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應音義性質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應音義性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唐衆經音義〉校注》是黄仁瑄博士的新作，是佛典音義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黄仁瑄博士從事佛典音義的研究已近二十年。早在1999年，他就開始了對慧琳《一切經音義》的整理和研究，到了2002年，又把研究範圍擴展到現存的全部唐五代佛典音義。經過六年艱苦的工作，他不僅先後完成了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發表了不少學術論文，而且還完成了唐五代全部五種佛典音義的數字化處理。根據我們的統計，這五種書的體量數據如下：
五種書共一百六十七卷三百三十六萬六千字。字符需要一個一個地録入電腦，按一個字平均點擊4次鍵盤估算，三百多萬漢字就必須擊鍵一千三百多萬次，工作的繁重和艱辛，如果不曾有過古籍文本數字化的相關的經驗，是難以想象和無法體會的。也正是因爲在材料上下了這樣的工夫，唐五代五種佛典音義不僅是一卷一卷地讀過，而且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摸過，從而爲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後黄仁瑄博士方纔能不斷地有研究成果發表，不至於取了學位就丟了學問，學校畢了業就學術無了業，找不到課題，寫不出論文。 在那個時候，漢語信息處理技術對數字化的學術研究還没能提供足够的支持。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B（CJK Unified Ideographs Extension B，ISO/IEC10646-2：2001/Unicode 3.1）剛剛頒布不久，雖然定義的漢字數已經達到七萬零一百九十五個，但是主流的漢字輸入法都只支持GBK（漢字內碼擴展規範，Chinese Internal Code Specification），僅能輸入二萬零九百零二個漢字。美國微軟公司雖然爲中國大陸用户開發了“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但所提供的“增强型區位碼輸入法”需要首先查閱紙本的《康熙字典》或《漢語大字典》，檢索漢字所在的頁碼和字序，再通過複雜的程序折算成區位碼纔能轉换成電腦上的字符，並不實用。所謂“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實際上是一個字庫，由於其格式是TTF（TrueTypeFont），只有
個碼位，所以並没有完全收録CJK定義的七萬多個字符，只有六萬四千三百四十六個漢字。六萬多字中，有很多並非中文漢字，除了日本和字（例如“
”）、韓國自製字（例如“
”），還有越南喃字、新加坡自製字等，就是中文漢字，也有許多不是古籍使用的字，例如現代漢語簡化字、現代漢語方言用字、現代科技用字等等。反之，未被“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收納的五千八百四十九字中，却有不少古籍用字，例如下面下加橫綫的字：《說文解字·木部》“桏，椐木也。”《廣韵·二十二昔》：“
，益母草，《爾雅注》只作‘益’。”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B還没有收録的漢字，也有古籍需要使用的字。所以，黄仁瑄博士當時所研製的唐五代五種佛典音義的數字化文本和數據庫，凡這些無法直接輸入的字，都是采用漢字構件按結構組合的表達式來表示。這種處理方法自己使用尚無不可，若以示人或正式出版，顯然閱讀困難，使用不便。隨著漢語信息處理技術的發展，這些困難逐漸得以解决，於是從2005年始，黄仁瑄博士又開始對唐五代五種佛典音義三百多萬字的語料重新逐字進行校勘補録，本書就是他交出的第一部作品。可見，本書凝聚了黄仁瑄博士近二十年的心血。“十年磨一劍”，這種殫精竭慮、精益求精的態度，應該說反映了一個學者對科學精神的忠誠和對學術道德的追求。 《大唐衆經音義》，通常稱《一切經音義》。“衆經”即“一切經”，也就是所謂“大藏經”。所以慧琳《一切經音義》在日釋常塔《悉曇要訣辯言》中稱爲“衆經音義”：“琳師《音義》曰：‘若展轉增加，無窮無盡。聲字乖僻，人間罕用，文翰所用，十二章中悉皆備足。’師是翻經大德從事廣智三藏，內持密藏，外究印度聲明，著《衆經音義》一百卷。”而在《宋高僧傳》中又稱爲“大藏音義”，見其書卷五《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但是，玄應書稱“衆經”和“一切經”語義雖然相同，但字面終究不同，玄應書原名究竟何是何非，“衆經音義”和“一切經音義”究竟孰早孰晚，還是應該辨明的。 最早著録玄應書的，應該是唐代佛藏經録釋道宣所著《大唐內典録》（664）。其書卷五《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録·皇朝傳譯佛經録》： 《大唐衆經音義》一部十五卷 右一部。京師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所造。