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白露：关于19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由《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开去论文,中国论文,思想史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2)06-0001-08
汤尼·白露(Tani Barlow，下称白露)①是一位杰出的美国汉学家。20年多来，总见她穿行于东亚各国，在汉文化圈的历史氛围中研究当下热点问题，为东西方之间的理解以及学科之间的沟通清扫道路。在我眼里，她之杰出，更因为这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②，开中国女性思想史研究之先河。
白露的书以晦涩著称。1994年我和朱虹选编“哈佛会议”③论文在中国出版，白露的文章最早入选，可惜，三译三退，不是因为文章本身，而是翻译困难。那次会上，强悍的美国女性主义学者中她显得低调，送我的文章是油墨印刷的，题目很奇特：funü(妇女)、nüren(女人)、nüxing(女性)——她用汉语拼音取代women和female，昭示出“中国中心历史观”④的学术倾向。她在这个题目上持续追踪，从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说在中国登陆，到世纪末中国学者与国际学界全面接轨。多年来，她在异域文化背景中面对艰涩的理论文本耐心挖掘，认真梳理，终于在新世纪初拿出了这部沉甸甸的专著。该书出版前她曾发来第六章征求意见。这一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李小江的市场女性主义”(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Market Feminism of Li Xiaojiang)，涉及对我本人的学术思想和历史活动的评价。尽管我不完全赞同她的观点，尤其对“市场女性主义”不以为然，当时却未置一词。对她的研究以及她这本书，无论我们之间学术观点是否相同，我都报以极大的尊重并给予高度评价。2005年再次见面，我建议将此书译成中文，请我的助手沈齐齐教授亲自担任该书翻译。2008年夏秋，齐齐专程赴华盛顿大学就书中疑难问题登门咨询。2009年夏译稿初成，我重新阅读全书并逐字审校了全部文字。追寻理解的思绪是在漫长而无声的对话中完成的。那时就想，一旦此书面世，我将专文评介，借助白露提供的国际女性主义背景，在开放的视野中清理中国女性/性别研究的思想资源。
白露的文风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是，不同于一般后现代学者，她的文本分析很少单纯的文字游戏。面对“上个世纪中国女性主义启蒙思潮断断续续积累的一部历史”，她没有强人所难将不同时期的个案捆绑在同一性的思维线索上，而是“努力把每一个思想家置于她们自己的创作时刻”，将“妇女”有效地融入即时的历史情境，用自己的研究去求证自己的观点：“历史不是自然延续而是历代日积月累起来的。”[1]1这是她的历史观，也是工作态度，形象地再现了她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拼力“接续思想”的英勇姿态。因了她的工作，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真实性，同时也是真实的存在”。[1]10
白露习惯在“关键词”上做文章并且长于自造新的概念，在用词方面有鲜明的特点。就历史而言，她力求在人们习用的话语中寻找关键词(如“妇女”和“女性”)并将之掷还于它们源出的历史环境。但在理论分析的时候，新概念频繁出现，成为理清思路的重要引线。她的分析对象即“关键词”很少来自抽象的概念，多半源自历史人物本身的“思维体验”[1]2；而她自造的“新概念”多半是她进入历史的工具，借助它们，她在杂处的资料和断断续续的线索中细细梳理，从中寻找那些可能持续传递以便将我们“带进未来”的思想之光。可以说，白露的学术思想主要就建立在这些“核心术语”(core terms)的基础上：用她自造的术语历史性地解构人们习用的关键词以求还原它们的历史面目。为此，她创造了一个新概念“词语误用”(catachreses)，在“词语误用中找到了一种解读历史证据的方法”。如她表述：“按照惯例，词语误用是指对专有名词的特殊误用，在其中，词语的所指对象，从理论或哲学上讲，是不恰当的。”正因为认识到同一词语在变迁的历史环境中可能产生变异，她才决定主动出击，从“不恰当”入手，充分利用了“历史性的词语误用”所提供的话语空间，将“其在分析上的不充分变成一个积极的价值”：
在其被当作历史性的词语误用重新考虑时，普遍存在的描述性专有名词就成了清晰易读的社会经验的知识库。例如“女性”和“妇女”，在中国女性主义妇女史中就是这样的关键术语。然而，我不是从文本或文本之间的关联来解读这些词语，而是从历史角度解读它们。[1]1
她将这种方法袒露于《导论》之首，与弥漫在当代中国研究界的“理念中国”划开界限。她笔下的女性主义思想，源自思想着的“历史女人”而非研究者观念中的“理念女性”，这与如今充斥在海外中国研究和女性/性别研究领域中的“文本女性”完全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其根本之不同就在：是“遵从”历史发展线索去探寻历史人物的思维脉络，还是从理念出发随意“利用”散见各处的文献资料以求证一己之见？尽管她有非常明确的(女性主义)学术目标和毫不遮掩的(左翼)政治立场，作为史学家，她的底线始终是历史而非任何看似“正确”(PC)的观念。历史是最终的判官。文中有史和以文续史，是检验人文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历史性的思想接续中为传承“意义”前赴后继⑤——这方面，白露做了一个杰出的示范：借助后现代学术风向，从无言(因而被认为没有思想)的“女性”出发，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处女地；让(在西方主流话语中)无声的“中国女性”发言，有效地削弱了西方女性主义“专有权”的强制性力量[1]5。
