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兼与袁国兴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袁国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研究界自新时期以来，历经数番新潮的洗礼，特别是经受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系统论”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新名词的狂轰滥炸、90年代中期的以文化研究为主调的概念范畴的“跑马圈地”之后，似乎对来自异域的思潮、概念等，有了一种警觉的心理，审视的姿态。按理说，这是一种进步，它标志着浮躁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开始能以健全、沉稳的心态应对西方的观念了。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因噎废食、矫枉过正的倾向，近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现代性”概念及功能的质疑和责难，便是这一倾向的表现。发表于《文艺争鸣》2002年4期袁国兴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质疑》（下简称《质疑》）亦隶属于此动态。
《质疑》一文值得商榷之处有三，一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基础，即特定的“社会和思想的结构性基础”，及由此而划定的时间阈限不甚明晰；二是对“现代性”的同体逆向张力、俗称“双刃剑”的特质未能予以深层理解；三是对“现代性”能否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持怀疑态度。以下逐点展开讨论。
“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基础及时间阈限
应该承认，迄今为止的中国学界尚未有人明确地对“现代性”的概念作过界定，因为它的内涵是宽泛的、动态的，它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且随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地拓展、反思，衍生出与现实相关的一系列新的命题。那么，是不是由此便可得出“现代性”是一种天定性的、随意性的概念呢？
例如，《质疑》一文在引证他人的观点——“唐朝成熟和风行的格律诗被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在当时是以其现代性与‘古体诗’相区分的”之后，便提出了质疑：“样一来，任何时代都有了其当下的现代性，现代性意念便与我们过去常用的时代性意念等同了，为什么还要为一个并不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的概念争论不休呢？”在文末，他做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文学就是现时代的中国文学，如果说我们要找出它的某些现代特征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与古代文学中所表现的古代性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文学的一种时代特征”。即“现代性”概念和“时代性”、“古代性”是处于同一层面上，是类同的。这里，《质疑》的误读是把特殊性的概念和普遍性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我们之所以说现代性概念是一种特殊性的概念，首先在于它具有特定的社会和思想的结构性基础。这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似乎早已预料到人们会在时间性上产生质疑。他写道：“现代”之语义总是与“古代”之语相对比，“古代”与“现代”构成了一种生存性的张力，但这种张力不是年代学的时间对比，而是生存样式和品质的对比造成的。虽然每个时代的人都可自称为现代人，把自身的问题视为现代问题，但这种生存性的“现代现象”的历史时间或年代学定位是没有意义的，追溯“现代”的词源用法也没有意义。因此，他想探究的并不是何谓“现代”，而是何谓“现代结构”，即一个社会和思想的结构性基础。正是这一结构使西欧近二百年的生存性现代冲动尤为旺盛，导致社会和思想形态的根本转变，并波及中国。
那么，这一“现代结构”内涵是什么呢？刘小枫作了这样的界定：“如此‘现代结构’指以启蒙运动为思想标志，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政治标志，以工业化及自由市场或计划市场为经济标志的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3-64页。）因而，在此现代结构之上产生的“现代性”，它必然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标志、政治标志、经济标志，不能把它和那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时代性”、“古代性”，作为一个逻辑体系中同类的或对立的、互为前提的概念来使用。虽然时间性的定位并不是关键的，但为着与那种漫无边际地侈谈“现代性”区分开来，为着有助于商榷、讨论的明晰，还是有必要界定“现代性”概念的时间阈限——它始自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进而延续至今的近几个世纪。
若论及“现代性”的学理渊源，一般追溯至康德的哲学与美学。虽然哈贝马斯认为，第一位对“现代”概念做出明晰阐述的哲学家是黑格尔，但从作为西方启蒙哲学整体着眼，康德在他对传统的批判过程中，已提出“现代性”的基本观念与原则，这体现在他由对“人”的理解出发，确立了理性至高的地位与主体性原则基础；而在美学上，则是确立了艺术的自主性与审美自律性。
因此，“现代性”的内涵是异常宽泛的，其概念极难概括。如若勉强地给“现代性”以一个概念界定的话，也只能是这样相对的、普泛性的表述：现代性是人们对近二、三百年来现代现象的认识、审视、反思，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判断。
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考察，在时间阈限上，学界一般多以晚清为起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西方植入的，而非原生萌长的，所以其内涵又有着自我的特殊性质。张辉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一书中对此描述得到学界较多的认可：“从知识学的意义上来说，西学的大量引进正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精神的强调又是西学得以进入中国的思想逻辑前提之一；而从社会机制的现代性转化来说，民主的主题是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随之，从精神发展的层面来说，个体和感情自我的觉醒也是整个现代性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注：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科学、民主、个性这三大方面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包括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内涵。
