利润流量不断积累带来外资企业资本不断积累，因而未来的利润汇出压力也就越大。换言之，较高的s′[,r]意味着经常项目平衡的当前压力被转移到了未来。
结论二：如果[m′-x′+π(1-s′[,r])]＞0且-n＜0，经常项目逆差具有收敛性。
同样，FDI进入后带来外资企业资本存量积累，外资企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利润汇出和进口带来的经常项目逆差越来越大，而且通过出口创造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足以弥补逆差带来的外汇储备流失。不同的是，经常项目逆差积累速度将逐渐放慢，最终能够收敛到某一水平。满足经常项目逆差可持续性的条件是-n＜0。换言之，外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率s′[,r]较低，外资企业的利润率π较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n较高，外资企业的资本产出率v[,f]较高，意味着经常项目逆差有可能稳定在一定水平上。
结论三：如果[m′-x′+π(1-s′[,r])]＜0且-n＞0，经常项目顺差不具有收敛性。
FDI进入后带来外资企业资本存量积累，外资企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利润汇出和进口带来的经常项目逆差越来越大。但是，通过出口创造的经常项目顺差要高于利润汇出和进口带来的经常项目逆差，外资企业资本存量的增长导致外汇储备的无限增长。
结论四：如果[m′-x′+π(1-s′[,r])]＜0且-n＜0，经常项目顺差具有收敛性。
FDI进入后带来外资企业资本存量积累，外资企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利润汇出和进口带来的经常项目逆差越来越大。但是，通过出口创造的经常项目顺差要高于利润汇出和进口带来的经常项目逆差，外资企业资本存量的增长导致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与前一种情况不同的是，经常项目顺差积累速度将逐渐放慢，最终能够收敛到某一水平，因而外汇储备不会无限增长，经常项目顺差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具有收敛性。
由于中国奉行出口导向型FDI政策，外资企业的再投资率s′[,r]较高，因而m′-x′＜0,0′-s′[,r]→0。因此， [m′-x′+π(1-s′[,r])]＜0成立。由于s′[,r]较高，外资企业的利润率π较高，外资企业的资本-产出率v[,f]较低，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n较高，-n＞0很可能成立。在此前提下，中国基本符合经常项目顺差不会收敛的结论三。经常项目顺差不收敛状况的不可持续性在于：首先，双顺差不断积累带来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最终会对外汇市场和国内货币市场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其次，从长期看，为了平衡经常项目，贸易顺差必须保持相当高的增长速度以平衡迅速增长的投资收益汇出，而这很可能是未来国际环境所不能容许的。(21)再次，即便经常项目平衡可以保持，由于外资企业效率较高，在再投资率不变的情况下，中国GDP与GNP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且不会趋于某一稳定值。这一现象的政治经济后果已超出本文范围，这里且存而不论。
关于GDP和GNP之间缺口增大问题可证明如下：
附图
对(20)式两边取全微分，可以得到：
附图
其中，n[,n]为GNP增长率。只要-n＞0,p[,f]就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n越大，p[,f]的增速就越快，GDP和GNP之间的缺口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放大。
五 降低双顺差的政策选择
可持续性是长期问题，当前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双顺差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首先，中国不能用自己的储蓄为国内投资融资，却在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储蓄缺口，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这种国际收支格局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断流失。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收益一直是负数。与此相对照，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入国（拥有大量外债），长期以来美国的投资收益却一直是正数。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其跨期资源配置的后果更是值得关注。其次，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迅速接近1万亿美元。由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增加，2002年以来美元已经开始了所谓“战略性贬值”的过程。尽管目前美元有所回升，今后几年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极大。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将会造成中国外汇资产缩水，为此我们必须及早拿出有效对策，否则悔之晚矣。(22)
由于目前许多亚洲国家也开始迅速积累外汇储备（这意味着，双顺差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特殊问题）。显然，亚洲国家不需要持有如此大量（2.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它们不应该让人民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突然蒸发，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慌不择路地采取愚蠢行动。根据关系式(9):(s[,p]-i[,e])+(s[,g]-i[,g])=i[f]-ca，为了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或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率，原则上我们有如下选择：第一，增加政府当前支出以及削减税收（扩张性财政政策）以降低政府储蓄s[,g]。第二，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增加政府对R&D的支持以增加i[g]（扩张性财政政策）。第三，增加公共支出（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等）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私人储蓄s[,p]，（扩张性财政政策）。第四，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在减少外国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的前提下，提高国内企业投资水平i[,e]。第五，取消针对FDI的优惠政策以降低i[,f]（并间接地减少贸易顺差）。第六，取消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并通过渐进的方式使人民币升值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中国目前许多地方的引资实践已经偏离了利用外资的初衷。大量的外资根本没有技术含量且恶化了中国的资源配置（利用价格扭曲大量使用稀缺资源），占领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和潜在的国外市场。应该明确，我们要改善的是法制环境、服务和知识产权保护而不是提供更多的优惠的政策，应尽快取消引资优惠政策，对内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十一五”期间引资的数量目标，不再把引资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要坚决遏制地方政府为引资争相提供优惠条件的恶性竞争。
