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年来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残游记论文,述评论文,四十五年论文,来刘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鹗的《老残游记》被鲁迅先生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内容丰富，意蕴深邃，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影响巨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此文拟就四十五年来对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作一宏观审视、概说。评论举要，显示这方面研究演进的轨迹；揭示异论歧见和尚待解决的问题，以供借鉴；总结取得的成绩，考察存在的问题，以便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前进。
一、对《老残游记》思想内容的研究评论
（一）总体研究评论
四十五年来对刘鹗及《老残游记》的研究评论，大致可分以下三个时期：
五六十年代
回顾这一时期这方面的研究，必然涉及学术界的一场争论，其焦点就是如何评价认识这部小说，观点可分两类，针锋相对。
全盘否定和近于全盘否定
1955年张毕来发表文章（下称张文㈠）认为：“《老残游记》是一部坏书”，“既然在思想内容上是反动的，它就不是好的文学作品。”（注：张毕来《〈老残游记〉的反动性和胡适在〈老残游记〉评价中所表现的反动政治立场》，1955年2月号《人民文学》） 在他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下称张文㈡），进一步论定“这部书的思想内容，是很反动的。”（注：张毕来《略谈〈老残游记〉》， 1955年第3期《文艺学习》）引起了一场争论。针对此论，念如、劳洪、许政扬、时萌、刘维俊、严薇青等发表评论，主张从正反两方面看，即两点论。学术界有些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针对严文，尺松在1964年发表《不能为刘鹗的卖国言行辩护》（注：尺松《不能为刘鹗的卖国言行辩护》， 1964年第6期《文史哲》），观其题可知文章内容。此后，李永先亦针对严文，在1965年发表文章（下称李文）认为：“《老残游记》是通过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表达了作者忠于封建统治者，仇视革命、仇恨人民的反动思想。”（注：李永先《为什么要为汉奸辩护——读〈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1965年第1期《文史哲》）同年发表王俊年文章，认为它是“一部适应清末统治集团中洋务派政治上的需要而产生的、为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反动小说。”（注：王俊年《〈老残游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1965年2月28日《光明日报》）这场争论尚未分晓就被“文革”的洪流冲断。概括起来，这一时期有些论文是对《老残游记》全盘否定或近于全盘否定的，显然这是受“左”的思潮影响。
从正反两方面看
念如针对张文在1955年发表文章（下称念文）认为：“这部小说的大部分是有着积极意义，应该正面予以肯定的。”但是“作者站在改良主义立场上”，“借题攻击革命，袒护一些糊涂官、滑头官”，“故意撇开义和拳的反抗运动不谈，……是应该严格批判的。”（注：念如《应该以慎重严谨的态度来评价〈老残游记〉》，1955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其次，劳洪于1956年发表文章（下称劳文）认为：“贯穿在《老残游记》整个书中的一个颇为激动人心的思想，是作者一再为之呼吁的所谓‘仁政’的思想”，“向我们揭示了一幅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末期的可怕的生活图景”，“全书中展开的那些带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性和暴露性的描写”，“应该被肯定下来”，“当然，这本书对于封建制度批判的不彻底性，以及保留在‘楔子’和第十一回中的某些反动的观点和言论，是应当予以批判的。”（注：劳洪《刘鹗及其〈老残游记〉》，1956年1月8日《光明日报》）这也是一分为二的观点。接着，许政扬在1956 年发表文章（下称许文）（注：许政扬《向盘与红顶子——读〈老残游记〉》，1956年11月号《文艺学习》），时萌也发表文章（注：时萌《浅谈〈老残游记〉——与张毕来同志商讨〈老残游记〉的另一面》，《文学遗产增刊》第2集），认为应该从两方面看，全面否定是不对的。刘维俊在1957年发表文章（下称刘文）评论说：“鲁迅将它摆在‘清之谴责小说’中是很有理由的”，“总结起来，我认为《老残游记》是一部好书，一部成功的著作，它像一朵奇花，照耀着晚清的文学史，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这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注：刘维俊《〈老残游记〉简论——兼评张毕来对〈老残游记〉的观点》 ，1957年3月20日《河北日报》）。在此时能给其如此高度评价是难能可贵的。严薇青1962年发表文章（下称严文）也是针对着张文的，认为：“刘鹗的反动面貌可以说是暴露无余。但是，即便如此，他到底还有另外的进步一面”，“他这种谴责和揭露”是“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的”，对“人民疾苦，也做了比较真实的反映，表示了自己的深厚同情。这些也是属于进步方面，应该给予肯定的”（注：严薇青《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1962年第1 期《文史哲》）。这些论文都主张从正反两方面来评价《老残游记》。
“文革”结束到一九八六年
此时期的论著，对《老残游记》的评论，多是瑕瑜互见的。
