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特性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半岛论文,民族主义论文,试论论文,性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20世纪朝鲜半岛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大致可以把民族主义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1945年以前为基本统一的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时期；1945年以后，随着朝鲜半岛南、北两个国家的建立以及朝鲜半岛南、北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基本统一的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分裂为朝鲜的民族主义和韩国的民族主义。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很难用单一的“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概念来界定深刻影响朝鲜半岛政治发展的各种民族主义主张和组织，尤其是在1948年以后，由于“朝鲜民族”本身的政治分裂以及朝鲜半岛南、北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敌对和隔离，抽象地谈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无异于一种冒险。
但另外一些事实似乎可以支持这种冒险。无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者内部如何千差万别乃至冲突、敌对，他们都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首先，他们在血缘和文化上都属于朝鲜民族（文化）；其次，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但他们都声称要为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这个最高目标而奋斗。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这些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述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这正是本文的预设。
考察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20世纪前半期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目标的、反殖民主义的朝鲜民族主义运动，却以朝鲜民族的分裂而告一段落；自独立以来，朝鲜半岛南、北两国都宣称致力于朝鲜民族统一，但直到今天，朝鲜半岛的统一依然只是一种难以落实的信念和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一般认为，朝鲜半岛的分裂不是朝鲜民族自己的选择，而是二战末期美、苏政治安排的结果；朝、韩两国政府对实现朝鲜统一所做的努力之所以至今未果，乃是因为冷战的延续以及同一民族两个社会之间在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解释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国际环境终究只不过是事物变化的外因和条件，朝鲜民族之所以分裂而且至今未能实现统一，有其更加深刻的内因在起作用。综合考察朝鲜民族独立与分裂在时间上的同步性，以及朝鲜民族统一的理想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和差距，可以发现，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在朝鲜半岛政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矛盾的。这种二重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自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内在特性。
一
与亚、非、拉地区许多民族的民族主义一样，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产生首先是对外部挑战的一种回应。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无疑是很重要的挑战之一。自14世纪朝鲜李氏王朝建立以后，其对外关系的首要原则是“事大主义”：追随和依靠中国封建王朝。到19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迫使朝鲜人思考本民族的处境和未来。面对沙俄和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态势，有人曾提出朝鲜半岛“永世中立”的设想，以求得朝鲜半岛的和平与民族的独立。然而，由于朝鲜半岛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中立”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1910年8月， 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自然会激起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反抗。自1876年被迫开放门户以后，朝鲜民族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和斗争，从甲申政变、甲午农民战争、独立协会运动、义兵战争到爱国启蒙运动，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者们以不同的形式反抗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直到1945年。
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一个重要特性——反抗性。它诞生于反抗殖民侵略的需要，并在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这种反抗特性对现代民族主义在朝鲜半岛的发展直接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由于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是朝鲜民族主体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反抗，而且这种反抗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因此它的生命力异常强大。在争取朝鲜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几十年中，无论日本殖民者如何更换统治方式，都未能动摇绝大多数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信念。而在1948年以来争取民族统一的将近60年里，无论国际政治环境怎样变迁，双边关系如何变化，朝鲜和韩国的历届政府都始终把朝鲜民族统一作为其政策目标。
其次，在日本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精英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阻止和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而很少去思考朝鲜民族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着重点是“破”，而不是“立”，至少不是二者并重。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是必然的：不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不实现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本民族的建设和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精英们的先“破”后“立”原本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重“破”轻“立”的特性对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它事实上是一个何为标、何为本的问题。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奉“推翻日本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为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朝鲜半岛民族精英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不仅包括一战以后兴起的各种“主义”，还包括二战末期美国和苏联的全球战略构想（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划分也是其中的一环）。如果说对各种“主义”的接受、信奉只是加剧和巩固了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者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的话，那么对美、苏战略安排的接受和利用则导致了更加悲剧性的结果：在朝鲜民族独立的同时，却出现了朝鲜民族的分裂。以分裂的代价实现民族独立，这的确不是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者们预先的构想。相反，可以说，这种状况的出现恰恰是由于他们对如何建设和发展本民族的问题缺乏充分的预想。