六 小结
在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无可争辩的伟大成绩。中国在此期间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从总体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必须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失衡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中国的持续双顺差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外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错误的政绩观指导下盲目引资的结果。制度缺陷导致资源真实成本“扭曲”（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某种“扭曲”是必要的），而后者又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在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是低效的和不可持续的。
失衡的经济结构已经形成，校正这种失衡显然是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在短期内实现的。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必须加速市场化进程。宏观经济政策应与上述调整相配合，并能促进这些调整的进行。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是我们为过去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只要我们在“十一五”期间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未来的10年和20年中，中国就能够继续维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
截稿：2005年12月
注释：
① 这里的国内私人储蓄包含了国内家庭储蓄和本土企业储蓄。
② 这里把外国储蓄净利用分解为跨境外国储蓄利用和外资企业再投资两部分，跨境外国储蓄利用部分包含了净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净汇出部分；而外资企业再投资相当于投资收益中的未汇出部分。除非特别说明，论文中的小写字母均表示为对GDP的比率。
③这里的政府储蓄＝税收－政府消费。在恒等式中，政府消费包含在了一般消费之中。
④这些外国投资者是指在东道国内已经拥有所有权的投资者。
⑤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出问题。同时我们分析框架中经常项目余额仅考虑FDI投资收益和净出口部分，不考虑其他项目。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外国投资通过外国企业的再投资利润而不是新的FDI流入提供融资支持，新增投资不再计入新的外国投资中。本节讨论中采用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过修改的最新编制方式和相关定义(IMF,1995)。
⑥为什么FDI流入没有产生经常项目赤字，最后却表现为外汇储备的累积？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进行详细讨论。
⑦外资企业可能用外汇购买机器设备等，但也有中国企业也通过出口赚到外汇，只要经常项目差额为零，从总体上看，外汇就没有作为外国储蓄“使用凭证”被用掉。
⑧如果考虑到资本外逃（简单理解为误差于遗漏），则有：(s[,p]-i[,e])+(s[,g]-i[,g])=i[,f]-ca-cf（资本外逃）。
⑨这里，我们假定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不包括FDI流出。
⑩这里，我们不考虑政府部门。
(11)即便如此，由于多方面的原因，1992年之前中国各年实际利用的对外借款仍然显著高于实际利用的FDI。1992年以后，FDI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中才占据主导地位。
(12)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
(13)中国引入外资也是看中了其就业的创造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另文讨论。
(14)由于这里已经不再是宏观分析，所用概念和符号应该改变，且应考虑时滞、加总等问题。这类问题将另文讨论。
(15)此外，国内金融市场功能缺失、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扭曲、政府的不当干预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同中国的双顺差有关。由于篇幅限制，这里我们不做更多讨论。
(16)在这里，我们把收敛性问题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是否会进入稳定状态(steady state)。
(17)投资收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利润再投资，这部分不仅带来经常项目逆差，同时作为FDI事业资本项目顺差，两者相互抵消以后对外汇储备没有影响。另一部是利润汇出，这部分带来经常项目逆差，同时造成外汇储备的减少。
(18)这里的s′[,r]和s[,r]有所区别，s[,r]表示外资企业再投资利润除以GDP以后的比率。
(19)因为根据这个初始条件，经济增长率较高，外资企业利润率较低、资本产出率较高，所以微分方程的解是收敛的。
(20)注意，这里的资本是指FDI的累积存量，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存量是两个概念。但在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设下，这种概念上的差别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FDI对贸易项目的影响分析借鉴了姚枝仲、何帆(2004)的处理办法。
(21)关于这点，可以做数字模拟。
(22)20世纪20年代，英镑官方外汇持有者开始对英国的外贸逆差表示担心。不过，这些外国中央银行被告之，英格兰银行不会放弃英镑同黄金之间的联系。1931年9月20～21日，当不可避免的英镑贬值终于发生以后，许多外国中央银行遭受重创。这些中央银行因在外汇储备管理上的失误饱受批评。荷兰中央银行负责人Gerard Vissering出于英镑崩溃对荷兰中央银行资产的毁灭性打击，被迫辞职并最终以自杀谢罪(Harold,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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