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循环和生产过剩——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过剩论文,经济危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资本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经济危机在激进政治经济学中是核心的并且也许是最过度使用的概念之一，但世纪之交的全球发展仍无可置疑地证明这种描述的正确。在这场30多年来最严重的国际衰退中,世界产出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利润增长都明显下降；股市下跌，失业率和债务增长。即使现在，尽管广为宣称经济已经复苏，全球经济仍需面对衰退的前景。许多地区仍在衰退中挣扎，失业率仍然较高，国际信心仍然不足，全球债务仍在攀升。在本文中对这些问题将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混乱应当被看作长期生产过剩危机的最新阶段，它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一点将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早期以来国际经济发展的宏观分析来表明。在这段时期，生产过剩倾向已经使危机经过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战前危机；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的战后危机；世纪之交以来的危机。首先将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理论加以考察。
一、资本循环，生产过剩和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行是由“资本循环”来描述的。一般公式表示为：M——C——P——C′——M′。它表明资本扩大要依次采取货币、商品和生产三种形式，或依次通过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货币资本M的所有者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然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本P投入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表面上平等的劳动合同却使工人通过提供劳动提供出高于其工资的更多的价值。这使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它作为剩余价值包含在所生产的商品C′当中。然后体现在商品中的增加了的价值在循环的最后阶段C′——M′，通过市场销售转化为货币形式M′。它现在大于最初的投入。随后整个过程在一个更大的规模重新开始，以便不断提高资本的积累水平。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描述，资本循环包含了现实存在的所有个别资本，并且指明了货币、生产和商品三种形式的统一。尽管这三种形态有各自的循环，从而各自代表金融、工业和商业的活动，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每一个循环同时是“总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局部运动。因此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所导致的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总循环在国际经济形态上取得了它的最高表现。但这种强制性积累并不仅仅是主观意志所至，同时也是由资本主义竞争压力所推动的。因为单个资本可通过开拓新市场、生产技术创新和采用能提高剩余价值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这必然会对其他资本产生仿效的压力，否则它们就可能最终面临利润率下降，破产和清算。资本主义的这种竞争力使生产手段不断改进，使先进的生产方法和实践不断推广。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会顺利进行，内在的系统扰动会使资本循环产生周期性。马克思将这个过程描述为：复苏——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例如由于新市场的开拓或新生产技术的推广，资本循环的扩张表现为货币，生产和商品形态的同时扩展。尽管程度不同，每一个企业都力图通过尽可能大的，尽可能快地扩大运行规模来达到最佳状态。马克思明确提出由于这种扩张是由孤立分散，各自为政的个体推动，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就不仅是由社会实际需要决定，而且由通过尽可能剥削劳动力，进而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渴望驱动。这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最基本的矛盾：尽管不断积累的冲动依赖于市场持续消费商品的能力，而这些商品又是按照能带来足够利润的价格生产的。这种能力又受到了劳动阶级购买力的限制。同时劳动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要多于他们所得到的工资。如果资本家阶级自身无法通过放弃积累追求消费来弥补这个差额，并因此而践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本质”，那么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机制将生产出大量超过消费界限的商品，并因此造成“危机的基本现象”，即商品的生产过剩。
但是似乎奇怪的是，当生产过剩导致商品卖不出去并开始对价格和利润产生压力时，个体资本循环则开始更快扩展。随着劳动的实际生产性利用变得不大有利可图时，许多资本家被迫扩大借贷规模以维持清偿能力或更新生产设施，使其更有效率。而另一些人则放弃生产性投资来储蓄货币（这使银行储蓄膨胀），或者试图通过金融而非生产性活动来维持资本积累。这导致股市投机的增长。另外，这时候政府也开始采取更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扩大货币供给和信贷，其目的是提升经济需求水平，缓解社会紧张。而消费者则可能增加借贷，以避免生活水平下降。
