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研究——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收入论文,北京论文,大学毕业生论文,唐家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833621修订日期：2012-06-16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2)05-0020-05
我国正进入由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强国的转型。减少农民人口数量和提高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中国城市化国家社会转型的关键步骤。通过提高国民的教育素质、增加农村地区的大专教育人数，让农民子弟通过高等教育直接进入城市，是新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举措之一。然而，由于城市住房、就业和户籍制度的影响，一部分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回不了农村，进不了城市”的社会夹心层，尤其在一些大城市周边地区出现了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现象，公共媒体称之为“蚁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城市贫困、城中村和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新焦点[1,2]。国际学术界关于类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Gans的城中村研究[3]。在中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转型期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则主要开始于1990年代[4-6]，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流动人口聚落形成及其特征等方面。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城市的经济联系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东部沿海地区的“世界工厂”格局慢慢形成，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了极化现象，吸引了一批学者进行相关研究[7-10]。中国城市经济和社会慢慢进入转型阶段，国内外学者开始通过城市社会空间变化研究这种转型过程[11-13]，并将研究焦点聚集到城市贫困方面[14-17]。本文根据文献资料，配合笔者进行的北京唐家岭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独立调查研究，对北京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聚居体空间特征、聚居体社会特征、聚居体后续空间效应进行研究。本研究相关的现场调查集中在北京唐家岭村，调查方法为现场观察、访谈、测图和发放调查表。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现场调查采取分时段进行，主要集中在2009年3月-2011年10月间，采取滚雪球方法发放了调查表。
1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
1.1 基本特征
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又被大众传媒称为“蚁族”现象。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具有三个基本特征：①大学毕业生。该社会群体成员均接受过高等教育，为大学毕业生。②从事低技能白领工作。该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从事低收入专业技能白领工作。③低收入。该社会群体成员月收入偏低，月均收入既低于北京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也低于北京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工资。1.2聚居现象
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人以上[1]。在北京，他们因工资低且工作不稳定、房价高房租贵，大多数只能选择月租金500元以下、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城中村或近郊农村的出租房居住，有的甚至无能力单独租住而采取两人或多人合租一个房间的形式，唐家岭村、小月河村、马连洼村等就是北京典型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地(图1)。
图1 北京主要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分布示意图
Fig.1 Major Urban Village of Low-income College Graduates in Beijing
2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空间特征
本文通过对北京唐家岭村进行实地考察，剖析北京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的空间特征①。唐家岭村地处北京海淀区城乡结合部，南临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北靠航天城、东隔京张铁路与昌平回龙观相望、西与东北旺土井村接壤，由于紧邻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航天城；有365路、447路、运通205路等公交车到达，毗邻地铁西二旗站。因其地理条件优越、公共交通方便、生活成本低廉，唐家岭村吸引了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前来租住，成为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集中聚居地。本来只有3000当地村民的唐家岭村，在其顶峰时总共聚居了4—5万人，其中大多为低收入大学毕业生。
2.1 急剧膨胀聚居体