應博學字書，統通林苑，周涉古今，括究儒釋。昔高齊沙門釋道慧爲《一切經音》，不顯名目，但明字類，及至臨機，搜訪多惑。應憤斯事，遂作此音。徵核本據，務存實録。即萬代之師宗，亦當朝之難隅也。恨叙綴纔了，未及覆疏，遂從物故。惜哉！ “十五卷”應爲“二十五卷”，本書此卷後文又著録：“沙門釋玄應（一部二十五卷《經音》）”，另外卷十《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録》：“皇朝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撰《衆經音》二十五卷。”可爲證據。 稍晚（668），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傳記篇·雜集部》也著録玄應書爲“大唐衆經音義”： 《大唐衆經音義》二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撰。 “二十卷”也應該是“二十五卷”。 但是到釋智升所撰《開元釋教録》（730），就一律著録爲“一切經音義”。《開元釋教録》卷八《總括群經録·大唐李氏》：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見《內典録》） 右一部二十五卷，其本見在。 沙門釋玄應，大慈恩寺翻經沙門也。博聞强記，鏡林苑之宏標；窮討本支，通古今之互體，故能讎校源流，勘閱時代。删稚古之野素，削澆薄之浮雜，悟通俗而顯教，舉集略而騰美，真可謂文字之鴻圖，言音之龜鏡者也。以貞觀之末，勅召參傳，綜經正緯，諮爲實録。因譯尋閱，捃拾藏經，爲之《音義》。注釋訓解，援引群籍，證據卓明，煥然可領。昔高齊沙門釋道慧，爲《一切經音》，依字直反，曾無追顧，致失教義，寔迷匡俗。應所作者，全异恒倫。徵核本據，務存實録。即萬代之師宗，亦當朝之難偶也。恨叙綴纔了，未及覆疏，遂從物故。惜哉！ 又卷十三《别録·有譯有本録中聲聞三藏録》： 《一切經音義》 大唐翻經沙門釋玄應撰 （新編入藏，出《內典録》） 卷十七《别録·別録中删略繁重録》：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大唐沙門釋玄應撰。 卷二十《入藏録·小乘入藏録·賢聖集》：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七百六十八紙。 《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二卷，四十九紙。 上二集二十七卷，四帙（第一帙六卷，下三帙各七卷）。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或三十卷，七百六十八紙），唐釋玄應撰。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二卷（四十九紙），唐釋慧苑撰。 上二集二十七卷，四帙（第一帙六卷，下三帙各七卷）。 凡五見，無一不是作“一切經音義”。我們之所以要不憚其煩地加以引述，是因爲這些材料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反映了智升當年著録玄應書的情况。《開元釋教録》卷八的叙録，其文意和語氣可以明顯看出是承襲《大唐內典録》，特別是最後從“徵核本據”至“惜哉”三十六字完全相同，顯然是抄自《大唐內典録》。雖然道宣的叙録主要採自玄應書首所載終南太一山釋氏的《大唐衆經音義序》，但這段文字應該是道宣所作，可見智升曾查檢參閱過《大唐內典録》，並在道宣叙録的基礎上補充修訂而成文。卷八曰：“見《內典録》。”“右一部二十五卷，其本見在。”卷十三曰：“新編入藏，出《內典録》。”說明智升所見的玄應書，就是當年道宣在《大唐內典録》中所著録的寫經原本，智升重訂體例，將此本編入新藏。卷二十的兩段文字詳細記載了入藏的玄應書的文獻特徵，包括分卷异同、寫本紙數、同帙經名、各帙卷數等，說明智升並非僅僅是撮録《內典録》，而是確實曾親眼過目。 既然道宣和智升所見的是玄應書的同一個寫本，爲甚麼各自著録的書名却不同呢？從今傳本看，終南太一山釋氏的序題作“大唐衆經音義”，但是玄應書正文二十五卷各卷卷首和卷末都是題署“一切經音義”。據此也許可以推斷，玄應撰寫《音義》時，自定書名爲“一切經音義”，但釋氏序時却寫作“衆經音義”，爲了尊重序作者，進呈寫經時改題爲“大唐衆經音義”。 玄應生卒年不詳，根據終南太一山釋氏的序，《音義》成書於“貞觀末”（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6），又據道宣叙録“恨叙綴纔了，未及覆疏，遂從物故”，玄應應該就在這一年去世。《大唐內典録》成書於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去玄應《音義》寫成不到二十年，道宣所見應該就是玄應的原始寫本，其著録應該反映玄應《音義》當時書名自當爲“大唐衆經音義”。 《法苑珠林》成書於唐高宗總章元年（668），作者道世是道宣之弟，他撰著《法苑珠林》時也曾參考《大唐內典録》，但並不能說他著録玄應書爲“大唐衆經音義”只是照本迻録《大唐內典録》。道世的學識遠超於乃兄，有“釋門之領袖”之稱（李儼《法苑珠林序》語），《法苑珠林》也有佛教百科全書之譽，他撰寫《法苑珠林》時，曾遍覽大藏全經。《法苑珠林》的前身是《諸經要集》，書成於唐高宗顯慶年間（656-661），早於道宣的《大唐內典録》。