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比较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歇尔论文,战略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5)04-0034-08 二战后期，美国国务院关于战后经济政策的主导思路是扩大出口以促进充分就业，但美国国内的市场远远无法满足要求，出口是解决产能过剩的唯一办法。西欧是当时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地区和市场，在二战中受损严重，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加快经济重建，成为美国扩大出口战略的最优选择。马歇尔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使得美国和欧洲获得双赢。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带动下，日本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日本版的“马歇尔计划”，东欧剧变以后也有所谓的“马歇尔计划”，都无疾而终。目前，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很多研究者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虽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一带一路”战略都面临相似的环境，如国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国内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等，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形式、内容和运行机制上与马歇尔计划有很大差异。中国应该在借鉴马歇尔计划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一、马歇尔计划的经验及教训 1948年4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援助欧洲复兴的法案，设立经济合作署，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联合具体实施马歇尔计划。截至1951年底，美国通过捐赠、贷款、有条件补贴等形式提供了价值124亿美元的援助，大约相当于1948-195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其中以捐赠为主，接近总援助额的90%，对欧洲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直接的经济援助和物资援助并不是马歇尔计划的全部内容，美国与各受援国陆续签订了关于美援的双边协定，譬如由美国监督受援国的重工业，受援国放弃工业国有化以保障美国投资的安全，实施有利于美国的外汇和外贸政策，“美援”物资的50%必须由美国船只运输等。① 这些有条件的援助促进了美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为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了出路，也使美国经济在战后初期有了较大增长。西欧各受援国一度成为美国过剩产品的倾销地，美国赢得了逐步消化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的宝贵时机，避免了本国因为畸形的战时经济结构在战后可能遇到的萧条，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再次腾飞甩掉了负担，扫清了障碍。 (一)马歇尔计划的经验 1.完善的资金运作管理 194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计划原定期限为5年(1948-1952年)，1951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代之以《共同安全计划》。法案规定对欧洲等国家的援助为50亿美元，在执行过程中不断预算增加，最后的援助额为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剩余为贷款。为保证该计划的实施，美国政府成立了经济合作署，负责援助资金的发放、后续的管理以及与受援国的洽谈等，并成立了包括政府、工商业界、劳工领袖等人士在内的磋商小组，对经济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决定援助资金的具体流向。1948年，各受援国通过决议，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1年更名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资金由美国经济合作署与各国政府共同管理。 2.资金、产业、技术和人才等因素协同推进 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简单的资金援助肯定不能复兴欧洲，需要资金流、产业流、人才流和技术流的协同推进。 援助资金解决了欧洲各国外汇短缺的局面，可以进口所需的物资，而且这种外汇是美元，由此确立了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再加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成为国际主要货币，国际大宗商品全部使用美元交易。在产业领域，美国国内产能和资本过剩，资本收益率较低，而欧洲饱经战争创伤，资本短缺，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形成产业洼地，很多私人资本在美国政府援助的带动下，大规模增加对欧洲的投资。而且美国产业体系相对完备，产业附加值较高。在技术和人才方面，美国本土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科学家大都移民到美国，为美国补充了顶尖的科研人才，再加上美国自身的教育和科研体系非常成熟，美国科技实力非常强大。战争时期的科研体系在战后转向民用，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绩，使得美国一直引领世界工业的发展方向。美国政府在战后对接近800万退伍军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制造业工人，这些都是二战后美国制造业获得的叠加式红利。按照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新产品首先在美国被生产和消费，欧洲的需求拉动美国的出口，产品开始大规模生产，欧洲需求增长较快时，美国企业权衡成本之后会考虑增加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另外，美国经济合作署也实施了一项技术援助计划，不仅将大量技术人员派到欧洲，还资助欧洲的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到美国参观学习。在资金、产业、技术和人才等因素的协同推进下，欧洲经济迅速恢复。 3.满足各方需求 美国的过剩产能遇到西欧的战后困境，彼此之间存在互补需求，较好地平衡了国内民众利益与国际援助之间的关系。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资金绝大部分是捐款，即无偿援助，主要帮助民众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美国在《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中明确规定：经济合作署署长应授意，只要是美国有剩余的农产品，必须从美国采购。②很明显，该法案为美国过剩农产品的输出提供了一条畅通的渠道，相当于美国政府在间接补贴美国农民的同时，又救济了挨饿的欧洲民众。《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还直白地规定，经济合作署署长利用援助款项在美国采购应尽可能不消耗美国资源，不冲击国内经济，不影响美国人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这些规定确保了美国对外援助与本国民众利益的一致性，降低了国内反对对外援助的声音，保证了对外援助的顺利进行。③ (二)马歇尔计划的教训 1.实施效果被过分夸大 从实际效果来看，马歇尔计划的成效没有普遍认为的那样大，欧洲经济复兴的主要原因也不是马歇尔计划。在马歇尔计划执行前，欧洲经济增长率普遍达到6.5%左右，但是，在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经济增长率反而下降为4.5%左右。土耳其、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的经济始终落后于其他西欧国家，没有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芬兰反而经济增长迅速。由此可以看出，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复兴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主要原因在于马歇尔计划对受援国的实际需求考虑较少。虽然在马歇尔计划实施以前，美国让欧洲国家列出自己的需求，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美国对欧洲国家的援助主要是为了输出美国产品。在计划执行前期，由于欧洲国家刚刚经历战争，食品物资较为缺乏，欧洲国家将援助大多用于进口急需的生活必需品，例如食品和燃料等，只要美国有剩余产品，经济合作署就不能从其他国家购买。值得一提的是烟草行业，烟草出口是希腊和土耳其的支柱产业，但是由于马歇尔计划，美国对欧洲的烟草出口在1948年达到4万吨，迫使两国的烟草退出国际市场。计划执行中期，大宗进口的方向又转向了用于重建的原料和产品。随后的几年，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以及朝鲜战争爆发的双重逼迫下，美国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重建欧洲各国的军备，这一数字逐年增长。 2.在资金分配方面没有考虑受援国的需求 首先，在国别分配上，标准主要基于该国与美国的关系而不是该国的实际需求。在马歇尔计划实施之初，资金的分配就是一个难题，在有限的资金中，各国既想获得较多的资金，也想达到自己的其他目的。