尽管这样做可以暂时缓解困境，但通过这些手段维持资本积累的企图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方面，货币扩张必须使生产力增长，从而带来对劳动的更多的剥削。如果这点达不到，日益增加的债务负担将不断吞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损害生产活动；同时货币供给的增长将超过产出的增长，这将导致通货膨胀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不稳定和阶级冲突。另一方面，通过削减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改进生产方法等手段来不断地强化对劳动的剥削，不仅会加剧阶级对立和社会不稳定，而且也会受到工作日的生理界限和有限的劳动能力的局限。更严重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对剩余价值的进一步榨取都只会使生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并且会不断地与有限的市场购买力发生冲突。除此之外，尽管通过扩大出口和资本主义向落后地区扩张可以使市场扩大，从而有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的，它仍然要受到人口规模和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能力和意愿的限制。
在一个肯定存在又不可预测的点上，任何避免生产过剩的企图都会碰壁。当货币资本运动开始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运动相分离，投机性的膨胀了的资产价格和累积的债务水平与支撑它们的生产能力相脱离时，就会出现商业恐慌。结果就是对货币的疯狂追逐，股市的崩溃和信贷的紧缩。接着货币循环的不畅传递到整个资本循环，暴露了基本危机的真实程度。信用紧缩和金融投机的失败迫使经营不善的厂商破产清算，这使贸易、就业和生产受到挫折；坏账的增加加大了银行系统的压力，使信贷条件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和出口收入的下降导致国家宏观经济状况恶化，加剧了社会政治困境。况且随着衰退的加速，不断下降的信心也驱使情况尚好的厂商减少资本循环活动，这使整个经济活动更加呆滞。
但是只要经济衰退的压力没有驱使政府进一步扩大货币供给以维持生产水平，那么经济循环的不景气阶段最终会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恢复性影响。不断的破产和清算有利于更大更有效率的厂商对效率低下的厂商进行接管和吞并；追求利润的压力会迫使厂商追求新的市场和开发新的产品；同时高失业率将减弱工人对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重构生产过程的反抗。因此衰退的各种效应有助于恢复资本循环的获利能力，为经济活动重新扩张铺平道路，也有助于经济周期在更大规模上重新启动。
这种内生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理论为考察国际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并且为分析它目前的困境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和历史视野。特别要指出，世纪之交以来困扰世界经济的生产过剩危机已经表明其产生的条件是以前的危机，并且也只有从这种因果关系中才能得到解释。更广义地讲，自20世纪以来，主要出现三个时期的生产过剩：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危机，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的危机，世纪之交以来现实的危机。下面将对这一过程进行经验性分析。
二、战前危机
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18～1939年期间，商品生产在全球的广泛扩张和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萧条成为标志性的现象。这种危机的总根源在于19世纪后期出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它促使工业化进程真正达到全球规模，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次冲突对世界经济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破坏性影响。基于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产生了巨额的政府间债务和赔偿问题；共产主义的现实开始显现；英国的工业、商业和金融能力遭到严重损害，而这些能力曾是世界增长的发动机。这场战争也使生产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扩张（特别是在诸如冶炼、纺织、重金属和主要商品等关键产品上）。因为当时交战国和与世界市场隔绝的国家被迫发展了自己的主要工业部门，开发了更有效的生产技巧和各种技术。同时随着战后欧洲帝国的解体，出现了一系列独立的国家，它们都寻求尽可能扩大自身的经济能力。
这种生产能力增长超过市场消费能力增长程度的情况在战后很快就显现出来。首先是大规模重建的高潮，接着就是1920年的严重衰退，这明显表明了商品的全球性过剩。但对这一危机的国际反应既不一致又不成功。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企图通过货币扩张避开危机，结果引发通货膨胀和社会崩溃。英国以提高竞争力为目标，通过紧缩手段来克服衰退，但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放弃这一做法。美国（这时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准备采取类似的措施，也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高利率使生产下降并引发大量金融资本的膨胀性流入。