重“破”轻“立”的特性在独立后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发展中依然有所表现。以对“统一”的认识为例，在韩国，民族分裂被普遍认为是超级大国强加于朝鲜民族的，事先并没有征求朝鲜民族的意见，因此，朝鲜民族统一被视为“实现朝鲜民族最终解放的第二次（努力）和真正的途径”。① 众所周知，今天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分界线是美、苏在二战末期以协议方式设定的受降分区界定线。从表面上看，正是这条由外力设定的政治地理分界线导致了朝鲜民族的分裂。在理论上讲，只要取消“三八线”的政治含义，朝鲜民族就可以实现统一。长期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也都把民族的统一等同于地域和政治的统一，都把1948年以前朝鲜民族将近1300年统一的历史作为朝鲜民族统一的当然依据和基石。地域合并和政治统一总是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朝鲜半岛南、北的政治精英们对于朝鲜统一的谋虑，更多地在于由谁来主导朝鲜统一的进程，自己将从中获得多少利益。于是，朝鲜民族的统一变成了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利益争夺的平台。这种利益的争夺使朝鲜半岛南、北的“统一”政策趋于空洞化，蜕变为一种形式和姿态。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朝鲜半岛南、北政治体制的差异已经发展成为社会、文化层面的鸿沟。这不仅表现在朝鲜半岛南、北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方面，而且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语言当中。② 文化同质性的日渐弱化，将成为未来建构朝鲜民族共同体的本质性障碍之一。
二
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特性贯穿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之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与其顽强生命力并存的另一个特性：分裂性。
从一开始，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者内部就在如何争取民族解放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种分歧不断加深。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力量之所以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统一道路之所以异常坎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者内部的分裂。已经有学者指出，在反抗殖民侵略和统治时期，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从来没有结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战线。③ 20世纪20年代，几次旨在统一和团结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的努力都因此而失败，④ 1921年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朝鲜半岛独立运动人士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流亡政府）的分裂也是由于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精英内部难以调和的矛盾所致。⑤
为什么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力量未能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呢？
首先，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不仅迫使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力量处于组织上的分散状态，而且使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内部在思想、策略上滋生分歧和矛盾。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压迫是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日本殖民者对朝鲜半岛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严酷镇压，也在客观上阻碍了朝鲜半岛民众参与到抵抗运动之中，而且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中坚力量也处于分散状态，难以相互支持。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义兵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⑥ 日本侵吞朝鲜之后，日本的殖民统治更加肆无忌惮，朝鲜半岛的爱国启蒙运动组织则被迫解散，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者们分别逃散到中国的满洲里、俄国的西伯利亚和美洲地区。由于在侨居地“接受了不同的信仰、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美国化、俄国化和中国化”。⑦ 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产生一位能够统一和领导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运动的克里斯玛型领袖，⑧ 而且还加剧了流亡的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内部的矛盾和分歧，设立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也因内部的深刻分裂而名存实亡。
比这种组织上的分散更为严重的是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者内部在反日、抗日道路和策略上的争议与分歧。与其他国家相类似，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力量也大致分为右派和左派。事实上，除了抗击日本、光复祖国这一共同目标以外，二者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共性。李承晚和金日成在当时便分别担任朝鲜半岛两个民族主义派别的领导人：李承晚在美国从事朝鲜民族独立运动，而金日成则在中、朝、苏边境参加抗日游击战争。⑨
由于缺乏协调合作和相互支持，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力量被削弱，难以实现朝鲜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目标。屡次斗争的失败使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者们产生了失望和挫折感，这反过来又加深了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者内部的分歧和冲突，由此进入了矛盾深化的恶性循环。1943年12月的开罗会议承诺“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朝鲜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之后，维系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两大派别的最重要纽带就此松开，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和明显。因此，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力量在反对托管这一问题上不再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那么坚决，而是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分别与美、苏共谋和相互拆台，最终导致1948年朝鲜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从而结束了自新罗时代以来朝鲜民族统一的历史。
其次，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的分化与20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20世纪初是一个充斥着各种“主义”的时代。这些“主义”不仅给急切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提供了对于美好未来的勾画和承诺，而且还提供了道义和理论的支持，乃至具体落实的方式和道路。其中，特别重要的无疑是威尔逊和列宁都提倡的民族自决原则。⑩
