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论文,协定论文,伙伴关系论文,过程中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尚未正式生效，就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原因在于它的形成与走向将影响全球经济最有活力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更重要的是，它背后体现了大国之间的博弈，其中美国、日本与中国之间未来的三边关系将可能重新组合。对中国而言，尽管加入TPP的可能性很小，但TPP将对其和平崛起进程构成重大挑战。
TPP与美国的“回归亚太”战略
“回归亚太”战略是近年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这一战略具体是由两个“轮子”支撑的：一是安全外交，二是经济合作。2011年可以说是美国实施“回归亚太”战略进入实质性阶段的年份。在安全外交领域，美国与俄罗斯一起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同时强化与美国存在军事同盟国家的双边关系。在经济合作领域，以2011年11月美国主办APEC峰会为契机，正式推出了TPP框架协议。
作为TPP的倡导者①，美国从一开始就赋予其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开放的区域主义，即TPP对所有APEC的21个成员都是开放的，换言之，只要满足TPP的进入门槛就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其最终目标是建立覆盖APEC所有成员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二是适应21世纪的高质量的自贸区协定。所谓“高质量”不仅意味着降低关税，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而且还要求具有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环境保护规则、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等。实际上，美国是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规则移植过来了。②纵观TPP的这两个特征，“高质量的自贸区协定”为许多国家设置了难以跨越的进入门槛，因而“开放的区域主义”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美国倡导TPP的动机是什么？这关系到对TPP性质及发展前景的判断，更关系到对中国所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对此，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并不尽一致。③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第一，分享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这是美国官方的表述。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令全球所注目，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而许多人把21世纪称为“太平洋世纪”。第二，为奥巴马政府的出口翻番战略创造条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提出以2009年美国的出口规模为基础，通过5年努力实现美国出口翻番目标。④第三，重构资源版图与信用体系。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和生存空间是依靠资源维持的，包括国土资源在内的资源版图是任何国家民族的生命线。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建立以资源控制为核心，超越传统主权国家领土和版图概念的广义生存空间，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版图”。美国积极推进TPP的根本战略目标，就是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资源版图，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重新构建危机后的信用体系，达到在危机后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财富的目的，继续保持美国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第四，防止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之外。用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尔的说法，美国不允许在太平洋划出一条界线，把美国排除在外。⑥第五，遏制中国的崛起⑦。这是美国官方一直不承认的动机。
比较TPP的上述动机，第一种观点（分享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客观上是成立的，它所基于的判断是一个国际共识。第二种观点（为出口翻番战略创造条件）过于勉强。理由是，美国的出口翻番战略跨越时间是2009-2014年，而TPP原计划是在2015年完成谈判。第三种观点（重构资源版图与信用体系）涵盖范围过宽。照此逻辑，美国还应该通过自贸区协定把欧洲、中东、非洲也囊括进来。第四种观点（防止被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排除在外）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过去十年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多数方案都不包括美国，如“10+3”、“10+6”、“东亚共同体”等。事实上，从20世纪末期开始美国就一直反对在亚洲成立不包括美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如，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但如果只是基于这种单纯的防御目标，那么美国的优先选择应该是加入到现行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之内，而勿需另起炉灶。第五种（遏制中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反对者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承认有此动机，因而有“阴谋论”的嫌疑。赞成论则认为，中美之间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天然的分歧，美国把TPP扩展到中国的家门口，遏制中国是很自然的。
围绕遏制中国论争议的关键在于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分歧，如果存在，这种利益分歧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我们认为，中美之间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别，但更重要的两者是一个迅速崛起大国与原有霸主之间的关系。对美国而言，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崛起之后对其霸主地位的挑战。在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而，大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演变为对国际规则主导权的竞争。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欧洲）是现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与最大受益者。如何能够在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之后，保证目前的国际规则体系不受到挑战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所在。过去十余年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0+1”机制（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贸区协定）已经实现。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是“10+3”（中日韩—东盟自贸区）或“10+6”（中日韩印澳新—东盟自贸区）。鉴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或出口市场，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者，⑧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正在浮出水面。⑨这是美国最不能容忍出现的一种结果，因为那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失去或部分失去了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
