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哲学与善的布道--论尼采的道德理论_尼采论文

善的哲学与善的布道--论尼采的道德理论_尼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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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道德批判和价值重估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他也因此常常被作为非道德论者的典型。然而,俄国哲学家舍斯托夫却在尼采的道德批判背后,揭示了尼采哲学的道德动机和对最高之善的追求,区分了尼采道德学说中所包含的善的哲学和善的布道。当尼采的不幸命运使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道德理想产生怀疑、对传统道德观念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时候,尼采是在进行关于善的哲学探索;当他面对无法解决的个体生存悲剧问题不得不停止追问,宣言“超人”道德和贵族主义的时候,就是关于善的布道。

舍斯托夫对尼采哲学的解释与批判是世界尼采研究史的独特篇章。在舍斯托夫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1897年)一书中,就多次提及尼采,并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句话作为自己这本书的卷首语和最后一句话:“我憎恨那些游手好闲的读书人”。

阅读尼采给舍斯托夫留下了强烈。他在刚刚完成自己第一部著作之后就开始写尼采。1899年出版了《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哲学与布道》一书;1902年,又在《艺术世界》杂志连载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悲剧哲学》一书。这两本书的德文译本于1923-1924年出版,引起德国学术界的关注。在1925年1月号的《圣杯(Der Gral)》杂志上发表了莱诺尔德·林德曼的书评《关于尼采的新文献》,其中写道:“关于尼采的外国文献,当然是特别的一章。但不能不提到两本重要的哲学著作,其中论述了尼采和两位19世纪俄国大作家。这两本书都是我们说过的关于尼采的文献的一部分。我指的是列夫·舍斯托夫的两本书《托尔斯泰与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这两本书不久前(1923/1924年)在马砍(Marcan)出版社出版了翻译出色的德文译本。这两本书应当归入关于尼采的德文文献之列。或许,只有这个俄国人才会这样看尼采,但是他的心理洞见对于我们德国关于尼采的文献给予了有价值的补充。”①

舍斯托夫的书也引起了德国尼采学会成员的兴趣。1925年1月,舍斯托夫收到了尼采学会主席团成员弗雷德里希·维茨巴赫(Wurzbach)的约稿信,邀请他在尼采学会主办的年鉴《阿里亚那(Ariadne)》第一期上发表文章。舍斯托夫写道:“我昨天收到了慕尼黑寄来的亲切来信——尼采学会的信。他们写道,我的书引起德国人的兴趣,在我之前还没有用这样的视角来考察尼采,他们请我给他们主办的尼采年刊提交文章。我当然回信感谢并表示愿意合作。”②舍斯托夫寄去了自己的论文《客西马尼夜:帕斯卡尔的哲学》,该刊于1925年出版,同年,舍斯托夫成为尼采学会6人主席团成员。1926年,舍斯托夫的著作《钥匙的统治》德译本由“尼采学会”出版社出版。1930年6月19日,舍斯托夫在尼采学会作了题为《反思与斗争(论哲学的任务)》的报告,获得巨大成功。他次日给夫人写信说:“昨天我作了最后一场报告——非常成功。听众爆满,大家跺脚,拍手。所有人,甚至包括担心大家听不懂的维茨巴赫,都说我的德语完全令人满意。”③