比如英国希望凭借与美国的关系获得最多的资金，法国在自己获益的同时不希望德国获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希望德国经济快速恢复从而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受援国齐聚法国巴黎，谈判援助的形式和资金的分配，最终决定资金按照两个原则进行分配：第一，美国的盟友比中立国和轴心国获得更多的援助；第二，按照各国人口的比例进行分配。在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到1951年，英国获得的资金最多，达32.97亿美元；其次为法国，为22.96亿美元；再次是德国(14.48亿美元)、意大利(12.04亿美元)和荷兰(11.28亿美元)。 其次，在产业分配上，主要是针对美国产能过剩的行业。援助资金的行业分布包括：粮食、饲料为32亿美元，燃料为16亿美元，还有34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的钢铁、机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真正用于支持欧洲国家恢复制造业生产的资金较少。 3.意识形态特征强烈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美国施行马歇尔计划的本意是为了促进欧洲经济恢复，使欧洲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同时使美国更方便地占领和控制欧洲市场。④一方面，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马歇尔计划之外；另一方面，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等的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马歇尔计划使其受到遏制。马歇尔计划加强了美国与盟国的经济联系，是美国遏制和孤立苏联的重要经济手段，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⑤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的比较 目前，很多研究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中国一再反对在两者之间划等号——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于二战结束以后，中国是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参与者而不是挑战者。“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及其他层面，两者是不同的。 (一)经济层面的相似性 “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在经济层面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海外存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的商品和闲置的生产能力，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等方面。 1.大规模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在二战中，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损毁非常严重，铁路、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力设施等需要大规模的更新。但是，欧洲国家财政比较紧张，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外来资金的援助，马歇尔计划为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重建提供了急需的资金。 对于当前的亚洲来说，虽然早已远离战争，而且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环境较为宽松，积累了巨额的资本，应当不存在资本短缺的问题，但是，亚洲国家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东亚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而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高达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已成为制约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之一，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仅印度就需要至少1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专门投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非常有限。另外，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全球私人机构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流向了发达国家的成熟资产，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始终难以得到满足。 2.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的商品和闲置的生产能力 相比较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较晚，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借助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后发优势，制造业快速发展，到1894年工业生产规模便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通过军火贸易使钢铁等行业大规模扩张，钢铁行业占全球产能的64%。战争结束以后，这些工厂必须转向民用生产，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二战后，美国拥有的外汇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储备的74.6%，美国有能力、也有需要对外输出产能。 当前，中国也面临相同的处境。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0%以上，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增速一度超过30%。在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资金与资源价格扭曲等原因的作用下，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快扩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下降，国内过剩的产能难以被化解，产能利用率下降比较快。2013年，我国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在70%左右，明显低于国际常规水平。不仅仅是传统行业，新兴的光伏发电等行业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由于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在全球具有一定技术、装备、规模优势，可以积极推动优势企业实现海外转移；传统过剩行业中的纺织、鞋帽、汽车和机械等行业，以及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产业也具有较强的海外转移可能性。 3.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 长期以来，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促成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⑥该计划削弱了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使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最终走向一体化。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最终演变为欧洲联盟，促进了西欧地区自由贸易的发展。⑦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逐步放缓。亚洲贸易的主要特点是区域内企业分工生产中间品和最终品，最后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模式易受欧美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亚洲经济整体降低了对内的贸易依存度，从2012年的59.49%降至2013年53.01%。从衡量亚洲生产网络密切程度的指标——亚洲区域内的中间品贸易情况看，2013年下降了5%，中间品贸易对区域内的依存度也呈下降趋势。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亚洲内部市场特别是最终品市场规模较小。维持亚洲贸易增长，最核心的解决方案是扩大内部市场规模。“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区域内的贸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巴基斯坦第二阶段自贸谈判、中国—海合会自贸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与斯里兰卡等国的自贸进程等，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实现整体上的地区经济一体化。 (二)“一带一路”战略不同于马歇尔计划 1.