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自组织和产业催化理论 ——企业集团发展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集团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产业论文,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从80年代三不变基础上的企业横向联合算起，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当前，面对国内分散复杂的小生产格局和海外跨国公司抢占我国市场，发展企业集团又再度成为政府决策层与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并被认为是“搞好大的”的主要手段和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便捷之路。可是应该看到，目前这种上上下下层层组建“航空母舰”的发展方式，尽管加快了企业集团的发展速度，但对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以及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效果却并不明显，没能充分发挥企业集团所本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优化资源配置、 节约交易费用等优势。 至1995年底，全国共有大中型乡镇企业4351家，并以这些企业为核心组建乡镇企业集团736个。这些大中型企业拥有全国乡镇企业资产总额的10.8%，但是在销售收入和利税总额上却仅占6.5%和8.1%，非但显示不出规模效益，总体效益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加一反而小于二。这里我们之所以选择各地组建的乡镇企业集团为例，是为了排除一些国家级大集团组建导致的行政性垄断对企业运行绩效的影响。那么，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的失误何在？政府在推动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与加速企业组织创新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在对产业组织政策历史和现实一定程度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自组织关键作用的剖析，并结合产业催化理论的探讨，试图给这些问题以一个初步回答。
一、适度规模与协同整合：1+1＞2的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企业集团并非各企业简单的1+1式的联合，不是生产要素的随机组合与简单叠加，而必须实现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形成集团内的专业分工。一句话，1+1＞2需要某些特定的前提条件。那么， 我国目前企业集团的发展之所以集而不团、未能充分发挥集团效应，是因为没有满足哪些前提条件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就我国大多数企业集团而言，其发展尚缺乏适度规模的约束。我们知道，企业集团的规模扩张来源于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以及多样化经营，它们可分别使企业形成规模经济、节约交易费用和降低市场风险，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企业竞争力和扩大市场占有率。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由组织的“X 非效率”带来的管理成本会呈指数递增。当这种规模扩张的收益和成本均衡时，企业就达到其适度规模。若企业的发展超过其适度规模，就是规模过度，因而在“适者生存”的市场竞争中面临淘汰的命运。象德国著名的戴姆勒—奔驰集团就是因为其在十年的集团化过程中摊子太大、规模过度，因而难以保持强大的市场竞争力。1995年其亏损达60亿马克，并不得不在1996年相继卖掉下属的德国通用电气、道尼尔飞机制造等子公司。面对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技术创新加快的市场竞争环境，当前世界企业发展的趋势是“快者生存”、“小者生存”，连企业集团、企业系列得到充分发展的日本也逐步放弃其传统的“金字塔”型企业结构，而转向建立“柔软组织”、实行“弹性经营”。而我国目前相当多的企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仍然盲目求大，如东部某省的一柴油机厂近年连续兼并了6家企业， 吃进7000多人，背上4000多万元的亏损包袱，至今步履艰难。另外象我国著名的赛格集团、丹侬集团也都曾一度在集团过度扩张后濒临解体，而不得不强行收缩，向适度规模靠拢，这才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此外，我国不少企业集团的组建并非以经济效益的提高为目的，而是为了提高“规格”，扩大知名度，从而挤进国家500—1000家重点企业， 争取优惠政策。虽然挂着集团的牌子，实则水分很大，有的甚至仅是些“翻牌公司”，从而造成所谓“十个集团九个空”的现象。这样，组建企业集团就演变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一种多重博弈，而缺少了其本身所应具有的经济内涵。