如果我们认可“遏制论”的动机，那么美国推动TPP从开始就把中国排除在外了，TPP所谓的“开放主义”特征实际上被“高质量”特征所抹杀。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历程表明，对大国而言，建立区域贸易协定从来都不是追求纯粹的经济目标。⑩在这种意义上，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有着重大的差异。有人建议，中国应该以对待“入世”的态度对待TPP。理由是，中国“入世”十年的实践证明了，“入世”推动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使中国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之中。现阶段中国接受TPP条款尽管还有困难，但可以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能因为是美国人提起，就连对的也不做。（11）这种观点既混淆了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之间的差别，也忽略了中美之间利益的根本分歧。（12）
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对待TPP的立场
从美国选择的第一批成员来看，TPP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其他8个成员的经济规模很小（只占全球的4%左右），并且有一半的成员（智利、秘鲁、新加坡、澳大利亚）与美国已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然而，一旦日本加入，TPP在经济上将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贸易协定。如果日本加入TPP，在TPP中按经济规模划分，美国占67%，日本占24%，其他八个国家占9%。如果日本能够以加入TPP为契机开放市场，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的开放，那么TPP成员将能获得巨大的收益。2010年TPP成员与美国的商品贸易额为1709亿美元，占美国进出口总额的5.3%；其中，没有一个国家属于美国的前十大出口国。而日本加入之后，TPP成员与美国的贸易额将上升到3518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额的11%。（13）
日本野田政府在APEC夏威夷峰会前宣布参加谈判是TPP的一个重大事件。（14）反过来，参加TPP谈判的决定也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一种宣示。它标志着日本已经从亚洲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转向以美日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阶段日本所倡导的“亚洲货币基金”到“10+6”方案、鸠山政府的“东亚共同体”都反映了其追随亚洲导向型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而野田政府对待TPP的立场是与其政治上强化美日同盟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转向是其近年来“国家重新定位”讨论的结果。所谓“国家重新定位”是日本在亚洲地位变化的反应：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使日本越发担忧丧失亚洲第一的结局。从2010年开始，这种担忧成为事实，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位居亚洲第一。过去十余年，日本一直对中日韩自贸区持冷淡态度，对“10+3”方案采取抵制立场，倡导“10+6”方案。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即中日未来谁将主导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与方向。这种主导权之争虽不为官方所承认，但客观上却是阻碍中日合作的重要因素。（15）
伴随国际金融危机，亚洲经济格局的变化已经尘埃落定，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日本的“国家重新定位”方向也开始逐渐明朗化，那就是选择一种在中美之间的骑墙战略：经济上分享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政治上强化美日同盟，利用美国“回归亚太”来制约中国。反映在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上，日本既要加入TPP，又不放弃中日韩自贸区选择，但TPP要优先于中日韩自贸区选择。事实上，野田政府对鸠山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持否定态度，在其执政之初就宣称“我们的政权不是以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玄叶光一郎外相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将美国排除在外）把这一区域称之为‘东亚地区’，而应该（将美国包含在内）称之为‘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两位政治家都反复强调一点，那就是“对于日本来说，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坚持民主主义的价值观，是关乎日本国家兴亡的重要国家利益”。（16）在日本宣布参加TPP谈判之后，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声称：加入TPP是要改变由中国主导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规则的格局，变为由美日来决定未来的规则。
与日本相比，亚洲小国在中美之间实施骑墙战略的动机更为明显，并且还有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的倾向。在宣布参加TPP的九个成员中就包括四个亚洲国家（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17）对于美国“回归亚太战略”及TPP，亚洲小国总体持欢迎心态。在经济层面，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强化，亚洲小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已成为多数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过去十年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以多个“10+1”为主体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实施迅速扩大了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规模，提高了东盟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市场风险分散化的考虑，部分东盟国家把TPP作为“10+1”之外的一个新选择。“10+3”是多年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另一个发展方向，但由于东盟对此表示冷淡（担心被边缘化），更重要的是中日韩之间对此尚未达成共识，涵盖整个区域的自贸区协定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这种空白状态客观上为TPP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在安全层面，“9·11”事件之后由于美国把反恐的重点放在了西亚与中东，地区安全作为一种区域公共产品在东亚地区客观上出现了空缺。（18）另一方面，在东亚地区，一部分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还有部分国家与美国传统上有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因而，美国回归亚太迎合的这种需求，客观上填补了这种“真空”。
