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功能修辞学四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苏联论文,四十年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功能修辞学作为独立的语言学科形成于50年代前苏联。随着研究的深入该学科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研究方法对篇章学、词汇学、语用学等有直接影响，是前苏联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功能修辞学萌芽于20年代中期。索绪尔关于区分语言与言语的思想引导许多语言学家把目光转向语言的另一个方面——语言的运用。L.P.Yakubinskij,E.D.Polivanov,G.O.Vinokur等人提出有必要研究语言的功能及其社会变体。20年代，Yakubinskij首次对口语的特点作了阐述。而最早研究报刊语言的学者是Vinokur。他对功能修辞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在《语言修养》一书中真正站在功能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的思考，并提出言语应当成为修辞学的主要对象。
前苏联功能修辞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影响。1929年该学派发表著名的“提纲”，正式宣布了功能原则在语言学研究中的意义。“提纲”为功能修辞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学者巴依的《法语文体论》也对此产生过重要影响。
1954年苏联《语言学问题》杂志开展了修辞学问题辩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语体”的定义；语言“语体”和言语“语体”的区别；文学语言在功能语体中的地位等。这场讨论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堪称世界修辞学史上的重大事件。用M.N.Kojina的话讲：“这一讨论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外修辞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Kojina,1977:23)。从此，功能修辞学在苏联正式确立了自己的语言学地位。
50年代以后苏联功能修辞学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理论研究；
2.具体语体的研究；
3.功能修辞学与其他语言学的交叉；
4.对其他语言语体的研究。
二
1.理论研究
1.1语体的决定因素及语体的划分标准
苏联功能修辞学奠基人之一Kojina在《俄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出，决定语体的首要因素是“语言外部基础”。语言外部基础由某种社会活动类型所决定的交际领域、社会意识形态、典型的交际任务构成。她主张，语体的划分应采取语言外因素与语言内因素相统一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言语一体性”概念。所谓言语一体性，指语言单位一旦被用于某一社会活动领域，完成某种交际任务，并在其他相应的语言外因素作用下，便会以一种特有的言语组织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这种相互间的联系，连贯话语在整体上便获得了较为固定的功能修辞色彩。这种色彩就是人们所感觉到的语体(Kojina 1977,1983)。
功能修辞学的另一奠基人是A.N.Vasiljeva，著有《俄语修辞学教程·修辞基本概念·日常口语体》，其主要观点基本与Kojina相同（详见Vasiljeva,1976）。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语言学家主张单纯以语言标准区分语体，不强调语言外因素的决定作用。如，I.R.Galperin(1965:71-72)认为：“具有修辞色彩的语言手段与中性语言手段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所有修辞手段之间在中性语言手段衬托下反映出来的关系是确定语体划分标准的可靠依据。”
V.G.Kostomarov也提出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结构原则”。
研究现代俄语口语的O.A.Lapteva承认语言外因素对形成语体的决定作用，但不主张使用语体的概念，而代之以“标准语应用范围”（область лн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提出“标准语应用范围”的区别性特征是历时的，即它们形成时间的久远程度和与之相应的独立程度(Lapteva,1979)。这一观点受到了V.L.Naer等人的批评(Naer,1981)。