这本以“中国女性主义”命名的思想史专著，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从近代以来与中国革命相关的各种意识形态，到影响中国思想界的各种基础理论，都在女性的立场上逐一被清理。它不仅为一些陈旧话题(如新女性、丁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诸多未曾触动的历史事件(如19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开启门径。书中有大量可资追索的思维线索，在有说服力的分析中显示出史学家的功力及其历史价值。这是中国学者早该做却至今没有开始的工作。白露的书摆在这里，让我们尊重，也让我们汗颜。要想全面回应这部专著不是容易的事，需得相应的甚至几倍的篇幅。该书每章都有新意，都可能由一个新鲜“核心术语”引出无数有趣的话题。我在这里能做的，是从我个人即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谈几点想法，抛砖引玉。从1980年代在这片土地上启动的“妇女研究运动”到今天日见热络的“女性/性别研究”，中国妇女从“家国女人”走到“女人家国”，历史性地完成了一个女性主义的轮回，在敞开的各种可能性中面向未来。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在被白露称作“国际女性主义”(international feminism)的研究领域中，会有更多年轻学者介入，也将有更杰出的思想者为“思想”本身传薪续火。
导论中，白露用“中国启蒙女性主义的重新确立”概括我们在1980年代的历史作为。与1920年代不同，她强调了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一是在“毛泽东政权刚刚结束后那些年里”；二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三是“大学里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政治科学和文学批评等学科的复兴”，即学术研究开始走上正常轨道，“学术上的重建为又一个女性主义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一些经验丰富、有政治见识、精明能干且有学识的一代女性公民日益觉察到：国家正从一些正面的行动政策中抽身，毛泽东主义的公共空间面临全面瓦解。第六章的主要人物李小江，以与李泽厚和刘再复(当代杰出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奉者)相对应的女性主义手法，在直接论述启蒙主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熟悉的问题。她又一次问道，就像理论家们50年来一直在问的那样：“什么是中国女性主义真正的主体？”[1]9
在“结论”中她这样说道：
1980年代，打破传统旧说的李小江……在其称之为“历史的”妇女主体周围创建了一种“研究”，这种极具独创性的成就反映了不同学科的学术联合作用。她对男性理性的批评，往1980年代后—革命的稳定凝视中巧妙地戳了一根刺儿。在这个分析中，她最重要的意义，是对置妇女于历史进化中心地位的基本理论的彻底改造。[1]466
白露的文字将我带进历史。当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已经走出曾经的历史时期，那些故事看去像与自己无关，为“超脱”或“超越”的客观视角提供了机会。但是，我并不想那么客观，宁可将自己还原到曾经的历史场景，对参与过的事，有反思；对白纸黑字，有反省——无论人事还是文字，总在追问：
其实怎样？为什么这样？可能怎样？
关于起因及其“群众基础”
首先是对“女性主义复兴”[1]9的命名。
白露在续接“五四”精神的意义上强调19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的启蒙性质，将李小江的理论和实践称作“市场女性主义”，旨在突出后毛泽东时代刚刚开放的社会背景。第六章前两节里，她用很多篇幅讨论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和学术环境，再三提示：“如上一系列的论证，有助于理解李小江的策略和她处理这些问题时所作的努力和尝试，有助于解释她对于这些辩论的重要性。”[1]348她把李小江的思想和相关行动看成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景观，试图在开阔的社会场景中展现“思想引领运动”的历史价值。