尽管后来有韩国学者认为，无论是威尔逊提倡的还是列宁提倡的民族自决原则，原本都不适用于朝鲜半岛当时的状况，(11) 但是在当时，“民族自决”的观念和原则对民族主义者所具有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和苏联在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使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者们趋之若鹜，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者们也不例外。根据对局势的不同估计和对未来的判断与实现统一的成本的计算，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者的不同派别接受了不同的“主义”，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实现朝鲜民族的解放。朝鲜民族主义右派力量主张适应殖民地的状况，强调要渐进地争取民族独立；而朝鲜民族主义左派力量则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激励，坚持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武装斗争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朝鲜民族的解放。
民族主义者内部对于民族自决的道路有不同的见解和争议，这其实是一种正常而普遍的现象，它本身并不会给民族主义事业造成致命危害。但是，在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精英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战略立场和道路的正确性，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相互指责，攻击对方的“真实动机”和“实际效果”。(12) 20世纪20年代在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谁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的激烈争论。直到今天，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对于1919年4 月在上海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依然严重对立，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影响朝鲜半岛统一的历史进程”。(13)
第三，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的最终分裂是朝鲜民族独立前夕现实利益和政治权力争夺的结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现实利益和政治权力的争夺取代了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先前的战术和观念分歧演变成由谁来领导未来独立的朝鲜民族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争夺，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的两大派别——共产主义者和民族自由主义者——自然地被卷入了当时正逐渐展开的美、苏冷战之中。
独立初期，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左派力量在朝鲜半岛南、北地区都非常活跃，而且占据绝对优势。美军指挥官霍奇在全面扶持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右派力量的同时，对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左派力量进行了一系列镇压。但外国占领军的镇压并没有削弱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左派力量，相反，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左派力量还在美军占领区继续发展。在由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左派领导的反抗美国占领军的运动中，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右派力量不仅未助一臂之力，反而趁火打劫。1946年，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右派力量退出全民族反托管运动，公开赞成由美国独家监管，以取代多国托管的方案。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左派力量随之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多国托管方案。于是，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右派四处宣扬“苏俄主张托管，而美国赞成马上独立”。在他们的宣传中，苏联是朝鲜民族独立的“敌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左派力量则被描述成苏联的“同谋”。结果，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反托管运动转变成为全面的反共、反苏斗争，(14) 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左派力量由此大伤元气。
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民族主义左派力量在美国占领军的镇压下愈战愈勇，却受到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右派力量的致命打击。人们一般认为，美、苏在朝鲜半岛拥有的重大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目标，是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根本原因。然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综合考察1945年以前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内部的派别分歧和矛盾斗争，以及1945—1948年间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两大派别在争权夺利中对美、苏的分别依赖，很难断言究竟是美、苏利用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内部的分歧来推行其全球争霸的战略，还是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精英们借用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在朝鲜半岛被分裂为两个国家以后，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力量两大派别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加上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因素，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在促进朝鲜民族统一方面的作为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
民族主义力量的强大在于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和所有其他社会政治运动一样，民族主义运动离不开精英人物的动员和领导。朝鲜半岛特殊的政治、文化更加重了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精英主义特性：精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朝鲜半岛在二战以后被分裂为两个国家并分别实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但这并没有触及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根基。朝鲜半岛南、北两个国家都属于管理型国家（managerial state），其社会高度分层化，精英受到崇敬，普通民众对政治进程的有效参与和影响则极为有限，他们习惯于服从来自社会上层的各种安排。(15) 在这种权威主义政体中，朝鲜半岛的普通民众难以作为主体直接参与朝鲜民族统一进程。事实上，就像20世纪40年代美、苏达成的在朝鲜半岛划分受降区协议并没有征求朝鲜半岛居民的意见一样，朝鲜半岛南、北政府的统一政策也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普通民众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和遵从各自政府的决定。民族统一的努力被置于国家安全的框架之内，尽管朝鲜半岛南、北普通民众渴望朝鲜民族统一，但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民间自发和解与接触的努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人们普遍相信，要想实现朝鲜民族统一，就“必须由精英，而不是市民，在统一问题上达成共识”。(16)