前苏联科学院语言所外语研究室的学者们对功能修辞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E.S.Troyanskaya(1982)在《德语科学文献修辞研究》一书中对语言外因素提出了新的看法。她把语言外因素分为四类：
1)话语内容。它直接影响词汇的选择和表述方法（描写、叙述、议论）。
2)交际条件：口头和书面两种不同的交际形式；无准备交际和有准备交际；有反向交流和无反向交流；交际场合正式和非正式。
3)发话者与受话者的条件，发话者对话语的态度，发话者的口才（该因素对文学语体和政论语体有较大影响）。
4)对话语某种特质的追求。
1.2语体的本质及特征
Kojina(1977,1983)在论述言语一体性概念时，强调了这样几层意思：1)语体不是由某些个别具有修辞色彩的语言手段决定的。因为原则上说这些修辞手段作为现成的语言材料有可能被用于各种场合，各种语体。2)语体是语言手段的内在联系，而不是纯语言形式特征。3)语体是语言因素与语言外因素的统一。语言单位在运用过程中，受语言外因素支配，采用独特的言语组织方式，产生特定的语体色彩。这就是为什么中性语言手段也会获得语体修辞色彩。4)语体不是具体的语篇和言语作品，而是一种基于独特的言语组织方式和内在联系的言语类型。
Naer(1981)提出，功能语体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性特征就在于对通用语言材料的组织方法（而不仅仅在于一些语言手段的修辞色彩）。由于通用语言材料（中性语言材料）的性质特征在各语体中相同，它们的不同之处突出的表现在量化特征方面，即使用频率。对不同语体的考察重点应在于对通用语言材料的量化统计。
对语体的结构特征，M.YA.Cvilling(1986)主编的《功能语体的普遍问题与个别问题》提出这样的观点：任何语言的功能语体都是一个多维的、开放的结构；它既有内在的同一性，使其成为独立的语体，又有多成分的复杂性，使语体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后一种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科学语体和报刊政论语体中；语体是变化发展的，因此是开放的。
Troyanskaya(1986)提出，从构成语体的各种体裁看，语体是一个场形结构，有核心体裁、外围体裁、边缘体裁。语体与语体可能通过边缘体裁相互交叉，产生跨语体现象。
1.3功能语体与标准语的关系问题
苏联功能修辞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功能语体与标准语的关系；文艺语体、口语体与标准语的关系。
在第一个问题上，语言学家们的意见较为一致。都强调功能语体是标准语的功能变体。否认语体是独立的语言。语体不具有独立的语音、语法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V.M.Lejchik在“专业化语言是当代发达民族语言的功能变体”一文中，借鉴西方社会语言学的成果，提出，有些功能特征体现于从词素至句法的各个语言层次。因此他把这种功能变体称为功能语言，相对民族语来说,为次语言。这种分类与L.HoFFmaNN提出的专业化语言(Special languages)相同。如，新闻媒体语言，广告语言，技术语言等(Lejchik,1986)。
这一观点受到Naer等人的反对。理由是，这样一来，功能语体就成了只具有某种修辞标志的专业化语言手段的组合。
在第二个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以Galperin,Lapteva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反对把口语看作功能语体。理由是不能把有明确交际目的、经加工整理的言语类型与无准备、未加工的即兴话语视为同类，而A.Fedorov,R.G.Piotrovskij,V.Kojinov等人则反对把文艺语言看作功能语体。理由有二：1)该语言的艺术性，2)它综合了各语体的特征。
Kojina,Vasiljeva,Sirotinina,Troyanskaya等坚持五种语体论。
2.具体语体的研究
Kojina(1977)首次对俄语五种功能语体作了全面系统的描写，从具体操作上为语体研究树立了样板。该书区分出五种俄语功能语体：科学语体、公文事务语体、政论语体、艺术语体、日常口语体。
60-80年代是前苏联功能修辞学的黄金时代。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语体专著，如Vasiljeva(1976);Kostomarov(1971);Sirotinina(1974);E.A.Zemskaya(1988);Solganik(1986)等。
功能修辞学的发展还不仅限于某一语体，而且深入到语体内部的分体。其中最详尽的要数报刊语体、科学语体的内部分类，如，V.N.Vakurov,N.N.Kohtev,G.YA.Solganik合著的《报刊体裁修辞研究》(1978)，Kojina(1989),F.A.Zemskaya(1988)等。