其次，协同整合的缺乏是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的另一误区所在。我们知道，企业集团管理体系的优点表现在：对集团内闲置管理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内部贸易开发新市场，通过多样化回避风险，通过子公司间的交叉持股和贷款担保保证内部资本的安全，以及对出口市场的合作开发与管理，对研发（R＆D）成果及其它信息资源的共享等诸方面。但是，这些优点的发挥并非完成于集团的形成之日，而必须在被称作“协同整合”的企业内部整合过程中逐步积累。所谓“协同整合”，是指企业内部的资源、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其内部各项功能高度分化和专业化，同时企业集团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又拥有新的协调方式，使得各个环节、子系统有效衔接，确保企业运作的稳定高效。实际上，企业集团化带来的规模经济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工厂规模经济外，还有另一种性质稍有不同的规模经济，即企业规模经济。它包括（1 ）统一采购、销售、宣传带来的节省；（2 ）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化和节省；（3）使研究和开发工作具有更高的效率， 充分利用技术的外溢效应等等。这种企业规模经济的充分发挥则有赖于高效的“协同整合”。可以说，正是“协同整合”使得生产、管理资源在企业内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从而使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相对于外部市场更有效率，也使得企业集团相对于其它类型的企业组织具有其经济合理性。而缺乏“协同整合”的企业集团化则不能在实质上等同于有效的组织创新。我国目前的企业集团在形成之初就缺乏产权、资本纽带联结，其成员企业分属不同的部门、地区、所有制。各有各的“婆婆”，各有各的财政渠道，因而集团形成后难以实施有效的协同整合，资产重组有名无实。如我国一些城市商业系统的下属食品商店组成的所谓“连锁集团”，就是连锁经营最基本的配送中心、集中供货系统都不具备，更不用说统一的销售网络管理系统了，结果只不过是统一了店名的“连锁单干户”。这种“联合国”式的企业集团，这种没有经过充分“协同整合”的经济组织，在未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将无法作为“适者”生存下去。
二、政府干预与企业自组织：企业集团发展的两难选择
应该看到，上述问题并非简单通过提高政府组建企业集团的决策水平即可解决，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类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政府对企业集团化进程的直接干预，固然便捷高效，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下困难。（1 ）由政府捏合的企业集团由于组建时缺乏较充分的信息，因此往往缺乏经济合理性。事实上，一个行业需要多少企业，各个企业规模多大，这些问题很难不经过市场实践的检验就得到回答。 （2）参与兼并、重组的企业必须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之下，选择范围的狭窄导致了难以选择到合适的对象。（3 ）企业集团的组织费用极其高昂，由于人事管理的不同归口，企业间组织、职能的衔接将非常复杂，因而难以形成人员配置的真正优化。此外，世界各国几十年来在产业政策上的实践表明，政府直接参与的产业组织，实际成功的只是少数。如英国政府1966年根据“企业合并能提高生产率”的理论成立了一个企业改组公司，其基本战略是“发现英国最有效率的公司，然后将其它公司与之合并”，但是从该企业在其存在的四年中处理的70起企业合并事件看来，被认为真正成功的只有一起。而德国、日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也都有相类似的教训（参见江小涓，1996）。
就我国而言，尽管政府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一直指向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深受“小而全”、“小而散”格局的困扰。早在196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批转了国家经委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意见的报告”，1980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1985年政府积极倡导成立企业集团，并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近年来国务院又确立56家企业集团试点，大力扶植企业集团的发展（盛洪，1994）。但应该指出，中央政府作为一个仅具有有限资源和有限理性的组织，其种种行政努力所涉及的企业总数是极其有限的。另一方面，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行政措施通常只有在整个产业组织中小生产倾向已经非常明显时才会出台，因而具有强烈的“危机导向”。即企业层次的规模问题只有严重到某种程度，使得这种信息有足够的强度通过我国的树状管理（信息）机制传导到国家层次上，又一次的行政干预才成为可能。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干预很难对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产生持久、广泛的实质性推动。
概括地说，发展企业集团可以遵循两种思路，一是以政府为发展主体；一是以企业为发展主体，让企业根据市场和自身发展需要自主实施兼并、扩张。那么，企业集团的发展是依靠政府组建，还是依赖于自然的市场过程？面对这一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倾向于后一种思路，而其成功性也得到了众多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的证实。但是在我国的实际经济运行中，通过政府安排组建的企业集团依然占了绝大多数，这恐怕难以简单地用“政府行为不合理”来解释。实质上，企业主体论者是过于相信市场自发整合的有效性了。企业集团通过市场自发整合得到有效发展的前提是市场自动、迅速地筛选出有效的经济组织，而在这一过程中，竞争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就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日本，通过市场自发整合发展大型企业也花了200～300年时间，而这种进程的缓慢是我们作为正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接受的。至于在我国目前有序程度极低的市场条件下，完全靠企业的市场演化则更加不切实际。当前，我国除了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及市场交易秩序也很不规范。高度的行政性垄断导致了市场的地区和部门分割。不同于纯经济垄断，这种政企合一的行政性垄断通过对市场的分割、占有更为严重地遏制了市场竞争，优势企业非但无法将劣势企业淘汰、兼并，自己反而在上级主管“鞭打快牛”下，为不断提高的经营指标及增加的社会摊派所困扰。此外，数量空前膨胀的中小企业通过对生产资源的争夺也极大地限制了大企业的发展。简而言之，市场自发演化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优劣并存，甚至优败劣胜，大型企业集团无从发展。