“现代性”的同体逆向张力及文学的批判价值
“现代性”具有同体逆向张力的特质，正是基于这一点，它才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引入文学、美学领域。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领域对立说”：经济领域——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创造了物质丰裕、社会进步的奇迹，促进社会享乐倾向，但人的丰满个性却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政治领域——政府向纵深推进平等，逐步控制了阶级冲突和对抗的局面，但公众与官僚机构间的矛盾却扩大了；文化领域——由于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追求“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反制度化”的，因而文学艺术便逐渐转向了对现代性负面质素的反思，并成为从审美的角度来制衡科技、政治异化的力量。他说：“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来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解答。”（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批判》1989年版，第24页。）这就是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对异化了的现代世界批判力量的原因所在。这些逆向张力的抗衡与相互制约，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平衡”。
这些逆向张力在各种理论表述中呈示出多样、繁杂的状况，但一般不超出以下两大对立的类别：历史现代性（亦称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庸俗现代性等）——审美现代性（亦称浪漫现代性、文化现代性、艺术现代性等）。其社会存在所展现的“历史现代性”和文化批判所具有“审美现代性”构成逆向的张力，形成一个既矛盾对立却又相互制衡的结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历史现代性对理性精神、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及其所创造的物资的丰裕、社会的进步、制度的有序等现代化进程的正向质素持乐观、肯定的态度；但对这一进程所同时引发的物欲私利的膨胀、工具理性的隘化、道德伦理的沦丧、人的神性诗性的失落等负向质素，它却未能有着清醒与警觉，对于这些异化现状的揭示与批判，便落在审美现代性的身上，成为审美现代性的任务。在这一向度上，审美现代性便呈现为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思，即具有“反现代性”的特质。
《质疑》一文虽然也引证了李欧梵的《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有关的论述，却把李欧梵明确论析上述两种对立的现代性之处忽略了。李欧梵指出：19世纪欧洲产生了两种“现代”潮流：“一种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后所造成的‘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它偏重科技的发展及对理性进步观念的继续乐观，当然它也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侩气；第二种是经后期浪漫主义而逐渐演变出来的艺术的现代性，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它是因反对前者的庸俗而故意用艺术先锋手法来吓倒中产阶级，也是求新厌旧的，但它更注重艺术本身的现实的距离，并进一步探究艺术世界内在的真谛。”1这大概也就是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引入的“庸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一对立概念的起始。当文学作为对“庸俗”——异化现状的批判力量，作为反思现代性的一种倾向，即以审美现代性的这一表征纳入了整体的社会结构系统中时，它便涌生出了以往研究中所未发掘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它给了研究者以新的视角，拓展了一块全新的界域，解决了以往现代文学研究中遗留下的不少难题。这一功用是不能低估的。
正由于上述的原因，《质疑》一文在把握李欧梵的学术旨向上显得比较混乱。文中写道：“如果像有人说的那样：‘反现代性’也是现代性，那么就是说‘现代性’不是一个——并非具有共同素质——我们又为什么要用共同的观念意识去解说它？这除了能满足我们对现代性追求的热情而外，能在学理上和智慧上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从根本上排除了现代性命题中的二律背反的向度，也断然否定了现实性内涵中同体逆向的张力。也就是说，现代性概念引入文学研究，除了虚幻的“热情”之外，在学理上智慧上均是毫无意义的。这和李欧梵的愿意似乎错位得太远。
由于思理上的模糊，《质疑》一文在引证实例、进行分析时，也让人感到有点混乱：“在文学史上，创造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鲁迅我们需要，惟美的、颓废的郭沫若、郁达夫我们也需要；‘乡下人’沈从文我们需要，‘城里人’穆时英、施蛰存我们也需要；革命的周立波、赵树理我们需要，不革命的张爱玲、张恨水我们也需要”。由于现代性概念的引进，学界在鲁迅和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和穆时英，赵树理和张爱玲之间，居然成了二者只能取其一的选择，所以才会有作者在“需要”之后，再来“也需要”的强调。这种判断不知建立在已有的什么现象之上？其实李欧梵写得十分清楚：中国“五四”时期，“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即历史现代性或庸俗现代性，加上了人道主义、改良或革命思想、民族主义，成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作家服膺于这种价值观，小说的叙述模式也反映了这一现代性历史观。