开创经济合作新模式 目前，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是自由贸易区，主要以贸易为纽带促进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突破了传统国际经济合作形式，既包括自贸区，也以经济走廊和经济带等形式出现，创新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理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有3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涉及42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区域中，经济走廊有中巴经济走廊、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新亚欧经济走廊等，经济带以经济增长极辐射周边，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而且，“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如何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南南合作的伟大构想，既是对理论界的挑战，也对实际操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带一路”战略旨在改善中国与周边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环境，为中国与周边新兴经济体开辟了新的合作机制，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必然会增强中国与周边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和金融合作，在共建中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互信互助。中国与周边新兴经济体可以协调发展规划，共同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积极探索多种经济合作模式，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建设新型区域合作平台。 对比马歇尔计划，欧洲本身经济发展程度就比较高，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使受到战争的破坏，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依然拥有较高的文化和技术素质。欧洲缺乏资金，而美国却积聚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其庞大的储备也在不断增长，可以帮助欧洲解决短期内的赤字问题。因此，马歇尔计划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且是单方面的，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支持欧洲经济恢复。 2.合作内容更加丰富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首提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认为应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其实已经基本指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合作内容。在政策沟通上，通过协调各国经济政策，降低贸易壁垒，促进贸易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促进区域内各国经济共同增长。在道路联通上，一方面，区域内各国国内需要大规模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区域内各国之间的道路要实现联通，比如中国与中亚的铁路就存在轨道宽度的差异。因此，需要协调规则，建立起遍布“一带一路”区域的交通运输网络，加大铁路、公路、港口和机场等方面的建设和联系，为经济一体化提供基础。在贸易畅通上，区域内各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逐步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扩大区域内各国的贸易规模，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在货币流通上，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民心相通上，区域内各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长期的交往经历，应当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注入新的文化内涵，促进民众的交往，降低国民之间的隔阂，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方面加强交流和合作。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单方面对欧洲的援助，表面目的是为了实现欧洲国家的复兴，促进其经济发展，美国的真实目的是在产业过剩背景下促进产能输出。从资金的使用来看，援助资金主要用于购买美国的商品，大部分国家将援助资金用于进口美国的食品和燃料等。德国从美国获得援助资金后，不是无偿分配，而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发给私人企业，期满后企业偿还的资金继续贷出，这种资金的循环促进了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德国重工业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其他国家的资金使用相对宽松，大多作为政府的一般收入向美国采购货物。 3.运行机制更加强调平等互利 “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共同发展，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主要特征。与马歇尔计划出台时世界的两极格局不同，当今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一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各国只有共同发展，才能实现长远发展。基于此，“一带一路”战略首先强调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不针对第三方，不经营势力范围，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线国家都可以参与，是一项完全开放的合作倡议。⑧当前，已有50多个沿线国家表态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其中有大国，也有小国，有发达国家，也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充分体现了开放性和包容性。此外，中国倡导成立的支持基金，无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丝路基金，都将坚持开放性原则，欢迎其他国家的参与和共建。 相比之下，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西欧的援助计划，既然是援助，就存在不平等性。马歇尔计划首先确立了联合援助的前提，即单个国家不能享受援助，将西欧各国捆绑在一起，置于美国的影响之下。此外，美国还提出了具体的受援条件，要求受援国平衡预算，稳定汇率，废除价格管制。据此，美国剥夺了受援国自主决定经济政策的权利，将欧洲纳入其主导的自由经济政策秩序之下，维护了美国的经济霸权。此外，马歇尔计划通过制度性安排扩大了美国在欧洲的市场，实际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作为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马歇尔计划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美苏围绕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真空进行争夺是马歇尔计划出台的背景。马歇尔计划制定之初就将苏联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谋求势力范围的特征。 三、马歇尔计划对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既要借鉴马歇尔计划成功的经验，也要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制订有效的策略。 (一)重视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成立国际层面的协调机构 受各种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一带一路”战略面临重重困难，既包括如何处理与大国如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关系的难题，也包括如何处理与不同类型小国的关系等问题。许多国家只是希望获得中国的资金以缓解财政经济困难，一旦经济好转或政权更迭，撕毁合同的事情时有发生。近期，希腊停止将该国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的多数股权私有化的招标计划，斯里兰卡重新审查与中国的合作意向，缅甸取消多项与中国合作的项目，墨西哥搁置中方企业投标的高铁项目等。种种情况说明，一方面，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各种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将面临很多反复。“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很多国家政治动荡，经济很不发达，投资环境较差，国外领导人的更替对于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产生很大影响。美国凭借二战后压倒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拥有领导地位，其他国家只能配合美国实施该计划。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只是具备了资金和产业实力，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还比较低，挫折难以避免。 