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贫困削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区域经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化与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近年来人们对“东亚共同体”的期待越来越大，不仅在经济方面，包括政治、安全保障、文化等因素，对其设想、现状、背景、实现的可能性、战略、政策、设计等进行着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如果将设想限定于经济领域，那就是“东亚经济共同体”，相当于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态。
东亚（东盟、中国、NIES、日本）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贸易、投资领域有了急速的进展。东亚的区域内出口依赖程度自1980年至2001年从43%提高到51%，区域内进口依赖程度从45%提高到60%。东亚的区域内贸易依赖程度2004年处于54%的水平，位于NAFTA的46%、EU的68%之间。此外，关于对东盟、中国的直接投资，区域内的NIES和日本成为最大的投资者，尤其是区域内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内、工序间分工及零件贸易带动了东亚地区的生产和流通的扩大。
如上所述，在东亚，事实上的市场引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进展，但进入21世纪以后，基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制度引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得到积极的推动。日本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经济合作协定(EPA)、中国与东盟的FTA、韩国与新加坡的FTA等便是如此。日本与东盟的EPA也在谈判中，东盟与日中韩（或地区扩大版）的“东亚（经济）共同体”也在其延长线上。
一般认为FTA或受其引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少对该地区而言具有经济合理性。关于东亚FTA，也出现了一些对其在经济增长、消费（福利保健）、产业发展、生产率提高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加以肯定评价的计量分析。问题是由于更自由的区域内贸易、更具竞争的区域内经济，区域内各国及地区的收入差距（分配）和贫困状况如何受到影响。就是说，由于FTA产生了发展的产业和停滞、衰退的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就业结构、需求结构的变化，结果又如何影响到收入结构、分配及贫困。这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时的重要的论点。
现在，由于日本进行经济改革的结果，其收入差距正在扩大，以往的世界有数的平等社会正在转变为以某种程度的不平等为必然现象的差距社会，这已经成为问题。关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这样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在全球化和市场化下，有关分配不平等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发展的初期分配不平等趋于恶化，后来得到改善）已经不会成立。在发展中国家中，现在仍有许多处于高贫困率的国家，分配的改善（恶化）和贫困的削减（增加）密切相关。从这种意义上说，尤其有必要探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分配、贫困的关系。随着自由化而必须解决停滞、衰退产业的结构调整问题的日本也是一样。
本文主要着眼于“东亚经济共同体”设想（东亚FTA），并对东亚制度引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内关税的撤销、灵活的资本移动）对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收入分配、贫困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就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具有的长期效果加以评价和分析。关于分配、贫困的评价和分析，将就东亚发展中国家——泰国、越南、中国、印尼这4个国家的情况进行尝试。所使用的计量分析的工具，是集中、联结了各国经济CGE模型的世界模型，构成其一部分的泰国、越南、中国、印尼等国的模型的特点是包括了基于微观家庭经济调查数据的、农村城市及各收入阶层的家庭经济部门。本文基本上根据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上述4国的有关经济增长、分配、贫困的个案调查。
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PTA的进展