到1924年以道威斯计划形式出现的国际货币扩张，使困境暂时得以缓解。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将美国货币循环中过多的资本贷给受困国的方式来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并缓解对美国经济的压力。该计划表面上的成功立刻表现出来。到1929年，美国提供的64亿美元信贷使欧洲各国清偿战争赔款和债务，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大幅提升，促进了向固定汇率制的普遍回归和体现在金本位制上的自由经济政策的实施。尽管有这种表面的稳定和繁荣，资本国际循环的基础条件还是脆弱的。尽管美国信贷的扩张被认为可使受贷国的生产和出口收入增长，从而使债务能被偿付，但大部分资金实际上流入了世界生产领域中已经过度发展的部门（如原料、农业和重工业）和被用于非生产计划。这些是以控制社会紧张，避免经济重建的政治风险为目的。与此同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重新确立战前正统的经济信条，它们削减公共开支，压低工资，这进一步削弱了世界市场消费不断增多的商品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
到1926年，国际经济中的基础性缺陷变得日益明显。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条件的持续恶化迫使许多国家为了维持政治稳定和宏观经济平衡而提高债务水平。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生产过程的发展和提高对劳动的剥削，美国经济获利能力的均衡增长使美国在大量出借资本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资本净流入国的地位。的确，随着美国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实际工资的增长，由1919年的2%增加到2.7%（一战前实际工资增长超过生产率增长），随着美国经济开始出现生产过剩迹象，流入美国货币循环的资本量开始加速。从1929年开始，随着世界产量日益超过能够维持获利水平的需求，那种暂时推迟，但最终被道威斯计划的信用扩张恶化的生产过剩的国际危机开始爆发了。
随着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压力的加大，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试图通过进一步的信贷扩张来暂缓这一压力，通过降低利率来避免衰退。但是在使迫在眉睫的危机减缓的同时，货币供给的膨胀使当时的全球生产规模得以维持，鼓励了存货市场投机的增长。这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陷入困境。这在纽约表现的最为明显，从1926～1929年，股价和价格收入比上涨3倍。到1928年，由于资本继续流入美国，美国再一次实行高利率政策，试图捅破华尔街泡沫。但是相反，在全球经济条件持续恶化的情况下，这种转变仅仅增加了握有美元的吸引力，同时强化了资本向西的流动。接着其他国家提高利率以维持金本位下的本币价值。这迫使全球信贷紧缩，并因此进一步压低了经济需求水平，增加了世界市场的压力。从这一年的年中开始，货币紧缩效应进一步恶化，因为根据道威斯计划应由外国借走的美国私人基金又突然进入更有利可图的国内金融投机领域。这使那些依赖美国持续提供信贷的国家（主要是拉美国家和德国）陷入严重危机状态。与此同时，这些困难又由于主要生产国的行为而加重。它们通过增加出口收入来应对债务，并且通过进一步增加生产来克服经济困难，这进一步加大了已经过剩的世界市场的压力。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已经被锁定在严重的螺旋式衰退中。随着初级产品过剩导致的价格下降，主要生产国购买工业品的能力也随之下降，这又导致先进工业国生产和投资下降，并使失业率提高。接着，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减少使生产商进一步扩大债务规模，并促使他们劳而无功地扩大产量，希图用出口收入偿还债务。另外，全球经济条件的持续恶化，不但导致了起自1928年的世界衰退，而且也促使资本更多地逃入美国，使股票市场投机加剧，并使全球信用进一步吃紧。1929年10月，资本的国际循环危机最终爆发。这时随着美国自身经济衰退，纽约证券价格与美国厂商的实际业绩的令人怀疑的不一致最终大白于天下，从而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华尔街大崩溃。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纽约证券价值减少了一半，到1929年中期，股票价格跌了90%。全世界股票市场都是如此命运，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尽管纽约金融崩溃使大量资本流入美国的现象终结，并使全球信贷条件变得宽松，但这并不能使经济增长重新启动，而是使世界经济继续向衰退的深渊滑去。工业生产停滞，失业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广泛的保护主义政策，世界贸易实际上崩溃了。商品价格急剧下跌。从1929～1932年，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了1/3以上，粮食价格几乎下降了一半，原料价格下降了56%。随着各国开始与金本位脱钩，不履行债务，以及世界经济围绕英美，欧洲大陆和日本形成各自分裂自给自足的贸易集团，金融混乱进一步加剧了。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各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例如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试图通过重建军备，高度的国家干预和加强经济控制来克服危机；美国和英国采取的战略是低利率、贬值、保护性关税和举办各种公共工程；金本位国家集团（主要是法国、荷兰和比利时）最初企图通过强化传统的方法来克服危机，而随后则采用了加大公共开支和通货贬值的“英美模式”。在许多国家，衰退的影响与劳工组织的弱化相叠加，促进了经济重组和新兴产业（如汽车、化学和电力工业）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了采用更有效更具剥削性的榨取剩余价值的方法。