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现代性困顿中的时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里论文,现代性论文,困顿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尚（fashion），一个极其普通的概念，在鲍德里亚那里生发出非同一般的理论魅力。围绕着拟真构想，时尚似乎脱离了新潮、时髦的轨迹，脱离了形式化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鲍德里亚把它植入“现代性”社会文化的困顿之中，试图进一步寻求时尚的形式转换之间的延宕和再生的力量，而这一切无不是一种时尚的非本真的完成，一种拟真的实现。
一、“现代性”的循环逻辑
鲍德里亚指出，他对时尚的关注是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的，（注：鲍德里亚的评论者一般认为，鲍德里亚的时尚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产物，至少是已经逼近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的产物。请参阅Douglas Kellner，Jean Baudrillard：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96.）整个的现代性秩序，从性到媒介、从艺术到政治，无不渗透着时尚逻辑，时尚成为现代性的一种表征。这就从两个方面克服了以往关于时尚的两种偏见：一是把时尚作为人类学的范畴，甚至去研究动物行为；一是仅把时尚限制在穿着打扮上，限制在外在符号上。时尚从某种意义上跨越了鲍德里亚所划分的“轻”、“重”两类符号——前者指服装、身体等，后者指政治、经济、科学、道德、性等。时尚对“轻”、“重”符号的依赖和表现呈递减状态。鲍德里亚强调，时尚的当下特点是指涉系统的丧失以及能指/所指区分的消解，由此衍生出对理性的剥夺和对意义的清算。如同昔日所有的一切都陷入商品领域一样，今天所有的一切都陷入了时尚领域，时尚的颠覆性显然更为激进和彻底。如果说拟真和超真实侧重从哲学角度道出了鲍德里亚的理论建构的特点，那么时尚则是在社会学和审美领域完成了一次具体的实践。
在鲍德里亚看来，时尚逻辑是现代性的别一种逻辑。在启蒙和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线性的、进步的时间观念之外，现代性还同时看似矛盾地创造了一种时尚的循环观念。循环（或再循环）是鲍德里亚用来描述拟真的一种基本逻辑。鲍德里亚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再循环形式，如“医学再循环”、“大自然再循环”、“知识再循环”、“文化再循环”等等，这里的循环可以表现为再生产，表现为新生，表现为重新使用。其中，鲍德里亚对与时尚密切相关的“文化再循环”给予了如下的分析：文化再循环是对文化观念的彻底颠覆，包括：1.继承下来的著作、思想、传统等遗产；2.考证和理论思考的持续方面——考证的超验性和符号的功能。这两点均被循环文化视为过了时的文化符号和成分而遭到否定。“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被生产出来……文化，和‘新闻’中的事件一样.和广告中的伪物品一样，可以（很可能已经是这样了）根据媒介自身、根据一些参照规则被制造出来。人们在这儿使用的是那种‘模拟范例’的逻辑程序，或者是在那些其实只是形式和技术游戏的摆设里发挥作用的那种逻辑程序。”（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由此，我们初步理解了鲍德里亚所谓的循环（或再循环）的含义，即不仅是要从根本上反对传统，而且文化事件是根据模型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游戏逻辑的结果。
时尚是一种文化。在鲍德里亚那里，时尚是文化的范型之一。时尚直观地反映了循环逻辑，或者说是这样一种逻辑的产物。时尚的逻辑表现为延宕，表现为从能指到能指，表现为旧形式作为一种抽象形式的更新。鲍德里亚说，“时尚总是向后的，但总是在废除过去的基础之上的：是灵魂的死亡和形式的再生。它的恰当的现实性（它的‘时髦’、它的‘相关性’）不是对在场的参照，而是一种直接的和总体的循环。矛盾的是，时尚是非现实性的（落伍的、不相干的）。它总是预设了形式的死亡时间，预设了一种抽象，藉此，时尚避开了时间而成为有效力的符号。”（注：Jean 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p.88.）这种现实性与非现实性之间的表面上的矛盾，实则既是一种断裂和连续的过程，也是一种循环。循环是根源丧失后的一种事物形态，是真实与虚构、灵魂与肉体、所指与能指之间内爆的一种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循环成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它既不承认纯粹的过去也不承认纯粹的未来，而是在循环中寻找新的历史可能性。时尚的循环意味着一种再生性的形式化，这是高度抽象的产物，是在内容被彻底清除后形式主宰的表现，形式成为无源之形式，所以只能是再生性的。鲍德里亚眼中的时尚不具体是一种事物的形态，而是一种事物存在的普遍方式，是现代性之下事物存在的一种构造。