迄今为止，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运动几乎完全被精英所控制。(17) 二战以前，精英主义曾导致朝鲜半岛一些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失败。(18) 精英主义对朝鲜民族统一进程也同样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首先，维护既得的权力和利益成为一切行为、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具体表现为朝鲜半岛南、北当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强调自己是朝鲜民族惟一合法的政权，而对方则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借用意识形态的标签，指责对方是实现朝鲜民族统一的最大障碍。(19) 平壤指责李承晚政权是美国的傀儡，强调朝鲜战争是为了把朝鲜人民从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进而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20) 而汉城则指责金日成政权“在北朝鲜培养共产主义力量，歪曲历史，连舞蹈、音乐和文学都被意识形态所主导……共产主义者把朝鲜人分为人民和非人民，即人民和人民的敌人，而非共产主义者则把朝鲜人民看作一个整体”。(21)
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民族认同能否真正超越意识形态的敌对？
在冷战时期彼此的攻击和指责中，朝鲜半岛两国精英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民族观念已经越来越难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事实上，出于斗争合法性的需要，朝鲜半岛南、北的精英们把全球的意识形态斗争加以内化和民族化，以致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中，民族主义的建构能力日渐弱化，朝鲜民族的分裂状态也就长期延续下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雪三尺，亦非一日之暖。即使金大中政府提出“阳光政策”，2003年卢武铉提出“和平、繁荣政策”，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芥蒂和隔阂依然难以消除。
其次，在精英主义的民族统一进程中，“由谁主导”成为朝鲜民族统一的关键性前提，争夺朝鲜民族统一的主导权被置于朝鲜民族统一之上。
冷战时期，“由谁主导统一进程”决定着未来朝鲜民族统一政权的性质，意味着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权必然有一方将退出历史舞台。显然，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朝鲜拥有比较明显的实力对比优势，因此金日成的民族统一政策和倡议被韩国政府一概解读为“共产主义的颠覆阴谋”和“朝鲜战争的延续”。冷战结束以后，综合国力已处于相对劣势的朝鲜政府则担心自己会重蹈东德（民主德国）的覆辙，会被经济实力强大的朝鲜半岛南方政权“吃掉”。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防范和担心并没有因为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减弱。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虽然改变了“北进统一”和“灭共统一”的立场，但是“在改变朝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这一点上是决不会放弃的。对韩国而言，朝鲜若不演变，韩国就宁愿永远‘暂时’分裂下去而决不使自己的政策得以改变，他们‘宁愿在暂时的分裂的情况下生活，也不愿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统一起来’”。(22)
迄今为止，朝鲜与韩国已就民族统一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和磋商，签署了《关于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1991年）、《共同宣言》（2000年）等一系列文件，在民族统一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但是，朝鲜和韩国都没有放弃对统一进程的主导权。因此，统一之后朝鲜半岛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已经成为2000年以来朝、韩部长级会议难以超越的障碍。
第三，在维护既得利益和争夺对统一的主导权的过程中，精英们把对方描绘成“对手”、“竞争者”乃至“敌人”，进而在朝鲜民族内部人为地建构起“自我”（Self）与“他者”（Other）的关系模式。由此， 朝鲜半岛的政治呈现比较奇特的现象：居住在“三八线”两侧的同一个民族的成员被建构为威胁本民族生存安全的“他者”和“敌人”，而且这个“他者”的存在已经成为两个敌对政权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支柱。于是我们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半岛南、北两国政府都把民族统一作为神圣目标，同时又都把对方视为主要敌人；(23) 与和平共处的姿态和主张并行的是对安全的担心和不断强化安全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朝鲜民族统一的影响非常深远。
这种关系模式经过自上而下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在民众中逐渐散播开来，于是，精英之间的对抗和威胁感扩散成为民众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统一的朝鲜民族日益成为一种历史、观念和愿望，分立的两个国家实体成为一时难以改变的政治现实。结果，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整合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同一民族的概念日益被两个互相敌视而渐趋异质化的国家的事实所侵蚀，维护国家利益成为谋求民族利益的前提。
民族主义与朝鲜半岛统一的关系因此而更加复杂。一方面，朝鲜半岛南、北两国同根、同源的历史事实，近代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经历，以及“三八线”的由来等等因素，使民族主义必然成为朝鲜半岛南、北政府双方的合法性支柱，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变幻，谁都不可能放弃“民族统一”这个神圣的目标。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仍将是推动朝鲜半岛统一的核心动力，1948年以来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长期的民族分裂使得原来的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在“三八线”两侧分别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各自的国家建构过程中渐行渐远。赫克特指出，国家－建构民族主义（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是统一民族主义的对立面。(24) 朝鲜半岛的民族状况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总之，从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未能超越精英们在斗争方式和道路上的分歧，结果导致朝鲜民族的解放以朝鲜民族的分裂为代价；冷战时期，朝鲜半岛民族主义也未能超越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政权合法性的斗争，结果彼此丑化，并通过政治社会化进程而形成了朝鲜民族内部两个社会之间的鸿沟和隔膜，使民族分裂状态得以延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南、北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较大改观，正在朝着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的方向转变，两国和平共处不再遥不可及，但是离朝鲜民族统一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或许现在还不能断言，在后冷战时期，朝鲜半岛民族主义不可能突破狭隘的国家利益的局限而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但是，随着朝、韩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发展，两个国家实体并列的事实在一定的时期内还会存在。平壤政权和首尔政权都在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待本民族统一的理想，以独立国家的身份谋求朝鲜民族的统一。不利的是，在德国统一模式的热潮过去之后，现在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所关心的是朝鲜统一的代价和成本问题。更加不利的是，与渴望民族统一的老一代朝鲜人相比，韩国年轻一代对于朝鲜民族统一与否的问题正变得日益淡漠。(25)
注释：
① Shon Jae Shik,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Seoul Computer Press,1991,p.4.
