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太[1]2013年在《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协同创新网络研究》文中提出在网络经济时代，网络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科技进步关系也日益演化为一个复杂的创新网络。简单的线性分析方法无法透彻地、全面地理解创新，需要从系统、协同的角度来理解、把握和深刻认识，根据创新的系统方法和协同方法对创新行为做出新的解释，即协同创新网络是最为有效、最为现实的创新组织。创新网络与协同创新网络的两者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协同创新网络是创新网络之中，最具有活力和创新力的一个部分。这是由协同效应决定的。目前关于创新网络理论的研究角度主要有管理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等。而本文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即人与人利益关系的角度去研究。集群不等于集群创新，集群只是促进创新的重要条件，能否促进创新取决于集群内部的组织和机构间的知识交互过程，取决于集群内部创新主体的实力和创新欲望，取决于创新的外部条件完善程度，尤其是取决于协同创新网络的建立、健全水平。创新网络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熊彼特创新思想——创新系统——国家创新系统——产业创新网络——协同创新网络”的阶段。创新网络的层次，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有国家创新网络和全球创新网络；中观层次不仅有区域创新网络，而且还存在更为重要的协同创新网络；微观层次有企业创新网络。国家创新网络研究的对象是一国之内的各个创新行为主体，如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①，企业、政府、中介结构、金融机构等创新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的重点是创新主体间互动、知识溢出和协同创新模式等。目前，已进入协同创新时代，以应对科技的日益复杂化，不确定化，创新领域日渐多元化。没有哪一个创新主体能够超越某一特定的网络而独立完成创新的全过程，加入到一定的创新网络是规避风险、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增强创新竞争力的捷径。这样才能更好、更快、更有效率地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协同创新使人们发现创新的第四种来源，即创新主体通过交互式学习而产生的协同创新。以往认为，创新来源只有研究型非营利机构、营利性企业和个人三种。协同创新是一个基于竞争和合作机制的资源要素匹配过程，与一般的合作与竞争机制不同的是，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个创新要素或区域间的创新子系统不断地从不协同状态走向协同。它通过创新要素的激活，创新资源的共享，优化创新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目的在于追求的资源要素的效用最大化，从而获取创新行为的最大效率。协同创新追求的是协同效应，其本质是益损与共的企业联盟或企业与院校间的互利合作新模式，以创新主体双方或多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创新要素整合放大和功效倍增，是指以知识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其发生作用的机理就在于各资源要素特定属性之间的协同，即要素属性之间的匹配性协调，从而支配系统向有序方向发展，强化系统的整体功能，进而产生协同效应。这种资源要素属性之间的非线性的组合关系是协同效应的本质所在。正是这种强相互关系和强相互作用，使要素间形成特定的排列组合关系，进而形成了最佳组合的结构，这种结构最终实现了协同创新网络的整体协同效应。协同创新网络是指创新价值链上的不同参与主体，通过形成以水平联系为主以及垂直联系为辅的关系构成的，以网络组织(以虚拟组织为典型)的形式运作的，为了应对创新的不确定性和自身资源的有限性，遵循益损与共、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所有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要素和运行要素关系的总和，维持和改善这些协同作用机理的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互动关系总和以及相互作用过程和规律的总和。其发挥合作伙伴各自的优势，促进各个协同创新主体间的知识等资源共享和技术扩散，通过系列契约联结而成的多维向量的空间体系，最终实现知识的价值增值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其同时兼有官产学研中金合作组织和网络组织的优点，联合各方发挥各自优势，旨在组建一个完善的创新链。其本质特性是主体的“互动、互惠”和整合，这不但是指创新者在双向或多向的商务往来和信息交流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是单纯的接受而只能是一种物质或信息的交换和互惠，即在双方互动中分享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单方面建立在其他主体的单纯付出的基础上，只能是指在互动过程中，实现各自资源的统筹规划，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益。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在“创新集群——创新网络——协同创新网络”的研究框架中剖析广义制度环境的作用机制。系统论表明，一方面，国家创新网络的子系统之一是协同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协同创新网络不但强调国内创新要素的互动互利互惠，而且强调国内创新要素与国外创新要素的互利互惠、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其将区域创新网络理论与产业创新网络理论有机结合，强调创新因子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整合以促进科技进步。而国家创新系统，从全球的角度看，只是区域创新系统的一种形式。协同创新网络的建设不仅仅是国家创新系统运行的前提，更主要是国家创新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创新系统之间、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行为之间的协同，国家创新系统就不可能形成，更谈不上高质量和高效率。但两者层次不同，其功能也就不同。国家创新系统主要是利用中央政府的资源和力量，从宏观高度，提升科技进步能力；而协同创新网络虽可以是宏观、但更多的场合是从中观层面及微观层面，利用各级政府的资源和力量，促进创新进步。因此，国家创新网络与协同创新网络，可以是一致的。但是，后者强调的是，通过创新者的合作、尤其是协同，整合创新资源与创新行为，实现协同效应。国家创新系统不等于创新系统的简单相加，各个产业创新系统各具特色，成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构筑各个产业创新系统的基础和相互联系的纽带，并与产业创新系统互融互动。协同创新网络由其内部运行网络、外部影响网络和中间网络组成。其中，前者的各个子网络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内部创新网络中的子网络与外部创新网络各个子网络相互影响、相互牵制，支撑和影响网络创新活动：各个子系统相互协同，促使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要素的结合互动，使其向系统传输能量。科技的内部系统居于科技系统的核心地位，它对协同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起主导与支配作用，直接决定着主体协同创新的绩效。科技进步的外部环境系统（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等）居于辅助地位，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协同创新主体能力的培育与发展。内部与外部协调系统之间，不断发生物质、信息、能力的交换，在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的耦合条件下，影响到系统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输人与输出。协同创新网络的有效运行，要求按照经济规律和科技进步规律的要求，依据其内部运行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之间输入、输出关系，充分调动机构内、外各种要素与积极力量，强化内外协调系统在两者之间的正能量机制，优化系统结构，规避多样化风险，促使创新系统的结构、功能处于最优化状态，实现协同创新网络绩效提高的目的。从经济规律出发，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分析、梳理，进而揭示其运动规律，从而使人们更加自觉地建设协同创新网络，进而提高科技的生产力。第一章，绪论。