正如上述德国评论者所说,舍斯托夫的尼采研究有自己的独特方法——不是哲学概念的理论分析,而是对哲学家生命体验的“心理洞见”。他也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划分尼采哲学阶段的。学界通常把尼采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870-1882年;第二时期是1882-1889年。④舍斯托夫则把尼采哲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舍斯托夫认为,这部著作中所讲的悲剧思想不是真正的悲剧哲学,而更接近于抽象的形而上学。这是汲取了别人的经验(希腊思想家、瓦格纳、叔本华等),是外在于尼采个人体验的一些抽象思想的汇集。直到《人性的,太人性的》(1876)之前的尼采早期著作,都是“现成的诗学形象和哲学概念的优雅游戏”。第二阶段,从《人性的,太人性的》开始,尼采脱离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影响,试图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他以自己的观点看世界的第一本书”。这时,他相信道德理想,善的理念。他在这本书中写道:“开始一天生活的最好方式是,醒来后就要想一想,今天我能不能以某种方式让哪怕是一个人快乐。如果这种做法能够代替宗教习惯,那么你们只能从中得到好处。”⑤也就是说,善是强大的,善能够取代上帝。假如人类能把自己的全部爱心不是交给超验的上帝,而是给予邻人,人类只能从中获得好处。尼采此时还相信可以通过善的方式得到拯救。第三阶段以道德批判为核心,体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论道德谱系》(1887)等著作中。1879年,可怕的疾病迫使尼采脱离教职,脱离社会,不得不在病魔的折磨中孤独地思考和写作。“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善的力量受到了严峻考验。善能否取代他的全部生命?尼采哲学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⑥舍斯托夫认为这里真正体现了尼采哲学的独创性。这些著作的思想不是利用他人经验,而是表达自己的个人悲剧,他亲眼看见了这些悲剧并以非凡的力量来描述这些悲剧。当悲剧不再只是发生在希腊戏剧人物内心的历史故事,而是发生在尼采自己身上的真实事件的时候,他就抛弃了以审美方式阐述悲剧的那些理论。他已经懂得了,巨大的不幸不能因为可以用美和崇高的方式谈论它而得到辩护,粉饰人类不幸的艺术已经不适合于他了。“当尼采自己被迫与悲剧相遇的时候,关于自己的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理论,关于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的理论,他就根本不再提起了。”⑦对后期尼采来说,他在大学教书时总结关于希腊思想和音乐的历史知识而想出来的那些杰出思想成为无益的。⑧

当时(19世纪末)的一些德国教授批评尼采不是哲学家,有两方面理由,一是从尼采著作内容上看,只是“思想家的体验”,只是“作为体验的思想”,也就是说不具有普遍性和理论意义;二是说尼采只是“格言的编写者”,不具备综合能力,不善于把自己的片断观察概括为一个整体。舍斯托夫认为,这些德国教授指责尼采的地方,或许正是他所具有的罕见优点之一。首先,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他在自己头脑中想出来的观点,或者复述别人的公认的观点,而是表达他所体验到的思想和感受。在尼采身上发生的不幸,在许多人身上都发生过,所有这些人都对自己的不幸做出反应,但他们不善于或不敢于提高自己的声音来反抗那些不知晓他们的痛苦的人所制定的原则。“认为尼采的体验是独一的、新的、不曾有过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相反,这些体验或许比通常认为的更加常见得多。但人们通常对此沉默不语,他们在等待他们的普遍谴责面前顺从了。尼采的功绩在于,他敢于在他们之后提高自己的声音,大声地说出别人只是自言自语、甚至连自言自语都不敢说出的话,因为他们甚至害怕直接发出心声。或许,假如尼采不是处于别无选择、没什么可失去的境地,他也不会有这么勇敢。”⑨尼采敢于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切身体验,使他的思想探索更具有生命的真实。

其次,对我们最有意义、最需要的,也许是倾听这样一位哲学家的话,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哲学家不曾为了综合而受某一思想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理论要求人必须说的,不是你的所见所感,而是那与曾经表达过的信念不相矛盾的东西。而且,一个具有一成不变理论的哲学家就不再能看见和感到一切不能纳入该理论所确立的框架中的东西了。在这方面尼采比其他人更加自由,他敢于这样讲话,即不总是回头看他以前说过的话,这些话是由于担心达不到被人们作为必要条件强加给任何哲学的逻辑完整性而说过的。这部分归功于他(或许违背意愿地)采取的格言式叙述形式。

舍斯托夫正是从尼采对自身体验的表达中,透视尼采道德探索的特点。善是人类普遍道德理念,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都在努力对道德做出逻辑的或历史的或情感的证明。那么尼采的道德学说有什么新意?尼采为什么要反抗道德和批判“善”?