然而尽管与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相伴随的扩张主义和重组为世界经济复苏奠定了经济基础，但各国的情况还是各有不同。金本位国家集团的许多成员（特别是法国）在30年代后期金本位最后解体之前一直处于萧条之中，而那些转向法西斯主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国家的经济则恢复的相对较快较强劲，但通货膨胀压力仍是困境的源泉。虽然英国和美国在1933～1934年经历了一段缓慢但持续的经济复苏，但美国的经济复苏仍然很不稳定很不规则，以至于1937～1938年又经历了一次更大的衰退。总之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摆脱了衰退的影响。英国30%以上的失业率一直延续到30年代后期开始重整军备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甚至在经济复苏已达到较高的程度时仍高于17%。除此之外，重振世界经济的前景仍很遥远。工业化国家在大萧条中受困于劳工骚动和社会紧张；国际贸易日益单边化；由于大量债务无法履行和金融信用的丧失，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外投资日渐萎缩。同时政治紧张和不确定性也将全球罩于阴影之下。最终，生产过剩的危机要用另一场巨大的战争来克服。
三、战后危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爆发的全球性生产过剩暂时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缓解了。生产能力的长期破坏和战后重建的迫切需要大大推动了需求的上升，而这种需求又由于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欧提供的美元援助而得到了满足。因为这笔援助可用来购买来自美国的商品。而美国则牢固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霸主地位。国际金融稳定则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而得以恢复。在这种体制下实行了以美元可兑换黄金为基础的固定而又可调整的汇率制。美元也通过新创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成为世界信贷的一个源泉。与此同时世界贸易逐渐自由化，这有助于化解自30年代以来实行的经济管制。而国家干预主义的进一步实行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稳定。尽管这时大多数西方国家倒向了以劳资妥协为基础的凯恩斯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实际是采取了中苏“共产主义”集团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这包括推行福利制度、混合经济、资本管制，并且作出了保证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及充分就业的政治承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因素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从1950～1973年，发达国家的产量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是1870～1913年的金本位时期的2倍，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全球市场持续扩张。这些因素促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享有高利润、年工资的增长、低通胀和相对较低的失业率。但到60年代后半期，全球市场的商品供给再一次达到饱和状态，特别是在重工业和消费品领域。尽管实际工资在增加，但由于广泛采用美国式的以大规模生产为特点的“泰勒——福特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率和产量增长已经超过了经济需求的增长，同时随着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它们也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享有惊人的经济增长）重回世界市场，国际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整个工业化国家都开始感到生产过剩危机重现的影响。失业率上升和社会不安开始加剧，投资和生产率增长开始放缓，获利压力开始增加。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半期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一半以上，日本下降了近3／4，英国下降了4／5以上。
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次危机一样，生产过剩的出现和实际生产积累条件的恶化再一次导致国际货币循环扩张。例如当厂商想避免利润下降并且力图通过提高借贷水平来维持现有生产规模时，公司债务开始明显增长，而各国政府也开始放松宏观经济政策，并且增加公共支出以便刺激经济活动和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这种扩张性操作在美国尤为突出，作为固定投资一部分的公司借贷，从1962～1967年的15%上升到1973年的36%，上升了一倍以上，并且高额的政府海外支出（特别是在越南的冷战性的军事冒险）也使预算赤字持续增长。到1968年，流到美国境外的美元已经从1951年的90亿增加到了385亿，大约比美国的黄金储备多230亿美元。更能表现国际货币循环加剧的现象是在不受管制的欧洲货币市场上的基金数额开始惊人增长，从1960年的区区30亿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1000亿美元以上；世界股票市场价格也急剧上扬。例如在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在1962～1967年之间上升了85%。标准普尔500指数1962～1969年之间增加1倍。在英国，金融时报全股指数从1967～1969年也增加了一倍，日本在1970～1973年之间也是如此。