协同源于合作，但两者并非等同。合作划分为简单合作和复杂合作，复杂合作即协同，协同创新就是创新主体通过各种形式组成紧密型和松散型联盟，进而整合创新资源和创新行为，形成协同创新效应。协同创新与产学研结合的关系，前者简单，后者复杂，后者不限于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而是扩展到包括科技金融、科技中介等创新链上的所有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结合，与创新资源和创新行为的整合，也绝非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协同创新是以合作为手段，以获得协同效应为目标，以整合创新资源和创新行为为内容的。合作是手段，协同效应才是目的。院校与企业一样，都是创新的主力军。这是由科技创新的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决定的，也是由科学与技术日益融合为一的大趋势决定的。协同创新网络发展的理论框架及对策建议。以分析协同创新网络内涵、特性为基础，本文提出包括对协同创新网络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条件、机理及其目前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分析其中各个关键要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对协同创新网络与技术引进、扩散和创新的互动分析。具体内容如下。首先，在研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从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创新集群的自身发展需求出发，分析集群与创新的关系；创新集群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分析并界定创新网络、协同创新网络等相关概念；创新网络与协同创新网络的关系。其次，剖析协同创新网络理论的内涵、特性的持续成长因素和机制。再次，对网络资源能力与其绩效进行分析及评价。最后，对协同创新网络的实现环境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建立协同创新网络的理论框架。第二章，知识共享是指创新主体的员工或多种组织的合作团队在组织内部或跨组织间，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知识交流和知识讨论，通过一系列知识的交流，扩大知识的利用，并产生知识扩大和知识创新的效应。第三章，协同创新网络的理论与模式研究。从独立研究与开发（本文简称为研发）转向合作研发能够突破自身资源瓶颈，缓解研发主体在资源上和知识积累上的不足，产生“合作剩余”和社会福利的效应。从合作研发转向协同研发，不但能够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能够实现创新主体的要素和行为互动，通过这些互动行为，产生创新的网络协同效应。协同创新，是指以优势互补或资源共享为前提，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或某些环节共同投入和参与，益损与共的企业联盟或企业与院校等创新主体之间互利合作的创新模式。协同创新网络的机制，增进自身利益是协同创新的基本动机，还有应对知识和研发投资不确定性的动机，应对技术溢出的动机和获得竞争优势的动机。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大致可归结为四类：交易成本降低的理论，知识共享的理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理论和创新资源内部化、创新成果内部化的产业组织理论。第四章，协同创新的外部条件，包括制度条件，产权条件和法制条件。
李东方[2]2016年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研究》文中指出从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商品流通改革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变迁,逐步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度集中化的流通组织模式转变成灵活、开放的市场化流通组织模式,流通组织在流通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当前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与流通组织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与我国日益提升的流通产业的定位更不相符合,无论从流通效率还是流通形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比较初级和落后的特征,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很不匹配。近年来,虽然连锁化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但无论从发展规模、结构占比、运营效果上看,也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对传统流通组织体系的冲击作用仍然不足,传统流通组织变革步伐缓慢。因此,对流通组织的现代化改革势在必行。在市场化深入改革的大背景下,不断丰富和创新适合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流通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提高流通组织的效率,建立大市场、大流通发展思路,是我国流通组织现代化改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201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现代流通体系,把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推到了改革的前沿。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这标志着我国将全面进入互联网技术和传统产业的“生态融合”,打造“互联网+传统产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体系。“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流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转型机遇期,也为流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指出了明确的时代内涵。“互联网+流通”是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联通平台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不仅会促进流通组织快速发展,还会带动与流通相关的金融、物流、云、大数据等领域的充分发展。从国家的政策层面,已经明确提出了“互联网+”在流通领域发展的政策导向,这为我国传统流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环境支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流通产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更先进的流通理念、更高效便捷的流通技术、更广阔的流通市场。本文即以“互联网+”为背景,深入探讨传统流通组织如何实现与互联网的对接、融合,如何运用现代流通理念改造传统流通组织,尽快实现流通组织的现代化。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现有文献中关于流通组织有大量的研究和论述,主要可以归结为对流通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和对流通组织创新的研究,其中涵盖了产业组织理论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等理论视角,以及关于流通组织结构优化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现代化的研究、关于零售业态创新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纵向关系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商业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关于互联网背景下流通组织创新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和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现有文献在对互联网背景下流通组织的系统性研究方面还存在着继续研究的空间。