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源：要素投入、效率提高还是生态耗竭？_经济增长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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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5896/j.xjtuskxb.201504004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15)04-0023-09

      [网络出版时间]2015-05-20

      [网络出版地址]www.cnki.net/kcms/detail/61.1329.c.20150520.1829.002.html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跃至2012年518942亿元，年均增速高达9.8%，是世界增速的3.5倍；同时经济总量从1978年居世界第十，到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的份额也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2008-2012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难能可贵，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奇迹”。

      但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粗放的特征也日益明显，引起了人们对于我国经济“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发展方式的高度重视[1]。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大国，而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0.6%；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6.2亿吨标准煤。同时，中国不清洁能源煤炭的占比居高不下，虽然从1978年的70.7%下降至2012年的66.6%，但依然高出国际水平约40个百分点！据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12年中国在全球煤炭消费总量中的比例首次超过50%，达到50.2%！能源的大规模开采与使用以及煤炭占比长期居高不下，在给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对生态的损耗雪上加霜！2012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684.8亿吨，烟(粉)尘排放量1235.77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2.9亿吨。中国在历次世界环境绩效指数年度报告中排名持续偏后，2010年在163个国家中位列121位，即倒数第43位；2012年在132个国家中位居第116位，即倒数第17位。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报告，十八大报告则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文明理念是中国政府基于传统文化、国外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提出来的，更符合中国国情，是有利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问题的新道路。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严格约束下，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因素，显得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增长源泉是效率提高、要素投入还是生态损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对于正确认识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指导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为中国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科学、合理的生态保护政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视为对生态的损耗，摆脱了能源消耗与污染损失等构成的生态损耗难以衡量的矛盾，在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下，将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等生态损耗包含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之中，利用1981-2012年间的数据，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这是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末端治理”的发展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是方法学上的创新，还有令人注目的理论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并不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污染的排放，而是反对低效率的资源浪费和无节制的污染排放。由此引导我们利用尽可能少的环境资源创造尽可能高水平的人类福利，不言而喻，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一、文献综述

      自索洛(Solow)[2]的开创性贡献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之中，成为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若一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份额较大，则认为该国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反之，则认为该国经济不可持续。故多数学者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源泉问题。郭庆旺等[3]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我国1979-2004年间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9.46%，而要素投入高达90.54%。李平等[4]发现，中国1978-2010年的经济增长来源中资本投入的年平均贡献率为56.72%，而劳动投入为8.82%，生产率为34.46%。从2008-2010年，中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10.43%，而劳动投入仅增长了1.38%，甚至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为-11.81%，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一旦资本投入收缩，经济增长便会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这一点已经在近两年的经济发展中表现了出来。武鹏[5]研究认为，1978-2010年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92%，劳动投入的贡献最小，TFP略高于劳动投入。董敏杰等[6]的研究结果显示，TFP、劳动与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约为10.9%、3.7%与85.4%。江飞涛等[7]以资本和劳动为投入要素，以工业增加值为产出，对中国1980-2012年工业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发现资本积累、劳动投入扩张和TFP进步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45%、16.51%和30.58%。

      但以上研究没有考虑到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影响，因此一些学者在考虑劳动力质量与数量差别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了检验。王小鲁[8]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1979-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21%，资本贡献为53.13%，劳动贡献为8.44%，人力资本贡献为9.69%。胡永远[9]研究发现，1978-1998年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3%，劳动力贡献为7.8%，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的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6.7%。徐瑛等[10]研究认为，1987-2003年间固定资本的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23%，劳动力为6.71%，人力资本为3.82%，全要素生产率为22.24%。王小鲁等[11]研究认为，1999-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为37.35%，资本为39.09%，人力资本为18.72%。杜传忠等[12]对经济增长贡献要素的实证考察显示，资本产出弹性高达80%以上，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在25%左右，人力资本虽然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还比较小。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要素的投入，仍维持一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樊纲等[13]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出我国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为32.06%，物质资本为59.19%，劳动力数量为3.21%，以教育水平表示的人力资本为5.55%。周彩云[14]对我国1978-2009年间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显示资本投入、劳动力与人力资本、TFP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9.95%、10.92%和15.50%，说明物质资本积累是我国各省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次是TFP起着较大的作用，而人力资本的贡献最小。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生态损耗问题，这可能会给测量经济增长的源泉带来一定的偏差，进而使得结论和政策建议可能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负作用。这也是本文所要着重推进的地方，将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能源与环境因素，基于生态文明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单纯的要素投入、生态的损害还是生产率的提高？是“汗水”、“破坏”，还是“灵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