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球性危机开始充分展现。由于金融形势的日益不稳定和针对美元日渐贬值的投机不断增加，这种危机是可以预见的。到1973年春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整个工业化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危机达到了顶点。在该年的最后数月，由于欧佩克将石油价格提高了4倍和股票市场显著跌落，全球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从1973年到1975年，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下降一半，金融时报指数下降了1/3以上。从1974年开始，金融滑坡与世界性经济衰退相伴而来。尽管西方各国政府一开始企图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危机，但在衰退的同时，由于债务水平的上升和价格水平上升导致全球性竞争加剧，以及工人为维持生活水准而要求增加工资，通货膨胀率还是上升了。与此同时，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也使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不断增大。到1976年，这些压力迫使主要工业化国家采取更变通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这有助于社会稳定，但宽松的政策也导致消费者和政府的债务水平上升。例如从1975～1982年，美国家庭的债务水平从占可支配收入的72%增加到80%，英国从55%增加到大约65%，而日本则从60%增加到80%。同时在经济发达国家随着政府开支的不断增加，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急剧上升，1973～1986年从16%增加到33%，增加了一倍以上。
通过货币手段克服衰退的企图使国际资本循环更加不稳定。在发达国家，由于减轻了要求改善效率、生产率和结构调整的压力，这种扩张有助于非生产部门和生产过剩行业维持现有规模和地位。在这种过程中，全球货币供应也开始超过世界市场的商品量，这导致了通货膨胀水平进一步上升和更加严重的阶级冲突。这促使资本寻求新的获利空间。因此，许多厂商开始重构他们的业务活动，以便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较宽松的管制环境。这使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国际生产和分配，夕阳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从发达国家向外转移。与此类似，金融资本也开始涌入渴望开发和扩张自己工业基础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虽然绝大部分信贷对象是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则从1975年的1 600亿美元猛增到1982年的5400亿美元。事实上，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日益依赖于出口的增长，而这些出口机会由于发达国家的衰退被严重损害，这种向新兴市场的工业扩张使世界经济的生产能力进一步超过它的消费能力，从而又恶化了生产过剩和全球债务问题。
到70年代末，随着全球经济的继续停滞，工业化国家开始放弃干预政策，采用崇尚自由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样不但可以削弱劳工组织的力量，而且可以抑制信贷增长，从而使弱小的无效率的资本归零。但宏观紧缩政策也加剧了资本国际循环的诸多困境。经济需求的进一步下降加深了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衰退，同时相对高利率水平使美元升值，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因为大部分外债都是以美元计价。到1982年，这些问题达到危机状态，这时候墨西哥（还有阿根廷，巴西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威胁说要拒付债务，因为这时候债务已从1973年的86亿美元上升到820亿美元。
为消除国际金融崩溃的风险，缓解衰退的压力，主要工业化国家开始放弃紧缩政策，着手扩张货币供应，为债务国提供新的信贷。尽管这种政策在80年代后半期使大量资本以每年185亿美元的速度重新流向发展中国家，但其中绝大部分流向了东亚的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年增长是工业化国家的两倍半。与此同时，美苏两国超乎寻常的核军备竞赛使军费开支大增，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断增长（这使美国80年代末首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债务国），加上使世界经济进一步自由化的各种措施的不断推行，这一切都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的货币循环。作为获得债务援助的条件，结构调整被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强化了私有化，非管制化和国家干预的削减。
