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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1)04-0001-11
所谓“国共平台”，是2005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协商建立的、属于国共两党之间沟通交往的平台。该平台建立6年来，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执政后，官方授权的两会(海协会与海基会)平台得到恢复，国共平台存在的必要性受到在野的民进党及一些社会舆论的质疑。本文特从大陆的立场来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为了论述清楚，本文试从论述与实践两个面向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大陆重视国共平台的原因作一分析，进而得出若干有说服力的看法或结论。
一、中共领导人对国共平台的论述
中共对国共平台的论述并不多，主要见于国共两党达成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以及胡锦涛、贾庆林等中共领导人的相关讲话。
2005年4月国共两党联合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第5项，对于“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的表述是：“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包括开展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进行有关改善两岸关系议题的研讨，举行有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议题的磋商，邀请各界人士参加，组织商讨两岸交流的措施等。”①由于“共同愿景”是国共两党经协商获得的共识，故也应视为中共的看法。
显见，“国共共同愿景”对于“国共平台”的内涵已有较清晰的界定，即：1.是国共两党之间的；2.定期进行的；3.用于沟通目的的；4.是活动平台。国共平台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党务人员互访；2.进行改善两岸关系的议题研讨；3.邀请各界人士参加涉及两岸同胞有关切身利益的议题磋商；4.商讨密切两岸交流的措施等。
换言之，它是以两党为主、邀请各界人士参加，沟通思想、交换意见、研讨改善与发展两岸关系的大计，以及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办法的机制，不是政府平台，也不是中共与其他政党或国民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平台，是两党沟通交流磋商性质的，而非行政决策或裁量性质的，故与两岸公权力没有直接关系，但在这个平台上形成的决议或共同建议等，应对两党有一定的道义约束力，即两党均应践行在这个平台上做出的承诺，以维护政党的信誉、形象和严肃性。
与同一种社会制度、同一个政府治理背景下的、不同政党之间的交流平台不同，国共平台具有鲜明的“两岸性”，即它属于一个分裂国家中，两个不同政治实体，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政党属性的，两个政党之间的交流平台。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大陆的执政党；台湾实行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政党通过参加选举竞争决定执政或在野。中国国民党曾是台湾的执政党，但2000-2008年处于在野状态，故2005年4月国共两党的商谈及所达成的“共同愿景”，是大陆执政党与台湾最大在野党之间达成的共识，对当时的台湾当局毫无约束力。对大陆则不然。中共的承诺高于或相当于政府的承诺，是政府施政的指导方针，对政府的相关政策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国民党重返执政之前，国共平台提出的所有建言或达成的共识，凡操之于大陆的，都由中共率先推动贯彻落实，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只能“推动当局”、“影响舆论”、“引导民众”而已。
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地位，国共平台的性质演变成两岸执政党之间的交往平台，特别是台最高领导人马英九兼任党主席一职，使国民党在这个平台上作出的承诺或提出的建议，较之前有了更大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但囿于台湾的政治体制及党政分际，国民党仍不能有丝毫的僭越或越俎代庖，而只能透过“党代会决议——纳入政纲或阶段性任务——从政党员贯彻执行”或“中常会决议——从政党员贯彻执行”的模式予以贯彻。
由于两岸关系和两党平台的特性，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特别是海协会与海基会会谈平台恢复后，国共平台的作用及存在的必要性受到在野的民进党的强烈质疑，也在社会上引发一些歧见，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鉴此，中共领导人相继就此问题发表谈话，肯定了国共平台存在的必要性。
2008年5月胡总书记在与吴伯雄主席会谈时特别指出：“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应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继续依循并切实落实“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②
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在出席首届海峡论坛时指出：国共两党举办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由两岸政党搭建的一个交流对话平台，侧重于政策性研讨，主要讨论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政策问题。③同月，贾庆林在会见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时指出：在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对于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应该总结经验，加强交流，增进互信，务实进取，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际成效，为两岸民众谋取更大的福祉，不辜负两岸同胞的期望。④