二、身体与性别的挪用
在鲍德里亚看来，作为“轻”符号的服饰、身体自然是时尚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其焦点在于身体对时尚的演绎。时尚发展到身体阶段，身体成为服饰时尚的核心。服饰被身体能指所消解，被自然的、性别的身体的“透明性”所吃掉，服装失去了自从原始社会以来的丰富性。在这一前提下，一方面服饰必须指向身体，成为一种理性；另一方面身体与非身体相混淆，穿着成为打扮，身体成为自然。
关于身体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理论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身体的表现和活动。当时的现象学家萨特和梅洛—庞蒂都曾讨论过身体和体验，以反对昔日哲学中存在的心理主义传统。后来的巴特、福柯等人为了反对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也曾对身体的经历以及服装、时尚、情感等问题给予了不少的关注。鲍德里亚则从社会学角度进一步揭示出身体作为时尚的特点：身体实质上与服饰、性别密不可分。“身体的整个当代史是分化的历史，标识和符号的网络一直笼罩着它，分解着它，消灭它的差异和它的基本矛盾，把它组织起来，使它进入一种符号交换的物质结构。”（注：Ibid.，p.101.）身体的当下命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身体从一开始就与妇女的身体混淆在一起。鲍德里亚认为，当身体的隐蔽和性别的漠视出现时，当时尚中性化了身体与服饰之间的对立时，妇女与时尚的关系似乎被冲淡了，但时尚的这种性别中性化并不是一种解放。如果时尚借普遍化而把具有特殊媒介地位的妇女推向最广大的公众，身体的禁忌也必然被普遍化，这是一种普遍的去性别化，只不过采用了更加隐蔽的形式。时尚中的身体不再从性别上被迷恋，它成为一种模特。模特从整体上是性的，但是一种没有性质的性。时尚是它的性。或更有甚者，正是在时尚中，性丧失了差异而普遍化为所指。当然，时尚无性化的背后总离不开妇女的解放。所谓的时尚对妇女的解放，如同无产阶级被作为劳动力加以解放一样，仅是作为快乐的力量被解放的。时尚关乎女性，而不关乎妇女。在这里，身体的生产、死亡的生产、符号的生产、商品的生产，仅仅是同一系统中的不同方式而已。如果说工人是在剥削符号和现实原则符号下与自身相分离，那么，妇女则是在漂亮符号和快乐原则符号下与自己的身体相分离。（注：关于这个问题，鲍德里亚曾在《消费社会》中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见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中译本），第150—151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时尚是非道德的，这是问题之所在……时尚一直保持着这种非道德性：它无视价值系统，无视判断标准：好与坏、美与丑、合理与不合理，它既从内部又从外部起作用，所以，它颠覆了所有的秩序，包括革命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不可能颠覆时尚，因为它没有相矛盾的指涉系统（它是它自身的指涉系统）。我们无法逃避时尚（因为时尚本身拒绝把时尚作为时尚的特色——蓝布工装裤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子）。人们能够总是逃避内容的现实原则，但人们无法逃避代码的现实原则。甚至在反对内容之时，人们已经越来越紧密地服从代码逻辑。（注：Jean 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p.98.）
时尚的非道德性和不可颠覆性就是时尚作为代码所展现出来的一种魅力：它首先在身体中找到了自己寄生的场所，并在妇女解放的口号下把女性作为自指的对象；它试图通过性别中性化把女性普遍化为一种无法反抗又无法逃避的权力代码，从而挑战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观念，而恰恰是这种挑战的时尚获得了合理性认可。时尚在审美价值方面亦是如此。以长裙和迷你裙为例。长裙和迷你裙都没有绝对的审美价值，是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构造了它们的意义标准。按照索绪尔的符号学来看，迷你裙的价值并不是因为所谓的性解放，而是因为它与长裙的对立关系。很明显，这里的美与不美（丑）的观念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因为真正的美和绝对的美都在宣告时尚的死亡。时尚否定美，而保留美的力比多。“时尚在对美的根本性否定中，并通过把美还原为丑的逻辑等价物，构造‘美’。它能够强化某种最偏执的、机能障碍的、讽刺的性质作为突出的差异。这是它的胜利之所在——根据超出理性的逻辑深度而强化和合法化非理性。”（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trans.Charles Levin，Telos Press Ltd.，1981，p.79.）