在欧洲大陆，1958年根据罗马条约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1967年合并了煤钢铁和原子能两个共同体，成为欧洲共同体(EC)，1993年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补充了政府间合作领域的欧洲联盟(EU)成立了。1995年EU15国体制确立，2002年共同货币欧元流通，2004年东欧10国加盟，并寻求扩大和深化之路。最近EU25国的经济规模为：人口4.6亿人，GDP超过了13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在美洲大陆，1994年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立，其后在美洲首脑会议上提出并确认了2005年创立包括南北美洲整个地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设想。在该设想中，美国与巴西对某些领域的意见大相径庭，事实上谈判已经中断，但如果FTAA设立，人口约8.5亿人、区域内GDP合计超过14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将会诞生。
就区域一体化来看，一般说来EU已越过经济一体化，处于政治一体化的过程，而NAFTA或实现时的FTAA则停留在经济一体化的阶段。根据以自由公平为原则、旨在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WTO，EU是关税同盟，NAFTA是自由贸易协定，同样系根据GATT第24条设立的，是作为自由公平原则以外的特惠贸易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东亚的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始于1992年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此前，东亚于1989年成立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外国家的计21国组成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机构(APEC)。但是，APEC在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为原则这一点上与WTO并无矛盾，而且也不是根据GATT第二十四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此外，在把贸易投资顺畅化和经济合作作为内容这一点上超过了单纯的自由贸易协定。在东亚，没有基于WTO自由公平原则的区域经济一体化(FTA)进入21世纪后得到了积极的推动。
2006年6月15日，在WTO中登记的全世界的FTA除了重复登记的以外，合计达到了148件。最早的是上述的1958年的欧盟（EU，旧EC：罗马条约）和1990年的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其后，在20世纪60-80年代的30年期间有17件，在90年代的10年期间有53件，在2000年以后的6年期间有76件。如果将对象限定在东亚区域内，就只有1991年的老挝－泰国、1992年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2002年的日本－新加坡、2003年的东盟－中国、2004年的中国内地－澳门、中国内地－香港、2006年的韩国－新加坡。
就日本来看，2006年9月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之间的经济合作协定(EPA)生效，与菲律宾和泰国之间将要签署或协商签署，与东盟整体、印尼、文莱、越南、韩国、印度等之间正在谈判或预定开始谈判。日本所期待的EPA是扩大包括以下内容的FTA，即撤销关税和对服务业外资投资的限制等，也是包括撤销投资限制、完善投资规则、调整知识产权制度和竞争政策、扩大人际交流、进行各领域合作等内容的更全面的协定。
就中国来看，除了上述的与东盟、香港、澳门的FTA之外，与智利的FTA已经生效，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等的FTA正在谈判或预定开始谈判。另外，东盟各国整体已签署了与中国的FTA，与韩国的FTA已结束谈判，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FTA正在谈判，同时各国也在推进两国间的FTA。例如，泰国与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的FTA已经生效，与日本之间正在探讨签署EPA，与美国之间正在谈判FTA。进而，就韩国来看，与智利、新加坡、EFTA之间的FTA已经生效，与日本、东盟、加拿大、墨西哥、美国、印度之间的FTA正在谈判中。
如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后，东亚的FTA网络正在急速扩大，在此延长线上有“东盟＋3（日中韩）的FTA（或地区上更为扩大的FTA）——“东亚（经济）共同体”设想。例如，如果“东盟＋日中韩＋香港、台湾”的东亚FTA得以实现，那么将会成为一个人口达20亿人、GDP超过8万亿美元、可与EU、FTAA相匹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东亚的经济增长、分配、贫困——以泰国、越南、中国为中心
1.东亚整体
首先来看看东亚各国和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分配、贫困的状况（表1、表2）。就GDP规模来看，日本、中国、韩国占了绝大比重。从人均收入来看，日本、香港地区、新加坡占据高位，韩国、台湾地区次之，马来西亚、泰国居中，中国及其他原有东盟国家居于中下位，最后是东盟新成员国。就最近的经济增长率来看，中国居高，东盟次之，NIES大体上较低，日本仅有1%。
其次是分配方面（表2）。以基尼系数来看，即使从最高、最低的五等分位（或其比率）来看，日本也绝对是收入分配平等的国家（1993年），韩国、印尼、越南、老挝是中等的不平等国家，其余的是高度不平等国家和地区。就贫困率（收入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重）来看，比起国家规定的贫困线，1天1美元（换算为购买力平价）更有可能进行国际比较，收入处于低位的东盟新成员国相当多，收入处于下位的原有东盟国家和中国尚未完全解决贫困问题。下面更详细地看看泰国、越南、中国的分配和贫困状况。
