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体制的改革是当前出版改革的中心环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节论文,体制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目前有565 家出版单位，这565家出版单位面对的是10多亿读者。由此看来， 在我国现行的政策下，只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按十五大中江泽民总书记对新闻出版事业所提出的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要求去操作出版工作，出版社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目标是并不难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不少出版单位竟被接连不断出现的问题搞得举步维艰，甚至个别出版单位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究竟是为什么？怎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呢？
道理很简单，关键是能否抓住主要矛盾，制定出解决矛盾的办法。那么矛盾的症结何在？不言而喻，出版社的主要问题是发行难。长期以来，出版社发行靠的是新华书店这一个渠道，因为过去只有新华书店系统才能售书。如今市场经济的多种经营否定了新华书店这唯一渠道，个体、集体书摊网点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甚至设在新华书店门外抢生意。新华书店职工的铁饭碗被抢生意的大军撞击得斑驳淋漓。这是一种坏现象吗？我们又无法回答。因为它是改革后的一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购书难的问题。仅据北京一座图书批销市场为例：该市场年交易额超过实洋1亿元，我们姑且按1亿元计算，如果把这1亿元平均到500家出版社，每家出版社还有20万元的实洋收入。像北京这样规模的图书批销市场，全国还有许多，如上海的文庙、广州的东园路、长沙的黄泥街、武汉的武胜路、石家庄的友谊南大街、太原的双塔北路、成都的东玉龙街，等等。这一庞大的阵容，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二渠道”。有这样庞大阵容和灵活竞争机制的“第二发行渠道”的存在，出版社还能对自己赖以生存又相应减弱竞争机制的新华书店有什么厚非吗？显然能！
问题的真正要害是，“第二发行渠道”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经不能满足在发行上赚得的利润，他们研究了出版的形势、业务程序后，掉转枪头，“杀入”了出版社这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殿堂。一些不够资格、不能做到出书育人、忘记自己神圣职责的出版社，与他们内外勾结，形成了“地下”出版社，成为当今的“第二出版渠道”。这些出版社不在自己的工作中严格按党的出版方针办事，不做艰苦的经营、管理，不在实践中陶冶自我，反而为一点可怜的“牙慧”，为不法者撑起了“保护伞”，把自己珍贵的“特权”让给了罪恶，从而使“第二出版渠道”真正做到了“编、印、发一条龙”，使他们个人的黑色收入源源不断又畅通无阻。
“第二出版渠道”没有出版社的政党管理开支；他们偷税漏税，资金调配灵活，多以现金形式结账，这对于一些印刷厂又颇具吸引力，可以不开发票，还有回扣；他们本身来自“第二发行渠道”，所以他们出版图书调来换去犹如儿戏一般，颇像历史上的盐帮、漕帮、茶帮、丝帮。图书一到很快化整为零分头消化；他们绝不考虑社会效益，绝不可能以出书育人为目的，而是唯利是图，甚至迎合社会的反对势力，“出版”一些质量低下的“书”；他们资金雄厚，联合能力强，有时也搞一些沽名钓誉之事，联合“同路人”做几本像样的“书”；他们可干可歇，灵活机动，有了赚钱的对象，动若脱兔，“扫黄、打非”的风声紧了，可以静若处子；他们没有固定经营地点，可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任何地方出现、沉没。几年来“第二出版渠道”搅得出版事业不得安宁。
历史地看，本为了解决出版社发行难而进行的一点发行开放，到头来却使出版社受到了如此之大的冲击，造成了不但发行仍然难，出版也难的严重局面。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必须根据党的十五大和“两会”精神，认真探讨、研究当前出版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状况下如何改革，这一点，“第二出版渠道”的反面教员们让我们深思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出版单位应把出版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在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基础之上，统一思路，服从大局，才有可能避免出版各自为政、见利忘义的现象。把优质高效真正作为出版社的发展方向，那么出版社一定要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建立完整的科学管理体制，利用计算机掌握出版信息，控制出书规模，以达到选题上定位准确、经济上收支合并、时间上环节紧凑、动作上步骤可靠的最佳效果。