对亚洲国家而言，一方面依赖于中国经济的市场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依赖于美国所提供的安全及TPP，这种骑墙战略显然是一种利益最大化选择。当然，亚洲国家骑墙战略目标要取得成功，既需要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又需要中美之间不能对抗。中美没有矛盾，骑墙战略将丧失前提条件；中美对抗会使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被迫做出选择。
TPP与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前景
美国倡导TPP的一个理论目标是最终建立涵盖所有APEC成员的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理由是，既然目前WTO的多哈谈判无法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体制的实现，那么通过区域主义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体制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按照这种逻辑，TPP以FTAAP为路径就成为多边主义的“跳板”，而不是“绊脚石”。（19）看起来这是一幅美好的前景，但TPP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在可预见的将来FTAAP很难实现。
第一，TPP本身无法消除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内的面条碗效应（20）。所谓面条碗效应是指多个双边自贸区都有自己的原产地规则和其他优惠措施，结果相互重叠的原产地规则和优惠措施抵消或降低了自贸区协定所带来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收益。目前，TPP九个成员国之间有25个自贸区协定。这些协定通常是以损害第三方为前提的。以澳大利亚为例，澳美自贸区协定就排除了美国的糖、牛奶。（21）按理说，TPP生效之后，成员国之间原有的双边自贸区协定都应该消除，以便在区域内所有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TPP规则。但美国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原因是，美国迄今已和17个国家签署（并生效）了11项自贸区协定，这些协定都有自己特定的条款（及例外条款），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如果TPP不能有效消除成员国之间重叠自贸区协定所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无法期望TPP成为未来FTAAP的基础。理论上缓解或消除“面条碗效应”的出路有：强化涵盖整个区域的自贸区协定；统一最惠国待遇关税；优惠措施的多边化；淡化原产地规则，等。（22）然而，没有美国的支持和推动，这些措施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
第二，TPP接纳未来的新成员将实施差别待遇规则，所谓的开放区域主义特征只是一个符号。双边自贸区协定中的例外条款将为未来的新加入者设置障碍。后来者要获得TPP成员资格，要么必须与每个成员进行单独谈判，要么得到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这又为某些国家行使否决权创造了条件。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TPP要从规则上对新进入者的条件做出明确、清晰的规定，尽可能减少单个成员国的自主权。对此美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很难做出让步。（23）依照美国的法律，国会有权逐个对新成员资格进行审核、批准。
第三，APEC成员的差异性难以满足美国推动TPP的主要动机。在现有的APEC成员中，既有最发达的经济体，又有最不发达的经济体；既有大国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又有大国间对主导权的争夺。而美国推动TPP固然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服务于大国之间的博弈目标。且不论APEC内部多个小国成员关系的协调困难，仅就这一区域内部的大国（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关系协调就足以阻止FTAAP。
回顾历史，美国试图在一个区域内建立由它主导的自贸区并非首次。1986年欧共体宣布与欧洲自由贸易区（EEFA）在1992年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作为一种战略反应，美国宣布启动与加拿大的美加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1992年欧盟签署《欧洲统一法》，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同年，美加自由贸易区扩展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此后，为了回应欧盟东扩，美国决定启动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以求涵盖除古巴之外的所有西半球国家。布什执政后进一步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确立为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头等任务，并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巴西总统卢拉执政后，以无法接受FTAA的劳工标准条款为名拒绝了美国的方案，致使FTAA陷于夭折。美国最后选择与多米尼加、中美洲五个国家（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签署了多米尼加—中美洲—美国自由贸易区协定（DR-CAFTA）。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推动自贸区的战略目标决非单一的经济目标；它从来也没有把自贸区当成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跳板”。因而，美国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并不能证明它会以FTAAP为“跳板”，把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作为TPP的最终目标。
TPP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格局的影响
作为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TPP通过改变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国崛起的进程。