本文采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交叉学科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分析法对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问题进行了研究,创新之处是：第一,本文以市场的逻辑为研究视角,在深入挖掘流通组织变革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厘出从竞争到合作是流通组织的变革方向,并尝试构建流通组织的分析框架。第二,建立了流通组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流通组织进行了综合状态评估。第三,在路径选择上,紧扣“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互联网+流通组织,打破了传统的流通组织构架和运行模式。本文认为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实质是从个体的竞争态势向组织的合作优势转型,并基于此构建了转型的分析框架,即从机理层到结构层到形态层三个层次进行研究。其中,第一个层次是流通组织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研究；第二个层次是流通组织结构的优化问题研究；第三个层次是流通组织的形式创新研究。中国的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要以现实存在为基础,只有对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深入了解,才能拨开迷雾,探寻到转型的路径。在定量分析方法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在当前我国流通组织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不仅要继续创新发展流通组织形式,发展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型业态；还要继续调整流通组织结构,尤其是提高虚拟流通在整个流通中的占比,鼓励企业积极上网上线；更重要的是要引入先进的流通组织运行机制,从机理上重构流通组织的运行模式,从供应链的主导权、价值网络构建等方面推动传统流通组织向现代流通组织的转型。通过对流通组织转型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本文最后得出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安排。第一,流通组织机制的转型路径包括：流通组织价值网络的构建,流通组织纵向与横向关系的重构和全渠道的流通组织机制的建立。第二,流通组织结构的转型路径包括：虚实结构的优化；渠道结构的优化；业态结构的优化。第三,流通组织形式的转型路径包括：020模式,打造全新客户体验；差异化经营,引领特色消费；提升业态核心竞争力,重塑渠道价值；精准定位,创造竞争“真空”地带。
李倩[3]2015年在《结构，行为还是绩效：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新媒体产业作为一种新生的产业形态,在短短二十年的发展时间里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一方面产业高速发展并快速向其他行业渗透；另一方面在“新常态”经济运行模式下,新媒体产业被列入国家支柱产业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媒体产业自身发展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指导工具,其经济行为的发生多是本能、自发、尝试性的,风险极高且易出现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新媒体产业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和逻辑的分析,在理论层面上找出指导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理论工具,并在实践层面为新媒体产业发展提供战略,策略建议。本研究选择了产业组织理论经典理论范式——哈佛学派SCP范式和芝加哥学派PCS范式做研究工具。开创于上世纪30-50年代的SCP理论范式作为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美国九个主要传统产业进行深入实证研究,构建了(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半世纪以来,SCP以及相关和修正观点,一直引导着美国产业的发展并为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指导。该理论及相关理论从上市80年代其进入中国后,各产业领域都曾出现一批研究成果,新媒体产业也不例外。但大部分成果并未对新媒体产业实践产生实质影响,更没有提出创新理论或方法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西方理论权威的盲目迷信,假设西方理论先天的正确性,其研究目的看似是利用西方理论研究本国问题,实则只是变相找方法印证这些理论；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新媒体产业的本质、特点、创新、发展、趋势等预估不足,尤其考虑到新媒体产业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确实有可能缺乏理论建构上的难度。鉴于此,本研究即便在确定对SCP理论使用的前提下,仍对该理论的研究适用性做了很大的保留。而研究结果证明了笔者的推断：运用哈佛SCP理论和芝加哥学派的PCS理论解释新媒体产业时,均出现了预热和结果不符合的情况。在此情况下,笔者调整了预设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一方面积极考察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原因；另一方面,尝试对传统经典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本研究的逻辑如下：第一部分做资料整理收集,基本了解我国新媒体产业研究目前的现状和不足,确定本研究目标对象的范畴,研究立足点,研究成果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进而确定研究思路,框架,研究创新点和研究方法等。研究的第二部分对我们新媒体产业的整体现状,其结构,行为和绩效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第三部分则指出传统产业理论在新研究对象情况下,解释力不足以及不足的原因；第四部分则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并通过实际案例对范式进行推导；第五部分,用新的理论范式来检验新媒体产业的六大子行业,验证范式的合理性。在二零一五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战略将新媒体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将以互联网为底层平台的新媒体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产业生态,这种生态涉及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两个层面,是一种本质上的产业升级换代。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理的理论,模型了解新媒体产业,知道其在行为,绩效,产业结构甚至和其他相关行业和传统行业的关系,并基于此为国家宏观政策和企业实际操作提供理论依据就当务之急。本研究的建构目的正是如此。
孙常辉[4]2006年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末,由信息革命引发的互联网使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继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之后,网络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网络经济,带来了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的网络经济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据CNNIC统计,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我国的网民数量已达到1.1亿。毫无疑问,我国将成为网络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市场。网络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带来了企业组织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制度不得不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这种变化,而在这其中,组织制度的变革最为明显。因此有必要适应环境的变化,积极地进行企业组织制度创新。而我国在发展网络经济的进程中,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存在许多问题和障碍,因此更应结合我国实际,探索适合我国企业的组织制度创新对策。