1994年旅英学者林春在一篇论文中最早使用“妇女研究运动”这一概念。之后，在我主编的《中国个案：妇女研究运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和《身临“奇”境：学问、性别、人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沿用了这一概念。我以为，这里的三个名词准确地概括了“复兴”的特征：(1)妇女，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2)研究，女性/性别研究在中国走上学科化道路；(3)运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这场由民间学术思想主导的运动起初是由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即《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⑥的发表——遗憾的是，白露似乎没有关注到这一事件因而完全没有提及——该文发表在“文革”后复刊不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是新中国主流权威刊物上第一篇妇女理论文章。正是这篇文章，召集了日后成为妇女研究中坚的学术力量，同时也招致政治上的压力。有关运动的缘起和一些“故事”细节，我在《走向女人》(香港青文书店，1994)和《家国女人》(南京师大出版社，2012)中有详细介绍。这里针对白露的文本，我想补充：这次运动的真正起因不是思想本身的迎合或续接，而是新中国新一代女性对“妇女解放”的质疑，来自个人生命体验中的切肤之痛。思想上的创新与文学创作一样，首先基于精神上的反叛而非思想本身的直系传承。作为思想者，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曾说过：
我的学术动力来自现实生活……我只是从一个女人对生活的认真思考走向妇女研究。中国妇女学不是一个人创造的奇迹，而是近代以来几辈女性的生活、体验、思考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如果没有广大妇女的共鸣和响应，一个人(无论她怎样智慧)的作用或一本书(无论它怎样深刻)的影响实在都是微不足道的。⑦
这不是应景的谦逊之辞，旨在说明一个事实：作为这场运动的导火索和领导者，起初我完全没有组织运动的政治意图，也根本没有料到说说女人也会招来诸多麻烦乃至不断地被卷进政治风波。妇女研究在我的学术道路上，仿佛路边野花，权当一件私事，企图说完就走——这一点白露倒是看到了，她看出我从一开始就心不在焉⑧——最终滞留这里，确实因为顾及到了“民众基础”(popular foundations)。改革开放中妇女问题日渐突出，逼迫你不得不尝试用刚刚明晰的思路去解释身边的生活。我承认，这场运动确实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利弊都在其中。尽管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历史，但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偶然。我其实并不那么专注于“妇女”和妇女问题研究，因此才可能在当时就拿出《性沟》(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⑨，日后才会在文化研究和历史哲学的方向上不断另辟蹊径。⑩在当时，关于学科建设，除去组织“拓荒”和蓝图设置，我并没有做太多具体工作，很少授课。1985年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成立以及日后在它名下召开的各种会议和“妇女研究丛书”(11)，吸引并吸收了诸多学界朋友参与——是她/他们在这个领域中长久耕耘，才使这个新学科在传统学界持续发展并站稳了脚跟。关于大众启蒙，我主要做了一件事，1985年与河南妇女干部学校合作首次面向社会开设“女子家政班”，撰写和讲授“女性自我认识”。这门启蒙课程在女界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妇联诸多干部学校的老师深入基层广泛传播，主流媒体(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妇女》杂志)也适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运动充分结合了知识界和民间力量，表面轻风微澜，场面十分壮阔，其影响是深远的。最近，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采访时，我谈到这次运动：
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在精神上摆脱民族国家的纠缠(如秋瑾等)、走出家庭的庇护和男人的指导(如五四运动)，自己发起、自己成立组织、自我意识全面觉醒的一个新起点。在1980年代新中国“新启蒙运动”中，女性不仅没有缺席，而且独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12)
吊诡的是，作为运动，它的终结并不在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挫折而恰恰是因为西方女权主义全面进入中国——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从《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发表至今，将近半个甲子。作为当事人，我该庆幸活到今天，可以把过往故事看作值得分析的历史事件，相对客观地评价是非。其成就，已经写进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参与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使得“女性/性别研究”在学界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其缺陷，沉积在历史的尘埃中依旧顽强地影响着今天的生活，总结起来，至少有三点：其一，运动的主力军和参与者集中在知识界，“小圈子”色彩(13)和“学院化”倾向在日后发展中日渐突出。其二，启蒙内容过分关注了女性的社会方面，女性教育在身体和个体方向上基本是盲点。其三，尽管我们始终对男性中心观念保持警惕，对“现代化”将给女性带来的危害以及市场经济对女性主义的腐蚀认识不足。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一事件无论其间或对或错，都是成功的，从此在学界我们有了队伍也有了地盘；而就运动而言，它终止于1995(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前夕，和1920年代启蒙运动以及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一样，是不彻底的。