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输出基础设施产能的同时，还需要输出配套制度，帮助、督促输入国提供适宜的投资环境，减少贸易障碍，保证境外私人投资的安全等。在项目选择等方面，更要注意市场导向，确保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通过种种手段维护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援建，最终要产生收益，必须依靠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此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在国内，需要成立强有力的机构，比如丝路委员会等，制订整体规划，协调各部门的合作，共同促进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在国际上，像欧洲等国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一样，需要成立一个跨国家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如丝路合作组织等，处理诸如国际铁路、公路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事宜，以及其他需要协调的事项。 (二)率先完成产业升级，形成产业错位，构建区域价值链 中国制造业基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从国际分工看，中国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在高附加值环节竞争力不强，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附加值还不高，企业在研发、设计、服务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强。从出口构成来看，中国自有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的产品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商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足10%。⑨ 除了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以外，中国制造业与“一带一路”区域的很多国家大多是直接竞争关系。比如，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更多的是产业竞争而非产业互补，东盟国家中的“四小虎”同样在亚洲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相对应的就是东盟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减少。中国想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就要能够使其他国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益，让其他国家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因此，中国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对外直接投资顺利的保证。 在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往来中，中国主要进口中亚地区的能源，包括原油和天然气，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对中国的出口结构过于单一，容易形成对中国的依赖，一旦原材料价格大幅下滑，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些国家迫切需要提升国内制造业水平，增加工业生产能力。中国与中亚地区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是中亚部分国家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需要的产品大多位于中高端，中国低端的制造能力并不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同样要求中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三)政府和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齐头并进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主要由政府积极推动，中国政府和“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政府都有较强的意愿发展该战略。但是，再好的规划也需要企业的配合，市场才是战略实施的主体。实际上，在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在政府推动之下，大量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其中，成为执行马歇尔计划的生力军。大量的美国过剩产能流向西欧国家，欧洲逐渐成为重要的海外美元市场。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愿同样非常强烈，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在把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获得利润的同时输出中国的文化和理念，加强与所在国民众的沟通等方面，企业负有较大的责任。另外，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高自身决策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 (四)加强金融支持，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将是重中之重，而基础设施建设最关键的是资金问题。中国凭借巨额的外汇储备，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专业金融机构为实施“一路一带”战略提供了保障。我国银行与金融机构要能够更大规模地“走出去”，为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为中国的产能输出保驾护航，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需要银行的信用及资金支持作为坚强后盾，企业面临国际金融风险时，亦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避险方案，防范和化解风险。 当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时，美元已经是自由兑换货币，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当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投资领域以及储备货币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都非常小。即使我国已经在国际市场取得了一些所谓的国际化成果，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人民币升值的基础上，还需要在贸易等方面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增进中资机构在海外的放贷能力。在国家政策层面，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好地为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①Diebold W Jr,"The Marshall Plan in Retrospect:A Review of Recent Scholarshi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1,no.2(1988.Summer),pp.421-435.李昀：《美英史学界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研究》，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第110-119页。 ②Milward,"Was the Marshall Plan Necessary?" Diplomatic History,vol.13,no.2(1989.Spring),pp.231-253. ③周宝根，刘启：《以满足受援国需求为先——马歇尔计划的经验与教训》，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11期，第44-47页。 ④Kolko G,The Politics of Wa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3-1945,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p.256-258. ⑤Milward A,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New York:Routledge,2000,p.357. ⑥丁祖昱，贺五一：《马歇尔计划与开放性国际秩序塑造》，近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52-68页。 ⑦[美]伊肯博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9-197页。 ⑧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88-99页。 ⑨孟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演变——基于贸易附加值的视角》，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4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