在随后的数年中，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明显有成效的。货币循环的大幅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它也受到了信息和通讯技术进步的推动）使需求大增，世界贸易额大幅增长，并且表面上克服了70年代的各种困难。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冷战戏剧性地结束。但随后的10年，信贷的大规模扩张，庞大的美国贸易赤字的出现，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狂热追求，这一切把世界经济从突然的滑落中拉了出来，但这也同时为生产过剩的再一次出现创造了条件。生产能力的增长，全球竞争的加剧，以及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流动（这是全球化的主旋律）已经提高了对经济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要求，也削弱了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并且对工资和利润产生了新的压力。尽管国际总产出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平均增长3.3%，平均生产率大约增长2.8%，但单位劳动价格和每小时收入增长却大幅下降，分别从7%下降到2.1%，从10%下降到4.7%，与此同时，虽然在80年代全球通货膨胀水平高于70年代（这使实际工资下降），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率却开始下降。随着世界市场开始供过于求，它从8.5%下降到6%。尽管经济的力量和繁荣还在显现，60年代末开始重现的生产过剩危机在80年代末即将回归了（80年代早期由于全球货币循环的扩张危机被推迟了）。
随着世界生产和商品循环条件在80年代后半期的恶化（在汽车，化工，钢铁和航空业方面生产明显过剩），用于世界货币循环的资本数量再一次开始加速增加。在整个工业化国家，公司债务水平开始远远超过投资（尤其是在美国，其债务占GDP的比重由1981年的30%上升到1991年的43%）；作为可支配收入一部分的家庭负债水平也稳步增长，美国大约上升了1/5，法国，日本和英国上升了大约1/3；并且短暂的繁荣迅速出现在世界股票市场上，金融时报指数上涨了4倍，日经指数上涨了4倍半以上。
在1987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股票市场的繁荣戏剧性地崩溃。与以往一样，这次金融风暴带来了严重的全球性衰退。从1990～1992年，产出增长水平、生产率、投资和获利能力都大幅下降，而且当资本家再一次声称发现了运用非生产手段赚钱的方法时，失业增加了，投机活动也增加了，这表现在1992～1993年对欧洲货币市场的巨大的投机性冲击上（它迫使欧洲货币不断贬值，并危及欧洲货币联盟的整个计划），并且还表现在大量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庇护。1991年流入量是950亿美元，到1996年竟达到2450亿美元的顶峰。这种资本流动有助于维持东亚的繁荣，使东亚的实际GDP超过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3倍以上。但是与这些表面现象相反，世界市场的东扩并不足以解决全球生产过剩问题，这些是以债务增加和投机为代价，而这是不能长久的。流入东亚的资本用于直接生产性投资的不足一半，而日本作为该地区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由于20世纪80年代繁荣时期累积的大量坏账陷入最严重的衰退。
为了应对衰退，西方国家又一次采用放松宏观经济的老办法，以便重振经济。1991～1993年，平均短期利润率从8.1%下降到5.3%，狭义货币年增长从6.9%上升到8.8%。除此以外，失业率进一步消解了劳工对削减工资和经济调整的抵制，破产的不断增加使大量经营无效的企业消失，并且使资本价值大幅贬值。这样工业化国家就能够利用这次危机重新装备和改组生产过程（最突出地表现在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使用上），并且推行全球经济自由化。例如由ASENAN各国建立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和1992年建立的统一的欧洲市场就是朝这个方向的巨大迈进，1994年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它创立了世贸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是如此。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政策再次显示出成功的迹象。国际产量和投资水平正在上升，失业率下降（尽管是轻微的），世界股市在最大的牛市中飞涨。到2000年秋季，FT和S&P的市值与1987年崩溃时相比增加了4倍，道琼斯增加了7倍，德国的DAX比90年代中期增加了4倍半，恒生指数比1998年后期几乎增加了3倍。但是像以前一样，这些表面现象再一次被证明是假象。尽管经济重组和扩张型宏观经济政策有助于克服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衰退，并且创造了专横的经济力量的印象，但生产过剩的老问题不久又显现出来。其标志性迹象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利润率开始下降，而且随着全球商品供过于求，通货膨胀率也开始下降。就世界范围而言，通货膨胀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16%下降到90年代的12%，在工业化国家这种下降更为严重，通货膨胀水平从6%下降到2.4%。生产过剩的关键是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和产量与生产率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不断超越每小时收入的增长，同时加剧了实际工资的下降。到90年代后半期，发达国家中生产率的年均增长已超过小时收入增长率的一倍以上。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雇员补偿水准”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9.2%下降到4.6%，几乎下降了一半。这次危机的中心集中在农业、初级产品生产和高技术产业。原料生产过剩使初级产品价格大跌（从1996～1999年下降了1/3），而发达国家在诸如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等高技术产品的过剩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因为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严重依赖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实际生产活动的条件又一次恶化，世界货币循环再次戏剧性地扩张。这明显地表现在全球债务的增加上，这种增长持续超过生产率的增长，达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例如，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从1992年367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6550亿美元，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外债则从1995年的1.2万亿美元飞升到2002年的2.2万亿美元。有的国家更为严重，阿根廷的债务从1994年占GDP的1/3上升到1999年占GDP的一半以上，在同一时期，巴西的债务增加2.5倍，而印尼的债务则从占GDP的2/3上升到占GDP的96%以上。