关于思想资源和“论争关系”
白露书中多次谈到“论争关系”(14)，对由李小江引发的诸多争议疑惑不解。
其实，当时并没有多少文章公开挑战我的学术思想，我与社会各界(包括妇联系统)大多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肇始于现代中国的学科建设中，没有一门学科像妇女研究这样几乎完全来自民间和弱势社会群体，国家没有出钱出人，主要靠学者自己的力量从边缘走到显学地段。比较世界其他国家，19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之所以在很短时间里初见规模，成果丰硕，与社会各界(包括政界)的支持分不开，也与“妇女”在政治上的边缘性质以及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合法地位有密切关系。
但是，“论争”是存在的，无声，却非常有力，来自制度建构起来的权力本身。有趣的是，这个对手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中男性马克思主义学者，而是因社会主义制度而受惠的女界权力阶层，这对女性主义推崇的“性别战线”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现象？
这与我的思想基础和最早的研究对象有关。
白露在书中逐一梳理了所谓“市场女性主义”的思想来源，清出两条线索。一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于此她有到位的分析；第二条线索是“精神动力学(psychodynamics)”[1]361，与我对“中国传统女性气质”的分析有关(15)——但我不这么看。我看第二个重要因素，恰恰是在运动中我与之始终保持距离的西方女权主义——遗憾的是，白露书中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一线索。很长时间里，我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两种光照的对比中汲取资源，把握平衡。在无书可读的失学岁月，我通读了几乎全部汉译本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既是我起步时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不断追寻或质疑的对象。(16)女性主义不同，它于我是新鲜的也是异己的。1979年读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是西欧文学，自1980年在学期间开始转向妇女研究，西方女权主义于我既是盟友也是后援，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地投射了第一缕“女性”的启蒙之光。我从早期欧美女作家的作品里吸取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对中国妇女解放的质疑就是在与西方女权主义的对比中开始的：以女性主义先驱为榜样，呼唤中国妇女“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我对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妇女可以效仿或追随西方妇女走过的道路——我在很多文章中强调这一点，在公开场合一再申明本土立场，特别是所谓“哈佛风波”(17)，或许都给白露在论争方向上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我与西方女性学者没有任何个人是非之争，与海外“中华妇女研究会”(CSWS)的发起人(如鲍晓兰、马元曦等)亦有深厚交情，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她们的一些观点。对不同观点和做法我有足够耐心，我的不耐烦主要表现在对“介入”的敏感：无论西方学者以“领导者”姿态介入运动，还是海外华裔学者以“指导员”身份回国授课，都让人感觉别扭。不仅如此，我对官方的介入和男性学者想当然的领导意识也都保持距离——正是在介入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妥协，始终坚持“中国/本土”和“民间/女性”的立场，以独立甚至是孤立的形象走过了整个1980年代。这顺便也解释了白露的另一个疑惑：为什么我的文章没有被收入“经典文集”？(18)不是因为她想象的“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或知青经历的排斥”，而是因为我的“不结盟”态度。当时众多启蒙丛书中，只有“妇女研究丛书”没有设编委会也没有请名人牵头。(19)因为我很清楚，在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方向上，前面无路，也没有现成的导师，一旦上路，就不得不在政治主导的学界和男性精英林立的知识界中保持独立以避免各种打扰。中国学界，独立难得，不仅因为政治压力危及饭碗，也因为社会认同和声名的诱惑随时都在挑逗灵魂的底线。成全“独立”无意间也成全了我们的“运动”，在人文精神与新启蒙思潮一起陷于全面困境的危机时刻，我们守护着妇女研究的防线没有溃堤，以“大团圆”(20)方式全面收获了1980年代的成果。