2000年前，唐家岭村是一个典型的北京郊区农村。2000年以后，中关村科技园已经成型，与唐家岭村一街之隔的上地软件园也发展起来。随后，一所名为中国软件管理学院的民办学校在唐家岭村西落成，该校学生成了唐家岭最早一批租户。2003年“非典”之后，来村求租住房的学生多了起来，为了挣租金，村民纷纷在自家宅基地盖起了二层小楼。随着上地软件园的成熟，附近的树村、马连洼、东北旺等城中村的改造和拆迁，唐家岭成了中关村软件园及上地信息产业基地附近的最后一个城中村，越来越多求职大学生来到唐家岭居住。村民看到有人在自家院内盖起四层出租楼，也纷纷效仿将原来的二层小楼改成四层以增加更多租户。2005年前后，尽管加盖楼房的村民收到村委会的停工通知，但实际上加盖楼房的违章建筑一直没有停止，直到2010年唐家岭拆迁重建。
2.2 生活居住空间
——街道景观。唐家岭村的主要道路是南北向的唐家岭中街，它既是生活服务性道路，也是重要的交通性干道。街道两旁，杂货店、大排档、音像店、水果摊一个接着一个；经营东北菜、川菜、湘菜、麻辣烫等的小饭馆不胜枚举。从唐家岭中街上延伸出许多小街小巷，它们是整个社区的“血管”。许多小巷宽度不足一米，两人迎面通行必须侧身而过，小饭馆、理发店、网吧、小摊点遍布其间，各式各样出租屋广告随风摆动，头顶的天空被横七竖八的电线分割得支离破碎，沿街店铺次第传出震耳欲聋的流行歌曲。
——居住环境。唐家岭原来的建筑肌理较为简单：单层楼房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边。但2003年以后，旺盛的租房市场需求刺激了唐家岭村的违章建筑。许多村民纷纷在自家宅基地上加盖小楼，原来的建筑肌理遭到破坏。这些违章加盖建筑少则3、4层，多则6、7层，最终村内合法建筑与违章建筑的比例达到了1∶5。由于任意搭建，有的居住空间终日不见阳光，有的密不透风，有些楼间距甚至不到1米，原有的开敞空间被压缩到最小范围。过快的人口激增使大部分空间都被出租楼占据，留给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少之又少，让唐家岭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这里，弯弯曲曲的小巷，却永远都在拆与建的循环之中；这里，宽度不过十米街道，常被违章停放的车辆占据;这里，垃圾成山，一场细雨，街道会变的污浊不堪。
——住房设施。唐家岭的加盖建筑多为专供出租的楼房。楼房每层被分为若干小间。最小的出租房间不足10平方米，仅够容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带上网接口。条件好一些的出租房间带独立卫生间和厨房。如果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15平方米左右居室，月房租300元左右;若带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并配备上网接口，至少要月租500元。“董家大院”是唐家岭最大的出租楼，楼房占地1300平方米，高7层，共338间出租房，装有太阳能热水器、中央空调，楼内24小时有保安值班，早晚有免费班车接送房客至西二旗地铁站，月租大多在800元以上，算得上唐家岭最“高端”的出租房。
2.3 蚁族场所塑造
——活力空间。唐家岭村是一个青春、热烈、流动、奔放的生活空间。每天清晨，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沿着狭窄的小巷簇拥而出，开始繁忙的一天。太阳刚升起，上班高峰让唐家岭车站拥挤的水泄不通，人们边嚼着早餐一边挤进拥挤公交车内，奔向城里各自工作的岗位。夕阳落下，人们坐着同样拥挤的公交车回到唐家岭，车站旁的小吃店开始红火起来。傍晚时分，他们又沿着曲折的小巷，回到那些小小的、可以称得上是自己的“家”的地方。如果天不太冷，入夜后，唐家岭又展现出更加热烈的场面，路边一字排开的大排档，成为劳顿一天的年轻人的欢聚场地，热闹非凡。从白日的劳顿回到黑夜的安静，从喧嚣的闹市返回热闹的村落，这就是唐家岭年轻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真实生活空间。
——场所认同。久居唐家岭，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们慢慢适应了甚至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在唐家岭逐渐形成了具有强烈认同感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场所空间：村口的公交车站能方便地将租客们带到城中心的工作地点；村里的小店只需10元就可以解决一天的饮食。最关键的是居住在这里的大多为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他们有着同样教育背景、相似的境遇、一样对大城市生活的追求，彼此容易沟通，可以相互“取暖”。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唐家岭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也曾经是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的快乐王国，在此，已经形成了具有强烈认同感的社会群体空间。
3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社会特征
3.1 第三大弱势社会群体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是2000年以来，继下岗职工、农民工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三大新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具有下述社会特征。①民族构成。该社会群体以汉族为主，满族、蒙古族有一定比例[1，2]，其中男性约占70%。②年龄结构。该社会群体主要是大学或大专院校刚刚毕业的学生，年龄在22—25岁的居多，占48.7%；26—29岁也占很大部分，占44.1%；30岁以上的仅占5.5%[1，2]。他们在大学毕业后奋斗五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在城市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了离开。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内，大学毕业一年的约占1/3，两年的占1/4，三年的占不到1/5，四年的约1/10，五年及以上的约1/10[2](图2)。③职业状况。他们的职业集中在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以及办事人员三类，受访者绝大多数为专业技术人员或商业服务业人员，两者分别占53.2%和30.3%[2]，其中男性大多从事专业技术类工作，如电子器材销售、网站维护、程序编写、推销保险、广告营销等，而女性多为商业服务人员与办事人员，如客户服务、销售以及文员、餐饮服务等，其中办事人员处于相对的底层，工作也最不稳定。