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区域合作论文,机制论文,主义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冲击下，近年来亚太地区启动了一个新型的区域合作机制，一般通称为“10 + 3”东亚区域合作机制。(注：1997年东盟九国和中日韩三国举行首次非正式首脑会议。1999年柬埔寨加入东盟后则成为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的会议。东亚国家的学术界和政界对东亚国家的这个合作机制的名称有过多种提议，但没有形成共识。目前这一机制约定俗成的名称是“东盟加三国”(ASEAN Plus Three-APT)，中国则称“10 + 3”。)它以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为核心，以东盟与中日韩间的正副财长、正副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外长会议等部长级会议为活动平台，并将地区内的多边官方和民间合作安排纳入到这一框架中。这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并存的较为完整的运作机制，是东亚地区唯一没有区域外国家参与的本地区国家共商相互交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大计的场所。目前，经过东亚国家的共同努力，东亚合作已有了具体的运作原则和较为明确的发展方向。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的酝酿阶段就表示了支持的态度，进而积极作出努力促进这一机制的建立。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对亚太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对东亚地区这一重大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梳理。
一、东亚的地区主义
自20世纪末期起，新的全球化浪潮再次猛烈地冲击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波及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使国际社会的贸易、融资、物资的全球大循环，人们经济活动和文化生活日益国际化。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一个地区化的过程。因为国家在世界上首先是处于某个地区之内，首先是与它的周边相邻的国家发生关系。地区内相互联系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建立，便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同时，由于全球化给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一些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它们很难以个体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必须有一个地区的整体作为依托，再走向世界。这样，地域相近的国家便趋向于形成一个整体，来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有两个趋势在并行发展，这就是全球化趋势和区域化趋势。这种趋势以经济为主导，同时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领域也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与区域化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两个因素，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支撑，全球化则是区域化的最终结果。因此，“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来，有赖于地区共同体的建立；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坚实牢固，也有赖于它的基石——各个地区共同体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联系，是否紧密而不易松散。”[1]
目前，世界各主要地区都纷纷建立起了由本地区国家组成的地区性国际合作组织，地区主义(又称“区域主义”)的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所谓“区域性”的东西，是“限于因在地理、文化或历史上的一些联系，或因经济和财政关系，或因政治上的开明和社会制度相似，或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而联合起来的”国家，“创建和发展这种‘区域性’或‘功能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联合体”。[2]基于此而产生地区主义。相对于民族主义来说，“地区主义”是由于地区内国家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国家利益出现“外溢”(spillover)的情况下而产生。(注：地区主义可分为“旧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两种。前者指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结合，具有内向性；后者则是具有跨地区的特点(transregional dimensions)。Norman D.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Lexington Books,1991,pp.1—5，12.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分析，见朱峰“关于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9期；“论区域主义与东亚安全”，《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1期。)所以，“地区主义”是指在一些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联系相对密切的地区，通过建立某种地区性国际组织或某种非机制性安排，形成一种利益相关、相互依赖的特定的国际关系现象。它在国际关系中实践的结果，就是地区一体化。即“由部分组成整体”，“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注：卡尔·多伊奇认为，“一体化就是单位中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们相互依存并共同产生出它们单独时所不具备的系统性能。”见他的《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地区主义的形成，需要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来决定，这些因素包括：相互连接和接近的地缘环境、经济利益相互关联、保障安全的共同目标、相同相近的文化纽带、政治意愿的明确主导和核心国家的积极推动。
第一，相近的地缘是平台。目前世界上的地区性组织，都是在地缘上相对接近的国家组建的。从地缘来看，世界上可以分为以下一些相对独立的地区。欧洲、东亚、南亚、东欧、中亚、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南太平洋、北美和中南美洲。目前这些地区基本上都已经或正在酝酿建立地区性的国际合作组织。在亚洲，东北亚和东南亚是一个地缘接近、相互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东亚可以成为亚洲的太平洋部分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区域。这其中，由于中国的广阔的地理空间，使它成为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中间环节。
