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文化发展的战略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文化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入世的本身，就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哲学命题，这一命题注定了我们的电影也要在巨大的悖论中生存和发展。
面对着帝国文化的强大冲击，面对着美国影视全球性扩张潮流，世界上一些有着丰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影视文化上曾经创造过璀璨历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都正在觉醒中寻求着联合。在法国的倡导下，许多国家在纷纷制定本国文化策略的同时，寻求各种方式进行了文化反击，除去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如予以特殊的补贴等措施外，甚至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联手行动。如在直播卫星接收天线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美国影视的大肆侵入更是势如猛虎，欧洲一些国家达成协议，用不进行语言转译的方式对美国影视作品进行抵制；在美国继《神探亨特》后又推出电视剧《摇滚警探》的情况下，欧洲诸国又投入巨资联合拍摄与之抗衡的纯“欧洲风味”的庞大系列剧《欧洲警察》……但这一系列的文化反击，并未奏效。
虽然世界一些国家响应法国倡导的呼吁，投入到抗御当代美国影视的行列中去，但却不能不正视严酷的现实：“帝国文化”的侵入难以遏止。正是面对如此低迷的状况，还是法国，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反弹理论(To rebound culture)。文化反弹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外来的浅层文化深度侵害另一种丰厚的文化，经历一定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会实施反弹，即人们就会重新认识并认可原有的丰厚文化。文化学中的反弹现象，的确出现在不同的艺术部类，并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法国提出的这一理论，的确显示了法国在文化理论研究上的厚重，特别是维护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决心。但是，此理论即便是在反对“帝国文化”的阵营内，也还是存在争论的。赞成者认为，“文化反弹”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文化理论，特别是面对“帝国文化”似乎无法抑制的侵略，文化反弹理论不仅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而且为最终认识和解决“帝国文化”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并极大地鼓舞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维护和振兴本国文化的信心。反对者则认为，文化反弹仅仅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文化上的海市蜃楼，祈盼文化奇迹的出现不但令人失望，而且还会放弃文化自省后的即时努力，让“等待”成为“无奈”。
在中国入世格局已定的今天，在中国电影界面对极其严峻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的今天，我们了解“文化反弹”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我们认同这一理论，但是，我们也必须采取积极应战的态度，来应对中国电视业面临的“帝国文化”的问题。决不能让“等待”成为“无奈”。这实际上已涉及了我们在电影上的文化战略。也许，我们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我们的文化战略。
首先，在电影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这21世纪信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关于“信息社会与新型文明断层线”的看法。在亨廷顿看来，从大的线条（大的文化走向）说，信息时代的世界绝对会走向一个统一的现代文明。在这个现代文明之中，历史上的各个文明的断层线将变得模糊。就各种文化形态而言，任何形态的文化都会将其一部分特性带入这个统一的文明体。（注：Samuel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Tide Of Post 20th Century,1998,P33-35。）。从更细的线条（小的文化走向）看，信息时代将为许多原来已经式微了的文化开辟新的空间，使之融入统一的文明体。在这方面，赛义德的观点也许更为精彩，他认为，任何想在现代文化的格局中寻求发展的文化圈层，都要学会“有意识地介入世界文化话语，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承认边缘化的或被压抑、被忘却的历史。”无论如何，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应该成为一种对话，通过交流和对话以达到双方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赛义德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前景：“只要我们不站在历史的终点上，只要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做点什么，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政治中心里面还是外面，我们的文化前途都充满了希望。（注：《赛义德自选集》，韩少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月1版，P23-26。）人类的文化行为、文化创造具有普遍性、共同性，优秀文化完全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分歧，成为各国分享的资源。如美国人诠释《花木兰》，中国人诠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例证。中国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片的资金投入比1999年乌克兰全国整人电视行业的财政拨款还多。加入WTO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会明显增多，我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和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
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我们的态度似乎除了全盘接受就只有完全拒斥。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不真实”的选择。这种“人格分裂”事实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依赖，尤其在思想和认识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文化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有全新的立场、全新的思维模式，既抵抗帝国主义或是西方文化的扩张，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目前，全球化带给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其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交流的内容更是千差万别。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电影文化间的相互冲突、兼容、理解、共处等问题。面对全球化，诸多的电影界人士对自身的电影文化处境产生了深刻的焦虑。全球化下的“殖民化”，目前表现为帝国主义对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因此，许多人担心，本国、本地区的电影工作者会不会认同于殖民者的电影文化？当他们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种电影文化现象时，会不会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事物的标准与理论？这种疑虑并非多余。但是，无论我们在创作还是在研究中，只要不再忽略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环境，我们便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既要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在电影业的极度扩张，也要坚持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这应该成为我们电影界对待外来电影文化的一种不变的态度。