63.6%的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工作单位是私/民营企业，9.2%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3.2%工作在集体企事业单位[2]，他们有的是长期从事临时性工作，有的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由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职业声望与预期不符，导致他们频繁更换工作，大部分受访者都换过工作，平均换过工作的次数为2.2[2]。④婚姻状态。该社会群体成员不存在离异和丧偶的情况。86.9%的受访者为未婚，在未婚人数中，49%没有恋人，与异性同居的占23.2%，但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经历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33%[1]。由于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岗位，没有固定的住所，大部分人选择单身或同居方式生活，在“性—恋爱—婚姻”方面具有独特的社会特性。
图2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大学毕业年限
Fig.2 Time Period after Graduation of the Low-income Graduates in Beijing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3.2 综合竞争力偏弱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成员的整体竞争力偏弱，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①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根据廉思的社会调查，他们毕业于“211”以上院校的仅占10%左右[1]。自1999年的高校扩招，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从1982年的28万增加到2010年的631万，增加了22.5倍。一些普通高校、民办大学不顾师资条件和就业市场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导致部分毕业生所学专业大多与社会需求和劳动力市场不相适应，其中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理工类和国民教育的文史哲、经管类难以在劳动力市场找到正规的就业岗位。也有一些大学生，在校期间未认清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抱着“考上大学就可以改变人生”的观念，不求上进，导致毕业后不得不被高端就业市场淘汰出局。②来自社会底层家庭。在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中，父辈职业为管理人员的比例仅占3.5%，父辈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也只占8.5%，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只占8.2%[1]。由此可见，大多数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都来自社会底层家庭，与社会上层家庭的子女相比，他们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都处于劣势，社会网络贫乏导致在就业市场的不公平竞每中受到排斥。
3.3 向往大城市生活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内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他们当中，来自农村的约占55%，来自县级市的占20%。62%的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为外地农村户口，11%的为本地农村户口[1]。在大学期间，他们受到城市价值观的浸染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因此在选择就业时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
3.4 期望较高工资收入
大多数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成员来自经济欠发达低工资省区，其中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占41.2%，河南、黑龙江、湖南、山西、内蒙古、安徽和辽宁也是主要来源省区，占39.8%[1]。从图3可见，除山东、山西外，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籍贯地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低于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
图3 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籍贯地和工资状况(2010)
Fig.3 Minimum Salary Threshold of the Provinces(2010)
资料来源：(1)参考文献[1]；(2)人均GDP采自2010年份省统计；(3)2011年份省调查统计。
3.5 收不抵支陷入整体贫困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工资收入较低，从500元到5000元不等，多数集中于1500—2000元之间，月均收入2000元左右[1]。根据问卷调查统计，收入段在2500—3000元的占7.8%；收入段在3000—5000元的占6.9%；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仅占1.2%。在北京的生活费用较高，即使他们省吃俭用，也有17%的受访者收不抵支，30%的受访者基本做到收支平衡，43%仅仅略有节余，节余较多的仅占10%[1]。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支出，在2008-2010年间，尽管用于交通、电话、上网等其他花销基本维持不变，但用于房租、三餐的支出明显增加，其中房租的支出由2008年的350元上涨到了2010年的411元，三餐的支出由2008年的452元涨到了2010年的616元[2](图4)。正是由于房租、三餐的支出占了总支出的绝大部分，而收入并无增长，造成该社会群体收不抵支的整体陷入贫困。