第二，经济利益是驱动器。促进当前世界许多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是由于经济的驱动实现的，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东亚国家目前正在推动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主要的原动力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由于西方国家的金融投机诱导的，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迟迟不采取行动予以救助。继而，为了防止危机再次发生而进行的全球金融结构改革未能成功，世界贸易组织的1999年西雅图成员国部长会议和2001年的多哈会议并没有找出良方以解决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境的问题。东盟国家和韩国等东亚国家间力图在全球体制内求得发达国家帮助的“幻想破灭了”。[3]它们从过去的痛苦经历中汲取了教训，认识到“团结则生，单干则亡”，开始寻求东亚国家间直接的经济合作，东亚合作机制由此产生。(注：美国学者以其特有的视角来看待东亚的区域合作趋势。他指出：同当年美国西部的拓疆者一样，他们认为，大家在马车周围围成一圈要比一家一户单独作战更有利于抵御前来劫掠的印第安人。“亚洲的小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2000年5月10日。)通过进行区域合作，东亚国家可以在以下方面分享经济利益：促进货币合作防止金融危机，利用共同市场扩大出口规模，进行产业分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投资盘活各国经济，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减小地区发展差异，等等。这些重要的经济利益，必将推动东亚国家日益加强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
第三，维护共同安全是地区合作组织建立的又一个重要动因。有些地区合作组织主要是基于共同安全利益的考虑而建立的。如上海合作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等。这类组织所处的地区往往经济不很发达，面临的安全问题又较为复杂。成员国通过建立合作机制以维护地区内稳定与安宁，从而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目前，东亚国家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袭击、海盗、走私、毒品、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东亚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这一地区是一种“混合性的社会”，而“混合社会也可能是混合的安全社会”。这种地区内部的混合安全社会“不仅要维持和平，而且还要付出更大的力量来完成一般的和特定的政府性服务和目的，并可能要为社会精英和人民大众提供更大的特征和心理保障感。”[4]东亚国家间建立地区合作机制，可以为其成员国提供良好的地区安全合作的平台，使它们能够在机制内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解决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
第四，文化是维系地区合作的粘合剂。在地区内国家间的共同或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助于它们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而更好地开展合作。因为“文化统一从来就是政治统一的先决条件”，“文化统一在整个政治统一总的地位不容忽视。”[4]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在东北亚占据重要地位，在东南亚也很有影响。而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以及天主教文化为主体的菲律宾，由于华人在这些国家中的经济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儒家文化也可作为增进相互沟通的重要管道。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地区内国家将逐渐将主体文化与地区利益需要相结合，最终内化为一种区域意识，[5]形成地区共同体观念。
第五，地区内各国政府的积极态度和措施，是地区合作机制得以建立的保障。区域一体化的过程必须通过国家明确的意志来推动。因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地运行，需要一个政治领导。”而“在一个由许多独立国家组成的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各国政策竞争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国际经济性质的变化，已导致对多边领导和政策协调的需要。”[6]在竞争与相互依存并存的国际社会中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便需要重要的政治妥协，以便将这些一体化运动与广泛的超阶级联盟团结在一起。……合作伙伴必须找到一条途径互换政治实惠，并且在双方都有极其重大的利益上配合默契，作出真正和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相互构成障碍。”[7]地区一体化过程，需要国家间共同努力建构地区合作机制。在东亚地区，由于地区政治安全状况的复杂性，国家间虽然在安全和经济的综合利益有共同需求，但在具体领域和特定问题又存在巨大差距和竞争关系。这就需要地区内国家从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发挥主导性的作用，通过政治和外交的手段，推动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
最后，从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实践经验来看，地区内主要国家具有核心的作用“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一个核心地区，由一个或若干个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7]欧洲联盟的德国和法国，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在推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80—90年代，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曾经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它提出了按“雁行模式”引导地区经济发展的设想。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日益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新的动力源。中日两国都有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并有较强的综合 实力。今后，中日两大国通过协调好相互关系，将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总体来看，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了启动区域一体化的必须条件。事实上，东亚地区经过多年的酝酿，建立区域合作机制的进程已经迅速展开，这一进程对东亚国际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二、区域性合作机制
东亚国家之间尽管地理位置接近，历史渊源相通，文化传统关联，但却缺少一个完全由东亚国家参加的自己的国际组织，缺少一个使有关国家能够坐在一起开展对话，共同讨论本地区事务的场所。在此情况下，建立一个自己的地区组织，开展对话，增进理解，共商发展大计，对于东亚国家来说，便有了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东亚国家产生了一种共识：它们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荣辱与共，只有加强东亚内部的协调与合作，才能为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创造良好条件，为此，东亚国家间有必要建立某种合作机制。(注：泰国的外交官明确表示：“美国的态度驱使我们更加接近日本和中国。”“东南亚人因美国对其经济痛苦反应冷淡而怒火难消，可能会使该地区更加接近中国和日本”，The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November 6,1997.)