2009年5月胡总书记会见吴伯雄主席一行人时，再就新形势下加强国共两党交流对话问题发表看法，指出：国共两党肩负着历史责任，应该胸怀全民族长远发展，以远大的目光、务实的思路，认真思考和解决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作出贡献。⑤同年11月，胡总书记在新加坡会晤代表台出席APEC峰会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指出：希望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加强交流对话，增强良性互动，增进政治互信，坚定信心，多做实事，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取得新进展。⑥
显然，从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共对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国共平台与两岸平台是有所区别的，把国共关系及国共平台当成是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盘、发动机、助推器和润滑剂，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在两岸人民之间搭起一座能够沟通理解和平互动的桥梁。
二、国共平台是两岸关系的稳定力量⑦
就实践过程和实际成效来检验，国共平台建立6年来，不仅对国共两党化解历史恩怨、重启交流互动、增进了解理解、达成互信谅解、实现和解合作、沟通两岸民情民意极为重要，更在两岸关系从对立走向和平、从内耗走向合作发展双赢的过程中，起了奠基、引导、磨合和保障的特殊作用。
举例而言：
——首次“胡连会”和两党关于《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为两岸关系走出困境指明方向、迈出重要步伐。2005年春，正当陈水扁当局力推“法理独立”，大陆制订《反分裂国家法》反制，两岸关系处于空前紧绷状态时，国民党主席连战和副主席江丙坤，应中共邀请率团赴大陆进行了“破冰”、“和平”之旅，两党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和连战在经历60年风雨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和会谈，一致同意共同发布新闻公报，向两岸人民宣示将致力于促进“和平发展五大愿景”的实现。其后的形势发展表明，首次“胡连会”及其所达成的成果，开启了国共两党第三度合作之门，首先在中共与台湾泛蓝民众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与交往的桥梁，为挫败陈水扁当局推动的“法理独立”图谋、打破两岸政治僵局、迈向和平发展之路，奠定了基础，展示了光明的前景，间接推动了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使国民党在3年后重返执政地位。
——两党最高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对于两党沟通观念、加深了解谅解、增进政治互信、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关重要。6年来两党最高层级的会晤共有10次(包括中共总书记与国民党荣誉主席的会晤，但不包括中共领导人与泛蓝三党领导人集体会晤，详见表1)，其中有7次是“胡连会”，3次是“胡吴(伯雄)会”。基本上两党高层每次会晤都就两岸关系问题表达或传递了重要的信息，相互交换了看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对于引导两岸关系保持正确发展方向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例如2008年5月举行的首次“胡吴会”，针对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的新形势，达成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尽快恢复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交往协商，通过平等协商务实解决两岸间的有关问题”等共识，推动两岸两会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协商机制，由此开辟了两岸大交流大合作的新局面；⑧2009年5月二次“胡吴会”对一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特别指出应“尽快商谈两岸经济合作协议，以利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在涉外事务中避免不必要的内耗，增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等，⑨明确了两党下一步努力的方向；2010年7月三次“胡吴会”就ECFA签署之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双方均表达了要在增进政治互信基础上不断开启两岸关系发展新局面的愿望和信心。⑩
——透过国共平台的努力，两党先后共同举办了6届大型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和3次保护台商合法权益工作会谈(详见表2)。论坛邀请并吸引了两岸各党派、各领域、各阶层约2 500人次的代表参加(国民党执政后两岸有关部门主管人士作为特邀嘉宾和特邀专家出席)，就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同胞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提出了数十项共同建议，具体内容涵盖了两岸直航、旅游观光、农渔业、金融服务、贸易投资、台商权益保护、台生待遇、台胞入出境便利、文化教育、新闻传媒、灾害防治、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等诸多方面。大陆还先后释放了数十项惠台政策措施，并率先单方面采取行动落实，帮助台胞解决在大陆经商、求学、就业、旅游、出入境等遇到的麻烦，以及台胞在岛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从而增进了广大台胞对国共两党达成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了解、理解与支持。此外，为贯彻落实首次“胡连会”的共识，中台办2005年下半年即与国民党大陆台商服务联系中心建立了台商合法权益保护工作平台，通过定期会晤等方式开展交流与合作。