在当时，所谓“论争”，主要来自女界资深理论权威，针对我在《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中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一些新的解释以及对中国妇女解放的质疑，将我的观点归纳为“恩赐论”和“超前论”(刘伯红补充：还有“回家论”)(21)，指责我受到“西方女权主义影响”，“企图将中国妇女带上资产阶级歧途”(22)……自《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发表以后，批判声音不绝，却始终没有看到正面批评的学术文章。如今，事过，境却未迁。近年来，“后三十年”成为主流话语，顺理成章地遮蔽了“八十年代”，催生遗忘的政治环境已经造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遗忘”——这恰恰从另一个方向证明：“1980年代”并没有进入历史，它未竟的使命和未解的问题并没有终结。历史是无情的，它无情地淘汰一切谎言和人为造势，用事实为“时代”揭蔽。历史学家是有情的，总在以难以辩驳的历史真相为“启蒙”招魂——白露的书是一个例证。在她的研究基础上，“论争关系”成为一条引线，帮助我们激活沉寂已久的“求真意志”(福柯语)，在自己脚下问踪寻迹，从生命根底(而非概念)里汲取“接续思想”(白露语)的活水源泉。
今天，我怎样看曾经的那些“论争”？就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而言，我一直感觉有话没有说透。我看中国妇女解放，不仅是妇女史上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案，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值得分析和分享的重要案例——经历过也看过它的演变，想问：什么是妇女解放？妇女解放是否只有一条道路？不同的道路导致了怎样不同的结果？“女性主义”(不同于女权主义)基于妇女解放的终结还是它的开始……这些问题都有待持续探索。关于“超前论”，历史过程摆在面前，至今我不认为这种认识有太多偏差。我们这个社会中，需要补课的何止一个妇女领域？但是，对“恩赐论”这种说法我有反省，也试图校正。1988年“妇女研究丛书”在北京发布时，我和刘沙(吕正操的妻子)一席长谈。她抗日期间参加革命，同样枪林弹雨……她的故事提醒我关注“女性个人”和“局部利益”的理论价值，在涉及个人或局部的“异质”现象时必须谨慎，任何疏忽都可能酿成认识上的误判。面对她们的人生，我的“恩赐说”是过于草率了：一个草率的判断可能遮蔽无数女人为争取自由和解放做出的牺牲和努力——正是因了这种检讨，我在1990年初始(郑州会议结束后)即告别案头，十余年里全身心投入“20世纪妇女口述史”(23)的征集和妇女文化博物馆(24)的筹建工作，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理论抽象所造成的“无情”的缺失。
关于现代化和“市场女性主义”
怎样界定1980年代中国“新女性主义”的性质？这是我和白露之间最大的分歧所在。第六章的背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开篇她说：
李小江20世纪80年代的全部论著，包括了一个中国女性主义者对中国快速的市场化环境中革命现代化提出的批评，在国内鼓励消费和消费愉悦的氛围中，带有开拓女性商业主体性的目的。(页337)
因此，她将李小江的思想定义为“市场女性主义”(Market Feminism)。
我看这种判断有几点明显的失误。
首先是背景。我在1980年研究生读书期间开始妇女研究，与“市场”完全没有关系。直到1980年代彻底完结，中国离所谓市场也有相当距离。新中国是在1994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后才开始有了“快速的市场化环境”——这意味着，无论思想怎样超前，在当时，我们的关注点与“消费”和“商业”都不可能有太多关联。
其次是“启蒙”和“论争”的内容，在当时，几乎完全无涉“现代化”。确切地说，无论我们的启蒙还是批评者对启蒙的批判，都是在认同“现代”的前提下检讨或肯定中国妇女解放的性质，其指向都是“过去”即曾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重读过往我自己那些文字，几乎全都浸淫在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的语境和处境中，“男女都一样”以及“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些被人叫好的政治术语，恰恰是我置疑的具体目标。