      国内目前仅有少数文献考虑了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研究中，人们普遍承认能源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表现至关重要，故对于能源变量的处理比较一致，将其看作投入要素。由于缺乏污染的市场定价或与污染税相关的环境政策，把污染排放计入生产成本比较困难，因此，在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研究中，对于环境变量的处理出现分歧，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污染排放当作非期望产出引入生产函数；另一种是将污染排放与能源一样看作新的投入要素，作为未支付的投入引入生产函数。本文的目的在于探寻经济增长动力源泉，认为环境污染、能源消费等的生态破坏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而不是人类生产活动的非期望产出，故将环境变量与能源一样看作新的投入要素。那么，在生产函数中就包含了要素投入(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生态损耗(包括能源与环境)三个方面，因此可以将这三个方面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动力，对经济增长进行分解，探寻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石风光[15]选择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为投入指标，选择

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COD)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期望产出指标，对中国1985-2010年的劳均产出进行绿色分解，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劳均产出增长率中占据了约63.04%的贡献份额，而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分别占据34.92%和21.66%。刘瑞祥[16]利用中国1989-2010年的数据，在考虑环境损耗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0.55%，资本投入为68.86%，劳动力为1.34%，环境损耗为9.25%，说明环境整体上虽然为经济高速增长付出了一定代价，但与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及生产率相比，并不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杨万平[17]将能源和物质资本综合考虑为复合物质投入，同人力资本存量作为投入要素，以GDP为产出变量，对中国西部地区1991-2011年的劳均产出进行分解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在劳均产出增长率中占了54.48%的贡献份额，而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存量分别占15.11%和30.21%的贡献份额。

      以往相关研究中，同时考虑能源与环境因素来核算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并且多数研究都选取单一或多个单一指标代表环境要素，但不难发现，单一或多个单一指标很难表达环境压力，分析环境压力时用单一或多个单一指标是有偏差的。而本文选取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包括

、烟(粉)尘两类)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量、

排放量等指标，运用一种客观评价方法——纵向档次拉开法，核算能够较为全面代表中国整体环境状况的污染排放指数，以减小以往研究的误差，更准确的代表环境要素。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人力资本、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则

。其中，Y代表产出量，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K、HL、N、P分别代表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能源和环境损耗；α、β、θ、φ分别表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能源和环境损耗的产出弹性。

      

      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经济波动情况，那么是生产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能源投入，还是环境损耗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贡献程度较大呢？我们将经济增长率分解为与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和环境损耗相关的部分，并进一步将其方差分解为：

。此式中，等号左边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用来表示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水平，右边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各增长源泉的协方差之和。如果经济增长率与某个增长源泉的协方差越大，则该增长源泉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贡献程度越大；反之则该增长源泉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贡献程度越小。在本文中，我们利用中国政府划定的五年计划时期将1981-2012年分为六个阶段，分别计算各个阶段各经济增长源泉对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贡献程度。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1.物质资本K(亿元)：按照“永续盘存法”选择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流量，采取张军[18]的方法，用1978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除以10%作为基年资本存量，折旧率数值为9.6%，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提供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价格指数，推出以1978年为基期的1981-1991年的投资隐含平减指数，与《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1992-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一起作为处理当年投资流量的投资价格指数。