2.泰国的分配与贫困
首先是泰国。表3根据2000年的社会经济调查的微观数据，按地区、五等分位阶层、城市农村列出了泰国的分配状况。泰国地区间不平等尤为显著，曼谷地区与泰国东北部的收入差距达到20倍以上，泰国东北部中的五等分位差距、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基尼系数与其他地区相比也是最大的。关于泰国的分配不平等，人们认为就业者多、生产率低、收入变动大的农业部门是最重要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看，为了分配平等化，人们期待着库兹涅茨模型的变化，但如表4所示，基尼系数的经年变化停止于库兹涅茨曲线的最高峰，分配不平等今后是否趋于改善尚不确定。贫困率因亚洲经济危机有所回升，但与收入增长一起稳步地趋于下降。现在处于10%左右的水平，可以认为十等分位数据的最低收入阶层是贫困阶层。如果分配趋于改善，贫困将会进一步削减。
3.越南的分配、贫困
下面来看看越南的贫困和收入分配。越南在20年前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时，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以下，是极其贫困的国家。贫困率推算为70%以上，几乎所有的越南人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如表5所示，最近10年期间的急速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国家收入增加，也使贫困率急速减少了。贫困率从1993年的50%减至1998年的37%，并减至2002年的28%。基于粮食贫困线的绝对贫困也从1993年的25%减至2002年的10%。进行国际比较时，越南是比较公平的国家，农村地区的收入分配也比较平等。但是，由于近年来急速的经济增长，收入的不平等扩大了。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33升至1998年的0.35,又增至2002年的0.41;基于五等分位的最富裕家庭和最贫困家庭的收入比率也从4.9倍增至5.5倍,进而升至8.1倍。
表6从收入分配方面归纳了收入、消费、就业的情况。该表利用了越南统计局(GSO)的最新家庭经济调查数据——2002年的数据(VLSS2002)。调查数据约有30000户，根据收入阶层，分为10个城市地区、10个农村地区计20个地区进行计算。如表6所示，每个家庭都有很大的收入差距。城市地区最富裕阶层的人均收入达到城市地区最贫困阶层的约8倍（家庭收入约6倍），同样在农村地区有6.4倍（家庭收入4.4倍）的差距，城市地区的不平等状态比农村地区更为显著。十等分位的最下层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仅有3.4%，而最高层则占了27%。
贫困家庭往往在农业和非正式部门就业。其部分原因是人力资本缺乏、教育水平低。城市地区最贫困部门大约在农业方面花费了70%的时间。低收入阶层也包括从事非正式部门的买卖及其他低生产率服务业的人，而高收入阶层在工业部门和正式部门工作。从调查数据可知贫困家庭在较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而富裕家庭则在资本密集型的、保护程度高的制造业工作。由于工作的技术力量和行业的不同，低收入阶层的平均工资比高收入阶层要低得多。例如，农村地区最低收入阶层的工资只有全国平均工资的约40%，城市地区的最低收入阶层只有30%。行业结构的差异作为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收入结构的差距表现出来。低收入家庭多从事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非正式部门。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正式产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这种收入模式是越南那样的发展中国家所预想和期待的，对开发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即：推动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手段。
越南的失业率与工业国相比并不差。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失业率为7%左右。在1997-1998年的生活水平调查中更低，仅为1.6%(GSO2000)。该数字与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相比处于低水平。但是，尽管是低失业率，不完全就业对越南来说仍是严重的问题。如果将1年2000小时工作时间作为完全就业的基准，城市地区的工人有50%，农村地区有70%系不完全就业。越南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每年在1600小时以下，不完全就业率在20%以上。不完全就业率在地区和家庭之间各不相同。耕地和农业外劳动的供给有限，不完全就业在农村地区特别高，劳动时间在平均工人的四分之三以下。城市地区工作时间数年平均在2000小时以上，并没有严重的问题。但是，城市地区低收入阶层的工作时间要比高收入阶层少。在农村地区也可看到同样的倾向，不完全就业主要存在于低收入阶层。
4.中国的分配、贫困