除此以外，全球的公司债务水平的增长也快于资产增长，而发达国家的需求日益靠高消费支出来支撑。从1996～2000年这种支出的平均增长明显高于1990～1995年的增长（前者是3.2%，后者是2.1%）。况且这种支出是由消费者的负债增长来支持，而这种负债则超过了家庭财富的增长（其中金融投资占的比重不断增长）。更严重的是，世界货币循环持续扩张和投机活动的增长也反映在世界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上，这时候，金融市场业务日益复杂（如衍生品和期货市场扩大），外汇交易使用的资金加快增长，从1973年的区区200亿美元增长到世纪末的1.25万亿美元，其中90%用于投机。的确，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世界股市的惊人增长是以投机的不断增加为基础的。这最明显地表现在股市组成部分的变化上，这时候传统股票与过度膨胀的高技术股票的差距非常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欧洲高技术股票占整个股市的比重增加一倍，在亚洲几乎增加了一倍，在拉美和美国从1/5上升到1/3。
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全球金融状况日益不稳。在1995年对欧洲货币体系发生投机性冲击之后，又轮到墨西哥。当时该国债务负担沉重并处于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为了避免经济全面崩溃，只能被迫使比索大幅贬值并向西方国家寻求更多的贷款。1997年投机的巨浪袭击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它与这些国家的衰退、债务日增相叠加，也使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这次“亚洲危机”迅速使市场信心大减。从而使流向新兴市场的资本几乎减少了一半，从1997年的2920亿美元减少到1998年的1500亿美元。1998年夏季，危机蔓延到俄罗斯。资金的大量撤出使支付无法兑现，人们日益担心全球信贷危机，卢布也近于崩溃。作为拉美最大经济体的巴西在遭受通货膨胀困扰的同时也受到投机浪潮的袭击，宏观经济状况恶化，债务负担日益加重，到1999年1月也被迫实行贬值。
总之，跌跌撞撞的世界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是靠美国的经济繁荣支撑着。美国的增长率上升一倍，从90年代前半期的年均2%上升到后半期的4%；利润在1999年达到了25年的最高点；在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超过其他西方国家剥削程度（包括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低的工资）的刺激下，劳动生产率从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年均增长1.5%，进而在90年代后半期达到大约2.25%。但是这种增长是靠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从1992年的45亿元膨胀到1998年的2 330亿元）、外债的大幅提高（从1996年的5 480亿元猛增到1998年的1.5万亿元）、公司和个人债务的大幅增加推动的。例如美国公司的利息负担（占固定成本的比例）从1996年的10%上升到2001年的18%，而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2003年达到了空前的94%。
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际资本循环中的生产过剩危机愈加明显。世界产量和投资增长开始下降，通货膨胀率、生产率和利润也是如此（尤其是美国，其利润从1997年开始突然而且明显下降）；实际工资也继续下降，雇员报酬的增长从1995年的5.1%下降到1999年的4%。随着危机的发展，工业化国家再一次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从1996到1999年，短期利率从4.3%下降到3.4%。而狭义货币增长从4.9%增加到8.2%。然而这些措施的效应是复杂的，当资本又流向发展中国家时（主要是东亚，1998～1999年流入量增加了80%），结构改革和生产调整仍然有限，而这些又是应对债务增长所必需的。况且，宽松的经济政策加上世界生产和商品循环的困难也推动了货币循环的进一步膨胀，这使股票市场投机更加严重。这特别表现在高技术行业，围绕因特网产业出现疯狂的“dot-com”热潮，而且特别集中于美国。到1999年，华尔街的市盈率达到空前的程度，两倍于战后的平均值(32:16)，到了2000年3月，纳斯达克的高技术指数则是战后平均值的11倍多。
