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若干问题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结构调整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我国宏观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种种困扰，几乎无一不与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相关联。它昭示，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合乎规律地进入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结构调整来推动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抓住机遇，对于我国在21世纪上半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新问题
调整经济结构对于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新问题。早在60年代初，我国学者就提出并论证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问题；1961—1965年经历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国民经济调整。之后，类似的经济调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经历过两次。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理论界反复探讨过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国民经济三大部门间按比例发展的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属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是，这种理论研讨和实践操作的单一性、直线性和平面性，远不能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学的一个范畴，80年代一开始，我国理论界就试着用它来说明经济建设中的某些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实践中的矛盾尚未十分突出，理论讨论也并不很深入。所以，结构及结构调整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需要重新面对、认真探讨的新问题。
对经济系统进行结构分析，从结构转换与总量增长的内在联系中研究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这种理论内容与研究方法，就是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也是十分新鲜的。尽管早在17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弟已触碰了产业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的问题，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却始终把“结构”排斥于经济增长因素之外。著名的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模型、新剑桥模型，以及罗默、卢卡斯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无一人把“结构”纳入自己的增长模型。直到20世纪30—50年代列昂惕夫提出投入产出分析理论，特别是后来的库兹涅茨和钱纳里两位学者，以实证分析和数学模型论证和描述了经济总量（从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时，新古典学派的现代理论才扬弃传统学说而确认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认定通过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这种新的理论已被一部现代经济增长史所证实并得到国际学术权威机构的认可。
不同学派对结构问题的不同见解，可以到各自的理论假说中找到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理论对结构因素的排斥，根源于市场均衡的理论假说。这种理论认为，在市场完善、竞争充分、价格灵敏、信息传递畅通的条件下，经济行为的主体只接受价格信号的调节。在价格信号的调节下，由于对利益的追逐，资源必然要由效率低收益少的部门流向效率高收益好的部门——假定经济制度提供了资源自由流动的宏观环境。因此，这种理论认定，无论要素投向哪一个部门，边际收益都是相等的；即使资源配置偶有不当，也会在经济运作中自行实现动态均衡，一时扭曲的资源配置不会凝结、硬化成非均衡的刚性结构。这是资源配置的帕累托状态。在这种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中不发生结构障碍，因此资源配置的流动（即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不能成为推动总量增长的结构生产力。但是，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市场均衡的假说不断被证伪，自60年代开始，非均衡理论成为主流学派。这种理论认定，均衡理论的假设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作为一个现实的经济系统，其市场不完善、竞争不充分、信息传递不那么畅通，价格并不灵敏。在这种经济环境中，经济行为的主体并非只接受价格信号的单一调节，还要接受数量信号的调节。因此，现实的经济运行并非均衡，而是非均衡。投入非均衡、结构非均衡、增长非均衡。非均衡是经济系统的常态。经济系统中的结构性障碍使资源不可能实现长期有效配置，即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资源的损失必然会影响经济总量的增长。但是，如果没有被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能够转移到有效率、有需求的部门或企业中去形成新的结构状态，那么，结构的转化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是新古典理论的现代派，发现了结构问题并认定结构转换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十多年来，在市场走向的改革中我们先是主要依靠增加要素的投入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飞跃，改变了长期困扰国人的短缺经济，变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为供求基本平衡甚或局部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但是，经济的发展与发展中的代价几乎是同时并存的。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重复引进、产业同构、产品雷同、分散投资、规模不经济等等问题，既是旧体制的痼疾，更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不完善、体制不健全等宏观环境下由放权让利、投资主体多元化、预算约束不硬等原因引发的新的结构性矛盾，是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粗放式增长方式向集约式增长方式转变中必然存在的非均衡现象。尽管这种过渡时期的非均衡较之原有体制下内封闭系统的计划非均衡，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日益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到了90年代，就成了制约经济再发展的结构障碍。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同早年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相比，其内涵更复杂、更宽泛、更立体，调整的难度也更大。从产品结构到产业结构，从企业组织结构到区域经济结构，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存在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中的结构性矛盾，都要一一地调整。结构调整的系统性、综合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表明调整结构是我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是推动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二、结构矛盾的类型、原因及调整方式