本文在研究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借鉴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的历史经验,探索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的动因、方向,并结合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的现状,探讨我国企业在网络经济时代面临的思考。我们不是全面地研究现代企业组织的变化,主要是联系电子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应用,联系网络经济来考察企业组织的变化。技术进步要求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不能进行恰当的组织创新,就会使我们的文明社会“锁定”于非最优的经济状态中。因而作为经济社会细胞的企业,组织创新成为必然;同时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一个企业组织要在竞争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就必须拥有一定的核心能力或核心专长,创新能力就是这种核心能力的最突出表现。在创新实践中,组织创新是发生最频繁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当前对网络经济下的组织制度创新作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理论价值。同时,对于我国而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尤其是与美国相比,差距很大,创新道路
黄明刚[5]2016年在《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各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柱作用。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在企业数量、经济增长、吸收就业、产品多样性和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中小企业的作用更加凸显。据2012年国务院最新报道,我国中小企业总数达5200万户,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9%,担负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完成了全国50%的税收,贡献GDP的60%以上;80%以上新产品开发由中小企业供给,65%的专利发明和75%以上的科技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创造。尽管我国中小企业对社会做了重大贡献,但与大企业相比,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还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差距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据银监会2014年末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0.70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23.85%,中小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户数1144.6万户,仅占中小企业总数的20.44%。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贵。据中央财经大学民泰研究所2015年4月对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有83%的受访中小企业认为:贷款利率水平并未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降低,反而有上升的趋势。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长期制约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借助互联网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关于中小企业融资,大量研究集中于传统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但自2013年(互联网金融元年)以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新渠道,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热门话题。那么,互联网金融是否能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呢?国内学者大多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交易行为、与传统金融比较、风险与监管等方面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对制定专门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事实上,这些研究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宏观的、操作层面的理论描述方面较多,对互联网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进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新渠道的实质性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以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作为研究内容。以互联网金融为切入点,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分析思路,以网络经济与企业组织理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理论、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理论、金融中介理论和中小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为基础,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以及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互联网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金融中介化的问题,探索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模式创新,以进一步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全文分四大部分,共七章组成。通过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解决了如下问题:1.通过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的理论基础分析表明,互联网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去金融中介化,提高融资效率,促进金融业发展创新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网络媒体、互联网金融等新型业态,这些新型业态的产生形成了强大的互联网经济,为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金融业的变革与创新。然而,我国金融业的突出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金融资源集中在少数国有商业银行;另一方面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分配不均衡。金融互联网化始终摆脱不了传统金融的体制束缚,只是在服务渠道和手段上进行了创新,金融媒介的功能并未实质性改变,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并没有因为金融互联网化而改变,只是利用互联网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已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客户,增进了金融服务的质量,金融缺口和信贷配给依然存在,中小企业、农村金融市场金融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依然没有改变,闲散、碎片化的资金没有得到平等的均衡收益、金融的普惠性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互联网金融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搜索引擎等高科技手段对中小企业融资,打破了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壁垒,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资金匹配效率,实现了信贷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了金融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的转变,富人金融向“草根”金融转变,大企业金融向普惠金融转变,加速了金融“脱媒”,进而促使金融企业组织结构发生“基因式”的变革,有力地推动金融业向扁平化、虚拟化、网络化和柔性化方向发展创新。