《諸經要集序》曰：“於顯慶年中，讀一切經，隨情逐要。人堪行者，善惡業報，録出一千，述篇三十，勒成兩帙。”後來，又在此書基礎上擴充爲《法苑珠林》。李儼《法苑珠林序》曰：“屬有西明寺大德道世法師，字玄憚，是釋門之領袖也……遂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爲古今綿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博記。所以搴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瞻卜，以類編録，號曰《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可見道世著述得自親覽，其著録足可證實玄應《音義》書名原本爲“大唐衆經音義”。 智升《開元釋教録》成於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離玄應《音義》入藏（646）已近八十年，而佛藏所存的仍然是玄應的原始寫本，但編入新藏時曾對卷帙重加離析分合。根據終南太一山釋氏序，當時玄應《音義》二十五卷“結成三袠”，則各袠卷數肯定不均，《開元釋教録》卷二十著録的三十卷或本，應該就是將二十五卷重新分編而成，以便分裝成三帙。《開元釋教録》卷二十明確記載新編是將玄應《音義》二十五卷與釋慧苑撰《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二卷合併成四帙，第一帙六卷，下三帙各七卷。推想起來，正因爲經過這樣分卷檢點，整理者注意到玄應《音義》各卷題署都是“一切經音義”，與書名不合，於是將書名改從玄應原題。此後，除《新唐書·藝文志》等書仍用《大唐衆經音義》一名外，一般就將玄應書稱作“一切經音義”了。 根據以上討論，可以確定玄應書原名“大唐衆經音義”，“一切經音義”之名晚於“大唐衆經音義”。可見，黄仁瑄博士書中使用“大唐衆經音義”實爲追根溯源，並非標新立异。 在唐五代五種佛典音義中，最爲學界重視的是玄應和慧琳的兩種《一切經音義》，但後來二者的發展歷程却迥然不同。玄應《音義》有各種不同系統的文本，包括傳本和出土文獻、寫本和刻本、佛藏本和儒藏本、中土本和域外本，但慧琳《音義》却在中土很早就已經亡佚，近代纔從海外復歸，而且只有源自高麗藏的一種刻本。 慧琳書首景審《一切經音義序》有這樣一句話：“舊兩家《音義》合而次之，標名爲异（兩家謂玄應、慧苑等）。”所以有人認爲慧琳書已經包含了玄應《音義》，似乎有了慧琳書，玄應《音義》即可弃而不觀了。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就只收慧琳《一切經音義》，不收玄應《一切經音義》。其實，慧琳書和玄應書自是兩種不同的《一切經音義》，兩種書的性質完全不同。 慧琳“標名”玄應《音義》的部份，如果覆查玄應《音義》，就會發現兩家文本往往並不相同，這種差异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性質。本書的工作底本是高麗藏本，以慧琳《一切經音義》轉録本，詳細注明了慧琳轉録本與玄應原本的歧异，給觀察分析玄應《音義》和慧琳《音義》的不同性質提供了極大方便。下表列舉了兩家反語聲調不同並涉及上聲和去聲的材料，一共二十四條，由此切入，可以清晰地看出玄應《音義》和慧琳《音義》的不同的語音性質。 表按玄應《音義》排次先後。“編號”爲黄仁瑄博士本書所製，下圓點前爲玄應《音義》的卷次，點後爲音義的條次，每卷另行編號。“字目”標舉反語所注的漢字。“經卷”爲音義所注佛經的經名和卷次。“玄應”和“慧琳”分别列舉兩家相應的音義，標注卷次和條目，文本內容不全與“字目”有關，全文照録可以全面觀察兩家音義的歧异，以便討論。文字一依原本，以展示二者原始的差异，與本書經過整理的字形不盡相同。其中“字目”的反語根據《切韵》音系括注上字的聲紐和下字的韵目。“對應”爲慧琳與玄應反語所反映的聲調的不同，冒號前後分别爲玄應和慧琳“字目”的調類，清濁根據反語上字，四聲根據反語下字。關於佛藏版本异同，採納《大正新修大藏經》的記録，以簡化討論，避免枝蔓。
從表中可以看出，慧琳《音義》並不等於玄應《音義》，二者的差别，無論是文字的歧异，還是內容的繁簡，往往反映了兩家《音義》性質的不同。 4.358“振濟”條，慧琳增“經文作‘賑’，之忍反。隱、賑、富，有也。”《大方便報恩經》即失譯人名（在後漢録）《大方便佛報恩經》，《大正藏》本卷四《惡友品第六》：“爾時無量大衆心生歡喜，皆發施心，賑濟一切，求佛爲本。”字正作“賑”，與慧琳所記合。“隱、賑、富，有也”暗引《爾雅·釋言》：“賑，富也。”郭璞注：“謂隱、賑、富，有。”按：《文選·左思〈蜀都賦〉》：“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枝接連。”劉逵注：“隱，盛也。賑，富也。”又《文選·張衡〈西京賦〉》：“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薛綜注：“殷賑，謂富饒也。”“殷賑”即“隱賑”，“隱”與“殷”通，訓衆盛。慧琳在玄應所用《小爾雅》和《説文解字》之外，增引郭璞的訓釋，可證他所見佛經確作“賑”。另宋、元、明藏作“拯”。玄應《音義》作“振”，保留了可貴的版本异文信息。又7.147“阿挮”條，北凉曇無讖譯《悲華經》卷一《轉法輪品第一》：“阿挮”，《大正藏》作“挮”，與玄應合，但宋、元、明各藏俱作“梯”，與慧琳合。