如上所述，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波及的领域宽泛，表现的形态纷繁。但是，如果抓住资源配置这个本质与核心，那么，就可以把复杂多样的结构性问题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同一层次上的资源配置问题；一类是不同层次上的资源配置问题。
在同一层次上，资源配置的主要问题是分散、封闭、趋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分散投资、结构趋同。表现在企业上，是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中间产品自制率高、劳动生产率低。比如，我国机械工业的全能厂约占80%，从毛坯到最终产品，各类工艺一应俱全。结果降低了生产效率，加大了生产成本，削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使国内市场被进口产品挤占。表现在行业上，是相互封闭、自我配套、自我服务、自成体系，部门之间相互分割。比如30万吨合成氨大化肥装置，反复引进了31套。表现在地区上，是分散投资、重复建设、结构趋同，各地均在同一技术水平上生产同类产品，没有地区特色（见《经济日报》1996年12月19日第一版）。比如，我国中部与东部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7.9%。结构趋同必然导致过度盲目竞争，使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目前，某些行业如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的生产能力闲置率已达30—50%。据统计，生产能力利用比较充分的企业只占35%左右；生产能力闲置1／3的企业约占27%，而生产能力闲置一半的企业，达到18%。这一类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说，是计划体制造成的，是旧体制的顽症，它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解决。
在不同层次上，资源配置的主要问题是资源的配置不能适应产业梯度递进的需要，因而不能及时地完成产业升级，致使某些产品失掉了竞争能力。这类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滞后，老工业基地发展滞后。目前国有企业亏损额80%以上集中在煤炭、纺织、森工、军工、机械等部门，大部分下岗人员也集中在这些行业。这类问题带有工业发展阶段性的特点，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一般地说，各工业化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都要对早期发展阶段建立的部门和行业适时地进行技术改造，提高部门的技术层次，提高资金—劳动比率。但是，为什么这种普遍性的问题在我国却变得这么突出，以至成为再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危险？不能不说，这与我国宏观调控滞后有直接关系。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作为经济系统的经纬二线，总是相依相随紧密关联的。总量失衡的根基在于结构失衡。但是，在短缺的经济环境下，总量矛盾往往掩盖着结构矛盾，人们关注的首先是量，是千方百计地增加供给总量和控制社会需求总量，以求得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我国以往的宏观调控，始终把重点放在控制社会总需求上，防止需求膨胀，防止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如果说也调整结构的话，那么主要是发展“瓶颈”产业，补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短线的不足。我们对于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对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对于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更新，对于有预见性地培植新经济增长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996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后，尽管宏观形势大好，但是微观叫苦不迭。国有企业亏损面大，失业半失业人员增加，职工不能按时发放工资等等问题，突出地暴露了我国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的不协调。结构问题突出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成为体制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焦点。它预示，我国今后的宏观调控，将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我国将进入主要依靠结构调整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通过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况：第一，通过资源流动，变更资源原有配置状态，使资源由效率低收益差或无效率负收益的企业、部门、地区，流向效率高收益好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部门、地区，变资源损失、资源浪费为资源收益。这种类型的结构调整主要通过存量资产的重组来实现。鉴于此类问题主要存在于国有经济中，因此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头戏是推进国有资产的重组，它将主要借助于国有企业的并购、破产来实现。资产重组既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又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手段，对于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和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具有双重战略意义。第二，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结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高层次的结构调整，它要求把有限的资源按照产业梯度配置到技术水平更高、附加值更大、产业关联度更强的部门，使结构演变沿长期趋势逐步发生质态转化。一般地说，这是通过资产增量的优化配置来实现的结构调整。它一方面要求对传统产业实行技术改造，完成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要求按照市场导向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要求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趋势，建立新兴产业部门。
三、警惕结构调整陷入新的误区
结构调整任重道远，今天的调整关系到明天的发展。因此，既要大胆推进，又要谨慎从事。依笔者所见，目前要特别警惕结构调整陷入新的误区。
1.误区之一：偏离经济调整的目标。
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是使资源配置合理化并进而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产出，让稀缺资源带来更多更大的经济利益。这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唯一动机和目标。无论是借助于资产重组实现资源流动、改造50年代建立的工业体系实现产业升级，还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培植跨世纪的支柱产业，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优化，是经济调整的出发点、归宿点，也是评价经济结构调整的唯一标准。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理论要求是，使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达到“集合体效用”的最大值，也就是资源配置的任何一种改变都不能使某人得到利益而另外的人不受损失。在非均衡的经济系统中，资源配置优化的实践表现，通俗地说，就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经济效益、提高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我们这样强调资源配置，为的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操作中不偏离这个内容与实质。然而陷入误区的危险性不仅可能而且现实：
——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和粗放经济的发展环境，使人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缺乏资源配置，优化的观念和思维角度。
