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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镜头聚焦在1998年5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面对为庆贺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心情激动的万名学子，面对饱经沧桑的专家教授，面对来自世界各著名大学的校长名人，国家主席江泽民激情满怀地说：“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这声音在中华大地上引起了巨大共鸣，激励着千百万科技、教育工作者，激励着亿万渴望祖国繁荣的炎黄子孙向21世纪迈进。
4年前（1995年），同样是火红的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颁布，江泽民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高瞻远瞩地第一次提出了“科教兴国”这一伟大战略，中国将重点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来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997年9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所作报告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实现“三步走”伟大战略目标的根本措施。1998年3月19 日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提出：要“坚持实施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等基本方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大会刚闭幕，面对中外记者，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一 历史的对比与启迪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曾有过辉煌的时代。人类古老文明起始于几千年前的农业经济社会。公元前4500年古埃及人就在尼罗河河畔进行耕作。而与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农业的起源可上溯至距今7～9千年以前。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的战国时代， 中国就开始进入发达的农业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10世纪初， 处于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汉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灿烂。当西方还处于落后的中世纪前期的“黑暗时代”时，中国科技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数学、天文、历法、化学等科学，丝绸、陶瓷、铸铁、造纸等技术均雄居世界之首。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前500年，从宋元至明初， 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 中国人创造的占58%。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催生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12世纪中国造纸术传到欧洲；13～14世纪中国的火药、指南针相继在欧洲得到使用；15世纪印刷术也传入欧洲。先进的技术对欧洲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从13世纪至16世纪末叶，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由东方转移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成为欧洲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先导。而差不多与此同时的大明帝国，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文化上则以迂腐僵化的孔孟经书和科举制度禁锢人们的思想，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手工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曾经生机勃勃、辉煌昌盛的中华文明，步履渐形蹒跚，初露衰落的端倪。
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先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依靠科学技术推动了从农业到工业的革命，促使生产力大发展；日本也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明治维新，重视科技教育，推进资本主义发展；但中华民族却在最后一个延续了260 多年的清王朝统治下，饱受封建专制桎梏和西方列强侵略，处于危亡的历史关头。“教育救国”、“兴学图强”的主张淹没在改革志士的血泊之中。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这是一部屈辱史，一部灾难史；同时也是一部抗争史，一部救国史。面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为挽救严重的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之后，力量还非常薄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企图借助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光绪的支持，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进行资产阶级的改良。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一百年前，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一批爱国志士喊出了兴国图强的口号。”（注：《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张倡西学、兴民权、废科举、建学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变封建专制、实行君主立宪，试图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办法自上而下变法改革图强。他们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科学落后，所以救亡应从改良教育，提倡“西学”入手。为了培养维新人才，传播新思想，他们大力兴办学校。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颁发了100多道新政诏书、谕令。 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扑灭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火苗。9月21日凌晨，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 搜捕维新派。康、梁分别逃往香港、日本，谭嗣同却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拒绝逃往日本，决心一死以殉维新事业。9月28 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害于北京菜市口，不流血的戊戌维新以流血的政变而告终。六君子的鲜血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和平改革变法，想教育救国，兴学图强，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通的！“百日维新”所颁发的100多条诏书、谕令，仅仅留下了一条未予废止， 这就是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批准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这座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学府那沉重的两扇大门被中国第一批追求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鲜血染得黑红、黑红……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风行一时，一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从海外回国，成为中国现代科教事业的先驱。他们组织科学团体，创办现代学校，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试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但因内忧外患，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下，他们的美好愿望最终化为泡影。
二 道路的曲折与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的彻底结束。紧接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顺利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将从此消灭剥削制度，由夺取政权、改变生产关系到重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然而，道路是曲折的，极左路线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干扰破坏。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来，确认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才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铺平了道路。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的一年。1月14日到2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有决定性的因素。”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恩来总理郑重宣布：“我国的知识界面貌在过去6年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主席在会议最后一天来到会上讲话。他指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成立了以儒帅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了600多位科学家， 经半年努力，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之火被点燃了，血液开始沸腾了，神州大地开始出现了浩浩荡荡“向科学进军”的崭新气象。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强调：现在春天来了，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倡导学术自由。9 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中央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得到“八大”的鼓劲，“向科学进军”的浪潮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向前推进。
然而，春天是短暂的。国际上风云变幻，“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继1956年6月出现“波兰事件”后，10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 而国内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各种座谈会上，陆续出现了否定共产党领导，要扭转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鸣大放”。这一切，促使毛泽东的思想大转变。他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反右斗争”。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当时全国划定右派分子552877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们被降职、降级、降薪，留用察看，甚至监督劳动、劳动教养。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斗争使中国的科技、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极大的干扰。