可以说,互联网金融将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2.通过网络小额信用贷款与中小企业融资分析表明,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网络小额信用贷款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有比较优势,但同时也存在自身的缺陷。一方面电商平台记录了中小企业历史交易中诸如经营情况、财务信息等,为网络小额信用贷款提供了“草根”征信系统的便利,这些信息是主动获取的,客观、真实、可靠,而传统金融机构是通过被动获取信息,中小企业容易提供虚假信息,造成道德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电商平台在中小企业违约时,会采取停止与中小企业合作,关闭其电商业务,这样会增加中小企业的违约成本。而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没有实体合作,金融机构停止与中小企业合作对中小企业影响不大,中小企业对金融机构的违约成本相对要低,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容易产生道德风险。虽然网络小额信用贷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网络小额信用贷款也存在资金供给不足,贷款利率高,科技风险和制度性约束等缺陷。3.对P2P网络借贷与中小企业融资分析表明,P2P网络借贷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P2P网络借贷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P2P网络借贷从开始萌芽时平台数量的凤毛麟角到如今的遍地开花,从简单的类信用卡模式到类担保债券模式,再到如今的类资产证券化模式,P2P网络借贷行业的业务发展模式已更加多元化,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个性化、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服务,业务发展十分迅速,2015年末,P2P网络借贷平台借贷规模累计达9750亿元,年度增长率超过225%。但是P2P网络借贷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信任是决定投资人是否愿意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关键因素,而信任倾向、信任质量、关系型社会资本和P2P网络借贷平台是投资人对中小企业融资交易信任的重要基础。由于P2P网络借贷信息不对称,交易机制设计不合理,P2P网络借贷平台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平台的很多问题,如平台挪用资金,线下擅自放贷,非法集资,携款“跑路”等庞氏骗局。2015年末,我国P2P网络借贷问题平台共计1733家,歇业停业(包含隐形停运)的平台占P2P网络借贷平台总数近三分之一。4.对众筹与中小企业融资的分析表明,众筹与中小企业融资行为具有激励相容原则,为初创期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同时众筹融资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激励。中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能够降低资金成本和获得详细的、高质量的信息。其次,对投资者的激励。投资者通过众筹平台投资可以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最后,对众筹平台的激励。众筹平台的主要收入和盈利方式是收取创意项目融资金额的4%-5%中介费用。所以众筹平台会设计非常好的市场规则来招揽优质创意项目,高效匹配中小企业创意项目融资资金,以提高项目的成功率来增加收入和利润。但从众筹对中小企业融资案例分析发现,众筹作为新兴产业,众筹融资在我国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不足之处。首先,众筹融资只适用于创意项目融资。其次,投资者投资的资金监控难度大。众筹解决了创意项目筹资的问题,但是投资后资金无法监控。再次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容易造成“非法集资”。最后,创意项目发起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健全。5.对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模式比较与创新分析表明,现有的互联网金融三种主要融资模式,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各有所长,但同时也存在自己的“短板”,需要进一步驱动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模式创新。网络小额信用贷款、P2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去金融中介化,促进金融业发展创新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同时从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模式进行比较发现,互联网金融三种主要融资模式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方面各有所长,但同时也存在自己的“短板”。在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实践中,网络小额信用贷款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受小贷公司政策限制;P2P网络借贷和众筹平台非法集资、携款“跑路”等庞氏骗局,自身特殊风险等缺陷,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除有监管空白,野蛮生长客观原因外,更多是信息不对称,运行机制设计不合理主观原因。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进一步驱动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一方面构建“电商+P2B”网络借贷互联网金融新模式;另一方面大力促进奖励式和股权式众筹发展,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通过以上分析,结合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实践,为了更好地发挥“电商+P2B”网络借贷、奖励式众筹和股权式众筹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促进互联网金融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促进互联网金融自身发展。2.加快中小企业电商化发展,整合企业间价值链,构建“客户群组”,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交易成本,为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创造条件。3.加大监管立法,促进互联网金融监管从机构型监管向“功能监管与行业自律”混合型监管创新。本文研究的创新和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1.通过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研究,论证了互联网金融平台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主要载体,并提出了“电商+P2B”网络借贷创新模式,其中“电商+P2B”网络借贷、奖励式众筹和股权式众筹模式,将成为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的主要模式。2.在研究方法上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等多种手法对理论的交叉验证,是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特别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事后访谈等获得了新的数据信息来源,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3.提出了建设性的实施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促进互联网金融自身发展;加快中小企业电商化发展,整合企业间价值链,构建“客户群组”,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交易成本,为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创造条件;加大监管立法,促进互联网金融监管从机构型监管向“功能监管与行业自律”混合型监管创新。