      2.人力资本HL(万人·年)：为同时考虑劳动力投入的数量与质量，本文用就业人数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表示劳动投入。就业人数采用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采用王小鲁等[11]的方法。

      3.产出Y(亿元)：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了1981-2012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

      4.生态损耗：在本文中，我们将生态损耗分为能源消耗和环境损耗两部分。其中能源消耗以每年的能源消耗量(万吨标准煤)表示；环境损耗采用杨万平[19]的方法进行估算，即选取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包括

、烟(粉)尘两类)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量、

排放量等指标，运用纵向档次拉开法，核算污染排放指数。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用单位根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Y、LnK、LnHL、LnN、LnP都是一阶单整。利用Johansen的特征根迹统计量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可知五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长期均衡模型为(括号内为t值)：

      

      其中，

为0.997，F值为2799，D.W值为0.65。

      (二)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各变量均可看作内生变量，根据选择VAR模型滞后阶数的各种准则综合评比，我们建立了VAR(2)模型。经过检验，模型是显著的，且所有特征根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说明该VAR模型的结构是稳定的。通过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我们可以对变量的冲击响应进行测算。图1描述了当系统内生变量受到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时，各个变量的响应情况。横轴表示冲击的滞后时间(本文选为10年)，纵轴表示内生变量的响应程度。

      在图1(a)中，当期给国内生产总值施加冲击时，其本身当期即产生较强的正响应，然后逐渐减弱，在第三期变为负响应，且波动幅度减弱；但是这种冲击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期初影响不大，物质资本在第二期出现最大的正响应，随后在第四期转为负响应，波动幅度减弱，人力资本和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在整个滞后期内波动幅度都较小。这说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对来自自身的微小冲击在短期内产生了剧烈的反应；资本则由于人均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储蓄，因此在短期内有一定的增长。

      在图1(b)中，当期给物质资本施加冲击时，国内生产总值和物质资本当期即产生正响应，并在第二期达到最高水平，随后波动幅度逐渐减弱，但在整个滞后期仍为正响应，且整个滞后期中物质资本的波动幅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幅度；物质资本遭受冲击时，人力资本、能源消耗和环境水平当期出现微调效果，能源消耗在第二期和第三期出现较大的负响应，随后波动幅度减少，这可能是新的资本投入使用了更加节能的新设备从而减少了能源的消耗，人力资本和环境水平的波动幅度在整个滞后期都不大。还可发现，在短期内，物质资本的投入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但是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够一味地依赖物质资本的投入。

      在图1(c)中，当期给人力资本施加冲击时，人力资本当期即出现较大的正响应，第二期变为负响应，且波动幅度减弱；国内生产总值当期出现微小的负响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负响应，随后波动幅度减弱；物质资本当期出现微小的正响应，但在第二期转为负响应并达到最大，最后波动幅度减弱；能源消耗和环境水平当期在整个滞后期的响应程度都较小。从脉冲响应路径来看，增加人力资本在1—2年内会减弱经济增长，这可能与增加人力资本相关的教育和培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有关系，但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在图1(d)中，当期给能源消耗施加冲击时，能源消耗当期即出现较大的正响应，随后波动幅度减弱；国内生产总值当期出现较小的正响应，在第三期转为负响应，在第四期之后波动幅度减弱；物质资本当期出现正响应，并在第二期达到最大正响应水平，之后波动幅度减小；人力资本当期出现较小的正响应，在第二期转为负响应，随后波动幅度减弱并趋于稳定；环境水平当期无响应，在第二期出现较小的正响应后，波动幅度减弱并趋向稳定。从脉冲响应路径看，能源和资本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需要相应的资本投入增加来匹配能源投入的增加；能源消耗的增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作用，长期内的影响则会减弱经济增长，这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一致。