此兩例説明慧琳所據版本與玄應不同，玄應《音義》反映了初唐佛經的用字情况，與慧琳《音義》所反映的中唐佛經不同。 3.294“滿祝”條，玄應《音義》條目作“滿祝”，慧琳《音義》作“滿祝子”，滿祝子爲富樓那尊者之譯名，是釋迦十大弟子中説法第一之阿羅漢。《明度無極經》爲吴月支支謙譯《大明度經》之异名，卷一《上行品》作“滿慈子”。按，“滿”爲名，“慈”是其母姓，全名謂此名滿者爲慈氏之子。“慈”之梵語另有祝、見等异義，所以“滿慈子”又有“滿祝子”、“滿願子”、“滿見子”等异譯。玄應《音義》之“滿祝”不成詞，慧琳顯然不滿於此而换用全名“滿祝子”，兩家所據佛經與今傳本不同。又4.128“輱軻”條，玄應“埳軻，不遇也。”暗引王逸《楚辭注》。《楚辭·東方朔〈七諫·怨世〉》：“年既已過太半兮，然坎軻而留滯。”王逸注：“輡軻，不遇也。言己年已過五十，而輡軻沈滯，卒無所逢遇也。埳，一作轗，一作輡。”慧琳補明出處，但將《楚辭》文本誤作“轗軻言留滯也”，王逸誤作顧野王。玄應《音義》卷二十《〈舊雜譬喻經〉上卷》20.407“輱軻”條：“輱軻，宜作埳，同。口感反。下口佐反。埳軻，不遇也。”與本條同。慧琳《音義》卷七十五相應文本作“輱軻，冝作埳，同。口感反。下口佐反。《楚辭》：‘然坎軻而留滯’，王逸曰：‘埳軻，不遇也。’”可證其誤。 上舉二例説明，兩家《音義》產生的時代不同，慧琳《音義》因爲晚出，往往對玄應《音義》有所補正，但正因爲如此，後者經過整飾面貌已有改變，前者携帶著歷史的信息，自有其存在的價值，更何況在易字增文、刊謬補闕的過程中，也許會產生新的訛誤，上舉4.128“軻”條就是一個例子。再如16.314“企行”條，玄應《音義》：“《詩》云‘企子望之。’”慧琳《音義》作“《説文》云‘企予望之’”。按：《詩·河廣》：“跂予望之。”李善注《文選·陸機〈嘆逝賦〉》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跂同。”慧琳蓋涉上“《説文》：‘企，舉踵也’”而誤引作《説文》。又22.440“傲誕”條，玄應《音義》：“誕，大也，不實也。”慧琳引作“誕，大也，大實也。”誇誕不應有“大實”之訓。按：玄應《音義》卷十七《〈出曜論〉第十九卷》17.314“謾誕”條：“謾誕，莫諫反，下達坦反。《説文》：‘謾，欺也。’不信也。誕，大也，不實也。”慧琳《音義》卷七十四所録與玄應原本完全相同，正作“誕，大也，不實也。”可證“大實也”的“大”字爲“不”之形訛，蓋涉上“大也”而致誤。又14.218“厭禱”條，玄應《音義》“（厭）山東音於葉反”，慧琳引作“江東音於葉反”。按，1.106“厭人”條亦有“厭”字説解，玄應、慧琳俱作“山東音於葉反”，可見慧琳所引“江東”應爲“山東”。 當然，玄應《音義》也會有訛誤。例如，4.130“懇惻”條：“《通俗文》：‘至誠曰墾。’墾，亦堅忍也。”慧琳引作：“《通俗文》云：‘至誠曰懇。’鄭注《考工記》云：‘懇，堅忍也。’《文字典説》：‘從心，豤聲。’經作‘懇’，誤也。”玄應《音義》條目作“懇”而書證作“墾”，两不相應，不合常理。按，玄應《音義》另有兩條涉及“墾/懇惻”，卷十二《〈賢愚經〉第一卷》12.090“墾惻”條：“墾惻，古文
，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墾。’墾，亦堅忍也。下古文
，同。楚力反。《廣疋》：‘惻，悲也。’《説文》：‘惻，痛也。’”又卷十六《舍利弗問經》16.287“懇惻”條：“懇惻，古文
（
），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懇。’懇，信也。亦堅忍也。下古文
，同。楚力反。《廣雅》：‘惻，非（悲）也。’《説文》：‘惻，痛也。’”此兩例關於“墾/懇”的訓釋與4.130“懇惻”條完全相同，但條目和書書證相合相應，應該可以説明4.130條書證之“懇”當爲“墾”之形訛。4.130條慧琳《音義》書證改作“懇”，12.090“墾惻”條，慧琳《音義》卷第七十四“墾”也全作“懇”，可見兩家《音義》所見佛經用字不同。慧琳所補“堅忍也”的出處《考工記》鄭注，見《周禮·冬官考工記·輈人》：“是故輈欲頎典。”鄭玄注：“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殄。駟馬之轅，率一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也。’”慧琳蓋捏合先鄭後鄭之説爲注易滋誤解，以爲鄭玄《周禮注》本有此訓，乃致以訛傳訛。又，《大灌頂經》即東晋帛尸梨蜜多所譯《佛説灌頂經》，十二卷，共十二部經，每經俱冠有“佛説灌頂”四字，故名《灌頂經》。第十一卷爲《佛説灌頂隨願往生十方净土經》，經曰：“至心懇惻，應代亡者。”從文意看，經作‘懇’不應爲誤。按，慧琳《音義》卷三十二《大聖文殊讃佛法身四十禮》：“懇誠，上肯很反。《廣雅》云：‘懇，亦誠也，信也。’《礼記》云‘稽顙而後拜，懇乎其至’是也。《文字典説》云：‘切也。從心，豤聲。’豤，音坤本反，從豕、從艮。經從豸，作‘懇’，非也。”可見慧琳《音義》“懇惻”條”所引《文字典説》：“從心，貇聲”應爲“從心，豤聲”之誤。慧琳《音義》卷七十五《五門禪經要用法》：“懇惻，上康佷反。鄭注《考工記》云：‘堅皃也。’《礼記》：‘懇乎其至也。’《説文》：‘懇，從心豤聲。’（豤）音與上同。從豕從艮。經從豸作‘豤’，誤也。”可作旁證。附帶説一句，此兩條所引書證《禮記》：‘“懇乎其至也。”見《禮記·檀弓上》：“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可爲鄭司農讀“頎”爲“懇”之證。 