在世纪之交，实际生产积累所需的条件与用于国际货币循环的资本量之间的脱节最终超出了极限。2000年初的几个月，人们终于明白就回报率来讲，高技术股票被大大高估了，“dot-com”繁荣迅速崩盘，从而使世界股票市场陷入恐慌。到2002年道琼斯损失市值2/3以上；S&P，FT，恒生指数和欧洲综合指数几乎下降一半；日经指数下降了几乎2/3，德国的DAX几乎损失了3/4。总之从顶峰跌到了谷底，世界股市价值在这次大滑坡中损失2/3以上。而且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生产和商品循环的活动水平是靠货币循环的巨大增长维持的，因此这次金融崩溃再次暴露了世界市场中的生产过剩规模，并且在2001年全球经济陷入了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世界实际GDP增长从2000年的3.9%下降到1.2%（美国和东亚下降的最严重），同时全球固定资产投资和总需求也大幅下降。失业率开始上升，世界贸易增长近乎于零（从12.6%跌到0.1%），全球利润也急剧下降，在美国则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这次危机由于“9.11”恐怖袭击后的地缘政治的发展而进一步恶化，随后又是“反恐战争”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对全球经济信心（特别是航空、旅游、保险业）产生严重影响。此外，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公司破产和丑闻，一些大公司试图通过大量借贷，做假账和宣称收入膨胀来掩盖业绩不佳。其中最著名的是WORLDCOM。它是美国最大的因特网运营商，该公司在2001年中期由于负债320亿美元以上和制造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而破产。在2001年下半年，ENRON公司也垮了（它是世界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也是美国的第七大公司），它的破产也导致ANDERSEN咨询公司（世界最大的5个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解体和dot-com巨人——GLOBALCROSSING公司的破产，留下的是一大堆坏账和对金融丑闻的指控。总之，在2001年的6个月内美国公司的丑闻比过去十年还多。
当危机加快步伐时，工业化国家试图通过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和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来解决问题。短期利率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从1996～2000年的平均4%，下降到2003年3月～2004年的2.1%；在同一时期，长期利率下降了1/3(5.2%下降到3.8%)；在税收削减的同时，政府财政赤字上升了3倍以上，从1997～2000年占GDP的0.1%，上升到2001～2004年占GDP的3%。货币供给也继续扩张，2001～2003年狭义货币供给平均增长比1997～2000年高了2/3(8.8%:5.3%)。
自2000年以来，这些措施的成功被广为称颂。发达国家的国内需求增长稳步上升，从2001年的1%上升到2004年的3.2%，世界产量增长也恢复到了4.5%（特别是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尤为强烈），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在2004年也增长了2.9%，并且投资水平也迅速上升，2000～2001年是下降的，而2004年则上升了5.2%。
四、解决危机？
按照我们熟悉的历史模式，这种乐观主义掩盖了潜在的问题。过去数年的所谓“复苏”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的，它主要靠提高对劳工的剥削程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债务的不断增加来支撑，而不是靠就业增长或生产方式的明显调整支撑的。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一直有赖于相对较高的失业率（自2001年以来平均6.4%）维持，因为高失业率有助于锁定单位劳动成本（平均增长率低于0.25%）；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不到1996～2000年的一半；尽管经济形势前所未有的宽松，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只有1.5%左右，这反映了整个世界的商品供给仍大于需求。况且，不确定性仍继续困扰世界的股票市场，市场价值仍低于2001年初期的水平，国际经济的所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困难。大多数欧洲国家仍处于萧条阶段，美国的复苏尚不确切，整个拉美地区仍存在各种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巴西和阿根廷），当东亚国家沉浸在复苏的气氛中时，日本经济仍处于停滞状态。
与这些问题相关联，随着危机的加深，全球债务水平继续大幅上升。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从21世纪以来已经增加了10%；如果从1996年算起，则增加了大约1/4（从2.2万亿增加到2.7万亿），OECD国家的政府总负债水平从1985～2002年几乎增加了1/3（从占名义GDP的59%上升到76%）。但是比债务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稳定全球经济的方式本身已经严重削弱了各国的履债能力。如果这个作法付诸实施，那么对发达国家来说，随后就是是否听任世界经济重新陷入衰退（面对无法履债的危机、金融崩溃和政治动荡），或者以加重债务负担和经济金融不稳定为代价，为国际资本循环注入更多的资金以摆脱这些困难。
当然尽管世界市场上的商品已经饱和，但是通过提高灵活性和效率，通过扩大就业或加强对工人的剥削，通过开发新的消费者需求，通过资本主义扩展本身，缓解上述问题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措施能够提供一种手段，利用这种手段，过剩的商品能够被有利可图地吸收，全球债务也可能因此而减少。但是这种合意发展的历史预兆并不能提供过多的安慰。如果说过去的事情具有什么启示性的话，那么这种启示似乎更可能告诉我们的是：这些措施仅仅是以未来更大的生产过剩奠定基础为代价，暂时缓解困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这种方法避免其命运能继续维持多久是一个根本问题。尽管对这一问题尚无答案，但以上的分析呈现的是一个不祥的结论。在一个生产过剩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过度的乐观也许仍然证明是最不切实际的。
译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冬季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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