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宏观控制的不确定性检验_物价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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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的视角观察中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将始终贯穿于2008年。美国经济衰退、欧盟区域经济下行、出口减缓、冰雪灾害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政府的调控政策。

政府的调控必须相机抉择,提高应对能力和调控水平。调控中要兼顾居民收入的提高,民生的改善,并警惕中国经济在不经意间由“热”变“冷”。

警惕经济从过快走向过热,避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政府当下的施政重点。但从全球的视角观察中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将始终贯穿于2008年。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已然明显,欧盟区域经济下行也露端倪,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今天,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走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政府换届、后奥运阶段对经济的影响难以准确判断,年初的冰雪灾害也添加了些许变数,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将经受严峻考验。

物价上扬与民生改善

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失衡的信号,受政府和学界关注。然而,从微观层面透视这一问题,大多数中国居民感到基本生活成本加大,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大幅上扬,其他方面的开销大大缩减,生活质量不同程度受到影响。物价上涨背后意味着民生改善步伐减缓。虽然改善民生是这届政府执政以来的一项宏大工程,一些重大的社会保障举措已深得民心,但是如何克服价格调整和涨价的矛盾,解决民生的困境,是政府必然面临的考验。

2007年全年CPI高达4.8%,比上一年上涨了3.3个百分点,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完全在民众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但这轮物价狂飙的明星商品——猪肉、食用油等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可以预测,由于去年物价上扬的翘尾效应,1月的冰雪灾害,节日商品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一季度CPI增长幅度可能突破7%。政府从民生的角度感受到这些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于是在1月中旬发布了《关于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办法》,重新拾起雪藏了15年的价格管制机制,这种短期措施会对物价的过快增长起到抑制效应,但治标不治本,从长期看,要控制物价,必须依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增加重要商品的供应乃治本之策。

由于中国要素市场和原材料市场价格改革的滞后,使中国农产品、能源、基础材料的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必然影响到发展战略和经济的长期稳定。2008年,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提出,在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逐步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在理顺价格的同时,意味着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价格仍会上涨,影响民生问题的改善。

这不得不让中国民众回想起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即1987~1988年期间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最高达18.6%,远远超过居民的预期,引发了全社会的疯狂抢购,最终造成了社会矛盾的累积,改革某种程度被延缓。

有人把这次物价上涨简单地等同于1988年,很显然,二者无论宏观环境、政府的调控能力,人民的承受力都不可同日而语,唯一相似的是两次物价上涨都具有结构性上涨的因素,都有价格改革的背景。而仔细分析,1988年的商品供应还远不充足,人们从商品匮乏的阴影中还没有完全走出,几十年一成不变的价格一旦出现异动,会迅速出现恐慌,导致失控的情形发生;况且,那次的价格闯关是全面的价格调整,构建由市场供求自发决定的商品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所有的商品都要从行政控制中解放出来,必然使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当时并没有要素市场的概念。而本次的物价上涨,是在绝大多数商品供应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发生的,有一定程度的补涨因素作用的结果,价格调整也只集中在生产要素上,尽管可能会延伸到工业制成品环节,但幅度毕竟有限。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在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24%以上时,接受了考验。因此,对这次的物价上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动辄上升到社会稳定的高度。

因此,对物价上涨的调控与相关改革的步伐应携头并进,着力于在初次分配阶段实现民生改善。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也充分证明,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居民不可能长期享受低物价,物价是伴随着国家的富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因此,要客观看待物价的上涨,在收入分配上下功夫,依靠收入增长改善民生。那么,如何从制度上将粮食、猪肉价格上涨的部分更多地惠及农民,使能源价格的上涨更多地惠及国家财政,是必须推进的改革措施。

“热”与“冷”会不经意间发生转换

流动性过剩引起本轮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又根源于大量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从而又引起私人投资冲动,以及国有垄断高利润背后的扩张冲动。如何减少流动性,是政府面临的又一考验。

2007年,各项紧缩政策的“组合拳”连续出台,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连创新高,力度之大可见一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08年定调,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为避免刺激物价走高,去年底资源税改革方案推迟出台,对原粮及其制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征收5%~25%的暂定关税,以防止国内粮食产品供应减少,抬高物价。

其实,中国当前并不是全面过剩,是过剩和短缺并存。一些国有大企业、上市公司、外贸企业存在着大量的流动性,而一些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却流动性不足;大城市、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欠发达地区、县级以下则流动性不足。如果一味紧缩流动性,而不加以区别,必然是流动性充足的地区和单位继续引领经济热潮,而落后地区和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被抑制,经济活力不足。一旦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衰退的预言变成现实,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贸的状况将受到挑战,中国经济必然面临着后劲不足的风险,如果紧缩政策过度,中国经济就可能在不经意间由“热”变“冷”。