鲍德里亚对时尚的关注是他的消费社会研究的拓展。在消费社会研究中，鲍德里亚已经开始意识到身体问题的重要性，身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越来越有力地作用于社会想像。
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括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39页。）
人之“解放”的标志也好，灵魂缺场后的“救赎物品”也罢，实际上身体已经成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符号。此时的身体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语境，既不可能赋予它以解放之责，也不可能使其承担救赎的义务。从这一意义上说，时尚的任何社会性都具有戏仿的性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一般等价物作为一种普遍的交换要素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交换必须在确定性的基础上进行，一物只有在另一物上寻找自己的价值之所在才能够被认可，价值始终以劳动为根源，交换价值始终以使用价值为根源。我注意到，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改变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结论。由“产品”到“象征”的转换是商品拜物教的一种结果，它神秘化地遮蔽了产品的意指功能，功能性产品则被赋予象征性意义；由“象征”到“符号”的转换，这一点被鲍德里亚称为“符号的还原”，即复杂的象征性物品变成一种单一的平面的意象。消费意识形态把产品表达为符号，掩盖了生产中的劳动、剥削和权力关系。可见，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思想下的时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旨趣。“如果在时尚领域一般等价物难以落脚，那是因为从一开始时尚就处在一个比政治经济学更为抽象的阶段，这一阶段甚至不需要任何可感的一般等价物（金银或货币），因为存在的只是一般等价物的形式，那就是时尚本身。更有甚者，对于价值的数量交换，一般等价物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差异之间的交换，需要的是模型。它们是移动装置、效应器、调节器、时尚媒介，通过它们，时尚被不确定地再生产。时尚的形式不再根据它的确定因素来生产，而是根据它的模型本身，也就是说，它从未被生产，而总是直接地被再生产。模型本身已经成为惟一的参照系统。”（注：Jean 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p.92.）
时尚的逻辑起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道扬镳：一是模型成为再生产的根据，而不是生产。模型是根源丧失之后的替代品，但无论如何，模型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弥补根源缺失后出现的真空，模型的填补只能是一种拟真，它从根本上铲除了对根源的任何拯救的可能和幻想，因为它已经伪造了根源。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劳动）的基础性地位已经被彻底颠覆，价值已经不可能从生产中获得它所必需的支撑，所以再生产把生产变为了再生产，任何向生产的还原都已经不再可能。二是进而导致时尚的交换是模型之间的交换，也就是差异之间的交换，一个模型与另一个模型之间，一种差异与另一种差异之间，它们的交换不再考虑价值的多少和大小问题，而是成为了某种交换符号的游戏。“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符号系统，在时尚中交换和融合，它们相互玷污，形成短暂的平衡，这里机制失去作用，意义不再存在。在符号秩序中时尚是一个纯粹投机的阶段。比起黄金与流通货币之间转换的永久平衡，对粘连和参照没有更严格的限制——这一非确定性暗示了时尚的循环和再生的特征。”（注：Ibid，p.92.）时尚的符号性使它不能不处于游荡而少有拘束的状态，无法在意义世界里找到存在的可能性。
三、诱惑与魅力的双重表演