以上討論説明玄應《音義》原本和慧琳《音義》轉録本因爲產生時代有早晚，以致文字互有參差，內容各有正誤，必須互相參比斟酌，都有其存在價值，决不可以後者取代前者。這是從時代的角度，觀察二者在文獻學上不同的性質。下面我們再從地域的角度，分析兩家《音義》在語言學上不同的性質。 唐代有三個重要的方言：以長安話爲代表的漢音、秦音和以洛陽話爲代表的吴音。其中漢音是一種讀書音，當時人認爲是正音；漢音和吴音各有八個調類，秦音有六個調類。 日釋了尊《悉曇輪略圖鈔》卷一“八聲事”曾描述過吴漢兩音八聲調值的對應關係：“吴漢音聲互相博（疑爲“搏”之訛），平聲重與上聲輕，平聲輕與去聲重，上聲重與去聲輕，入聲輕與同聲重。”輕重即陰陽，決定於聲母的清濁。 “八聲事”文首還附有一張圖，形象地展示二者的對應關係：
圖中虛綫連接的兩個調類的調值相同，虛綫的起點爲吴音，終點爲漢音。入聲輕重恰好相反，圖中没有表現。 “八聲事”還説明了六聲與八聲的調類分併關係：“四聲各輕重八聲。上重攝去聲之重，（去）輕攝上聲之輕，除上重去輕六聲。”這是説八聲的上輕、去輕合爲六聲的上輕，上重、去重合爲六聲的去重。八聲的上去輕重四聲按輕重合併爲六聲，實際上只有上、去二聲，但這與四聲的上、去二聲並不一樣。四聲系統的上、去二聲各含輕重，六聲系統的上、去二聲或輕或重，性質完全不同，所以悉曇家對六聲的上、去另加“輕”、“重”作爲標識加以區分。綜合了尊之説，這三種方言的調類、調值及三者之間的歲應關係如下表所示：
慧琳音屬秦音。慧琳是不空的弟子，他們的譯音被學術界稱爲“不空學派”，其語音基礎是長安方音。景審《一切經音義序》説慧琳所音取則於元庭堅《韻英》及張戩《考聲切韵》，這兩種韵書正是所謂“秦音韵書”。玄應音屬吴音。玄應是玄奘譯經的重要助手，他們譯音的語音基礎是洛陽方音。洛陽和金陵方音是《切韵》的語音基礎，玄應《音義》的語音系統與《切韵》音系一致，而《切韵》就是唐人所説的“吴音”。漢音是當時的正音。日釋净嚴《悉曇三密鈔》卷上末《第三門之餘》説：“表信公築博多，傳於漢音，是曰唐音”，“唐音”即指唐朝標準音。表信公指唐人袁晋卿，他入日充大學音博士，掌教音讀，被譽爲“誦兩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訛響”，日本朝庭乃勅‘明經之徒不可習吴音……熟習漢音。” 前面所舉慧琳音與玄應音聲調對應共二十四例，可以歸納成六種類型，見下表：
同一個字目的聲調對應關係相同，同一個聲調對應關係反復出現，説明這種现象不會是偶然事件，而應該是一種規律的反映，但從表中並不能一目瞭然地看出來。如果將清濁改爲輕重，進一步分類歸納，再與唐代三種聲調系統加以比照，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這種現象反映的就是六聲系統和八聲系統之間上聲和去聲的對應規律：以輕重爲條件分别合併。見下表。
玄應《音義》卷二十《〈舊雜譬喻經〉上卷》20.407“輱軻”條：輱軻，（下）口佐反”， 慧琳《音義》卷七十五：“輱軻，下口佐反”，反語未改。 换一個視角，如果站在秦音的立場上觀察吴音，也會覺得不入耳，慧琳《音義》中將前人的注音斥爲“吴音”，就是這種心理的反映。這些字如果在玄應《音義》中也注了音，這個注音就是慧琳所説的“吴音”。這是玄應音是吴音的有力證據。下面是這些例子。每例首先依據《廣韵》的語音系統列出字目的反切，括號中是音音地位，依次是紐韵呼等調攝。秦音和吴音的音韵地位聲母依據反語上字，韵母依據下字，聲紐如果是唇音，吴音標注爲重唇音，秦音標注爲輕唇音。兩家《音義》只列與字目相關的文字，除了音注，還有訓釋，這是爲了展示音義的匹配情况，避免將語義不同的詞拿來做語音比較。最後一欄是按語，進行必要的説明。《廣韵》又音如與討論內容無關，概不闌入。
下面一例，玄應《音義》反語與慧琳所指吴音用字不同，但音韵地位相同。
從上面這些例子可以刊出，凡慧琳指明秦音和吴音者，二家音不是聲母不同，就是韵母不同，或者涉及到平聲或入聲的聲調的不同，没有一例是上聲與去聲之間的對應關係。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前舉二十四條慧琳《音義》與玄應《音義》反語聲調不同的例子，學界一般認爲是慧琳改訂玄應反語聲調。這是現代學者站在玄應《音義》的立場上觀察慧琳《音義》相應反語的差异的説法。從慧琳的立場看來，原來的反語和“改訂”的反語讀音並没有甚麽不同。即如前文所舉“軻”字，玄應《音義》卷二十《〈舊雜譬喻經〉上卷》20.407“輱軻”條：“輱軻，冝作埳，同。口感、口佐反。埳軻，不遇也。”文字與卷四《〈大灌頂經〉卷第十》4.128“輱軻”條幾乎完全相同。對於後面一條，慧琳《音義》卷三十一“轗”的反語是“珂我反”；對於前面一條，慧琳《音義》卷七十五：“輱軻，冝作埳，同。口感反，下口佐反。《楚辝》：‘然埳軻而留滯。’王逸曰：‘埳軻，不遇也。’”反語是“口佐反”，與玄應《音義》相同。一般認爲前一條是慧琳覺得玄應舊音錯誤，於是將反語由清去“改訂”爲清上。這種觀點很難解釋後一條爲甚麽慧琳不“改訂”玄應錯誤的注音。實際上，在慧琳音去輕（清去）和上輕（清上）是同一個調，在慧琳口裹“口佐反”和“珂我反”是同一個音，無所謂“改訂”。對同一個現象，從不同的角度有相反的看法，恰好説明慧琳音和玄應音具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立場决定了不同的觀點。 綜合以上材料，我們認爲，玄應《音義》和慧琳轉録的玄應《音義》是兩種雖有關係但性質不同的文獻。玄應原本簡約，慧琳多有補正，內容不盡相同，互有參差，各有長短，折射出佛經文本在初唐和中唐的歷史信息。玄應音屬吴音，慧琳音屬秦音，慧琳轉録的文本雖然源自玄應《音義》，但是經過慧琳的改造，已經納入秦音的語音系統，與吴音的性質已經不同。景審《一切經音義序》批評古來音反多誤曰：“吴音與