欧晓华[6]2015年在《基于价值网络重构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提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世界经济和人们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以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当今社会的主宰。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创造性破坏使移动互联网企业要想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困难。超竞争的环境改变了原有的竞争战略,移动互联网企业从关注竞争对手转移到了关注顾客价值的创造,致力于扩大现有市场和开拓新的市场空间,这种价值创新的经济范式为移动互联网企业开创了蓝海市场。但是,网络经济环境下,边际收益递增的经济逻辑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体系,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分离,使得移动互联网企业的价值网络开始进行重构,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移动互联网企业不得不进行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创新等手段,以适应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的变化。本文研究遵循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分析了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链的演变过程,揭示了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流的变化规律,总结了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动因、解构过程和重构流程,构建了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模型。通过分析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和方式,构建了三类不同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价值网络的重构导致移动互联网企业的价值逻辑重塑,所以本文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维持三个方面分析了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价值机理。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深入剖析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并用实证的方法进行了验证。在总结成功商业模式创新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思维,构建了基于三种不同创新动力的三类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并基于NK模型建立了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既能诊断现有企业的商业模式,又能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预评估,防范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风险。本文以价值网重构理论为基础,以商业模式创新为核心,综合运用归纳和演绎、文献梳理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复杂性科学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和系统理论等多个领域的基础上,对移动互联网企业的价值网络重构和商业模式创新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首先,本文以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链的演变规律和价值模块化为基础,分析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的重构动因,借助复杂科学性理论,从核心能力流的提取、价值网子系统的催化和复制以及最终形成具有自组织特征的新的价值网络,总结了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的重构流程,构建了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模型,并分别从结构化表达、稳定化表达和效应化表达三个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是其商业模式创新的网络化承载,通过剖析价值网络重构可以揭示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源动力和演化过程,为最终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奠定基础。其次,本文根据移动互联网企业的特点和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的本质,总结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对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了分类研究,构建了基础层企业商业模式、应用层企业商业模式和终端层企业商业模式。再次,本文基于价值网络重构和成功商业模式深入分析,从宏观环境、企业自身等内外两个方面分析影响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因素,从相关研究文献中归纳总结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结合价值网理论、双边市场理论、系统理论和创新理论等构建出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假设,即宏观环境影响企业资源能力和价值网络重构,价值网络重构是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网络化承载,而价值创新是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战略化表达和内在机理。最后,本文在分析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创造机理、价值实现机理和价值维持机理的基础上,从内外两个方面完成了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的重构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对接,构建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框架。基于该框架,移动互联网企业从商业模式创新思维、创新动力、创新路径和创新评价四个方面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在开放性思维的指导下,分析了三类不同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动力,分类构建的不同类别的创新路径,利用价值共赢性六个方面的评价指标,基于NK模型对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进行了有效性评价和适应度评价,这种事前评价的体系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风险,减少因创新失误而带来的损失。同时通过苹果公司和阿里巴巴公司两个案例研究,分别从内外检验了本文提出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思维、创新动力和创新路径,从而实现了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的结合。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既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体系,又为现实中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借鉴,并从研究视角、创新方法、评价体系、实证等方面体现了本文的研究特色,有一定的创新性的研究。