1961年7 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国家科委和中科院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十四条》），同年9 月又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这两个条例都纠正了过去几年中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强调了要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1962年2月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 周恩来总理来到科学家中间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陈毅副总理在会上提出，应该给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根据中央精神，1959年开始至1964年先后5批给30 多万知识分子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年中央决定摘除绝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至1980年全国共改正了54万人的右派问题，占总数98%。
十年“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毛泽东倡导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左”的思想路线走到极端。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红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他们首先拿知识分子开刀。在砸烂旧世界”的叫喊声中，所有的学校、科研院所被摧垮；在“横扫牛鬼蛇神”的皮鞭下，知识分子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的高帽子，被批判、斗争、殴打，押往农村劳动改造。“革命”、“造反”，全面内战，全面混乱，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教育与科技事业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结束了十年“文革”浩劫。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正确路线，实施“改革开放”方针，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恢复领导职务后，自告奋勇抓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他以科教为突破口，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推翻了经毛泽东同意，长期严重压抑着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使广大知识分子再次获得大解放。
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9月19日一次谈话中， 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接着，1978年3月18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 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67、89页。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激情洋溢地朗诵：“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确认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确认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归属，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和重大价值。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总结了20世纪中期， 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变化的新趋势，创造性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不仅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也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新的认识。正是在此基础上，1991年5月23 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注：《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5月4日。）1992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再次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大胜利》，《求是》1992年第21期。）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一全面论述，特别强调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这是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肯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之后，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的科学概括。
经过一次次曲折反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知识分子在发展科技、教育，提高生产力，振兴经济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得到确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科教兴国”的宏伟战略奠定了基础。
三 未来的发展潮流与必然选择
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正席卷全球，高科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进步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知识经济正加速度地向我们走来。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高科技产业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在这场多极化、全方位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拿什么去与人较量？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回答是：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不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就是为适应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潮流而作出的必然选择。
20世纪末期，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由两个对垒的政治、军事阵营构成的世界变成多极世界，经济“热战”代替了政治“冷战”，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新型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大大加剧了经济热战和综合国力的竞争。面对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世界，在世纪伟人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20多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走建设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以每年经济增长平均超10%左右的速度大踏步地前进。
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我们的时代奇迹之一是中国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一个头等大国。”
1998年，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宣告：“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为这一伟大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也带来了来严峻的挑战。
1687年英国科学家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发表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理论的高峰。18世纪60年代开始，以蒸汽机应用为标志的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大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生产力的大发展，人类由农业经济社会进入了工业经济社会。19世纪70年代开始于欧洲，但完成于美国的电力技术革命，创造了比蒸汽时代大得多的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一步繁荣，人类步入了电力时代。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是科学发展史上又一个光辉时代。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现象，拉开了新的科学革命的序幕；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薛定谔、海森伯等人的《量子力学》，则把这新一次的科学革命推向了高峰。
20世纪中叶，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规模迅猛发展：1945～1955年，以原子能的释放与利用为标志，人类开始了利用核能的新时代；1955～1965年，以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为标志，人类开始向外层空间进军；1965～1975年以重组DNA技术为标志， 人类进入可控制遗传基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1975～1985年，以微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揭开了扩大人类智能的新篇章；1985～1995年，以软件开发和大规模产业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
在这场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中，尤其是最近这二三十年，人类取得的科技成果，包括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比过去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环保科学和管理科学技术（软科学技术）等一批高科技，无不具有知识高度密集、学科高度综合的特点。特别是不同于自锁在“象牙塔”中的传统科学，高科技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形成产业化。因特（Internet）网络伸向全球各地，克隆（Clone）“风暴”震惊了社会各阶层， 预示着新的世界高科技将进一步加速度发展，更直接地向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乃至于宗教、理念等各个领域广泛渗透，变革着人们的观念、人类生活和社会结构，变革着整个世界。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认为，迄今的人类文明已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文明”是由“农业革命”开始的“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文明”是由“工业革命”开始的“工业阶段”。到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化文明的末日”，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浪潮”的冲击，它“展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历史的发展表明，正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使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发生根本的变革，这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促使了“一个新的文明”的兴起，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加速地向我们走来。