最后来看看中国的贫困和分配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居民的收入迅速增加，生活水平大为改善。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大获成功，贫困人口1990年至2002年减少了2亿人，为1.6亿人，贫困率从31.5%大大降到了12.5%。与此相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整个90年代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2上升至2002年的0.454。如表7所示，全国规模的分配不平等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农村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城市农村内部的分配不平等的恶化（基尼系数的上升、最高最贫困收入差距的扩大）。关于后者，地区差距的扩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或者换句话说，首先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其次是地区内的城市农村差距的扩大，第三是城市农村内的不平等化的动向，这些因素促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不断恶化。
在中国的分配不平等中，城市、农村收入差距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表8列出了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来源。从该表可知，农村人均收入的增加伴随着农业收入比重的下降和工资收入（农村户口的工人）比重的提高。此外，越是农村低收入家庭，其农业收入的比重就越高,越是高收入家庭,其工资收入的比重就越高。这种农村收入的结构或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在考虑贸易自由化和收入分配时是重要的要素。
四.CGE模型的框架
本文根据CGE（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就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分配、贫困加以分析。这是集中、联结各国经济CGE模型的全球模型。全球CGE模型的框架和数据库基本上是GTAP（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为了对分配、贫困加以分析，泰国、越南、中国、印尼的国家模型包括了基于各国微观家庭经济调查数据的农村与城市、收入阶层间的家庭经济部门。本文的全球CGE模型由16个国家及地区和20个产业部门组成。即：
国家和地区（16个）：泰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韩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日本、印度、大洋洲、美国、EU、ROW（其他世界各国）。
产业部门（20个）：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矿业、食品加工、饮料、木材和木制品、化学、汽车、其他运输机械、电子机器、其他机械、金属、纺织品、皮革、其他制造业、公益、建筑、服务。
在国家和地区的分类中，尽可能个别考虑了可能成为“东亚共同体”的国家。此外，关于产业分类，考虑到各国生产的多样化、比较优势、保护结构等，强调了农业和制造业。
本文的国家模型基本上是基于标准型CGE模型进行记述的。以下列举一下国家模型的特征：(1)生产函数是CES（固定替代弹性）；(2)产品根据CET（固定转换弹性）函数分配给出口供给和国内供给；(3)消费函数从Cobb-Douglas型效用函数导出；(4)国内需求根据CES函数分配给国内商品需求和进口需求；(5)国内商品市场供需均衡，国内商品价格得到决定；(6)生产要素是熟练工、未熟练工、资本3种；(7)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各种劳动力供给在外生下决定其工资率；(8)资本供需均衡，租赁率得到决定；(9)各国的资金供给是内生的，以初期资本积累量来定义；(10)汇率是外生的，外汇市场的超额需求以资本移动来调整；(11)关于泰国、越南、中国、印尼4国，原则上将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按比例分配给十等分位的家庭，各家庭的消费函数从Cobb-Douglas型效用函数导出。
本文模型的整个体系是在贸易和资本移动中将各国模型联结起来的CGE世界模型。联结各国模型时的特征如下所示。(1)各国的出口供给与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均衡，各国的出口价格得到决定。(2)各国的投资（实际数量）是内生的，以根据（期待）利润率差距将世界总储蓄一定弹性地分配到各国的形式来决定（GTAP型）。(3)根据各国进口额实绩将国际运输服务分为一定比例，将其全世界需求总量分配给各国的服务产业（生产和出口）（GTAP型）。
终结模型的是瓦尔拉斯法则。与此相关的本文模型的特征有如下两点：(1)由于各国国内市场供需均衡条件稍有过剩，必须除去投资和储蓄的均衡条件（国家水平的瓦尔拉斯法则）；(2)由于全世界所有市场供需均衡条件稍有过剩，必须将美国的一般物价作为基准。因此，本文的世界模型便是这样一种（变动的）体系：将美国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基准来规定名义汇率（固定汇率制），据此决定各国的物价水平。
五.影响分析——以东亚经济共同体为中心
根据以上的CGE世界模型，主要就“东亚经济共同体”设想（东亚FTA）加以论述，并对东亚的制度诱导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及贫困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即：在比较静态分析的框架中对伴随弹性资本移动撤销区域内关税时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这里的比较静态系指在产业间劳动力和资本都自由地移动，在国际上资本依赖利润率差距进行一定量弹性移动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区形成（撤销关税）的所谓“长期效果”。但没有考虑到国际的劳动力移动、技术及生产率的变化。