鲍德里亚认为，尽管时尚具有一种作为景观、节日、消遣的审美特性，在审美中既塑造自身又享受自身，这一点与原始礼仪非常相似，但时尚毕竟是现代性之下的一种特殊的礼仪。
广告需要一种“消费的盛宴”，媒介需要“信息的盛宴”，市场需要“生产的盛宴”等……我们将看到无处不在的功能性消费引起象征的消解。因为束缚于功能性的经济学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强化了它的有用性原则，超出这一点的任何做法马上会成为游戏而失去效果。很难承认价值规律的拓展超出了经济学，很难承认今天它的确切任务是对所有模型的管辖。无论哪里有模型存在，哪里就有价值规律的强制性。这就是在象征性礼仪与符号时尚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异。在原始文化中，符号公开在“物”的范围内流动，还没有任何所指的积淀，所以还没有符号的理性或真实。真实——我们最美的涵义——还不存在。符号还没有“地下世界”，它还没有无意识……符号交换没有幻象，也没有现实的幻觉。（注：Ibid.，pp.94—95.）
要理解鲍德里亚这样的一段话，首先需要了解鲍德里亚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原始礼仪或所谓的象征性交换，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性或者说是鲍德里亚讨论今天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作为一位社会学家，他对具体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形式的关注远大于法国乃至西方的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他对原始社会投去了深情而悠远的一瞥。雷恩（Richard J.Lane）指出，原始的象征性交换之所以被终结是因为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和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鲍德里亚主张，部分地由于肢体行为向技术客体的转移，人类主体与象征的礼仪行为（包括工作）过程之间出现了分离。存在于世界中的人类主体已经被客体所替代……更有甚者，世界的复杂性不再出现于象征性交换的时刻，比如盛宴，而是存在于技术客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注：Richard J.Lane，Jean Baudrillard，Routledge，2000，p.35.）这是制造时尚的基础。巴塔耶指出，是莫斯最早注意到夸富宴（potlatch）一词的经济学意义。在那里，礼品的赠予替代了物物交换以解释原始社会形态，物物交换的经济学是资本主义货币和信用卡经济学的早期形式，而礼品赠予外在于资本主义自我包含的系统。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象征性礼仪的瓦解，它用使用价值所强调的物的有用性抵制物的象征性，用“功能性的经济学”把非实存符号强行纳入到实用性的符号时尚中。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符号已经不再是原始礼仪或象征意义上的符号，而是被使用价值所高度渲染的符号。当这种符号成为一种时尚时，它内含的一切也就成为一种实际价值和具体利益的诱惑。
诱惑（seduction）（注：Seduction一词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诱惑”，一是“魅力”。在鲍德里亚的文本中，仅用“诱惑”对位翻译seduction是不够准确的，因为seduction的意思经常处于两者之间，混合包含两个词义。我在这里为了行文方便，仅用“诱惑”作为seduction的对应词，但阅读本文时应该时刻记住seduction通常是两种含义的混合。）在西方文化中通常是指一种魔鬼的策略。西方哲学家一直担心诱惑所造成的肉体对心灵的误导，西方哲学传统始终把诱惑作为与自然和现实相对的技巧和外表的王国。在鲍德里亚看来，尽管诱惑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退位给生产和生殖，但是这一时代所培养起来的新贵们在超脱了生产和生殖之后又开始沉醉于诱惑的诡计和技巧。凯尔纳指出，“鲍德里亚对诱惑的解释不是指诱使某人发生性关系，而是解释为一种礼仪、一种游戏，带有自己的规则、魅力、圈套和诱饵。它发生在外在的、表面的和符号的层面，从根本上说，它是人工的而非性快乐的‘自然的’追求。”（注：Douglas Kellner，Jean Baudrillard：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p.144.）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非常明晰把诱惑作为时尚的根据所在，或者说，今日的时尚之精神就是一种诱惑的精神，就是由诱惑而产生的魅力。