只有少数作家，如鲁迅、郁达夫等对这种历史现代性感到不安，在作品中表述了“死”的意义和情绪，以貌似“颓废”的表现形态，反思现代性，即在这一向度上以艺术现代性对历史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予以反拨。沈从文和老舍对于历史现代性所造成的工业社会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有所不满，不约而同地创造出两种不同的“怀旧式”的小说世界，或把湘西乡土变成一种神话，或把北京城变成另一个乡土文化的再现，以这种审美现代性来对抗、制衡历史现代性（注：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0页。）。自我理解上的模糊不等于对方概念内涵上的混乱。其实，审美现代性的要义经过这些年的研究、讨论，已经比较清楚了。第一，确立了“艺术的自律性”。其始点为康德《判断力批判》中“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中的第一个契机——审美判断不涉及利害关系。这就把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从西方的神学附庸、东方的“文以载道”中解放出来，从功利性的“工具”地位上超然脱身，获得了它者无法取代自我特质，构成了与逻辑学、伦理学比肩并立的独立的美学学科。
第二，对历史现代性负面质素的反思和批判。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曾这样归结道：“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第一次自我批判。”（注：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这里的“自我批判”，就是指为现代性构成部分的浪漫现代性对“自身”另一向度的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我们并不一概否定作为现代现象标志的工业文明的出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从中世纪的宗教愚昧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压抑下解放出来，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确立，有着巨大的功绩。但在启蒙主义思潮之后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现代世界里，和谐与平衡被打破了，“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技术思维的单向、片面的隘化，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识的深层，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话语权力严密的控制，这些异化的现状引发了自卢梭开始的思想家、艺术家和忧虑及抗衡。浪漫主义哲学、美学思潮，即浪漫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批判力量而出现，它在人的生存价值的确立，人文精神的救赎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文学艺术以独特美学构型形成了对庸俗现代性的解构力量。在现代性的范畴中，审美现代性多表现为对庸俗、异化世界的刻意的疏离，对俗世的时间进步观念的质疑。如李欧梵前所说的：“它是因反对前者的庸俗而故意用艺术先锋手法来吓倒中产阶级”，当然，它更重要的任务是从现实中超然而出，和现实拉开距离。现代主义文学便是刻意以一种反逼真、反写实、虚拟的艺术表现方式，来抗拒以商品交换逻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瓦解文化工业那种机械复制、否决个性创造的流弊。因此，以文学艺术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是对庸俗现代性的的解构与重塑，它在想象性的愉悦中，反思、重建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它以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着人们，超越平庸、凡俗、有限，向着永恒、神圣、无限的美的终极趋近，在人类自己的生命家园里聚合。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由于在“现代性”的概念、内涵及特质等理解上的模糊或错位，所以《质疑》一文对引进“现代性”这一概念体系能否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但文中的多点质疑均是由于作者对“现代性”概念误读而导致的，所谓种种不足也是作者外加给“现代性”理论体系的。如若对照本文上述的“现代性”的三点要义，便可一清二楚。
“现代性”概念的引入，能否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呢？笔者曾按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关于“现代性”的六点内涵，作过探索与分析。金耀基的有关论述，曾被刘小枫称之为“汉语现代学的先驱性理论建构”。他所论析的“现代性”的内涵很值得深化与展开，它将在相对具体的层面上把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研究推进一步。其内涵有6点：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性、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注：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104页。）尽管金耀基的这些界定有如刘小枫批评的那样，所建构的重点更接近于“现代化”。笔者以为，作为现实生活表现与构型的文学，和纯概念表述的“现代性”的理论定义可能会有大的距离，但上述的六个方面呈具体感性的、实践性形态的“现代性”内涵，更易于和文学现象契合。若从上述六点出发，结合现代文学的具体现象展开论析，我们将会发现并拓展出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忽略的众多的新的研究界域。具体的论析，请参阅笔者作为“三联评论丛书”出版的《写实与浪漫》中“绪论·重写文学史的困惑”一节，（注：《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13页。）这里因篇幅限制，不再赘述。总之，过于匆忙地否决“现代性”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功用，是一种轻率的举动，也是另一种浮躁的表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考，纳入了全球性、跨学科的“现代性”研究的范畴，是学界一种必然的行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困境中突围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