与世界其他地区合作机制的形成过程一样，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也是由政府主导来实现的。经过有关各国的积极努力，“10 + 3”机制已成为东亚合作的主渠道，发挥着推动地区经济融合的主要作用。“10 + 3”主渠道有五条支渠：整个东亚范围的对话与合作(10 + 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合作(10 + 1)、中日韩三国间的对话与合作、次区域合作安排、以及民间合作会议。它们的渠道有弯有直，流量有大有小，流速有快有慢，但都汇入了“10 + 3”合作的主渠道。[8]此外，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成员国之间的发展与合作，也已经纳入到“10 + 3”东亚合作的主渠道中来。
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间的政府合作年度会议，构成东亚合作机制的核心。这是一个由东亚国家政府首脑推动，由政府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具体实施的官方合作框架，它主导了整个东亚地区其他各种类型的合作安排。这一合作机制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1)“10 + 3”领导人非正式会晤；(2)“10 + 1”领导人非正式会晤；(3)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非正式聚会；(4)“10 + 3”成员国部长级会议。
1.最高领导人定期会议机制
东亚合作机制是由东亚各国最高领导人倡导推进的，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便是这一努力的成果。1997年12月15日，首届东亚国家首脑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举行，从此开启了一年一度的东亚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机制化区域合作的进程。至2002年11月，会议已经举行了六届。在首次会议上，东亚国家的首脑们讨论了全球关系特别是亚欧关系和国际经济方面的协调与合作，重点话题则是21世纪的东亚前景、深化东亚地区经济联系和保持东亚地区经济稳定方面的合作等，从而为今后东亚合作的发展方向定下了基调。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首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强调为了保障东亚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须进一步加强东亚合作。1999年的第三届年会上，东亚各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强调13国领导人承诺继续推动现有的磋商与合作，在各个领域以及不同层次上共同做出努力。(注：日本舆论认为，“虽然联合声明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但举行这样的会议，并向世界传递了信息，这本身就具有划时代意义。”《日本经济新闻》，新华社1999年11月29日东京日文电。)这一声明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重点。在文莱举行第五次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讨论了《东亚展望小组报告》，重点就加强东亚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广泛交换了意见。中方向本次会议提交了“后续行动报告”，供各方参考。朱镕基总理在会议上指出，10 + 3应本着互利互惠、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继续向前发展并向更高水平前进；10 + 3应在侧重经济合作的同时，逐步开展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可首先从非传统安全问题着手。中国在东亚首脑会议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2002年11月召开的柬埔寨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进一步商讨了具体的合作领域和应采取的措施，从而推动了东亚合作向深层次发展。东亚首脑会议机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形式上，首脑会议是非正式的；结构上既有所有成员国首脑会议，又有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10国间的会议，还有中日韩三国间的非正式会晤；内容上，以东亚合作的原则为讨论主题，对成员国不具有约束力。
东亚首脑非正式会晤是东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它揭开了东亚国家间合作的新篇章，反映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新势头，也体现了亚洲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对于东亚各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尽管东亚非正式首脑会议的主要内容注重于经济合作，但政治安全合作也已经成为与会领导人关注的问题。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它将成为讨论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问题的主要论坛。
2.10 + 3框架中的部长级会议机制
在东亚合作框架中，已经建立了外交、财政、经济、农林、旅游和劳动等6个部长级会议机制，部长级会议起着落实首脑会议原则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合作，特别是金融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财政金融领域的对话机制：根据中国政府的倡议，1999年3月18日在越南河内首次成功举行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会议。2000年5月6日，首届中、日、韩与东盟财长会议在泰国清迈举行。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至今已举行了三届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会议上，各国财长就在金融领域建立全面合作体制达成了协议，即“清迈协议”。各国决定在金融体系遭到冲击时，相互间可以进行外汇借贷，将各国间的外汇储备进行互换，以便防止由此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在财长会议的指导下，东亚各国对“清迈协议”的执行进展顺利，区域内各成员已签署了7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同时还有多个协议正在谈判中。中国对东亚金融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已于2001年12月和2002年3月、6月与泰国、日本和韩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国的谈判也已启动。中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为10 + 3财政和央行官员举办了4期培训班。去年10月中国还主办短期资本流动高级研讨会，并与亚洲开发银行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第二期早期预警机制研讨会，效果良好。