江宇源[7]2015年在《政策轨迹、运营模式与网络经济走向》文中指出随着网络普及率的提高,网络经济逐渐渗透至社会各个行业,形成全民化、全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已经成为推动GDP增长的重要源动力。网络经济的影响将全面化,竞争格局将重塑,市场、资源和经营战略将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要建立区域联动的监管执法体系,建立多方合作反馈的电子商务信用体系,以规范网络经济市场秩序;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电子商务体系和提高数据分析、处理能力,以提高自身竞争力。
颜建军[8]2009年在《企业集成创新网络构建及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命力的源泉,但由于面临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技术创新周期日益缩短以及不断涌现的非连续技术变化,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需要,因此需要用一种集成的和有机的方法来对创新进行思考,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创新问题。这需要面向战略需求的技术集成创新,把新知识、新技术、企业价值观集成起来,通过跨学科合作的创新行为,形成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企业经营目标。集成创新从企业层次讲,是提高核心竞争力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基于企业层面的集成创新呢?集成创新不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更多的建立在组织和组织间的网络联系以整合资源。集成创新的组织运作在兼顾“内部组织集成”与“外部组织集成”的同时,综合起来就是着力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构建与应用。本文在综合评述国内外集成创新和创新网络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命题,对企业集成创新网络构建及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首先通过对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价值链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综述与分析,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在集成创新网络这种崭新的创新模式下,可以把不同组织的核心能力进行有效整合,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和相互学习,减少交易成本,以较小的代价和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原有的和培育出新的核心竞争力,赢得持续竞争优势和巩固竞争地位,为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从集成创新的外部网络联结和内部要素集成创新实践的两个层面界定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概念、内涵和特征,突破了以往学者对网络概念的定义,从网络的结点与链条形成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基本架构,建立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概念体系,同时通过对集成创新网络的核心结点与价值网络中的供应商结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分析,论证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有效性。然后,基于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构建与运行这一主线,本文探讨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构建机制。首先提出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构建原则,从集成创新网络的集成方式、合作伙伴选择、集成平台建设和组织结构设计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构建机制;在网络的构建过程中研究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网络合作伙伴选择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伙伴选择三阶段模型及其实现方法,为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接着,本文运用集成理论的思想,从目标集成、信息集成、资源集成、知识集成、文化集成、过程集成等方面研究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要素集成机制及模型。通过这些要素的集成,从而实现组织集成,形成一个多企业的集成体---集成创新网络,而基于价值网的过程集成像一条红线,将网络资源、信息、知识、活动和结点企业串起来,成为一个跨组织边界的价值创造系统。高效的运行机制是企业集成创新网络成功运作的保障。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的互动整合机理入手,结合网络互动整合的过程和效应,设计了基于互动整合机理的企业集成创新网络运行机制,并构建了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运行模型,为企业集成创新网络运作机制的设计提供了有建设性的参考。最后对本文企业集成创新网络、企业集成创新能力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企业通过与包括相关企业、大学、政府等外部组织的联结建立的企业集成创新网络能够极大地促进企业集成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本论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紧密结合,强调实用性,为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对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构建及机制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的借鉴。
李红[9]2016年在《中美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影响巨大的新型媒体,并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中国互联网创业公司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借鉴美国互联网发展的基础上,加强中美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比较研究,也成为一种大势所趋及行业发展要求。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发展路径和规律、影响中美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宏、微观因素、以及中美十对典型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比较研究等进行了梳理和系统分析,并由此构建了互联网社会网络服务(SNS)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为中美互联网发展的理论分析及比较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一.对影响中美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宏观、微观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构画了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机制图。对中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发展历史和影响中、美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宏观、微观因素,结合PEST分析法,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通过对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机制解析图的构建和剖析,总结出带来中美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差距及差异的宏观、微观主导因素。二.结合抽样调查问卷结果,对中美典型互联网企业进行实证性质的比较研究。针对十对具典型代表性的中、美互联网企业及其商业模式创新,结合本人对中、美两国网络用户所做的抽样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以及相对应的理论分析,完成了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及其创新方面具有实证性质的对比分析和研究。三.构建了互联网SNS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应用德尔菲法(即专家问卷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AHP),通过对影响互联网SNS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各因素进行1-3级指标的划分和剖析,建立了“互联网SNS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并对各指标进行了解析,构建了“影响SNS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因素和关键因素模型”。四.提出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的“立体三维象限分析法”,并做了探索性分析。本文进行了基于象限法评析的网络企业价值评估思考和初步探索。针对十对典型中、美互联网企业的价值评估,应用象限分析法进行了探索性归类和分析。