其次，在电影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电影工业接轨的市场运行体制。在这方面，中国电影界首要的是加强政府保护性措施。要制订中国电影的产业政策，加速电影的产业化进程，并在这方面实施强有力的法制保证。美国近年来之所以能够在信息经济中独占鳌头，使美国的电影业与电视以及带动相关的录像带、录音带、音乐出版行业等方面的总收入达60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的第一位（其中120亿美元是由影视业直接创造的），1996年通过的新的电信法极为重要，功不可没。美国站在世纪门槛上的成功此举，被国际间誉为“惊天创造”，这也就是指美国在经历了激烈的国会辩论后，终于以高票通过了“1999美国电信法”。通过此法律后，美国终于将电脑业、电信业、娱乐业三者的壁垒彻底地横向打通，使美国在信息产业的大旗下进行了巨大产业重组（如美国在线与美国时代一华纳的联手，使这种联手达到了顶峰）。在这一重组中，美国的电影业又借此机会“登堂入室”，无论是在运行体制上，还是在媒体融合上；无论是在资金的优势上，还是高科技运用的优势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攀升，美国在千年之际展示出来的电影上的最新发展态势，正在为世界瞩目。这种瞩目，最根本的是让人们窥见了体制创新带来的巨大力量。我们一定要迅速地加以深入研究。
显然，中国电影界要深入研究这些最新的走向，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具有规模效应的影视产业集团，要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实现影视产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目前我国影视产业存在着规模小、封闭性运作等特点，严重阻碍着影视产业的发展，必须尽快加以改变。要通过人、财、物的优化配置，把影视企业做大做精，提高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具有明显优势的电影（电视）企业，可以其为龙头组建产业集团，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小电影企业做到活、专、新、特，形成电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发展中掌握社会化、现代化生产的经验。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多种资源，努力开拓市场。首先是培育资本市场，提高电影企业的融资能力；其次是培育一批与国际接轨的电影人才，特别是培养出一批大制片人、融资专家，造就一流编导队伍，提高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敢于做到资源在外，市场在外；四是适当吸引国外资本，利用国际游资，加快国内影视业发展。当然，还要强化管理，必须极力发挥法规的权威性作用，如有效地控制“天空”，防止进口配额的多头申报等。
再者，在电影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一定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浓郁的国际化特点。入世后，我们的电影创作面对国际化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体现为争夺国内的市场，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争夺国际的市场。而在这竞争中，电影创作问题，将先于电影制作突出地表现出来。其间，电影的题材，又将成为创作的重点。中国电影的创作，无论是面对国内的市场，还是面对国际的市场，都有一个寻求中国电影题材合理构架的关键问题。以往在电影题材上的计划色彩（如电影题材规划中的“节日艺术”等）都将重新接受市场的检验。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中国电影题材资源，才能征战电影市场。在这方面，有几点是值得关注的：一是我们要对国际性题材予以关注和追赶。在我们的电影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是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挖掘得不够。即便是爱滋病题材和同性恋等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而在这些方面，国际电影界的关注度是很高的。二是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电影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族意识与类意识的相比，类意识是更高的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在电影创作中，亦如此。中国电影《一个与八个》、《晚钟》等作品之所以得到世界的承认与赞赏，很大程度上，是在于这些作品中深刻体现出来的人类意识。遗憾的是，我们以往的电影评论和电影理论，都忽视了这些，这确实是理论的一大悲哀。三是对“东方风情”的魅力的发现与开掘。中国电影之所以在世界电影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赛义德看来，是由于“东方风情”魅力的发现与开掘，并用电影的国际性话语予以阐释与诠解（注：《赛义德自选集》，韩少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月1版，P67-68。）。《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应当算成功之作，但是，在运用国际性电影话语上，尚有一定的距离。电影的创作，终究要在电影的制作上体现出来。我们的电影要在应用高科技方面急起直追，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同时，要在培养专门人才、着重研究数码特技方面予以特别的关注，注重应用水平的提高，用高新技术提升我国电影业的发展水平，以与国外高科技大片相抗衡是中国电影发展刻不容缓的大事。
在电影的发行中，要全面建立并运用先进、科学的营销体系。在电影的市场动作中，如何运用市场营销策略决定着电影的成败。中国许多的优秀作品，之所以无法打开国内，特别是国际市场，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没有在电影的市场营销中去寻找症结。电影企业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科学、全面和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否则，就会徒劳无功或事倍功半。电影的营销策略是指电影企业为了扩大影片销售，提高影片的市场占有率，在对市场、影片和观众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的需求，对影片促销活动进行全面策划的过程。在发达国家，电影的销售已经历了从影片的低度开发阶段（生产导向时期，注重商品力）到影片的中度开发阶段（营销导向时期，注重营销力），现在又发展到了影片的高度开发阶段（形象导向时期，注重形象力）。近年来，IMC(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整合营销传播正在异军突起。所谓的IMC战略，是指在市场活动中通过整合营销传播，实现企业所有传播活动的一元化，让企业良好的形象得以完整和充分地发挥，以此形成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新战略。这种理论的背景是市场营销理论已发生的巨大变革，从P理论：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权利(power)、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发展为C理论：消费者的需求与欲望(The wants and needs of consumer)、成本(cost)、方便(convenience)、沟通(communication)。对电影而言，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就是全面运用了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我国的《参考消息》曾作了全面的介绍）。这一理论的运用，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电影营销研究中的一个成功经典案例。（注：《中国广告观念变革与运作形态》（孟建），《中国广告》1997年第1期。）
我们认为，抗御“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就是造就世界电影文化的多样性。这一意义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共存，而是要在世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用电影来促进人类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充分调动人类的总体智慧资源、艺术资源来应对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我们坚持电影文化的多样性，就是承认每一种电影文化都具有自己特殊的魅力、独到的文化形态，正因为这样，世界文化才丰富多彩，世界才丰富多彩。正因如此，国际电影界出现的“文化反弹”理论足以构成一种抗御“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但是，如何理解，特别是如何运用这一理论，还是一个放在我们面前的极为严峻的课题。检验这一理论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实践。世纪中国，应当也能够在这方面，以出色的电影业绩来回答这一世纪课题。这方面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般经济学的范畴，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层次：世界民族文化在电影中体现出的极其深刻和丰富的是电影文化，正凝聚着反弹的冲力，抗御着“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也在寻求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大潮流中，迸发出一股寻求世界文化新秩序的正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