      在图1(e)中，当期给环境水平施加冲击时，环境水平当期即出现较大的正响应，并在第二期转为负响应，但波动幅度减弱并趋于稳定；国内生产总值、人力资本和能源消耗当期均表现出正响应，在整个滞后期内波动幅度较小；物质资本当期出现正响应，第二期转为负响应，第三期出现最大正响应，之后波动幅度减弱，趋于稳定。从脉冲响应路径看，短期内环境水平的下降会拉动经济增长，也即先污染后治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长期来看环境水平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考虑到环境水平的下降对社会以及人类各方面的危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进行保护是很有必要的。

      

      图1 各变量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

      (三)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分析

      将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可以求得中国经济增长率及其源泉，如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到，在1981-2012年间，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为10.12%，其中物质资本贡献度达到59.59%；与人力资本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2.71%，其贡献度接近26.76%；生态损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0.67%，其中与能源投入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2.51%，这表明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部分依赖于能源的消耗；与环境水平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1.43%，这说明在考察期内环境污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考虑到近些年环境水平的下降，要想更好更快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改善环境质量，提高环境质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各动力源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经济发展模式依旧是粗放的和不可持续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仅为0.30%，表明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继续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先进技术的利用效率，通过这些途径提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依据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事件，将研究阶段细分为1991-1997年、1997-2002年、2002-2012年三部分，在这三个时间段中再次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做分解研究。

      1.1991-1997年。1992年经济增长率为14.24%，虽然接下来几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1991年的水平。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可以发现，1992年我国对经济秩序的治理整顿基本完成，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南巡则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进而使得1992年的经济增长率攀至高峰。在此期间，与物质资本投入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6.84%，与人力资本和能源投入相关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64%和1.93%，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1.93%，而与环境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0.43%。这表明在1991-1997年间，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是物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能源投入和人力资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的环境状况开始恶化。

      2.1997-2002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该时期我国经济处于相对波谷的位置，经济增长率从1996-1997年的9.3%跌落至1997-1998年的7.8%。在本时期内，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8.25%，而资本投入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贡献度达到61.48%，与人力资本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也有所上升，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22.14%，能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3.44%。这说明我国普及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主要采取了加大物质资本的手段。与环境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1.48%，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条件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其中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0.44%，与1991-1997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3.2002-2012年。该时期内，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0.44%，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使得我国更加融入全球经济当中，入世后的2002-2007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1.64%，之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回落至2008-2012年的9.25%。

      在入世后与次贷危机爆发前这段时间内，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76.86%，能源消耗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49.56%和17.64%，在入世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投入，其次是能源投入、人力资本，而与环境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3.22%，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0.29%。可以看出，我国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且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仍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导致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3.51%，能源贡献率则下降至21.62%，与人力资本相关的经济增长率达到3.17%，全要素生产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为-1.25%。环境问题依旧严峻，与其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3.31%。

      在这一时期，尽管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实施节能减排的政策并制定了环境水平的约束性指标，但是由于国内部分企业采取高耗能高排放的加工贸易策略，以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上马对环境有较大污染的项目等原因，环境污染仍没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依靠大量资本、能源等投入要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四、增长源泉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影响

      为考虑各个经济增长源泉对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程度，本文用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代表经济增长波动，依据中国五年计划的时间段，对每五年的数据进行处理，将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分解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协方差，用以反应各阶段这些增长源泉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贡献程度。

      图2反映了经济增长源泉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就整个考察期而言，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程度最大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接下来是人力资本、能源消耗、物质资本和环境。而上文中，各增长源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说明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拉动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却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情况相吻合。