三、SCP循环与企业自组织：产业组织理论的再思考
面对这种企业集团发展中的两难选择，是否还有其它思路，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产业组织理论作一简要回顾和探讨。
一般而论，西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是以SCP为其基本分析框架的。 S（Market Structure）指市场结构，包括企业所在产业的集中程度、 进入壁垒。C（Enterprise Conduct）指企业行为，包括企业目标、战略及企业种种竞争行为（兼并、联合、创新等）。P（Performance）指企业运作的绩效，包括利润水平、技术进步和增长率。在该分析框架中，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逻辑结论是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从而S 通过C这一环节决定经济运行绩效，即SCP的单向链。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产业组织政策则自然指向对S的控制， 试图通过改变市场结构最终提高企业的运行绩效及整个产业的经济效率。。
但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逐步认识到，S、C、P 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SCP单向链，还存在着PCS的反向链。席勒尔发表的《产业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一书中发现，不仅结构可以影响行为，行为也可以影响结构，即C对S存在反作用。德姆赛茨也认为，较高的利润是组织规模经济的报酬，任何成本最低的企业规模自然也就迅速扩大，从而企业行为在运行绩效与市场结构之间又形成一条反向通道。现在，如果我们将这两条通道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SCP循环，即SCPCS…。该循环反映了SCP之间互为因果的更为复杂的动态联系。在这个循环中，任何运行绩效良好的企业都可以通过PCS 的反向链扩大其规模，而这种规模扩张导致的产业集中度、 进入壁垒的提高（S的变化）又通过SCP正向链进一步改善了其运行绩效， 并由此引发新一轮的规模扩张。SCP循环较好地描述了企业的发育过程， 但还应指出两点，其一，只有SCP之间的正反通道比较通畅， 这种循环导致的企业发育才能比较迅速。其二，尽管西方经济学界对SCP 框架的分析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但是实际上SCP 各环节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如运行绩效对企业行为、企业规模的影响（PCS）完全可以通过特定的政府产业政策、制度来实现，这也是我们下面所要阐述的产业催化理论的基础之一。
具体到企业，其在SCP 循环中的扩张效应与企业自组织能力成正比，因此企业集团的充分发育还有赖于良好的企业自组织。所谓企业自组织是指企业在利润的吸引力和生存压力的作用下，为适应各种外界条件变化而自动进行的相应组织结构调整或组织创新。一般认为，在较完备的市场机制中，企业集团等组织创新将是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自组织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既无权利又无动力去考虑自组织问题，而只能听命于上级主管的组织和制度安排。8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自主权不断扩大，但是企业的自组织能力从总体上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重大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仍然是由国家决策的，“提倡—试点—推广”成为企业组织创新的唯一模式。因此，企业自组织能力的缺乏成为我国企业的普遍现象，这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企业“缺乏活力”。实际上，在目前变化迅速、“适者生存”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集团的规模大小已不是决定企业竞争力和运行绩效的唯一因素，一个企业自组织能力的强弱也同样决定了其是否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生存。“企业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是具备相对于竞争对手更强的自组织能力”，这一点正日益成为中外企业界的共识。象IBM的“风险组织”、 索尼公司的“模拟公司”都是为适应变化多端的技术市场而进行的内部自组织，而一些墨守陈规的大集团如奔驰、雪铁龙、美国电讯传播公司（TCI）则难逃被肢解乃至兼并的厄运（Robert & Paul Cohen，1994）。
简而言之，只有在SCP 循环中通过企业自组织发育起来的企业集团才能具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也才能为我国的经济成长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培育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应是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核心所在。那么，在我国当前的市场机制尚难以保证SCP循环（特别是PCS的反向链）通畅的情况下，政府应采取何种产业政策推动企业自组织力量参与企业集团化进程呢？
四、产业催化与企业发育：一种新思路
实际上，如果政府的产业政策能代替市场机制保持SCP 循环的通畅，则企业自组织力量依然能很好地完成组织创新。这种政策的实施本身并不投入新的资源，但却可以加速企业发育进程，其效应与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相类似，因此我们将这一类产业政策定义为产业催化政策。