关于撤销了关税壁垒的各产业的平均水平，请参照表9。作为东亚共同体，这里设想了“东盟＋日中韩＋香港、台湾”，但东盟、中国、NIES、日本一般说来农业、食品和饮料、纺织品和皮革等产业的关税壁垒都很高，而东盟和中国除了这些产业之外，还包括机械产业、金属产业。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是零关税或近乎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国家或地区。平均关税率的最高值为50%-60%，这里没有考虑到非关税壁垒。此外，在设想一定量的弹性资本移动这一点上，这里所说的东亚共同体与其说是东亚FTA，不如说更接近于东亚EPA。
东亚共同体(EAC)的宏观经济效果对各国的实际GDP、民间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出口、进口的影响已经归纳为表10。影响用实际价值背离率(%)表示。
就EAC的成长效果来看，其程度有所不同，区域内所有国家呈正数（实际GDP增加），区域外所有国家和地区呈负数（实际GDP减少）。这是贸易创造效果对区域内起到作用，贸易转换效果对区域外起到作用的一般预想的结果。区域内各国的影响大小以各自经济规模、产业和比较优势的结构为主，依赖于需求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等其他各种因素。
但必须注意的是对实际GDP所产生的效果在区域内所有国家均呈正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在于根据利润率差距设想一定量的弹性资本移动或设想具有经济合作协定(EPA)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表10的“EAC（非）”（资本移动完全无弹性时的EAC形成）的情况下，区域内各国的正成长效果便会很大程度地缩小，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弹性资本移动的效果。
在资本移动无弹性的情况下，中国的成长效果减少到负增长（实际GDP的减少）。如果考虑到中国在弹性资本移动的情况下，成长效果在区域内（仅次于日本）是最小的，那么EAC至少在成长效果这一点上不会有很大好处。其原因是，从宏观经济上看，由于EAC的形成，进口增长比出口增长大，但消费并没有很大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投资的增长也不会太大（表10）。
而且，其背景还有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表11）。即：由于EAC的形成，中国的农产品、食品、饮料的出口（与进口比）大为增加，电子机器以外的重化学工业制品的进口（与出口比）也大大增加。此外，纺织品、皮革等轻工业品的进口（与出口比）也大为增加。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是日韩等高收入国家，重化学工业制品的进口对象同样是日韩等工业发达国家。这反映了中国与韩国的国际分工、即日韩向中国出口投资货物、零件、工业原材料，中国向区域外国家出口电子产品等工业制品这样一种区域内国际分工。关于纺织品、皮革制品，越南的增长尤为显著，中国在这一领域将失去国际竞争力。由于以上这种贸易方面的效果，对中国来说，EAC将伴随农业、食品加工业的扩大、纺织工业的缩小、电子及其产业的扩大、除此以外的重化学工业的缩小、其他轻工业的扩大这样一些产业的变化。
对中国来说，EAC未必带来很大的成长效果。更广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会带来更大更可靠的成长效果。关于对实际GDP的影响，例如在APEC水平（EAC＋大洋洲＋美国）的FTA中有显著的扩大，达0.7%，在WTO水平（全世界）的FTA中更为显著，达1.3%。在任何情况下，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都与EAC的场合同一方向，出现电气电子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大，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缩小。作为其结论，如表12所示，收入分配将得到改善。即：EAC或更广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会大大缩小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在城市，比起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将会出现更迅速的收入增加（更慢的收入减少）。就结果来看，大多集中于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将会缩小，从而实现贫困削减。
以上就中国的EAC形成的效果和主要因素进行了论述，泰国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表10）。显著不同的一点是EAC对实际GDP的影响相当高，达1.8%。其最大的原因是民间消费很高(GDP的55%)，贸易自由化在加大民间消费的同时，通过有限的储蓄加上大大增加的资本流入（与出口比，进口大大增加）这样一种资本形成，对生产力、即实际GDP的增长作出贡献。顺便提一下，中国的民间消费只不过是GDP的43%，从大量的储蓄未必需要大量的资本流入（不如说引起资本流出）这个意义上看，FTA并没有成为推动成长效果的积极因素。