10 + 3经济部长会议：2000年5月2日，首次东盟与中、日、韩经济部长会议在缅甸仰光举行。此后每年举行两次会议，至今已举行了六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部长们便一致同意各国应在以下的9个领域进行合作：(1)促进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2)鼓励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方面的技术合作；(3)鼓励积极参与东盟(包括湄公河流域)成长区的开发；(注：中方曾在讨论稿中提出修改意见：鼓励积极参与东亚(包括湄公河流域、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成长区的开发。)(4)加强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5)通过建立类似“东亚商务理事会”和“特定工业商务论坛”这样的网络，促进私营部门的广泛参与；(6)促进农业、工业合作，发展旅游业；(7)加强中小企业和配套工业；(8)科技开发合作；(9)各种国际与区域论坛的协调与合作。以后的会议均以上列合作领域为题进行探讨。
外长会议：2000年7月在泰国的曼谷召开的东盟外长后续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这是东亚国家的外交部长们首次聚集在一起讨论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和科技合作问题。会议每年举行一次。2002年8月还在东京举行了题为“东亚发展倡议”外交和经济双部长会议，将东亚国家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问题综合进行讨论。中国外交部长曾在会议上倡议召开10 + 3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以促进10 + 3国家在此领域的合作。合作范围可包括打击恐怖活动、毒品犯罪、非法移民、跨国刑事犯罪、金融经济犯罪、计算机犯罪和邪教组织的犯罪等方面。
此外，在“10 + 3”框架内还召开了旅游部长会议、劳动部长和农林部长会议，启动了各国在这些领域的正式合作。今后各国还将可能在信息领域等方面举行部长会议，从而扎扎实实地推动各国间在各个领域的深入合作。
三、东亚的多样性合作安排
随着合作意识的加强，东亚各国在东亚首脑非正式会晤的基础上，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其他机制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1.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合作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又有数千万华人华侨的血脉联系，这种天然纽带将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此易于协调与融合。因此，在10 + 3框架内中国与东盟之间形成了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在第五次中国—东盟会议上，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就新世纪初重点合作领域达成共识。这是中国—东盟关系中又一个里程碑。而在第六次中国—东盟会议上，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实现了三个启动：以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启动了我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以发表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报告》为契机，启动了我与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的全面合作；以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为契机，启动了我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同时，中国与东盟就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最终达成一致并予以签署。这一宣言的积极意义在于向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即本地区各国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处理好相互间存在的分歧，通过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还宣布实施“亚洲减债计划”，减免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6国到期的部分或全部债务。中国农业部与东盟秘书处签署了有关农业中长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迈出了中国与东盟重点合作领域的第一步。中国还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运输协定》，签署《政府间电力贸易协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国实施亚洲减债计划，将从2004年起，向老、柬、缅大部分对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出资3000万美元帮助修建昆明至曼谷公路老挝境内部分路段。这些举措实实在在，得到有关各国的欢迎和好评。