在诱惑的语境下，鲍德里亚的视角伸向了时尚的日常消费社会的结构和形态。超级市场便是其中之一。超级市场作为一种诱人的时尚形式，它的魅力不仅在于改变了一个城市的空间肌理，改变了人们之间社会连接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欲望结构。且看鲍德里亚的一段分析：超级市场的发育是与环绕它的高速公路、停车场、电脑终端分不开的，是与作为具有总体功能性活动的市镇分不开的。超级市场很像一个巨大的蒙太奇工厂，顾客碰运气地从链条的一端到另一端进行选择、采购，在循环的不知不觉的移动中达到了解中心化。超级市场的任何禁忌在容忍、灵巧和超现实的外表下被悄然抹掉。更为深入的是，在传统的资本机制之外，超级市场已经成为受控社会化的所有将来形式的模型。超级市场最典型的例子在美国。传统的购物市场在城市的中心，这是在过去的一百年（1850—1950）里不断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化的城市模型，也是现代化的社会空间的分配模型，它以力图与已有的城市肌理相协调的理念置身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并没有对城市的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和改变。但美国的超级市场则完全可以说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独特表达，无论是乡村也好市镇也好，它们都为“地铁区域”（metro area）腾出空间，这是一种完全受限制的功能化的乡村区域，超级市场通过网络化的交通把城市卫星化了，城市不再是都市化的城市。原子式的超级市场灌输了新的去中心化和分离倾向。超级市场的诱惑是一种时空格局产生根本性变化的诱惑，它把人们日常的网络重新编排，打碎了人们中心化和凝聚化的理念，形成了一种分散的流动的时空新世界。这种时尚的诱惑就在于它是一种改造的力量，是一种全新布置时空、全新布置生活的力量。（注：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rans.Sheila Faria Glase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pp.75—78.）
广告也是时尚表现其魅力一块相当显赫的领地。鲍德里亚说，“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所有真正的表达模式都被吸纳进广告。所有原初的文化形式，所有确定的语言都被吸纳进广告，因为它没有深度，它是瞬间的，瞬间被忘记。这一非连续的、瞬间的形式，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变形的可能性，具有控制其他一切的力量。所有目前的活动形式都趋向于广告，并且大部分在广告中被消耗掉了。”（注：Ibid.，p.87.）不再有商品阶段，有的只是广告阶段。尽管这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但它潮水般的涌动和延宕，使时尚在刺激的能指链条中找到了它的价值所在。广告作为一种时尚，它的诱惑还自于所谓的魔幻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是鲍德里亚所精辟剖析的真伪转换问题，或者说广告预支“伪”而后由消费者还原为“真”的时尚性戏仿。“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它所说的并不代表先天的真相（物品使用价值的真相），由它表明的预言性符号所代表的现实推动人们在日后加以证实。这才是其效率模式。它使物品成为一种伪事件，后者将通过消费者对其话语的认同而变成日常生活的真实事件。”（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38页。）
凯尔纳认为，“时尚舞台再一次指向当代生活中不断发展的符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时尚产生、规范和组织符号进入了一个‘神仙世界’，它既迷人又令人晕眩，因为时尚符号是自由浮动的，没有任何参照的处所。它们侵入新的经验领域，如同娱乐模型、热时尚和广告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地一样。时尚符号在这一世界中没有任何限制地自由地转换，代表了另一种使社会生活殖民化的方式。这些都被组织进一种时尚的系统、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模型。”（注：Douglas Kellner，Jean Baudrillard：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97.）这也就是鲍德里亚试图表征的时尚的诱惑、时尚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