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情况有些特殊。该领域具有较悠久的研究历史，早在功能修辞学之前就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如，V.V.Vinogradov(1963,1980)；70、80年代较有影响的还有M.M.Bahtin(1975,1979)；I.YA.Chernuhina(1984)等。
近十年的研究表明，前苏联及目前俄国功能修辞学的重点是科学语言。主要问题有：科学语体各种体裁的研究，科学语体中知识主体的表达，科学语篇的程式化问题，科技领域中概念表达的合理性问题等等。
3.功能修辞学与其他语言学的交叉
3.1随着语体研究的具体化，功能修辞学理论逐渐与篇章学结合。语体研究逐步从选词造句阶段转入语篇。代表这一方向的是前苏联科学院俄语所的一批学者，其主要代表人物有A.N.Kojin,T.G.Vinokur等。研究对象是“具有较高社会价值的”(Kojin,Vinokur1987:4)报刊政论语体的语篇类型。成果有论文集《俄语修辞学·篇章修辞的交际体裁问题》。
另一较有影响的著作是T.V.Matveeva的《从篇章范畴看功能语体》。她指出：“既然功能语体体现为受制于同一语言外部基础而又具有同类语言形式的语篇，那么它必然具有内在的完整性。这一完整性仅靠选词组句是不够的，它必然体现为纯语篇特征”(Matveeva,1990:3)。
体现功能语体与篇章相结合这一研究方向的还有A.A.Strijenko,L.I.Kruchinina(1988),Naer(1988),Kojina(1987);Kojin,Krylova,Odincov(1982)。
3.2功能修辞学与词汇学交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语言学课题，如言语同义词（功能等值手段）问题(A.YA.Skshidlo,1973,1986;Kuznecova,1989)。
3.3功能修辞学为语用学的深入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苏联学者重点对科学语言的语用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科学语篇的隐含意义、科学语体的知识主体、科学论辩中的评价等问题。I.Z.Novoselov和I.F.Turuk(1981)首次将话语分析引入科学语篇。
此外，不同语体的语用原则显然也是有所不同的。
4.苏联修辞学家对其他语言的语体研究
苏联修辞学家对英语、德语、法语等语言的语体研究富有成果。V.D.Devkin(1979)在《德语口语·句法与词汇》一书中所作的结论曾对俄语口语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他对口语体的修辞原则有句名言，叫做：“对表现力无法满足的渴求”。正是这一原则，使口语充满了规则的、不规则的夸张手段。
Galperin 1958年著有《英语修辞学概述》，后来又对英语的功能语体做了详细的分类(1977)。
Naer(1981)在Galperin的分类基础上又扩大了英语功能语体的范围。他认为现代英语功能语体应包括：公文语体、科学语体、专业技术语体、报刊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宗教语体。他还对这些语体的体裁作了进一步的分类。
同类研究还有Troyanskaya(1982)，R.G.Piotrovskij的《法语修辞概论》（见Troyanskaya,1982:5-6）等等。
三
现在我们以对比的方式总结一下苏联功能修辞学的特点。
首先，苏联修辞学素有功能传统。早在十八世纪，罗蒙诺索夫就提出了著名的《三品说》（Теория трёхщтилей），制定了根据体裁选择语言手段的原则，并指出语体具有相对的封闭性。“罗蒙诺索夫的三品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功能倾向的”(Kojina,1977:20)。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与之相比，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源泉是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修辞(Rhetoric)。Rhetoric大约在十七世纪传入俄罗斯。当时这一学科已演变成为研究辞格的辞章术（рнторнка），因此它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对俄罗斯语文科学产生直接影响。人文传统在西方新修辞学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与现代语言学结合，形成诸多流派（顾曰国，1990）。从这一点看，苏联修辞学与西方修辞学出自不同的历史渊源。
其次，苏联功能修辞学受布拉格学派影响较深，则对西方修辞学则吸收较少。它的理论体系相对完整、一致。从整个发展过程看，尽管投入研究的学者众多，而且不乏名家，但它坚持了比较统一的方法论，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而现代西方修辞学体系十分庞杂，语体文体学仅为其中的一个方向，并且其自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