音莫辯，清韻與濁韻難明。”日釋安然《悉曇藏》卷五《母字翻音·定异音》也説：“吴似和音，漢如正音。漢士不能呼吴，吴士不能呼漢。”可見在唐人看來，秦音與吴音性質完全不同。兩種音義應該參照使用，不可偏廢。 千百年來，玄應《音義》僅在佛藏中刊布流行，學者不得利用，直至清代乾隆四十七年（1782），任大椿纔注意到玄應《音義》，從中鈎沈起滯，輯得《字林考逸》八卷，兩年後，孫星衍又從玄應《音義》中輯成《倉頡篇》二卷，這兩部書爲清代乾嘉學術提供了新的資料，玄應《音義》也由於任、孫二氏之書得以引起學界廣泛關注。段玉裁注《説文解字》，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都曾據之正譌補闕，獲益良多。我們相信，黄仁瑄博士此書的出版，提供了玄應《音義》的最新整理本，也必將對於中華佛學、漢語歷史語言學和中國古代文獻學的研究產生廣泛影響，具有其應有的重要的學術價值。 玄應《音義》長期以來只有佛藏本，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莊炘纔校刻刊行了玄應《一切經音義》，這就是所謂“儒藏本”。莊炘序説：“（玄應音義）今在釋藏中，自唐以來，傳注、類書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覽，閱千餘年而吾友任禮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孫明經星衍集《倉頡篇》，始見此書，成其撰述，予閱而美之。頃宰咸寧，至大興善寺，見轉輪釋藏，求其卷帙，善本猶存，乃施金五百，刊而行之。”可見莊氏整理所根據的是西安大興善寺藏佛藏本。現在我們能見到的玄應《音義》傳本繁多，遠非清人所能見，這些書版本複雜，各種本子之間差距甚大，因此莊炘刻本已經不能滿足現代學術研究的需求，近年開始有現代整理本應運而生。 古籍整理是一個艱苦而繁難的工作，專科古籍的整理更是必須具有專家的學養纔能擔任。音義書是語言學著作，要整理音義書，不僅需要目録、版本、校勘、輯佚等文獻學的知識，還必須要具備文字、音韵、訓詁學的專門知識，其中尤以音韵學更爲艱深。黄仁瑄博士一直從事漢語歷史語言學的教學和研究，發表過很多篇關於玄應《音義》文字、語義和語音的學術論文，並在2011年出版了專著《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對唐五代五種佛典音義的語音系統及其發展進行了全面的討論，因此，可以説黄仁瑄博士已經爲進行玄應《音義》的整理做好了足够的知識儲備，打下了堅實的工作基礎，讀者在使用本書時可以相互參閱，在这裏不必赘述。 我們要强調的是，玄應書作爲佛典音義，整理者還必須具備另一種特别的素養，那就是關於梵文的知識。漢文佛經從梵文翻譯成漢語，其中有很多音譯詞語，這些詞語聲音是梵語，形體是漢字，是讀經的障礙，也就成了佛典音義疏通的對象。要做這類要整理工作，首先必須能够辨識哪些條目是梵文音譯，然後要尋求源詞，給出梵文，纔能幫助讀者正確理解音義，如果不明此道，就會望文生義，主觀臆測，不免尋路而多歧，治絲乃益棼。 黄仁瑄博士對玄應《音義》中這些梵文譯音成分一律注明梵文源詞的拉丁文轉寫，找不到源詞的也加以説明。這是從没有人做過的工作，篳路藍縷，創始維艱，却也大大提升了玄應《音義》的學術價值，爲學者研究工作提供了極大方便。 例如，前面所舉二十四例玄應《音義》與慧琳《音義》聲調對應的條目，其中3.294條：“滿祝，脂育、脂授二反。即‘冨樓那’是也。”4.049條“道軻，口佐反。”7.147條：“阿挮，他第反。”條目“滿祝”、“道軻”、“阿挮”是漢文文獻中見不到的詞語，訓釋仍然是一個非漢語詞“冨樓那”，或者乾脆付之闕如，讀者閱後多半難以索解。 4.049條“道軻”，見《佛説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比丘呪經》卷第一：“神名，道軻彌伽羅移嘻隸”，本書注：“對音字，源詞不詳。”這裏留下了一個尚待探討的問題。
“彌窒”即“梅怛麗藥”，玄應《音義》卷二十五《〈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四十四卷》25.186條：“梅怛麗藥，都達反。此云慈，即舊云慈氏者也。慈有二因緣，一值慈佛發心，二初得慈心，三昧因以名焉。或言彌勒，或云梅低梨，並訛也。”本書注：“梅怛麗藥，梵詞Maitreya。”也提供了梵文源詞。 7.147“阿挮”條，本書注：“阿挮[卑梨離]，acipalile。”按“挮”爲舌頭音透紐，不應對譯正齒音ci（舌面音
）。這是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轉法輪品第一》中的咒语。全咒有三個“挮”，這段咒語是“阿挮卑 梨離 尼帝挮 珊帝挮”，與梵文對音情况如下，各句用斜綫分隔，梵文與漢文佛經切分不完全一致。