其三，鉴于以上两个因素，“市场女性主义”这种界定难以成立。我对女性/性别的哲学认识，早在1989年出版的《性沟》中就有明确表述，将“自然”的性差异和“历史”的性别分野看作“性沟”生成的两个客观因素：前者不容回避，后者不可更改。我在自然性差异的基础上揭露“男女都一样”的骗局，以性别分野的历史存在为前提与西方女权主义保持距离——如此鲜明的本质论倾向，不仅体现在哲学上的追问“女人是什么”，也体现在现实处境中的具体问题“中国女人是什么”。海外早有学者批判我的“本质主义”(Wang Zheng，1998)(25)。我没有反驳，因为我不认为这个定义本身有什么错误。错误的可能是理解和诠释。如果一定要在女性主义范畴内被界定，我更倾向于接受“本质论女性主义”这个定义，代表作就是《性沟》——这本小书完成于1988年，旨在申明一个常识：两性差异基于自然理应顺应自然，两性社会差异已经建构成为历史并将继续影响人类社会。20多年过去，这些认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是更坚定了——这是说，只要自然的性差异存在，只要自然差异随时可能造成社会层面或私人生活领域中的歧视，本质论的女性主义就有它的普世基础和认识价值。它是超越政治的，也超越一切种族、民族、阶级、年龄……只要人类仍然在自然性差异的基础上生存和绵续，本质论的女性主义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卷土重来。与西蒙娜·德·波伏娃比较——白露在书中一再提到我们在理论上的相似性——我认为，我和她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就在对待“自然”和“历史”的不同态度。波伏娃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我只能认同一半。在我看，女人(women)的确是后天生成的，女性(female)却是天生的。我不认为女人成为“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全然是男性意志主导的结果，而宁可看它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在我这里，“天生”和“生成”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我认为，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历史，女人(男人也一样)才可能在有限的选择中有效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和人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学术立场上，我与白露非常接近，我们都对历史和接续历史怀有极大热忱。有分歧，正常，基于我们不同的生活处境和不同的观察角度。相比之下，白露的立场是超然的，旨在“整合”的基础上丰富女性主义的思想资源；我的出发点很现实，学术目标却是超然的——我关注的不尽是女性主体而是历史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白露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发现“同一”，在普世性的方向上将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资源汇入国际女性主义洪流，她说：
我的主张并不是关于知识的定位，而只是一个简单的提议，即倡导真实的启蒙理性无论在哪里出现，也不管它们源自何方，都应当被看作是普世性的。中国女性主义不容争辩是中国的，而且，它就是女性主义，就像日本社会科学是日本的和社会科学的一样。[1]5
显然，白露的理论方向是接续和整合。我的方向相反：分离或剥离——与西方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保持距离，力求从普世主义科学咒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女人就是女人，而不尽是被意识形态涵盖或被学科规范的“对象”；当然，她也不应该是“被解放”的对象。如果说，白露的立场是“过去的未来(future anterior)”，她看它是“整个20世纪启蒙女性主义的组成部分”[1]10；那么，我看她这本书的方向也是相反的：在面向未来的进程中审视过往作为和思想踪迹，为“女性主义的轮回”创建精神家园。我承认，我的学术立场受到马克思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我的特立独行——如白露所说——最终“没有完全从毛泽东主义的中央集权中解脱出来”[1]1，如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所有过往努力，随时可能在“断断续续”的历史进程中烟消云散。历史不同于史学，相似，却不会续接。只有承载着思想的文字可能长存。无论是否有人关注，“她，就在那里”(仓央嘉措语)，静默地等待着相似的心灵为求光亮而重新点燃“复活节”的火焰(26)——就此而言，白露是点火者，我们在接续思想的意义上殊途同归。
注释：
①汤尼·白露(Tani Barlow)：现任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赵廷箴与怀芳亚洲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1993年她创刊《POSITIONS》并推动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亚洲研究批评”基金。
②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沈齐齐译，李小江审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1992年2月4日-9日，第一次以中国妇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Engendering China”在哈佛大学召开，会议论文选编为《性别与中国》(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④详见保尔·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