其次，出版单位经常为有的优质出版物不能达到理想印数而苦恼。要解决这个问题，除应利用国家法律、法规净化出版发行环境外，当务之急应从调动出版单位发行能力入手，那种坐等新华书店征订回数的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了。出版单位必须进入市场，市场就是发行，最起码出版社应进入图书的批发市场，这是直接面向众多零售摊点的“阵地”。出版社不去占领它，这对出版社来讲就是“自杀”，就是把大量的图书销售折扣让给“第二发行渠道”。出版社进入发行市场的本身，就已经提高了发行能力和降低了图书成本。出版社进入发行市场后，很可能总的发行体制会出现一些想不到的问题，这就要着眼发行体制中不合理部分的改革，继续强化发行的改革与管理，调动新华书店各层次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他们现有的能力。
再次，出版单位进入市场之后，应该有意识、有组织地在图书市场中结盟，这样既打破了本出版社只销售本版书的局面，又解决了地域性销书的局限。目前，全国有565家出版单位，除北京的出版社多一些外，地域分配相对是合理的，再加上几千家期刊社、报社，如果同时加盟去占领图书市场，那将是一张巨大恢宏的发行网，如果图书市场的结盟体能够管理得当，它将发挥出难以估量的能量。粗浅归纳，有下述优长：
突破了那种只联不合，只有形式无本质的局面。目前文艺社几联、社科社几联、教育社几联、科技社几联， 仅仅是一年之中凑在一起开1～2次图书征订会，在经济收入上和发行行当上依然各自为政， 缺乏整体的市场能力，联与不联无异。而这里所提出的联盟却是经济、发行行为真正的结盟，“盟主”们的利益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谁都会认真负责地工作，使发行局面迅速改观。
缓解了因发行地域而造成的空白地带。我国地域广大，过去海南的图书很难进入新疆、青海等地。有了联盟，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一地带看不到外版书的现状。
增加经济收入。过去出版社与新华书店联手发行。出版社只能有出版利润，结盟之后，出版社还可以增加一部分图书的发行收入。
结账信誉可靠。出版单位交往一般不会像“第二发行渠道”那种出现欠款不还的现象，资金紧张时还可用图书码洋相抵，不易出现大的经济漏洞。
既扩大了出版信息量，又增加了信息的真实性。直接销售“盟友”单位的图书，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兄弟单位的选题构思和出版趋势，对自身的选题“优质”与否就比较容易判断和改进。
增加出版单位整体推进能力。结盟的出版单位，由于经济上往来，会产生相互促进的效果，对大型出版物的开发，提供了联合出版的可能性，也对今后的强强联合“造大船”或兼并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
提高出版社人员的素质，锻炼队伍。秀才理过财，方知书可贵。出版社有组织、有计划地让编辑们到发行市场上参与销售，尤其是销售外版书。这样既能让他们了解别社的优长，又能对自己的本版书有正确的鉴别，同时还可以让编辑人员投入到读者的行列，知道社会上需要什么样的图书，直接提高了编辑人员的选稿意识。
市场应变能力增强。单兵作战，散兵游勇总不如联合了的集团军战斗力强，加之资金、能力的相互渗透，出版社自身的修正能力、适应能力都将会大幅度地提高。
通过上述的探讨，笔者认为，当前发行体制的改革，关键是要想到出版社的发行力量增强之后，发行体制如何动作，可谓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出版社目前这种困惑的局面不会太久了，他们一定会走出误区，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寻找出一条自强自信之路。
随着入关的逼近，对于出版社而言，有“狼来了”的恐惧感。但是，不要怕“狼”真的来了，也不要以为国外的资金多么雄厚、不可一世，其实作为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把“飞”在出版社之外的的“第二出版渠道”的精英们纳入出版系统，把他们的黑色收入变为红色收入，仅此一项，国家的税收就非常可观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改审批制为登记制，而是在政策上采取一些办法。我国国民的经济收入，可用在读书方面的投入资金是有限的，就算外国书商来了，他们也要面对中国国民的经济收入、人生地不熟、政治、法规等多方的问题，这种状况同商战一个道理。因而，应该把住联合出版、发行这个口子（在我国入关之后，可以让其独资，严格限制国人进入，毕竟图书和其他商品不同，今天的国民也不同于多年以前的国民了），这一点应该是可以做到。目前的出版现状是全国的出版业没有团结一致，本身就是“小船”，加上一些不入流的“小帆船”，可以说是一盘散沙，各社用各社的力气，挣各社的钱，投机者又赚去了一块，如有“外来侵入”，可谓不堪一击。所以，全国的出版界应该在管理机构的积极引导下，在国家还能保护的有限而极其珍贵的时间内，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集中人力、财力，造出优质的“航空母舰”，即使外国书商这只“狼”真的来了，悠久独特的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再吸收外来的精华，就可以坚定地屹立于世界东方，并能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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