根據經師譯音慣例，同一個譯音字，前面的有反語注音，後面的如果没有，表示與前面的字譯音相同。但三個“挮”字第一個對譯ci，後兩個却對譯cho，不合慣例。梵咒對音還有一個慣例，如果漢字與梵文讀音相同就不加任何標記，如果加反切，反語不是切出漢字固有的字音，反而是表示不能按漢字原有的讀音發音，必須按反語拼讀改變讀音，纔能讀出梵文正確的讀音。這段咒語其他的譯音字都對音準確，没有反語，唯獨“挮”字，後兩個譯音不對却未加反語，第一個玄應加了反語“他第反”，但切出來的不是梵文的讀音，却是譯音漢字“挮”的讀音，顯然也不合慣例。合理的解釋是，後兩個譯音字用的是讀cho的漢字，不用加反語，但用來對譯ci時，聲韵都不對，所以要另加反語拼切梵文的讀音。這個漢字也許是“袾姝杵”之類的昌紐遇攝合口字，正好對譯梵文cho，而對譯梵文ci就不準確，所以玄應纔會另加反語改變譯音漢字的讀音，反語上字也許是“隹梔之”一類的章紐字，表示聲母由ch改爲c，下字“第”表示韵母由o改爲i。當然這只是邏輯推理，没有實證。我們想説的是，如果不給出梵文，就不可能發現漢文文本這種類型的錯誤。 佛經漢譯是人類歷史上歷時最長、最爲浩大的翻譯活動。在長期的翻譯實踐中，經師對於甚麽時候該意譯，甚麽時候該音譯，逐漸摸索總結出來了一些原則，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提出的“五種不翻”，見於宋釋法云《翻譯名義集·十種通號》“婆伽婆”條： 唐奘法師明五種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羅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義故。三此無故不翻，如閻浮樹。四順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實可翻之，但摩騰已來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令人生敬，是故不翻。 這五種類型的音譯材料，在玄應《音義》中都大量存在。 第一種不翻的原因是“秘密”，“陀羅尼”（
），即密咒（Mantras），意譯爲真言、總持。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佛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帝，魚羯反。真言句，梵語不求字義，但取聲。”又卷十二《〈大寶積經〉第三十三卷》：“陁羅弭拏呪，其呪中字但取聲韻以響梵字，並不合訓解也。”由於這種宗教的緣故，譯經師要求對音絕對準確，因此陀羅尼的譯音是梵漢對音研究的絕佳材料。 《妙法蓮華經》中《陀羅尼品》就有大段梵咒。今存漢譯本有三種：西晋武帝太康七年（286）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咒語是意譯；後秦文桓帝弘始八年（416）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底本爲龜玆文；隋文帝仁壽元年（601）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咒語音譯，底本为梵文。玄應《音義》卷六《〈妙法蓮華經〉第八卷》也有咒語的音譯，6.290條曰：“三藏法師玄奘譯。”按：智升《開元釋教録》卷十一《别分乘藏録下》： （《妙法蓮華經》）又第八卷中“藥王菩薩”等咒六首，大唐三藏玄奘重譯，在《音義》中。 玄奘應玄應所請重译（《妙法蓮華經·陀羅尼品》），底本改用梵本，與闍那崛多本相同。闍那崛多音是長安音，玄奘音是洛陽音，兩者譯音是秦音和吴音比較研究的極好材料。玄奘所譯六首咒語，今僅見於玄應《音義》。 第二“多含故不翻”，指的是梵文的多義詞，漢語没有相當的詞時必須音譯。“薄伽梵”原爲婆羅門教對於長者的尊稱，佛教用以稱呼佛祖釋迦牟尼。玄奘所譯《佛地經論》卷一曰： 薄伽梵者，謂薄伽聲依六義轉，一自在義、二熾盛義、三端嚴義、四名稱義、五吉祥義、六尊貴義。如有頌言：“自在、熾盛與端嚴，名稱、吉祥及尊貴，如是六種義差别，應知總名爲薄伽。”如是一切，如來具有，於一切種，皆不相離，是故如來名薄伽梵。其義云何？謂諸如來，永不繫屬諸煩惱，故具自在義；焰猛智火所燒練，故具熾盛義；妙三十二大士相①等所妝飾，故具端嚴義；一切殊勝，功德圓滿，無不知，故具名稱義；一切世間，親近供養，咸稱贊，故具吉祥義；具一切德，常起方便，利益安樂一切有情，無懈廢，故具尊貴義。或能破壞四魔怨，故名薄伽梵……又此一名，總攝衆德，餘名不爾。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第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初分緣起品之一》“釋經題本梵語”在解釋“薄伽梵”一詞時，即引用了《佛地經論》這段偈句，並指出： 此爲文含多義，譯經者故存梵言。後有梵語及陀羅尼句，准此應知。 《大般若經》的譯主即玄奘，可見玄奘譯經的體例，是將“薄伽梵”之類的“多含”的梵文語詞，和陀羅尼一般看待，採取音譯的辦法處理。 玄應《音義》卷二十一《〈大菩薩藏經〉第一卷》21.001條： 薄伽梵，扶劍反。言以義總衆德至尚之名也，餘則不爾。故諸經首皆置此名。舊言婆伽婆，訛也。 本書注：“薄伽梵，梵詞bhagavat。”又卷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一卷》3.001條： 婆伽婆，舊云有大功德至聖之名也。正言薄伽梵。薄伽，此譯云德；梵，此言成就義。衆德成滿名薄伽梵。又：此一名捴攝衆德，餘即不爾。故諸經首皆置此名。 本書注：“婆伽婆，梵詞bhagavat，玄應譯薄伽梵。”