第一，由于FTAAP还只是一个“符号”，APEC内部结构将呈现出“双轨制”特征。过去二十年间，APEC一直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更重要的是它为该地区领导人就处理区域内事务，甚至全球事务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场所。一旦TPP生效，APEC成员必然会划分为两大阵营：TPP成员与非TPP成员。鉴于APEC成员所做出的承诺本身就缺乏约束力，未来它对区域合作的影响力将会下降，对非TPP成员的吸引力也会减弱，除非某些成员要以此为平台要求加入TPP。
第二，以“10+x”为主体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可能因TPP而陷入停滞。过去十余年，区域内大国围绕东盟所开展的“10+1”合作业已完成。而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10+3”与“10+6”本身就不符合东盟的目标，倘若日本成为TPP的首批成员，（24）现有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至少会暂时陷于停顿。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即便TPP接纳日本会延长谈判时间，甚至有可能还会降低协定的“质量”（日本的农业、汽车、服务业开放存在很大的国内政治阻力），美国也会力图接纳日本。原定于2012年底完成TPP谈判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短期内TPP也不会给亚洲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它很有可能阻碍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现有的发展趋势。日本与部分东盟国家选择加入TPP会进一步降低对“10+3”与“10+6”的需求。这恰恰是美国所需要的。
第三，东盟将丧失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主导者的地位。东盟国家在区域内和大国博弈中的特殊地位源于其一体化特征。然而，一方面由于一部分东盟国家已经选择了加入TPP，而另一部分留在TPP之外，东盟内部的“双轨制”特征将会愈加明显。（25）至于东盟预定在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目标是否会受此影响尚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以“10+x”为导向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发生变化，东盟将失去“驾驶员”或主导者的地位。
第四，亚洲国家“骑墙战略”缺乏内在的稳定性。美国回归亚太为亚洲国家实施“骑墙战略”提供了可能性，但以中美矛盾为前提条件的这种战略选择并不具备稳定性。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中国迅速扩大的市场规模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放弃的。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未来中美之间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会越来越大，但合作的方式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中美合作的方式发生改变，亚洲国家的“骑墙战略”就不得不进行调整。
第五，中日韩自贸区与TPP仍然有并存的可能性。日本的立场对中日韩自贸区和TPP未来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日本国内对TPP与对中日韩自贸区的收益评估基于不同的标准，因而有着极为混乱的评估结果。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国家重新定位”大环境的影响。例如，被誉为“财界首相”的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认为，“不加入TPP，日本将沦为世界的‘孤儿’”。日本内阁府经过试算认为，若签署TPP，10年内日本GDP将增加2.4万亿～3.2万亿日元。经济产业省认为，日本若不参加TPP，韩国一旦同美、中或欧盟签署FTA协议，日本GDP将损失10.5万亿日元，失业人口增加81.2万。更重要的是，TPP将成为事实上的“美日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不仅将左右日本未来的政治经济方向，还将影响东亚地域统合，打乱中国的东亚战略。反过来，农林水产省则认为若签署TPP，10年内日本GDP将损失约11.6万亿日元，并将导致约340万人失业。针对中日韩自贸区，东亚三国的贸易依存度只有约25%，远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区40%～70%的贸易依存度，特别是中国对日韩两国的贸易依存度从2005年的21%下降至2011年的16%。东北亚区域内贸易的潜能巨大，尤其是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中国欲实现产业升级，与日本的合作将必不可缺。（26）目前，日本在积极参与TPP谈判的同时，也在筹备中日韩自贸区、日欧自贸区的谈判，但就优先顺序而言，TPP无疑是排在首位的。（27）其目的是，以中日韩自贸区、日欧自贸区的谈判向美国就加入TPP条件施压；反过来，一旦加入TPP就可以向中韩提出更高的要价。
第六，一个排除中国的TPP有可能会使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受到损害。就TPP现有的门槛和美国的动机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加入进去。其结果是，中国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都必然会受到TPP的“排他性效应”的冲击。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亚洲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中国多年来也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推动者。面对“排他性效应”的冲击，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选择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要知道，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一直是属于市场驱动型的，而非制度驱动型的。换言之，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基础源于各国之间经济内在的互补性，其中东亚国际生产网络发挥着桥梁的功能。一个排除中国的TPP是否会改变原有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我们还无法做出确定性的判断。如果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础就会受到损害；反之，如果没有发生改变，市场驱动型的区域合作就会与制度驱动型（TPP）的区域合作构成冲突。
对TPP前景与影响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尚处于模拟阶段，运用经济学方法测算对不同国家的成本—收益无疑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脱离美国的“回归亚太”战略，忽略中美之间的根本利益分歧，我们将无法对TPP的前景与影响做出客观与理性的判断。
*本文的基本思路于2011年3月由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华盛顿与芝加哥举行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与日美合作”研讨会上宣讲。后在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于东京举行的“日中韩经济贸易合作”会议上宣讲。感谢与会者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TPP最早是由新加坡、文莱、新西兰与智利组建的一个自贸区协定，但美国的进入已经改变了TPP原有的性质，并由美国来主导其整个规则的谈判。
②Jagdish N.Bhagwati，"America's Threat to Trans-Pacific Trade"，East Asia Forum，January 10th，2012.