日本与东盟和韩国与东盟间的“10 + 1”合作关系也开始发挥作用。一年一度的这两个“10 + 1”会议，加强了它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与东盟有着传统的经济合作关系，它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对带动东盟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在访问东盟时发表了日本对东亚的外交方针，指出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东盟 + 3(日中韩)框架的作用。希望日本、东盟、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共同体的中心成员。这一地区决不能成为排外性地区。表明了日本对推动东亚合作的积极态度。事实上，日本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日本还对湄公河流域的开发持积极的态度。日本已从过去注重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合作转向多边合作。[9]
2.中日韩三国合作趋向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能够真正运行，关键要看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东亚经济强国是否能顺利实现合作。中日韩曾经是区域经济合作潮流中的孤岛。[10]即使到现在，它们也只签订了很少的自由贸易协定。(注：除中国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付诸行动外，日本与新加坡(已签署)、墨西哥、泰国、韩国、智利等，韩国与智利(去年10月25日草签，将在2003年上半年生效，这将是韩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日本等已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开展协商。)而它们相互间尚无任何合作性安排。中国政府对推动三国间的合作一直持积极的态度。在2002年11月的10 + 3会议上，为促进中日韩三国间的合作，中国总理朱镕基提议将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和文化交流确定为三国重点合作领域，并倡议三方在诸如治理沙尘暴等大型项目上开展中长期合作，得到日韩积极响应。韩国领导人也希望推动三国间的合作进程。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田允哲10月29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特别专访时指出，“为了亚洲地区的发展，迫切需要韩国、中国、日本等亚洲经济三强进行合作”。作为具体方案，这位副总理建议韩中日三国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11]三国间已开始了机制化的建设。中日韩三国间首次贸易部长会议2002年9月13日在文莱举行。三国贸易部长在会议上决定，今后为消除地区内信息差异，三国将在IT领域进行合作。此外，还将在商业贸易研讨会、世贸组织、亚太经济合作体等方面，积极推进三国间的合作关系。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已经提出来了。如果能够成功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彻底改变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滞后的局面。
3.次区域多边合作计划
在东亚区域合作框架中，还有两个重要的次区域合作安排值得重视。这就是湄公河流域开发项目和图门江流域合作计划。
湄公河开发项目：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倡议发起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发项目，提出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希望通过开展地区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通过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帮助该地区国家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自1992年以来，湄公河流域国家建立的经济合作部长会议机制，参加主要为湄公河区域的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等6国的部长级代表，至今该会议召开了十一届。会议确定了南北、东西和南部经济走廊、交通、能源、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环保、电讯、农业和湄公河旅游发展等11个骨干项目。在有关国家的积极推动下，2002年11月3日，首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6个国家的领导人或官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通过合作，实现大湄公河次区域增长、公平与繁荣的战略”。中国虽然不是湄委会的成员，但非常重视发展湄公河流域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对湄公河流域的开发日益重视。中国在会上加入和签署《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运输协定》和《政府间电力贸易协议》，还首次发表了《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报告》。中国还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泛亚铁路和曼昆公路的项目建设。日本也对湄公河流域的开发表现出积极的姿态。1993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印度支那综合发展计划”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ochina)，并于1995年在东京主持召开了印度支那发展会议。[12]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展开，既有利于提高东盟内部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更有助于促进东亚和区域合作的发展。
图门江流域合作：图门江流域合作计划所涉及的国家只有中国是东亚合作机制成员国。目前它尚未纳入到10 + 3合作框架中。但从长远看，涉及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蒙古五国的这一开发计划，可以作为东亚合作的一个部分，成为东北亚合作的重要合作项目。
4.第二轨道活动
东亚国家间除了上述官方层次的机制外，还开始建立了两个重要的一些非官方的协调机制。