——调整经济结构是世纪之交国际经济增长和国内经济发展中来势凶猛的两股潮流，是我国经济工作未曾经历过的新课题。面对国内外大趋势和新课题的冲击与挑战，需要有新思路、新对策、新方法、新路径。如果采取旧体制旧模式下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搞运动赶形式作外在文章，那是难以跨越误区的。
——结构调整的一级障碍依然是体制。体制不仅造成既往经济结构的扭曲，也会使今后的结构调整跌入新的陷阱，使结构问题越发严重。大家都知道结构调整又是一次利益再分配的机会。在国家利益地方化与部门化、投资主体不承担投资风险的体制环境下，经济主体既想从国家为调整结构提供的大蛋糕中多切下一块，又想不错过政策倾斜的机会，因此把争取利益摆在第一位，而把资源配置合理化摆在第二位。为了培育跨世纪的支柱产业，国家决定加大对汽车工业的投资力度，由“六五”的44亿元、“七五”的167亿元、“八五”的580亿元，一下子增到“九五”的1200亿元，而且在政策、信贷和关税等方面给予多种支持。全国有22个省把汽车工业列为本省的支柱产业，也就不奇怪了。
2.误区之二：出现新的规模不经济。
分散投资、重复建设不能获得社会化大生产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益；但是，规模经济并不意味着企业的规模越大越好。在当前的资产重组中，一些企业通过并购扩大了经营规模，提高了抗风险能力和企业竞争能力，获得规模收益；而有一些企业则搞低水平的同类项相加，合并以后不但没有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反而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理论和实践表明，企业确实可以通过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收益，既可以从内在经济中也可以从外在经济中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但是，这是有条件的。从企业内部来说，规模的扩大只有使企业或者有能力更新设备、提高资金—劳动比率；或者使内部分工细化，提高专业化水平；或者减少产供销等各项费用的支出。总之只有能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开拓市场，才能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从企业外部来说，只有因整个行业规模的扩大和产量增加，能使修理、运输、市场信息等服务活动变得方便、简捷、迅速、低廉，企业才可能因成本降低而获得规模收益。规模的扩大如果不能使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消耗、扩大市场占有率，那么，规模收益不但不能递增，还可能递减，甚至还可能出现亏损。
总之，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为矫正分散投资造成的资源损失，企业合并扩大经营规模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扩大规模不是目的；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扩大规模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只有有利于这“四个提高”的规模，才是适度的经济规模。“适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从本企业、本行业的实际出发来定夺。一般地说，除了投资能力以外，影响企业规模的其他因素主要有：生产技术水平、产品的生命周期、产品市场占有率、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及潜在的社会需要量、经营管理者的能力和素质、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吻合程度等等。选择企业的适度规模，必须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使企业规模与结构同生产力水平与结构、同经营管理者的能力与素质、同产品的市场占有前途、同国家产业政策相适应。如果在克服分散投资时盲目地扩大企业规模，必然会恶化资源配置，造成新的规模不经济。
3.误区之三：支柱产业趋同，盲目升级。
由于经济发展是由不断递升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的，因此正确选择支柱产业至关重要。依据产业发展和国际经验，在耐用消费品阶段过后，汽车业和建筑业应成为推动总量增长的支柱产业。特别是发展汽车工业，具有战略意义。“九五”是我国发展汽车工业的最后一次机地，倘失掉这次机会，中国将在未来激烈的国际汽车业竞争中失却一席之会。现在国家已把汽车业列为支柱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并予以多方面支持。但是，如果各地区都把汽车业列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脱离实际盲目升级，那么，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新的增长误区，使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被动。
正确认识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与现状，对于各地区的产业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汽车进入家庭是个必然趋势，现在的发展速度也不慢，但是，受收入水平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不会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象80年代中期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那样，在全国形成消费热点。作为支柱产业的汽车工业，目前在我国还处在培植的阶段，需要创造条件、蓄积力量，而不是大干快上。第二，汽车的生产能力，无论在国际在国内，均已显得过剩，特别是在国内。我国汽车业的主要问题不是投资少、发展速度慢，而是生产和资本过于分散，大企业少中小企业太多；是产品质量低、价格高、竞争能力差、市场占有率低。汽车业的重点是调整和重组，是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在存量资产的重组中形成规模经济。如果继续铺摊子上项目，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矛盾将更加突出。
基于上述分析，各地区不应是赶浪潮式地发展整车业、盲目搞产业升级，而应是瞄准汽车业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制造具有资源优势、成本低、技术高、竞争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零部件产品，为整车配套服务。此外，应在修路、修停车厂、发展能源、改善环境上搞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能不断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于跨世纪的地区经济发展和全国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一句话，地区应在未来全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在选择支柱产业上盲目趋同。
4.误区之四：过度运用行政调整手段。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不能不运用行政手段，因为它长于事前调节，可以避免市场事后调节的盲目性。特别是不能不重视中央政府的行政调节作用，因为它凌驾于地方、行业之上，可以代表全国人民总体、长远利益，避免各种眼前、局部利益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冲击与阻碍。但是，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贯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原则。很明显，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从根本上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的结果。面对今日林林总总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仍以行政调节为主，只能愈治而纷。目前，支柱产业林立化、在资产重组中低水平同类企业相加、盲目扩大企业规模，充分暴露了行政调节手段的狭隘与局限。行政手段往往容易偏离资源配置合理化、优化这个调整目标；而调节目标的多元化又必然加剧结构性矛盾。
为了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因此，结构调整必须与体制改革相结合，以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