此后3年内双方先后成功举行了3次工作会谈，总计达成了30项共识，内容涉及全面保护台商在大陆投资经商的合法权益，保障台商台属在大陆的人身安全，促进两岸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为台商提供投资融资、看病就医、子女求学、生活等方面的便利等，其结果有力地促进了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透过国共平台的努力，在国民党重新执政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两岸两会恢复了制度性的协商机制，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签署了包括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内的15项协议及1项共识(详见表3)，实现了两岸直接三通和约200万人次的陆客赴台旅游，促成了两岸民众全方位的大交流，有效保障了两岸交流的秩序，缓解了全球金融危机给台湾造成的冲击(2010年台湾创下GDP最近20年里最高增长速度，较其他亚洲国家更早走出危机阴影，实现就业率提升和经济有感复苏)，同时还透过两党的沟通协商，较好地解决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问题、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等难题，确保两岸关系走在良性循环的道路上。
——透过国共平台的努力，近两年已有数十名大陆省部级官员(见表4)和逾百位大陆地市县级官员访台，全台各市县国民党党部与大陆数十个重要城市的中共党组织也展开了对口党务工作交流，还有国民党青年团与大陆共青团组织的交流。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和“台商权益保障工作会谈”之外，国共平台还举办过4次产业标准化论坛，以及妇女、青年、产业等的论坛，为两岸各行业、各领域、各地区、各阶层的人员交流牵线搭桥。这些对增进了解、拉近距离、化解疑虑、建立友情、重塑认同、彼此关怀，显然具有极大的作用。
三、国共平台不可替代的原因分析
中共之所以高度肯定国共平台存在的意义，并视国共平台为“不可替代”，追根溯源有以下原因：
(一)国共两党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政治语言
中国国民党是由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创立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曾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曾有过两次与中共合作北伐、抗日的历史记录。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虽因政治主张不同分道扬镳、发生内战，并导致1949年后两岸隔海对峙的不幸局面，但国民党在治理台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坚持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并于1992年透过两会协商就“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即“九二共识”)——这正是国共两党能够在对峙56年后重新走向合作的政治基础。
显然，国共两党的这种特殊关系是中共与台湾其他政党之间所没有的，国民党的这种特性也是台湾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正因为有上述共同合作的历史和共同的政治语言，两党才能够在2005年两岸关系陷入空前紧绷的时刻，再次从民族和同胞的整体利益出发，搁置争议，恢复接触对话协商，并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重建政治互信，推动两岸关系暨台海局势向着和平稳定发展、共创双赢的方向发展。
(二)两岸关系问题的性质和台湾的政治生态决定“解铃还需系铃人”
中共暨大陆的对台政策文献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11)1949年以来的两岸关系，“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12)首次“胡连会”也指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是两党的共同主张。诚如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所说：两党在过去“先后共同写下了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现在自然有“共同的责任”，“为民族的复兴、民族的发展共同做出努力和贡献”。(13)
目前台湾的政治生态是“两大为主、多党并存”，“两大”指国民党和民进党，“多党并存”指尚有一定影响力的亲民党、新党和台湾团结联盟党(台登记在案的政党有100多个，但大多没有什么影响力)。中共当然希望与民进党交流对话，对民进党所表达的台湾人民的历史悲情和希望当家做主的愿望予以理解和同情，也支持台湾人民“高度自治”，但民进党始终不承认两岸关系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这一性质，不承认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法理事实，坚持“台独、自决”路线，并在执政期间大搞“公投、正名、制宪、废统、去中国、法理独立”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自不可能与该党有任何政治互信，不可能寄望与民进党合作来解决两岸关系的问题，自然也谈不上与之建立所谓的“正常关系”。
亲民党、新党和“台联党”在政治光谱上分属于国、民两党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蓝绿两大阵营。由于这些政党本身实力有限，短期内并无取代国、民两党之可能，故中共虽始终与泛蓝各党保持密切联系，对他们同样尊重、平等相待，但显然并没有取代国共平台之必要。
(三)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两岸政治体制与结构的区别
首先，两岸关系错综复杂，不仅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争、“台独”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争，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军事、涉外关系问题，还存在着两岸由于长期隔绝敌对而形成的发展道路不同、发展程度落差、制度与意识形态歧异、民众感情淡化等。这些均非短期之内所能解决。