尼采自己说:“在至今存在的全部道德科学中——无论这听起来如何奇怪——都缺少道德问题本身,甚至没有人料到这里会有某种问题,那些哲学家们称之为道德证明和他们要求自己做的,只是对主导道德的善良信念的学术形式,也就是在这一道德范围内的事实之一,换言之,只是否定道德可以被设想为问题的形式。”⑩尼采的新意在于把道德和“善”作为问题的形式加以提出和检验。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道德的独特关系不是抽象推理的结果。关于道德的意义问题不是在尼采的头脑中和通过推理的途径来解决的,而是在他的灵魂深处的暗室里,通过最痛苦的体验解决的。假如尼采只是以冷漠理性的触角触及自己的“道德问题”,或者他只是在这样或那样的哲学体系中给道德寻找一个位置,那么,他很可能就不会得出任何新结果。

尼采通过自己的苦难与不幸获得了怎样的新认识,发现了什么秘密?舍斯托夫认为这个新认识和秘密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麦克白的苦难不仅是为作恶者准备的,而且是为行善者准备的”。麦克白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恶人,因作恶多端而受到道德与良心的惩罚。恶人因作恶而受苦,这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观念。但是难道善人也会因为善而遭受苦难吗?尼采看到了这一点。在善的背后,往往包含着行善者的痛苦。尼采写道:“每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更害怕被理解,而不是不被理解。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的虚荣心或许受苦,但在前一种情况下,受苦的是他的心灵,是他对人们的爱,这种爱总是在说:唉,为此你们也想承受我所承受的吗?”(11)“人无论为了什么,都不曾像为了自己的美德那样付出昂贵代价”;“谁没有为了自己的善良名声而牺牲自己本身”(12)“你们想逃离自己奔向邻人,想以此来造就自己的美德,但我看透了你们这是自我弃绝。”(13)尼采出于对每个人的权利、自由与快乐,出于更高的善、更高的良心而反抗旧的“善”和表面的“良心”。而且,这种“善”经常被用来作为谴责他人的工具和自我傲慢的借口。尼采则要求一种更普遍的爱和更高级的正义。“给我找到这样一种爱吧,它不但接受一切惩罚,而且担受一切罪恶;给我找到这样一种正义吧,它能够证明除了法官以外的一切人都无罪的。”(14)这种爱从不以自己为荣,从不炫耀自身,不作为评价他人道德的标准,而总是反思自己的不足;这种正义所承担的不是惩罚,也就是不是物质上的对他人的惩罚,而是自己的罪过。“享乐和纯洁无瑕——是最可耻的东西。它们不想让人们寻找它们。应当拥有它们,但应当寻找罪孽和苦难。”(15)舍斯托夫认为尼采的这一观点正是对《福音书》关于“太阳同样照义人和罪人”以及“关于税吏与法利赛人的寓言”(16)的注解。每一个在道德上谴责别人,把罪过推到别人身上的人,都一定会自言自语说:“主啊,感谢你,我不是这个税吏那样的人”。

由此可以看到,尼采的“非道德主义”和“敌基督”只是表象。舍斯托夫指出:“仔细研究过尼采的人会毫无疑问地确信,他的攻击所针对的不是基督教,不是福音书,而是到处流行的关于基督教学说的这样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对所有人,包括尼采,掩盖了真理的意义与光明。”(17)

尼采批判道德的另一方面是揭露道德背后所隐藏的消极与软弱,力图寻求超越爱与怜悯的强力。“有谁想向下仔细看看,理想在人世间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吗?谁有这份勇气???好吧。这有一个开口可以看见这间昏暗的作坊。稍等片刻,你这可爱的冒失家伙,你的眼睛必须先适应这变幻闪烁的光,好了,现在说吧,下面发生了什么?请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怀着最危险的好奇心的人,——现在我是倾听者——

——‘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我听到得更多。在那里,从每个角落和小巷里都发出温柔的、狡猾的、难以分辨的窃窃私语。我觉得,这里人们在说谎;每个声音都像加了蜜糖一样娇柔。他们说软弱应当谎称作优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情况就像您说的一样。’

——还有什么?

——‘不报复的无能应当被称作‘善良’;卑贱的怯懦被称作‘谦卑’;屈服于所恨的人被称作‘顺从’(这个人就是他们所说的,他命令这一顺从,——他们称他是上帝)。不会伤害人的弱者,他所充分具有的怯懦本身,他的乞求,他总是成为等候者的注定命运——所有这些在这里都得到一个非常精美的名称——‘忍耐’,还被恰当地叫做美德;无能力报复被叫做不愿报复,或许甚至叫做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只有我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还说‘爱自己的敌人’,边说边流汗。

——接下来呢?