陈娟[10]2016年在《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职能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对国家创新系统整体创新能力要求的不断提升,高校的技术转移在近年来成为科学政策研究领域的重点。在理论上,一方面迫切的需要破除高校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与传统的“学院科学”范式的冲突,另一方面需要给予高校技术转移直接的理论定位；在实践中,我国的国家经济建设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可忽视产业整体“自主创新”内核缺失,需要借助于知识生产系统的科学技术成果。然而,数量杂多的技术转移内容相关的研究,却不能弥补高校技术转移理论研究的缺位,经验研究的杂多而内容趋同,不能给出信服的证据。此外,高校技术转移本身具有极高的复杂度,涉及到教育、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管理等多方而内容,高校技术转移有着深刻的社会嵌入性与文化桎梏,而学术界研究视角的分离,国家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完善等为高校技术转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困惑。一方面,大量论文紧跟时代主题,认同国外学术界倡导的“创业型高校”理论,却陷入对国外理论及经验的盲目借鉴与粗略的模仿；另一方面,片段化的视野造成对技术转移零散的认识,从而陷入多极悖论。而最重要的,我国高校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发展能力的缺失和社会创新与创业文化力量的贫瘠,永远不能靠模仿与空想而得到满足与发展。立足于技术转移发展现况,从高校视角切入技术转移系统,以系统哲学作为指导,综合运用系统哲学、高等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借助于弱的“结构一功能”范式,以高校职能的职责与功能构成为主线,从高校与国家创新系统中其他创新社会主体关系为逻辑起点,阐述高校在国家技术转移体系中的位置,厘清高校的教育、科研、服务社会三大职能与技术转移之间的关系。之后从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概念、职责与功能入手,探讨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创建、机制以及治理等问题。同时,通过列举一些典型的案例,探讨高校技术转移系统自组织的运行机制,为实现高校的技术转移治理提供参考。借鉴了形态学的方法探讨了技术、技术转移、高校职责的多态性及复杂性,从生成论视角梳理了它们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逻辑,在根源上认识并肃清对它们多态性的认识与指称混乱的现象,并从多级演进关系检视它们内在的机理与关系,给出合适的定位。此外,展示了它们时空演进的谱系,以“连续统”的概念定义了技术转移,高校职责以及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边界变化问题。在高校本身与社会互相影响与塑造的交互关系中,明确了高校当前的综合职能体现在高校应是知识创新的起点,技术创新的伴侣,科技治理的主体及价值创造的战场。在理论的推演上,使用了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和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Theory, TH)。通过梳理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复杂适应性特征,构建了CAS视域的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结构,明确了高校技术转移系统内组织主体的适应性及整体的演化元素,通过推演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受限生成过程,揭示了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涌现机制,并从宏观与组织水平提出高校置于技术转移系统的介入与应为职责。此外,在对当前经济的非均衡特质进行论证的基础上,驳斥了以还原论、决定论构建的空想的经济均衡系统以及以“投入一产出”模式为分析框架的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悖论,引入了三螺旋理论进一步阐述高校技术转移系统在参与社会创新路径的演进机制。深入的分析了作为高校技术转移系统,位于高校与技术转移系统交界位置的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TTO)的三螺旋特征与组织机制,揭示了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的职责构想。在实践部分,从系统分类视角将高校技术转移的系统运作形态分为技术许可、合作参与和衍生企业三大模式,论证了三者的逐级演进关系,揭示了现实的高校技术转移系统是多种模式共存的连续统样态,且高校本身的资源禀赋与演进地位与技术转移模式相生相助。而技术转移本身也超越了任务本身,是高校实现知识的传输与流动,组织的重构与耦合,创新能力的转移与提升,最终培育创新环境与传播创新文化的途径。最终在理论推演与实践展示的基础上,确立以技术转移职责为高校综合功能运作基础之上的治理对策。高校技术转移系统本身是以技术的形态变化为主体骨架,多元组织共同参与的协作网络,遵循自组织的网络“治理”机制,而非“一言堂”的管理机制,揭示了高校在当前科学技术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对于高校来说,高校仍然是以传承科学探索精神,秉承执着的求真、求善、臻美的价值理念将科学技术社区拓展至全社会性质的“无形学院”,从而形成巨大的引力场,为科学技术事务的干预及发展树立行为准则和规范,以知识为主要方式,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分享和创造财富。
参考文献：
[1].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协同创新网络研究[D]. 周志太. 吉林大学. 2013
[2]. “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研究[D]. 李东方. 西北大学. 2016
[3]. 结构，行为还是绩效：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研究[D]. 李倩. 武汉大学. 2015
[4]. 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研究[D]. 孙常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5]. 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研究[D]. 黄明刚.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6]. 基于价值网络重构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D]. 欧晓华. 西北大学. 2015
[7]. 政策轨迹、运营模式与网络经济走向[J]. 江宇源. 改革. 2015
[8]. 企业集成创新网络构建及机制研究[D]. 颜建军. 中南大学. 2009
[9]. 中美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比较研究[D]. 李红.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
[10]. 高校技术转移系统的职能研究[D]. 陈娟. 东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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