其次，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了半官方的海基会，负责解决在两岸政治对立状况下民间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但海基会毕竟是台当局的白手套，要受到台政治体制、民意机构的制约，而且要随着政党轮替进行相应的人事调整，故具有“受权有限、立场较为刚性、稳定性不足”等特点，不同于国共平台有基本的政治互信、稳定的机制和某种程度的弹性。
再次，由于中共是中国大陆法定的执政党暨“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主要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和政府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中台办国台办基本上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海协会则是其下属机构。因而，国共平台的地位介于一轨与二轨之间，说大就大，说小也小。在大陆一方可以视为是与最高权力的互动，说话算数；在台一方则有执政或在野之区别：执政时可辅佐政府施政或通过从政党员来贯彻党意，在野时则只能靠发挥政治影响力；无论执政或在野，政党平台只能扮演与当局沟通、建言、协调的角色，没有行政决策权和执行权，虽须接受舆论和民意的监督，但却无义务向民意机构报告。
最后，在台湾的政治体制下，政党靠定期竞选获胜执政，只有永远的竞争党，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况且，解决两岸关系难题没有先例可循，任何主张均要争取选民支持，任何新的尝试突破的做法，均要冒可能失败下台的风险，故维持国共平台运作有战略上的需要。
总之，国共平台可以在两岸关系中起到某种连接、协调、平衡乃至保险的作用，亦即“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有助于避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
(四)6年来的互动实践深化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互信
2005年以来迄今，两岸关系一步步转危为安、迈向良性循环，国共平台居中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设想一下，若没有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毅然大陆行，没有国共两党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没有国共分别对“台独”冒险行径进行反制，没有国共高层定期会晤沟通增进互信，没有两党定期举办经贸文化论坛汇聚民意、共商和平发展双赢大计，没有中共当局借助国共平台释放善意、帮助台湾民众解决在经济民生中遇到的困难，没有国共平台辅助两会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协商机制，两岸关系能有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与进展吗？答案不言而喻。
因此可以说，国共平台是具有两岸特色或“中国特色”的政治产物，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智慧运用于处理两岸关系难题的结晶或体现，无论过去、现在或可见的将来，国共平台都有其存在的必要。
四、小结
祖国大陆始终高度重视国共平台的作用，不因国民党在野或执政而有所改变，这是由国共两党曾有过合作的历史、有基本的政治互信，以及台湾的政体与政治结构所决定的。随着国民党重新执政，两党互动平台的权威性更强，代表性更广，影响力更大，互动的透明度更高，从而也使这一平台的作用更受瞩目。
国共平台在新时期的使命，正如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所说，有其“变与不变”，变的是国民党从在野党变成以党辅政的执政党，不变的是继续扮演“沟通观念、邀请各界公开参与、凝聚主流意见、政党交流”的平台，这是“历史的必然、潮流之所向、民意之所向”。(14)也正如另一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所言：国共平台当然不能取代海基会、海协会，后者是两岸正式授权达成协议的唯一途径，前者与两会的协商则“相辅相成，同时发挥作用”，“就像人的两只脚，相互交替前进，才能够行稳致远”。这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6)连、吴两位荣誉主席的看法也是本文作者的看法。
可以预见，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共平台的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必将继续成为“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16)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报，新华社北京2005年4月29日电。
②胡锦涛会见吴伯雄的谈话，新华社北京2008年5月28日电。
③贾庆林：《海峡论坛不分党派不分界别》，香港中评社厦门2009年5月16日电。
④贾庆林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中新社北京2009年5月25日电。
⑤⑨《胡吴会谈 胡锦涛提出六项重要意见》，香港中评社北京2009年5月26日电。
⑥《胡锦涛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人民网新加坡2009年11月14日电。
⑦⑧吴伯雄：《国共两党互动平台是两岸关系的稳定力量》，中新社北京2008年5月28日电。
⑩《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一行》，中新社北京2010年7月12日电。
(11)《反分裂国家法》第三条，中国台湾网2005年3月14日消息。
(12)《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香港中评社北京2008年12月31日电。
(13)(14)连战：《国共两党有共同责任为民族复兴发展作贡献》，中国台湾网2008年12月20日消息。
(15)2008年5月28日“胡吴会”吴伯雄的讲话，同年12月21日吴在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闭幕式和会后接受大陆记者联合采访时的讲话，分见新华社北京2008年5月28日电、中国台湾网2008年12月21日消息。
(16)吴伯雄：《国共平台是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2008年12月22日央视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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