东亚展望小组会议(East Asian Vision Group)：这是东亚国家的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1999年由韩国创意成立，其成员多是各国退休的大使或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官员。2000年4月份在中国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的题目广泛而没有约束性，内容包括东亚国家合作机制的定性、东亚合作的形式，以及政治、经济、金融、科技合作等等。此外，东亚国家还在经济界形成了一个“产业和商业论坛”，由一些工商界人士和学者组成，不定期地商讨东亚国家间的企业合作事宜。目前，中日韩三国的研究机构正在酝酿建立某种合作机制，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东盟国家的学术机构纳入进来。2002年该小组所提交的“东亚展望小组报告”，成为“10 + 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讨论东亚合作的重要参考。
“亚洲论坛”：2001年2月27日，一个全新的、立足亚洲的非政府国际会议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海南省的博鳌水城成立。参加成立大会有来自亚洲24个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政要、前政要及专家学者。这一论坛与其他地区非官方组织不同，它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支持，而其成员多是前政府要员；论坛为亚洲各国政要、工商业领袖和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共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等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场所。[13]2002年4月，首届“亚洲论坛”年会在中国海南省博鳌举行。会议的主题为：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亚洲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在该主题下主会场将讨论世界经济走势对亚洲经济的影响；亚洲经济复苏对策与亚洲经济合作；中国加入WTO与亚洲经济发展等分议题， 并设有企业界十分关注的专题演讲与对话会，内容主要涉及自由贸易区、次区域合作、投资、金融、保险、电信、IT产业、能源等，尤其包括中国入世后的一些政策考虑。会议将成为东亚合作的一个重要沟通渠道和培育有价值思路的基地。
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启动与发展过程表现出了东亚区域合作的以下特点：(1)官方性。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从一开始就是官方直接推动，而且各国最高领导人积极参与，外交、经济、财政等部门的首脑正式出席会议。(2)多层次性。东亚合作机制中，既有各国最高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还有各部门部长和副部长层次的会议，有非政府的论坛，还有专门性的会议和培训安排。(3)机制性。东亚区域合作各层次的会议安排都是定期举行，其形式越来越正式。(注：马来西亚建议的设立“10 + 3”秘书处，虽然目前条件尚不成熟，但在不远的将来这应该是付诸实践的一项重要举措。)(4)经济性。合作基本上所涉及的是各国间的金融、科技、商务等方面的内容，都是直接为促进各国和地区经济的发展。(5)一致性。各成员国对推动东亚区域合作都采取积极态度，一致努力推动。(6)操作性：在10 + 3框架中所提出来的许多设想和建议，都是很实际的，能够很快付诸实施。(7)利益性：东亚合作的很多措施都能给参加国家带来直接的利益。关于金融管理等方面的培训班、货币互换的协定、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农业技术合作等等，这些合作都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可以给合作各方带来直接的效益。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对维持东亚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带来积极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现实不利因素对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的消极影响也很明显。自近代以来，东亚许多国家深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之苦，日本军国主义曾在地区内肆意侵略扩张，东西方冷战期间区域内一些国家曾互相对抗与敌视，甚至发生冲突乃至战争，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台湾海峡两岸至今仍处于分离状态。这是一场“东亚的悲剧”。时至今日，这一悲剧的影响仍在。区域内国家未能完全相互理解与信任，有的国家对历史上的军国主义扩张的罪行不愿意真正反省，区域的领土问题不时冒出争端的火花，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心存疑虑，消极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优势的保持阻滞国家间的平等交流。这一切阻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顺利展开。东亚国家现在到了走出“东亚的悲剧”的时候了。我们应该丢掉历史的包袱——洗刷侵略战争的罪恶；跳出理念的怪圈——中国威胁论：“华夷体系”的疑虑和日本控制论：“大东亚共荣圈”的担心；不要以邻为壑以单纯追求国家一己私利；放弃小国寡民的政治野心和以分裂谋偏安的企图；搁置领土争议，消除相互猜忌；不必拉住区域外大国来搞势力均衡，以致影响区域的整体利益。为了将来东亚的发展与繁荣，地区内各国都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努力，加强团结，为东亚合作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做出贡献，以维持东亚安全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这样，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关于“一个崭新的、建立在经济共荣基础上的国家集团已出现在东方”的预言，[14]就将会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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