尽管统计显示,在2007年11.4%的GDP增长中,消费7年来首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角,贡献率为4.4个百分点,紧随其后的投资贡献率为4.3个百分点,剩下的2.7个百分点是由出口贡献的。但是,中国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牢靠。之所以消费超过投资,与国家扩大消费、抑制投资增长的政策逐渐产生效应高度相关;也与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相关;新一轮消费升级(汽车、住房的消费)也带动了消费的增长。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居民的日常消费成本上升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状况能够持续有赖于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以及低收入群体状况的根本改善。显然,这种趋势短期内不会呈现。

况且,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是投资和出口。中国经济总体态势并没有显著改观。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1%,GDP总量再大,总量和结构失衡的现状并没有太多的缓解,靠财政补贴维持国内的低工资、低物价,必然是低消费、高顺差。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也不可能背离周期性特征。这轮经济周期已实现5年的高增长,经济增长率高于改革开放29年以来的平均增长率9.7%,9.7%被许多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作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率或潜在增长率来对待,许多学者都认为经济下行成必然趋势,这也有可能由某个事件在某个时点上导致经济变“冷”,重新出现通货紧缩的结果,甚或出现“滞胀”的局面都是可能的。

当务之急是未雨绸缪,为避免经济出现最不愿看到的结果,逐步调整国际贸易关系,两条腿走路,一是大幅度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根据消费价格指数提高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二是逐步提高人民币的有效汇率,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缩小贸易顺差,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难题。人民币汇率、工资和物价的三高,外贸顺差的缩小是大势所趋,也是最好的选择。政府应该顺势而为,而不宜作出过大的逆向调节。

“不确定性”考验“应对能力”

2008年,世界充满着许多的变数,次债危机是否会把美国拖入经济衰退的泥潭之中?是否会拖累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宏观政策影响。

去年底召开的世界达沃斯年会普遍对美国经济前景一片悲观,有的学者更是大胆预言美国经济正在衰退;索罗斯更是大胆预言美国将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6日公布的对52名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也显示,49%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将会陷入衰退;美国15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基准利率降到3%的空前救市行动,也说明了美国政府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伴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率正在下降,从而进一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而中美利息差的严重倒挂,加剧了热钱流入的风险,增加了中国政府减少流动性的难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越来越难以实施,市场对于央行在2008年继续加息的预期正在消失。从紧货币政策只有更多地依靠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它目前已达到历史最高的15%。当然,央行可以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以上,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反而会加剧某些部门的资金短缺。

冰雪灾害造成的短期冲击,使得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电力短缺、煤炭供应紧张,打乱了整个经济工作部署。况且,“破窗理论”说明灾后要恢复生产、生活,必须加大投资力度。中国人民银行2月1日发布紧急通知,受到冰雪灾害的影响,必须加大信贷的支持力度。这是最近以来货币政策的最新信号。但据有关部门预计,严重的冰雪灾害可能会导致1月份经济增长率降低一个百分点,由于灾害天气仍在继续,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可能影响到整个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经济收缩还是扩张,还需进一步考量。

尽管奥运会对中国的经济直接影响很小,毕竟其投资和中国如此大的经济规模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它对股市、房市的影响显而易见,人们都预计奥运会前股市无论如何都不会疲软,奥运会后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这种预期不仅考验着投资者的理性,也考验着政府的掌控能力。尽管房市只影响北京,但对全国也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这些市场不仅直接影响着经济景气程度,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信心。美国花旗银行预测,作为“去年世界表现最佳”的中国资本市场,在今年将成为“最不受青睐”的亚洲投资市场。花旗银行分析认为,根据EPFR Global数据显示,海外亚洲基金的撤资规模前所未见,而其中中国资金流出最多,达到了11亿美元。虽然其言过其实,有点危言耸听,但也提示了中国需要未雨绸缪。

正是由于形势的复杂性,摩根斯坦利为中国的经济设定了春、夏、秋、冬四种情景,秋季代表“输入型软着陆”,出现的可能性为60%,中国的出口增长会因外部需求减弱而大大趋缓,GDP增长10%,CPI涨幅4.0%;夏季代表“过热”,出现的可能性为25%,没有出现较大的外部需求减弱,中国经济过热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春季代表“政策引导型软着陆”,出现的可能性为10%,当局会在全球经济仍然表现强劲时抓住机遇,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并从强势地位的角度给经济降温,包括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实施、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等;冬季代表“彻底的硬着陆”,出现的可能性为5%,激进的政策从紧抑制国内需求,加之全球经济同步减速的影响,经济彻底硬着陆。

我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了锤炼,调控的手段、时机和策略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面对如此多的不确定性,2008年政府的应变能力和中国经济一样将接受巨大的考验。

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使得中央政府已经预感到形势的复杂多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为此在中央政治局举行的集体学习中强调指出,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充分认识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尽可能长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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