③刘中伟、沈加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研究前沿与架构”，《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35～59页。
④Shiro Armstrong，TPP Needs Less Haste，More Caution，East Asia Forum，April 17th，2011。与此相关的解释是WTO多哈回合陷于停顿状态，APEC所力图推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无法满足美国的需求，因而美国要另起炉灶。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国当初在WTO乌拉圭回合陷入困境之时启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客观上对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完成发挥了作用。
⑤张捷：“美国欲重构资源版图与信用体系”，《环球财经》，2012年1月13日。
⑥C.Fred Bergsten and Jeffrey J.Schott,Speeches and Papers Submission to the USTR in Support of a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anuary 25,2010.
⑦Peter Drysdale,“China,Economic Containment and the TPP”,East Asia Forum,December 12th,2011.C.Fred Bergsten and Jeffrey J.Schott,Speeches and Papers Submission to the USTR in Support of a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eter 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anuary 25,2010.
⑧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Can Trad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 an Engine of Growth for Developing Asia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72,2009.
⑨多年来，东盟一直被奉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驾驶员”。这是东亚地区大国（中国、日本、韩国）相互竞争的结果。尽管中国官方也一直宣称支持东盟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但国际社会对东盟“小马拉大车”的质疑却越来越多。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是一种客观发展趋势。
⑩李向阳：“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
（11）财新网：“TPP阴谋论不可信”，http://opinion.caixin.com/2011-11-14/100326161.html；财新网：“以对待WTO的态度对待TPP”，http://magazine.caixin.com/2011-11-18/100329192.html。
（12）奥巴马总统2010年4月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段访谈有助于我们理解中美之间对国际规则与秩序的利益分歧。他谈道：“如果十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10/s2872726.htm。
（13）Peter Drysdale，"China，Economic Containment and the TPP"，2011.
（14）与日本一起参加TPP谈判的还有加拿大与墨西哥。由于未来的TPP规则基本上是参照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制定的，这两个国家加入TPP几乎没有什么障碍。
（15）在2010年10月于北京举行的“超越障碍，走向未来：中日韩自贸区发展前景”国际讨论会上，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日韩自贸区的障碍既来自于经济因素，更来自于非经济因素，其中主导权问题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16）近藤大介：“日本的南海立场”，《经济观察报》，2011年10月24日。
（17）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出对TPP的兴趣。同时，美国正在计划使用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TIFA）或是与这些国家已经建立的其他对话关系来帮助它们做加入TPP的准备。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称，除了与东盟整体达成的一项TIFA外，美国目前还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达成了一系列TIFA。参见“东南亚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可能性及其影响”，http://www.sccwto.net/webpages/WebMessageAction_viewIndex1.action?menuid=FDAAAD4B2B89483C92A4DEEAB4640CB3&id=53c24fl9-209a-46b6-827a-1e303e5b947d。
（18）这一点与中国的“不干预”外交政策与“韬光养晦”战略有很大的关系。正如阎学通教授所指出的，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如果中国不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国家就可能寻求美国的安全保障，增加中国战略安全压力。参见“中国可与美国争夺友好国家”，《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5月27日。
（19）围绕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关系究竟是“跳板”还是“绊脚石”，经济学家存在很大的争议。参见，Baldwin，R.，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ism：Spaghetti Bowls as Building Blocs on the Path to Global Free Trade，The World Economy 29（11）：1451-1518，2006。
（20）Peter A.Petri，Michael G.Plummer，and Fan Zhai，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Economic Series，No.119，October 24，2011。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5～34页。
（21）Shiro Armstrong,“TPP Needs Less Haste,More Caution”,East Asia Forum,April 17th,2011.
（22）Shiro Armstrong,“Austral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A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71,2011.
（23）Peter Drysdale,“Are There Real Dangers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dea”,2012; Shiro Armstrong,“Austral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A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71,2011.
（24）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专家预测，日本会力争成为TPP的创始国，以免作为后来者被迫接受创始国成员所制定的规则。
（25）东盟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本身就存在“老东盟”与“新东盟”之分。
（26）蔡成平：“日本加入TPP对中国的影响”，《金融时报》，2011年11月9日。
（27）许多日本学者和官员强调，通过先开展TPP谈判解决日本国内的农业保护障碍将有助于在下一阶段促进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倘若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只考虑经济因素，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倘若更多考虑非经济因素，这种推论就值得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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