——毫无疑问,他们是悲惨可怜的,他们都是告密者和地下的伪币制造者,虽然他们挤做一团互相取暖。可是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悲惨可怜是上帝拣选的标志,就像人们打的是那些他们最爱的狗一样;这种悲惨可怜也许还是一种准备、考验、试炼,或许比这些更多,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来能够得到高额利息的黄金补偿,不是黄金,是幸福。他们把这叫做‘极乐’。”(18)

尼采所面对的是那些因自己的善良德性、自己会怜悯邻人而感到满足的人。这些人在善恶问题上还十分幼稚。“怜悯被那些弱小的人称作美德:他们不善于尊重伟大的不幸,伟大的丑陋和伟大的失败。”(19)(查拉图,最丑陋的人)尼采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这些情况下怜悯所通常提供的手段能做的太少了。显然,他要寻找某种比怜悯更高的东西,既然爱和怜悯是软弱无力的,那么到哪里去寻找比爱和怜悯更高的东西呢?托尔斯泰认为任何人都不需要比善更高的东西,善—博爱就是上帝。尼采则不会这样认为,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剥夺了上帝的神圣属性,而把可怜而又软弱的人的情感提升为神性之物(人的情感只会在可以不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而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无能为力)。尼采在不幸与孤独中期待他的查拉图斯特拉,他向尼采解释,世界上或许有某种比怜悯更高的东西,“善”是好的和大众所需要的,但对某些人来说是不需要的,怜悯能安慰“许多人”,但对“少数人”却只能是侮辱。尼采是带着更大的希望走向道德的,即把道德看作全能者,希望道德取代上帝,希望人类在这一取代中获得胜利。他在道德中寻找上帝的足迹,但没找到。道德在人们有理由期待它有强有力表现的地方,却显得软弱无力。每当在这样的地方,尼采就不再进行善的哲学探索,而开始进行善的布道。

从哲学探索到学说布道,也是思想家生命追求的一种表现。用舍斯托夫的话来讲:“如果对付巨大不幸的尝试以自己的失败而折磨他们,他们被迫停止对生命的追问和寻求在布道中的遗忘,那么,这只能证明他们具有高要求的气质。他们已经不能再没有对自己问题的答案而生活了,无论有一个什么答案都比没有更好。”(20)

尼采开始保护和颂扬自己的个性,把人划分为高级和低级。不再谈论善了,它的地位被“超人”所取代。但超人这个角色不是新的,尼采以超人的名义所做的一起,就是托尔斯泰以善的名义所做的。需要用某种东西为自己辩护,需要忘记过去的不幸,需要自我拯救,需要摆脱那些没有真正答案的问题的困扰。于是尼采诉诸久经考验的老办法,这个办法已经许多次地救治了病痛的和苦难的人心——这就是布道。尼采不能忍受可怕的生活状态,不能与自己的命运和解。什么是他的贵族主义?翻译成简单的语言就是:“我和其他不多的人是伟人,其他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卒。做一个伟人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事。这个好事我有,其他人没有。主要的是其他人没有”。尼采最终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耻辱,自己的不幸,自己在生活中不得不忍受的一切,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加以解释,即这使他成为区别于他人的贵族。

尼采在他的最后作品《看哪这人!》中“我为什么这样聪明”一章结尾处写道:“我关于人之伟大的公式,就在‘爱命运’这句话里:不希望改变过去的和未来的任何一个事实;不仅要忍受必然性——更不能掩盖它:一切理想主义在必然性面前都是虚伪的——而且要爱它。”(21)这时他忘记了他的强力意志和在善恶彼岸的自由,而开始赞颂对必然性的服从。(22)“托尔斯泰和尼采用自己的‘善’和‘超人’的布道来躲避现实。但他们的布道能够永远把生命问题向人掩盖起来吗?善和超人能否使人与不幸、与我们生活的无意义和解?显然,他们的布道只能满足那些在他们的作品和生活经验中除了诗之外什么也读不出来的人。而对于与生活发生严重冲突的人,则会把那些漂亮的论断当作耳旁风,而细心倾听托尔斯泰和尼采的真实感受。”(23)