EAC所带来的泰国的产业结构随着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汽车除外的机械产业也扩大了。其比中国更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可说是朝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的方向变化（表11）。随之，在农村和城市地区，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高收入家庭迅速地增加（城市十等分位例外），同时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也趋于缩小。EAC对泰国的收入分配的改善做出了明显的贡献。而且如果将一等分位家庭看作贫困阶层，EAC确实对泰国的贫困削减作出了贡献（表12）。
就越南来看，EAC的成长效果最大(4.2%)，GDP中所占的民间消费和进口极高（表10中为82%和46%，出口为41%），从这一点来看，泰国居中，越南与中国处于相反的一极。就是说，通过EAC，民间消费和进口都大为扩大，但由于在有限的国内储蓄中加上资本流入后大为增加的资本形成，生产力的扩大和实际GDP的增加得到了实现。
EAC所带来的越南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是极端的。对农业、食品加工业的影响呈正数，但与泰国、中国相比并不太大。呈正数且影响大的是纺织品、皮革、其他机械的各制造业，除此以外的制造业均呈负数，且一般都很大。越南在EAC下扩大了一些农业相关部门，同时大大扩大了纺织品、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表11）。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伴随着缓慢的收入分配的改善。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在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均比高收入阶层有迅速的增加。在农业部门缓慢扩大和城市劳动密集部门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收入有了相对提高，这是因为GDP的急速增长导致了工资和劳动收入的提高超过了比重大的农业部门的生产扩大。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最低收入分位的收入显著提高，EAC也对贫困削减做出很大贡献。
EAC对印尼的影响居于泰国和中国之间，成长效果很小，产业结构稍向农业、食品加工、电子机器、其他机械转移。此外还可预测到缓慢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和缓慢的贫困削减效果。
最后来看看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人们没有探讨基于微观数据的分配模型。EAC的GDP效果呈正数，但由于日本经济规模很大，因此只有0.1%。就各产业来看，加工食品的进口大为增加，其次是纺织品、皮革等进口的扩大。与此相反，农业相关的生产稍有下降（皮革产业的生产有相当大的缩小）。此外，如果在东亚FTA（撤销关税）中补充“撤销农业补助金”，农业生产的缩小将从-0.4%扩大到-4.9%，畜牧业生产的缩小将从-1.9%扩大到-3.5%。农业的补助金率为4.6%，畜牧业为2.1%，就补助额而言，前者约为25亿美元，后者约为4亿美元。反过来说，意味着在以撤销包含农牧业等的关税为内容的东亚FTA的情况下，如果适当地增加以往的补助金，将可以维持日本的农业。问题是以补助金替换关税是否符合东亚FTA设想。
六.结束语
根据基于CGE世界模型的影响分析，东亚FTA一般对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具有正成长效果，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贫困削减效果也是正的。这些显示了“东亚（经济）共同体”所具有的正的长期效果。
就中国来看，成长效果不太大，还有负的可能性。而且产业发展的方向也只有农业和电子方面，其他机械和重化学工业受到阻碍。在这些方面，对中国来说，也许不能说东亚FTA在经济上是很有魅力的设想。不如说APEC水平的FTA的成长效果要大得多，但产业发展的方向是一样的。
就越南来看，反而对纺织品、皮革产业有着战略性作用，而且显示从农业到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结构变化将有可能使城市和农村及两者间的收入分配取得平等，同时这种结构变化将得到促进。
泰国在成长效果上位于中国和越南之间，在比中国高级化的产业结构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农业一起扩大。一般说来东亚FTA对印尼的效果很小。
东亚FTA的正的长期效果、尤其是分配得到改善这种普遍良好的结果大大依赖于农业方面的关税撤销和自由贸易，特别是要求日本起到重大作用。即要求对因自由化而衰退的日本农业进行产业调整和就业调整。这里显示了撤销补助金的影响，但人们期待通过增加补助金等措施取得顺利的调整、再生、复活、新生。
“东亚共同体”设想是包含各种期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大课题。本文充分注意这些现实上极为重要的实践课题，同时注重如何进行有效的模型分析和计量评价。但是，进行比较静态的影响分析虽然可以阐明变化的方向和程度，但在了解其时间上的、长年的程序时则有着限制。因此，下一个课题有必要进行比较动态分析，为此有必要根据考虑到技术、生产率变化及劳动力移动的设想对将来进行展望。
（原载日本《国际开发研究论坛》33号，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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