产业催化政策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压力催化；二是利益催化；三是协调催化。
压力催化。我们知道，生存压力是迫使企业改变其经济行为方式的最有效途径，当政府通过政策、法规替代市场竞争对企业形成一定的压力，那么就能迫使企业走上规模化、集团化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压力催化。在这方面，日本1956年颁布的“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即著名的“机振法”）是比较成功的。它对企业的压力催化主要通过“四限制”实现（杨治，1985）。“四限制”包括限制生产品种、限制各品种的生产数量、限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技术、限制零件和原材料的采购方法。限制品种有两层意思，一是实行标准化，减少同类产品的品种；二是减少一个企业生产的品种。限制各品种的生产数量是指在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间分配生产份额时，要技术先进、成本低、质量好的企业多生产，并限制落后企业生产。限制技术，就是不许落后工艺、技术进行生产。限制零件和原材料的采购方法，是控制流通环节的多品种、小批量的方法。“四限制”可以达到四个效果，即挤掉落后企业、挤掉落后企业中的落后产品、促成企业生产的专业化、促成企业生产的规模化。实践表明，这种种压力极大地促进了企业间的兼并及企业的进一步集中。
利益催化。是指政府运用金融、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诱导企业走向集中。如日本银行自1963年起实行了“体制金融制度”对通过兼并、联合实现批量生产的企业给予长期低息贷款。又如日本1966年制定的《合并税额扣除制度》规定，凡属于为“改善结构”而实行兼并的企业，自兼并之日起，3年内可减免10%的法人税，而其它类型的兼并则减免5%。此外，如美国、韩国也都采取类似的减免税收、优惠贷款、财政补贴、政府直接订货等方式对某些行业的企业兼并行为给予鼓励。
协调催化。是指当企业兼并、联合出现困难时，由政府出面加以组织和协调。在这方面，日本的“官产学”一体化的协调机制是很有特色的。1952年日本的《安定中小企业临时处理法》授权通产省出面引导和组织中小企业的相互联合和兼并，在实际运作中，则是由政府、产业界、学者、行业组织各方面代表共同审议加以协调。这一制度大大降低了企业自组织的交易成本，推动了企业自组织进程，并使政府、企业得以保持经久协调、不断磨合的积极关系。
产业催化的核心秘密在于政府不是设计出取得成功的道路，而是对企业恰当地运用适度的压力、杠杆作用力以及正确选择行动的时间。在系统论中催化是一种“前馈”反应，即面向未来的控制，如一个驾车者要保持上坡时的一定速度，他不会等到速度表显示速度下降才去踩加速器（反馈），而是在上坡之前就开始加速。因此政府不是听任产业演化，出现问题再对企业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反馈），而是有意识地在产业演化过程之初就塑造出特定的初始利益、压力格局（前馈），迫使企业走上自组织的良性演化轨道，并利用SCP 循环的“滚雪球”效应不断为产业结构的根本调整创造条件。
产业催化不同于传统的自上而下以行政手段推动企业联合的思路，而看到企业自组织力量在组织创新过程中的关键意义；产业催化也不同于完全依赖于市场自发整合力量的自然主义，而相信在一定限度内，政府理性对于产业组织的演化格局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日本5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能简单归因于其国内、国际形势带来的运气，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源于其对政府干预能力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貌似无序的企业自组织过程的深深尊重。
此外，应当指出，催化策略的运用并不局限于产业催化，在市场竞争中催化策略也是许多企业制胜的武器。如太阳微系统公司（一家计算机工作站制造商）的战略是向其他制造商免费发放他们的技术许可证，这在尖端技术强调保密的市场竞争中似乎是愚蠢的行为，然而该公司的想法是：制造太阳微系统公司的计算机的人越多，支持该公司软件的人也就越多。而众所周知，一家公司的产品一旦成为该行业标准化的主导产品，它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正是运用“技术开放”的催化策略成功地占有了市场，同时也使得自己的利润增长率提高了数百个百分点（Robert & Paul Cohen，1994）。 这种由企业自身实施的催化我们称之为自催化。
组织得好的石头成为建筑，组织得好的词汇成为文章，组织得好的想象成为诗篇。而一个企业的本质竞争力则在于其对生产、人力资源的良好组织，一个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则在于其对下属企业的良好组织，组织正逐步成为劳动、资本、土地之外的第四生产要素。广义地说，自组织能力是一个企业、一个集团乃至任何一个在千变万化、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经济组织所必备的功能。特别是当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型期，一切的生产、人力资源都需要重新组合，一切的社会、经济组织都需要再次整合，没有众多企业自组织力量的参与，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完成这一切转变是不可想象的。但自组织能力并非企业天生所具备，而有赖于长期自组织过程中的发展。我国目前产业政策的一个重心是“加快培育企业集团”，其实，我们对企业集团的最大培育应是对其自组织功能的培育。上述的产业催化战略所针对的也正是这种功能培育。只要产业催化政策的实施者是一个明智而有节制的政府，同时借鉴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产业催化经验，那么，对大型企业、优势企业发育的推进将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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