按：“薄伽梵”Bhagavān，爲體聲、一言聲、男聲（主格、單數、陽性），“婆伽婆”Bhagavat爲女聲（陰性）。 第三種是“此無故不翻，如閻浮樹”，指的是中國没有的事物，必須音譯。閻浮（Jambu），是遍布於印度的落葉喬木，學名Eugenia jam-bolana，屬姚金孃科蒲桃屬，漿果先爲黄白色，次轉橙赤紫色，熟後成帶黑深紫色，故有一年三變之説。傳説釋迦牟尼爲太子時，見耕農之苦，在閻浮樹下静默思惟，第一次默想到“人生是苦”“人生無常”，遂生遁世之志，故佛教把閻浮樹視爲聖樹。五代義楚《釋氏六帖》卷十八《草木果實部·樹》：“閻浮提樹，在中國無對，所以不翻。”閻浮提，新譯爲贍部提，即所謂“南贍部洲”。 玄應《音義》卷二十四《〈阿毗達磨俱舍論〉第十卷》24.113“贍部”條： 贍部，時焰反。樹名也。舊經中或言剡浮，或作閻浮，皆訛也。 本書注：“贍部，梵詞Jambu-dvīpa。”另外，卷十二《〈起世經〉第一卷》12.149“閻浮提”條、卷十七《〈俱舍論〉第六卷》17.146“剡浮”條、卷十八《〈雜阿毗曇心論〉第三卷》18.123“閻浮提”條、又《〈立世阿毗曇論〉第一卷》18.164“剡浮”條、卷二十三《〈對法論〉第五卷》23.135“贍部洲”條也都涉及閻浮樹的音譯問題。 第四種“四順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實可翻之，但摩騰已來存梵音故。”阿耨菩提，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的略語，佛教認爲是唯佛一人纔能具有的無所不知的超人智慧，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如來名號品》：“阿，（A），此云無也；耨多羅（nuttarā），上也；三（sam），正也；藐（myak），等；三（
），正也；菩提（bodhi），覺也。總應云無上正等覺也。”摩騰，即迦葉摩騰，傳説漢明帝感夢金人，傅毅説是天竺之佛，明帝乃遣使西域求取佛法，路遇摩騰和竺法蘭，永平十年（67），白馬馱經和佛像返回洛陽，次年創立白馬寺，譯出《四十二章經》，爲佛藏中最早的譯經。但現存《四十二章經》中並無“阿耨菩提”這一極普通的極常見的佛學術語，與玄奘的記載不符，説明今傳《四十二章經》並非唐人所見之書。玄奘説的“順古故不翻”，指的是對於經師傳承的音譯，可以沿襲不改，不必重新意譯。 第五種“生善故不翻”，玄奘舉的例子是“般若”。般若，是梵文
的音譯，意爲“智慧”，全稱爲“般若波羅蜜多”
，意思是“智度”，爲佛教六度之一。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初分緣起品之一》“釋經題本梵語”曰： 般若波羅蜜多，具足應言摩賀（引）鉢囉（二合）枳孃（二合）播（引）囉（轉舌）弭多。梵云摩賀（Mahā），唐言大；鉢囉（二合）（Pra）枳孃（二合）（
），唐言慧，亦云智慧。或云正了知，義净作此解；播（引）囉弭多（pāramitā），唐言彼岸到，今迴文云到彼岸。如上所説，雖是本正梵語，略音已行，難爲改正。般若波羅蜜多久傳於世，愚智共聞，今之所論，爲造經音，解其文字及釋梵語，不可不具説也。但欲廣其學者知見耳，實非改易經文。已下諸經中，有正梵語及論文字是非，皆同此例，取捨今古任隨本志。 按，原注：“其二合者，兩字各取半音，合爲一聲。”佛教認爲一切智慧中，般若波羅蜜第一，非世間其他智慧可比。因此，玄奘認爲：“般若尊重，智慧輕淺，令人生敬，是故不翻。” 另外，玄應《音義》卷二《〈大般涅槃經〉第八卷》列有梵文根本字字母表，包括2.186“文字品”、2.187“字音十四字”、2.188“菴惡”、2.189“比聲二十五字”，本書都在注語中給出了相應的梵文。梵文根本字按照語音學的原則分組排列，符合音理，其譯音是研究漢語聲母和韵母，歸納漢語語音系統的最好材料。 在這些對音材料中，玄應常常自命爲“正言”、“正音”，指斥舊譯“略”、“訛”，這在前面所列舉的玄應《音義》中，就不乏這樣的例子。這樣一種譯風，興盛於隋唐，以玄奘爲代表，被稱爲“新譯”。但是，正如慧琳斥玄應音爲“吴音”，玄應斥舊音爲“訛略”只是所據的語言系統不同。新譯和古譯的分歧，是時代和地域的距離造成的隔膜和誤解，無所謂正誤。這種譯音音注，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音比較研究的很好材料。 上面所説的各種類型的譯音材料，在玄應《音義》占了相當大的份量，但如果没有相關的梵文知識，不知道那些漢字背後對應的梵文詞語，這些材料是没法讀懂，更没法利用的。因此，黄仁瑄博士此書逐個注明梵文源詞，無疑改進了音義書的框架，拓展了古籍整理的功能，提升了佛典音義的學術價值，爲學者研讀和使用玄應《音義》提供了便利。 這篇序言主要談了三個問題：玄應《音義》書名的辯證，玄應《音義》的獨特性質及其學術價值，黄仁瑄博士整理玄應《音義》的突出貢獻，希望能對讀者閱讀本書提供一些幫助。 同時，我們也期待黄仁瑄博士關於另四種唐五代佛典音義的整理著作早日問世。 ①三十二大士相，或稱“三十二大丈夫相”、“三十二大人相”、“四八相”，具有此大人相，在家當爲轉輪聖王，出家當爲佛。佛教説釋迦牟尼生來容貌神异，有三十二處與凡俗不同的特徵。可參見《大智度論》卷四《釋初品·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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