⑤在学术领域以及一切与精神活动相关的领域，我认同怀特海(A.N.Whitehead)的说法：“一切意义取决于持续。”(《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86页。)
⑥李小江：《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⑦“你从哪里来？”一节中详细叙述了我从事妇女研究的起因；《家国女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⑧白露：“李小江的批评起源于对思想的关注，这种关注不完全是女性主义或专门针对女人的，是她的批评——以她的同辈人不常采用的方式——使它们变成了女性主义的。”359页。
⑨白露在第六章中的“李小江与性“一节中讨论了这本书中的主要观点。
⑩如《后寓言：狼图腾的深度诠释》(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2010年)和刚脱稿的《对话汪晖：现代中国问题——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与镜像(1990s-2011)》。
(11)“妇女研究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992；共出版17种19册)的作者中不少成为日后女性/性别研究领域中出色的学者或学科带头人(如朱楚珠、潘绥铭、孟悦、戴锦华、闵冬潮、郑永福、吕美颐、康正果、杜芳琴、李楯等)。
(12)2012年4月24日回答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 Weekly)Angela Koeckritz女士的书面采访。
(13)李楯最早指出这个问题：“调门越来越高，圈子越来越小。”详见《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1期。
(14)白露：“李小江所引起的论争——不仅和共产党政府的妇联机构，也和邓小平改革中培养的那些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团体的论争——不应该埋没她作为理论家的重要性。”466页，381页。
(15)详见《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36—142页。
(16)详见《重理“宗师”遗产》，《读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8期。
(17)1992年2月5日我在哈佛大学会议上首次公开批评“西方女权主义”引起所谓“哈佛风波”。详见《女性·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家国女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哈佛风波”一节。
(18)白露：“有趣的是，这些高层次的学科和理论讨论例行公事般地为李小江作了脚注，承认她是重要的创始者，但却没有把李小江写过的任何东西纳入其经典文集中。不清楚是李小江拒绝参与到那些精英研究书目的编辑中，还是那些权威学者们认为她的著作频繁出现在大众性的期刊杂志中，抑或是因为她的工农兵教育经历使她不被精英学术理论界所接受。”349页。
(19)河南人民出版社曾建议设立名誉主编(提名是康克清)并拟出一份编委会名单。独立承担主编时我的教龄不足5年，感谢时任主编赵磷先生和现任社长陈智英女士的鼎力支持。
(20)1990年3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妇女社会参与和发展”国际研讨会，详见“女界大会师”(《走向女人》，香港青文书店1994年)。
(21)所谓“恩赐论”，即我在《夏娃的探索》中提出：对广大中国妇女来说，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犹如天降甘霖”。所谓“超前论”有关中国妇女解放的社会属性，《女人的出路》中我曾详细论说：立法超前于女性自身的觉悟和社会发展，因此需要在女性主体意识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双向补课。
(22)引自1989年12月罗琼在全国妇女干部学院的一次讲话。《中国妇女报》1989年12月25日。
(23)“妇女口述史”项目起于1992年，现有口述档案2000余万字。最初成果为“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四卷，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24)“妇女博物馆”的筹建起于1990年，200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正式建馆：http://www.snnu.edu.cn/wcm。
(25)Wang Zheng,"Research on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Guide TO Women's Studies in China,ed,Gail Hershatter,Emily Honig,Susan Maun,and Lisa Rofel(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8).
(26)巴赫金断言：“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会绝对地死亡，都有自己的复活节。”引自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