苏联功能修辞学理论的基石是对语言与言语的辨证理解。它没有简单地接受西方语言学对language与parole的看法，即把前者视为语言集体约定俗成的东西，把后者视为个体对语言的使用特点。而是把语言看作是结构体系，言语则是语言集体对结构的运用，即语言的功能。正是基于对语言—言语的这样一种理解，俄文style一词才脱离了其“个人风格”的色彩，获得了语体意义。
苏联修辞学合理地解释了决定语体的语言外因素与语言因素的关系问题。这就避免了两种倾向：1)单纯靠语言外因素—标准语使用范围界定语体。这样一来确定范围的问题就代替了语体的问题。从历时看，很难确定形成每种范围的时间。从共时看是否有这样的对应关系：有一种标准语使用范围，就有一种语体。2)单纯从语言形态出发确定语体。总的看，俄文功能语体的概念(functional style)与英语语体比较起来更具有同一性，更易于操作。后者与其说是修辞学概念，不如说是社会语言学概念，因为一切与语言有关的社会因素都可以成为它的界定标准。Varieties of English完全是语言外因素的分类，这些因素不仅是共时的，还有历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英语和现代英语都是varieties of English（侯维瑞，1996）。
苏联功能修辞学注重结构分析，注重语言集体规则的描写。这与它的研究对象—俄语的结构特点有直接关系。俄语是形态变化最为丰富的语言之一，从词汇到句法等各语言层次都有相当丰富的修辞资源。因而，俄语语体具有更鲜明的形态、结构特征。与之相应的语体研究也就有可能总结出比较明确、系统的、具有普遍规约性的修辞规则。相反，英语、汉语属分析型语言，语体的修辞色彩缺少系统的形态标志。修辞效果往往与个人的语言修养，个人的创造活动有关。因此我国传统辞章学多讲究“意合”，而文体学更强调个人言语风格(style)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文体学体现了古典修辞学的人文精神。如果说苏联功能修辞学解决的是风格与社会的关系，我国辞章学、西方文体学更多研究的是风格与人的关系。
同是研究口语，苏联功能修辞学感兴趣的是，哪些语言外因素决定哪些结构特征；而西方的话语分析目的在于揭示言语主体的动机、意图以及产生的后果。
同是研究科学的语言，苏联修辞学注重形式分析、结构描写，而西方修辞学则更强调科学语言的内在逻辑，它的认识论价值。
我们在肯定苏联功能修辞学价值的同时，必须看到这一理论有待继续发展完善。它象其他语言学科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受语言政策的影响。为维护标准语的地位，功能修辞学长期以来讨论的问题就是俄语标准语的功能变体，而对于“非标准的”语言变体研究较少。对代表语言集体特征的修辞规范研究过多，而对语言运用中的个体变异（文学语言除外）研究极少。
在处理决定语体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问题上，苏联功能修辞学只研究客观因素，无视主观因素，也是不可取的。如，Kojina(1977:52-53)曾明确指出：“……捷克修辞学家提出了一个极富成效的创见，主张把所有因素分为构成语体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例如，上述影响言语性质的诸因素中，有些看来不能认为是构成语体的因素，因为它们只能在言语里反映出个人特点，首先是说明个人具有何种特征。而问题在于功能语体是社会公认的东西，语体规范是在这一交际领域使用语言的人们所必须遵守的，不管个人的特点和愿望如何。……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这样一些个人因素，并不给说话者提供选择语言材料的可能性。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言语特点，显然不是基于选择这一原则。所以不应把这些看作是形成语体的因素。”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和西方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是很值得借鉴的。王佐良先生曾指出：“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人们是在不断进行选择的，……选择最符合某一场合所需要的东西；选择的前提是对这个语言的各种表达手段有比较深刻、比较全面的了解与使用经验；同时，既然是选择，也就有主观判断，也就有个人的创造活动……。”（秦秀白，1944:112）
伦敦功能学派的Halliday在1964年提出语域(register)时，把语域分成三个部分：话语范围、话语方式、话语风格。其中“风格”指交际者的地位、身份、文化素养等。后来他又把这三个部分修正为：场景、方式、交际者(Halliday & Hasan,1976)。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科学院外语研究室的Troyanskaya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态度(Troyanskaya,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