      对于这样的结果，本文认为，一方面是与TFP的测算方法有关。本文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是通过索洛模型将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处理之后得到的经济增长中难以被投入要素解释的部分，是一个余量。而且在投入要素的测度方面也不能准确测度投入要素，只考虑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并没有将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和人力资本中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考虑进去。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因此中国政府会积极推行保增长、稳增长的政策。由于TFP易于受到外部冲击，因此增加要素的投入自然而然地成为政府在选择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时的首要选择。在1998年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数额巨大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以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从而要素投入成为我国政府熨平经济周期的主要工具。这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较大的原因。由于环境消耗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副产品，随着经济增长的加快，环境污染指数也逐渐升高，但由于在生产函数中变量的系数为负，所以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波动之间表现出负相关。图2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率为负，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对于这样的结果，本文认为，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步弱化，人力资本每年仍旧能够保持增长的趋势，但是其增长速度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而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方差表示的经济增长波动始终为正，因此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波动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图2 各增长源泉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程度

      在按照我国五年计划的时间段对每五年的数据同样进行经济增长波动分解后，得到了不完全同于整个考察期的结果。在“七五”“八五”“九五”“十二五”四个时期，影响经济增长波动最主要的因素仍是全要素生产率，而在“十五”和“十一五”时期，最主要因素分别是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在“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指数从1997年的2.12升至1998年的2.73，这可能与1998年特大洪水对我国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有关，环境污染指数的上升也使得TFP的增速突然增大，进而增大了环境指数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协方差，导致环境因素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度变大，并使作为余量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波动呈现负相关。“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费快速增加，其增长率从2002年的6%增至2003年的15%、2004年的16%、2005年的11%，这与当时我国的产业结构过度重型化有关，第二产业的比重从2002年的50.4%骤升至2003年的52.2%，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业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从2002年的96864升至2003年的123122，再至2004年的143607。能源消费速度的提高增大了其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协方差，致使能源因素成为“十一五”时期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因素。

      “十二五”期间，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波动呈现负相关，是由于在20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政府为摆脱经济下滑趋势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物质资本投入增速在“十二五”不断增长，因此造成了物质资本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波动负相关的局面。与2008年次贷危机不同的是，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虽然经济增长率在下降、物质资本投入总量在增加，但是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速却在降低，因此在“九五”期间，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波动仍呈现了正相关。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索洛增长模型，利用1981-2012年的数据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能源和环境五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分解，并按照五年计划的时间段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为物质资本投入，其次为人力资本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较小，而与环境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为-1.14%，这说明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阻碍。就整个考察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物质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并不显著，作为索洛余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本文的结果可以看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并变为负值，中国经济对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增强，环境污染对中国经济的阻碍作用也日益增大，中国经济整体呈现出“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式发展特征。因此，要想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从物质资本、能源等要素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

      1.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1991-199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为1.93%，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时期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明显的下降。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所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改革是当时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但在随后的进程中，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改革红利逐渐减少等原因，生产率带来的增长开始下降，资本等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要想保持良好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深化改革，展开全面攻坚，在深层次问题上进行突破，从根本上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动力和保障。

      2.技术引进与技术自主创新相结合，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现阶段我国整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利用外资、贸易等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助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长期来看，技术自主创新才是驱动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改善国内的创新环境。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须将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大力支持知识创新，提高知识创新转化为技术创新的效率，有效地配置资源。通过支持知识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前提，技术创新触及技术进步的前沿之后继续推动知识创新，实现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良好循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有力的保障。

      3.保持一个稳定而较高的个位数经济增长速度。本文结论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物质资本的高投入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推动的，而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总量基数不断增大，已无法仅仅依靠物质资本的高投入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来继续支撑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速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雾霾天气的不断出现也引起了公众及政府对于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重视，因此以往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持续。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转型中遭遇了旧的增长方式动力减弱、新的增长方式动力尚待培养的“换档期”，为了防止经济“硬着陆”和实现平稳增长，适当降低经济增速，能为我国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供充分的缓冲时间，也为下一轮更高质量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改变高耗能的能源利用现状。经济增长离不开能源消费，因此要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增长需要能源投入，但是过高的能源投入在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了较大的污染。随着能源短缺危机的频繁出现以及各国对环境保护的愈加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能源发展的主要发展方向。在现阶段不可再生能源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我国应加快能源生产和转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积极发展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行引导、扶持，逐步形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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