② 参见Chung Hee Chae,“The Korean Unification as a System Integration”,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blems of Korean Unification Report:Aug.24—29,1970,Asiatic Research Center,Korean University,1971,p.1152。
③ 参见Chong-Sik Lee,The Politics of Korean Nation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177。
④ 参见M.E.Robinson,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Korea,1920—1925,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49。
⑤ 参见Chong-Sik Lee,The Politics of Korean Nationalism,p.174。
⑥ 参见Shin Yong-ha,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Korean Nationalism,Dae Kwang Munhwasa,1989,p.272。
⑦ Chong-Sik Lee,The Politics of Korean Nationalism,p.154.
⑧ 卡尔·多伊奇特别指出了克里斯玛（Charisma）型领袖如中国的孙中山、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等对于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性。详见Karl W.Deutsch,Nation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69。
⑨ 参见Samuel S.Kim,“The Developmental Problems of Korean Nationalism”,in Se-Jin Kim & Chi-Won Kang(eds.),Korea:A Nation in Transition,Seoul,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1978,pp.196—197。
⑩ 民族自决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列宁和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各有不同的性质、内涵和背景，这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
(11) 据认为，这是因为威尔逊提倡的民族自决原则主要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列宁提倡的民族自决原则要求有一定的无产阶级基础，而朝鲜半岛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力量。事实上，美国当时也没有给予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者以鼓励，最多只有同情，甚至是轻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参见Chong-Sik Lee,The Politics of Korean Nationalism,p.230。
(12) 参见M.E.Robinson,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Korea,1920—1925,chap.4。
(13) 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评价与朝鲜半岛统一关系论纲》，载《当代韩国》，2000年冬季号，第14页。
(14) 参见Walter B.Jung,Nation Building:The Geopolitical History of Korea,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Inc.,1998,p.235。
(15) 参见Han S.Park,North Korea:The Politics of Unconventional Wisdom,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2,pp.12—13。
(16) Sunoo Hak-won,“Some Thoughts on Peaceful Unification of Korea”,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blems of Korean Unification Report:Aug.24—29,1970,p.1159.
(17) 统一民族主义（unification nationalism）的精英主义特性并非朝鲜民族所独有。按照赫克特（M.Hechter）的分析，统一民族主义一定是一个精英的运动。详见M.Hechter,Containing Nation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90。
(18) 据分析，独立俱乐部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精英主义。参见M.E.Robinson,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Korea,1920—1925,p.27。
(19) 参见Shin Il-Chul,“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Korean Unification”,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blems of Korean Unification Report:Aug.24—29,1970,p.347。
(20) 参见Walter B.Jung,Nation Building:The Geopolitical History of Korea,p.347。
(21) 李昌西（Lee Chong-sik）1970年8 月在“朝鲜统一问题国际会议”上的讲话，载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blems of Korean Unification Report,p.442。
(22) 刘福江：《论韩朝在统一问题上的分歧》，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27页。
(23) 2005年2月4日，韩国政府在《国防白皮书》中删除了把朝鲜作为主要敌人的内容，但韩国对朝鲜的戒备并没有因此而松懈。该白皮书虽然不再称朝鲜为“主要敌人”，但强调，韩国将对朝鲜采取和平谈判和武力装备“双重手段”。同时，韩国政府的内部文件仍然称朝鲜为“敌人”，而韩国军队继续提防朝鲜的“常规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边境地区部署军队”造成的“直接威胁”。针对这份白皮书，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声明说，该白皮书表明韩国政府仍然将朝鲜视为敌人，将“朝鲜”的定义由“主要敌人”改为“严重军事威胁”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文字游戏，不利于朝鲜半岛的和解。参见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5—02/05/content_2549319.htm。
(24) 参见M.Hechter,Containing Nationalism,p.85。
(25) 参见何金娥编译：《韩国年轻人对朝鲜统一的态度》，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1期，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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