高科技的核心技术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为主体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已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给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带来了质的变化。一方面，利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打破了人们原先应用知识所受的空间、时间限制，知识的创造、储存、学习、使用方式发生了革命，促成了知识剧增、信息爆炸，并大大提高了知识商品化的能力，大大加快了知识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的速度。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革命，使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根本转变。据统计，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已是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美国1996 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中有33%来自信息产业。由比尔·盖茨1975 年创办的微软公司的产值已大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产值的总和，他连续3 年位居世界首富。全美5000家公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于世界500 强大公司。这充分说明，在这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中，知识已代替了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劳力，工业经济中的资本，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意味着“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产业在20年中已扩大了100万倍，现在每年以15～20 %的速度增长，预计2000年世界经济中信息产业产值将达300万亿美元， 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产业。而生物技术工程，1996年全世界产值为2000 万美元， 到2000年将达60亿美元，有人预计到21世纪60年代将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显然，21世纪知识经济将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人类社会将由工业经济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
知识经济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以知识这一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通过人力资源开发，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创造新财富。知识、科技先导型企业成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有活力的经济组织形式，产品中知识的蕴含量成为竞争的基础和决定胜负的关键。发展高科技产业，进行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键都是拥有大批的高素质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掌握高科技和现代科学管理知识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是保证知识转变为直接生产力，促使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教育是高智力创新人才培育的基地，教育是生产、传播、创新知识的产业，因而教育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1世纪将是教育世纪。
四 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大大加剧了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竞争。而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较量，归根结底都表现为科技和人才的竞争。一切都取决于科学与教育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取决于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科技是经济的支柱，教育是经济的基础。为了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很多国家对科技和教育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争先恐后地调整科技和教育发展战略。1993年11月美国成立了国家科技委员会，克林顿亲任主席，放弃了“星球大战计划”，停止了超级对撞机的建设，而投入4000亿美元，开始了为期20年雄心勃勃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同时高度重视教育，提出要“保证美国18岁至23岁的大学年龄段的年轻人，全部进入大学”。1994年4月欧共体通过了“第4个科研发展框架计划”，9 月成立欧洲科技代表大会。德国外长指出，知识和教育在未来“知识经济”中越来越重要，为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要大力发展高水平的教育与科研事业。日本首相也亲自担任科技会议主席，1994年6 月提出了“新科学技术立国”战略，11月发表《科技白皮书》，决定把研究与开发（R&D ）经费增加一倍……
当“第二次浪潮文明”到来的时候，即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开始的“工业大革命”时，我国正处在号称“康乾盛世”的封闭自守的时期，使中华民族失去了那次宝贵机会。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新的科技革命正席卷全球，知识经济社会即将来临，中华民族如何去迎接这“第三次浪潮”的冲击，迎接“一个新的文明”的兴起？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来临，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在新世纪将面临两种结果截然相反的选择：历史可能出现在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同时，又实现从工业经济社会迈入知识经济社会，实现“工业化”与“知识化”的双重跨越；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稍纵即逝，我们也可能再一次丧失时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以后的竞争就将更加激烈，所受到的挑战就将会更加严峻。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我们要正视我国的国情与现状：
1.我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7位，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居世界第2；
2.中国的人口压力日益增加，2000年将达13亿，2030年将超过15亿；
3.中国的资源十分紧缺，人均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量的1／3， 人均能源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2；
4.中国现有劳动生产率不到日本的1／40，美国的1／50，中等发达国家的1／10；
5.中国人均国民总产值居世界第120多位， 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比美、英高2倍，比德国高3倍，比日本高5倍；
6.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率只有25%，而转化为商品并形成规模效益的只有10～15%，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排世界第28位；
7.中国大学生的入学率只有7.6%，而加拿大为100%，美国为80%，韩国为50%，世界平均水平为15.3%。
8.中国研究与发展（R&D）总投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0.5 %，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5%，而OECD成员国平均R&D费用占GDP的2.3 %，教育经费占政府支出的12%。
现实证明，改革开放使我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科技、教育作为战略重点，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20多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初步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科技实力与人才实力；但是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困难仍然非常大，道路仍然非常艰难……
1998年春节，亿万中国人民正沉浸于改革开放20年所带来的欢乐中，江泽民总书记却在阅读中国科学院呈上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中国创新体系》的报告。这份长达46页的报告，提出了中国要在2005年前后重点建设100个具有国家先进水平的科研院所，10 所国际一流的教学科研型大学，20个跨学科、跨地区的综合中心，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要进入世界前10名……在这份创建面向21世纪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上，总书记欣然命笔：“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
1998年5月4日，经过百年沧桑的中国最高学府，红灯高挂，雄狮起舞，一片欢腾。未名湖畔从老教授到青年学子都在传颂着总书记的号召：“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努力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1998年6月1日，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士与外籍院士时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着潮流，乘势而上。”
1998年6月9日，朱镕基总理刚上任就提出：“实现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他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和副组长李岚清副总理一起召开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认真审议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研究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1998年10月28日，朱镕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召开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听取并同与会者讨论了由教育部拟订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指导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行动纲领，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宏伟蓝图。朱镕基总理再次强调经济建设要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8年12月31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三次会议。正当全国人民告别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迎来更多挑战和更多喜庆的新的一年之际，朱镕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和科技、教育两部领导一起部署1999年全国科技创新会议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使“科教兴国”的宏伟战略一步一个脚印地付诸实施。
1999年4月2日，人民大会堂洋溢着喜庆隆重的气氛，“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受聘暨首届“长江学者成就奖”颁奖典礼正在这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典礼，向首批特聘教授和首届“长江学者成就奖”获奖者表示祝贺，希望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各条战线上的科技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一起，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为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尽心竭力，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们坚信，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不懈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主席向全世界宣告的伟大奋斗目标就一定会实现。在21世纪的中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收稿日期：199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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