图4 北京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体成员月支出情况(2008-2010)
Fig.4 Expenditures per Month of the Low-income Graduates in Beijing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3.6 寄居城中村出于无奈
按照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状况推算，如按工资收入的1/4支付房租，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每月用于房租的支出仅为500元。若按调查数据他们当中72%平均租住15
计算，参照北京两居室房租等值线(图5)，他们只能在五环以外寻找到适宜租居的住房。唐家岭村，专供低收入大学生居住房屋月租也就500元左右，仅是中关村同类房月租的1/6。
图5 北京两居室房租变化(2010)单位：元/
Fig.5 Variation of the Rent of Two-bedroom Apartment in Beijing(2010)Unit:Yuan/
资料来源：房价网http://www.fangjia.com/。
4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后续空间效应
2010年北京市开始整治人口密度高、卫生环境差、社会治安秩序乱的城市边缘村，唐家岭位列其中。2010年12月唐家岭旧村完成拆迁重建准备，这个北京著名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因此而消失。但是，北京的“唐家岭现象”并没有因为唐家岭旧村拆迁重建而消失，而是出现了明显的后续空间效应。
4.1 拆迁带动房租上扬
伴随着数万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从唐家岭撤出，北京西北部郊区的房租明显上涨。与唐家岭相邻的小牛坊村，每间房的月租金从450元涨到700—800元。同样邻近唐家岭的回龙观镇西半壁店村，2009年的每间房的月租是250—450元，而2010年涨到350—600元。对于成千上万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来说，唐家岭拆迁重建让他们搬得更加远离城区，却付出了更多的房租。
4.2 唐家岭成梦幻之地
根据《唐家岭地区整体改造工作实施方案》，该地区将实施旧村整治改造，拆除非法和违章建筑，建造白领租赁公寓。唐家岭将建设35万平方米的农民回迁安置房和18.8万平方米的多功能产业用地，其中包括10万平方米公租房，用于科技园区高科技人才的周转用房。然而，目前北京公租房的供应对象是北京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具体包括已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资格审核尚在轮候的家庭，以及其他住房困难家庭。“公租房暂不向非京籍申请人开放”，且房租很难维持在1000元以下，以前聚居在唐家岭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也就难以“回迁”原地。
4.3 “新唐家岭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唐家岭撤迁，周边区域的房屋租金普遍上涨，回龙观、天通苑等大型居住区的租金涨幅高达三成。迫于租金上涨的压力，大部分收入微薄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不得不分流至唐家岭周边的未拆迁村庄，“新唐家岭”现象不断涌现。唐家岭周边的小牛坊、史各庄、六里屯，更远处的西苑、丰户营、东半壁店村、西半壁店村、霍营等村庄都是他们新的聚居地(图6)。尤其八达岭高速公路边的史各庄村、东半壁店村、西半壁店三村连在一起，交通方便，租金便宜，一下至少聚居了15万人，聚居规模远远超出原来的唐家岭。
图6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的空间扩散图
Fig.6 Spatial Diffusion of Gregarious Villages in Beijing
5 结语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正像“第二代”农民工一样，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三大新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来自农村，对城中村环境熟悉；他们接受了大学教育，对城市生活充满憧憬；大学毕业后，他们选择留守城市。可以说，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渐进的、便宜且可操作的城市化过程和道路。然而，他们在择业、安居和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却被城市主流社会隔离和排斥了，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低工资就业市场，其次是高房租租赁市场。据此，提高他们的收入，降低城市住房租金和房价，建设公租房解决住房问题，通过分散、融合的规划手段和和谐社会构建行政干预强化社会管治，应该是现阶段解决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问题的对策措施。
北京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与其认定为一种社会群体，不如说是一群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五年左右的一种经历。这种社会现象也许会一直存在，但它们的成员却一直处在流动之中。他们行色匆匆，无时不在期待离开这种生活驿站，并最终仍将汇入那些边界清晰的社会群体之中。他们生活在这里，而希望在那里，这种高度的群体和精神流动性，构成了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基本特性，对群体来说它们是聚居体，对个体来说只是暂栖地。因此，我们更愿意把“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看成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一个环节所在，这也许就是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和中国国情使然所在。他们是弱势社会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彻底改造甚至消灭这样的聚居体是没有必要的。
注释：
①唐家岭村2010年12月开始改造重建，文中描述内部结构已经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