舍斯托夫就是细心倾听尼采内心感受的特殊代表。用我们通常的观点看,这种“心理学”的解释或许曲解了或许超出了尼采思想自身的含义,而赋予了太多解释者的个人色彩。的确,舍斯托夫对尼采的重要概念都有与众不同的解释,如“超人”、“永恒轮回”等,甚至对同一概念在不同地方也有不同解释,如对“爱命运”的解释,在《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中强调其反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意义,而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中强调其中表现的对必然性的服从。但是一方面,尼采思想和写作风格本身就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常大哲学家对另外某个哲学家的解释,都不是原本的介绍,而是纳入自己的思想空间。正如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所说:“我们这种努力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播一种对尼采哲学的介绍,一种也许更为正确的介绍。我们思考尼采的形而上学,只是为了追问值得追问的东西。”(24)

舍斯托夫是“六经注我”哲学家的典型代表。但这不意味着他的思想观点完全是主观的一己之见。他的哲学风格是与他对哲学的独特理解相联系的。在他看来,哲学不是人对外部现实的认识和反思,而是伴随着生命过程的思想活动,不是闲暇的思想,而是面对必然性而进行的思想对抗和斗争,这种斗争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永远是向“不可能性”的边界进行的不断挑战。正如他在《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的结尾对尼采道德学说的总评价一样——

“无论迄今为止对折磨人的生命问题做出最终和完满回答的尝试多么不成功,人们永远不会停止去做这样的尝试。也许,一个人不可能找到他所寻找的东西。但是,他将在通向永恒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摆脱压制他的偏见,开辟新的——即便不是永恒的,也至少是更加广阔的天地。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在善恶彼岸’的公式是一个重要的、巨大的进步。”(25)

注释:

①②巴拉巴诺娃—舍斯托娃:《舍斯托夫的一生》,第一卷,巴黎,1983年,第316、316页。

③巴拉巴诺娃—舍斯托娃:《舍斯托夫的一生》,第二卷,第52页。

④《尼采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序言)。

⑤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转引自(俄)《哲学问题》1990年第7期,第93页。

⑥舍斯托夫:《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哲学问题》1990年第7期,第93页。

⑦舍斯托夫的这个说法不确切。尼采后来不是完全没有提到狄奥尼索斯。尼采在总结自己写作历程的《看哪这人——自述》中讲《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时写道:“在这里,我的‘狄奥尼索斯’概念成了至高无上的伟业。用他来衡量涉及整个人类的其他事业,都显得贫乏和有限”。但我们认为舍斯托夫的基本观点还是正确的,即尼采的早期思想,关于日神、酒神和悲剧的思想,确实与晚期思想(道德彼岸,永恒轮回、强力意志、超人)具有根本差异。

⑧Ю·В·希涅奥斯卡娅:《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东西吗?舍斯托夫论尼采哲学》,《尼采与俄罗斯哲学》(文集),圣彼得堡,1999年,第81页。

⑨舍斯托夫:《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哲学问题》1990年第7期,第111页。

⑩《尼采著作集》第七卷,第114页,转引自《哲学问题》1990年第7期,第114页。

(11)《尼采著作集》第六卷,第268页,转引自《哲学问题》1990年第7期,第96页。

(12)《尼采选集》第七卷,第103、97页,转引自《哲学问题》1990年第7期,第97页。

(13)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爱邻),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14)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蛇之咬伤),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15)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旧榜和新榜),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203页。

(16)福音书关于税吏和法利赛人两种不同祷告的寓言,参见《路加福音》18:9-14。法利赛人所做的是傲慢的表面的祈祷和忏悔,税吏所做的则是谦卑的真正的祈祷和忏悔。

(17)舍斯托夫:《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哲学问题》1990年第7期,第123页。

(18)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尼采文集·查拉图斯特拉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221页。

(19)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最丑陋的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

(20)舍斯托夫:《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哲学问题》1990年第7期,第126页。

(21)转引自《哲学问题》1990年第7期,第120页。

(22)舍斯托夫:《雅典和耶路撒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23)(25)舍斯托夫:《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哲学问题》1990年第7期,第126、127页。

(24)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55-9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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