“文革”后，1978年发表了时萌文章《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一些看法》，这自然牵涉如何评价《老残游记》问题，文章认为：“作为封建主义拥护者的刘鹗当然决无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之想，但他为‘家国’而忧，因而被这惊心动魄的现实触动心弦，而且把它生动地描画了出来。而这画面则自然而然流露了掊击封建统治集团的思想，也就产生了破坏清王朝的客观效果。”（注：时萌《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一些看法》，《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肯定了《老残游记》抨击封建统治集团，揭露黑暗社会现实的进步的一面。这是向全国发出评价谴责小说，特别是《老残游记》的一个信号。1979年发表黄德成文章，认为《老残游记》“是一部现实主义”、“瑕瑜互见的作品”（注：黄德成《〈老残游记〉和作者刘鹗》，1979年5月27 日《长江日报》）。这是“文革”后较早直接命题评论刘鹗及《老残游记》的文章。接着对这方面的研究文章逐渐多起来了。1980年就有这方面的论文9篇以上。1981 年池太宁文章（注：池太宁《重评〈老残游记〉》，1981年第2 期《台州师专学报》），1983年钟贤培文章（注：钟贤培《刘鹗论辩》，《华南师大学报》 1983年第1期），同年张如法文章（注：张如法《〈老残游记〉的艺术与思想》，《华南师大学报》 1983年第2期）， 也都认为这是一部“瑕瑜互见”的作品。1984年任访秋著文（下称任文）认为：“这部小说虽然表现了作者一些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但我们并不同意有些同志对它加以全盘否定的看法。我认为对青年来说，还是有一读的价值的。除了这对当时酷吏的揭露，还有一定的认识的意义……”（注：任访秋《刘鹗及其〈老残游记〉》，见其《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上为此时期对《老残游记》思想内容研究总体评论举要，可见评论由瑕多瑜少，向瑜多瑕少演化。
一九八七年以后
对这方面的研究评论虽然也是两点论，但呈瑜多瑕少的态势，充分肯定，实事求是。1987年发表陈辽文章，认为：“《老残游记》从整体上看，是一部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作品，其客观社会效果是揭露了清王朝的腐败和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起到了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与恶势力和恶劣环境作斗争的作用。”他主张“对《老残游记》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如是，我们才能对《老残游记》获得新的认识。”（注：陈辽《〈老残游记〉新论》，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 刘鹗及《老残游记》的研究热潮，促成了1987年全国首届刘鹗及《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开辟了这方面深入研究、公正评价的新时期。蔡铁鹰、陈民牛在其大会述评中说：这次会“对《老残游记》的研究则更多展示了内涵的开拓”，“《老残游记》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政治意识的外化，既反映了作者带有浓厚时代特征的忧患意识，又在一个层次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这正是《老残游记》能够摆脱晚清小说丑诋私敌和漫画式夸张之类时尚的重要原因”，此书“真正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在宽广的时代背景下听到刘鹗这类知识分子沉痛而无力的痛哭声。”（注：蔡铁鹰、陈民牛《首届刘鹗与〈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述评》，见《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3期）反映了《老残游记》研究向深层发展。
1987年至1992年，对《老残游记》的思想意蕴的研究，继续向深层拓进，其主要论文有：蔡铁鹰的《寓言的暗示：〈老残游记〉与晚清社会思潮》（注：见《淮阴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李士金的《 〈老残游记〉深层的象征意蕴》（注：见《淮阴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钟培贤的《从〈老残游记〉看作者的创作心态》（下称钟文）（注：钟贤培《从〈老残游记〉看作者的创作心态》，《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等。钟文说：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所表现的创作心态，虽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沉重枷锁，却表现了一个不甘屈辱的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专制暴政，要求国家振兴富强的思想品格。这也使《老残游记》能够在近代小说领域中，成为……传世之作。”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下称郭著）认为：“它以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别具一格的艺术构思、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叙事方式，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说：“刘鹗在小说中诋毁‘北拳南革’是错误的，是他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立场的反映。但对这些问题也应作具体分析，更不能因此而否定《老残游记》的思想意义。”（注：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评价中肯，实事求是。
对《老残游记》思想内容、内涵意蕴的研究，在1993年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盛成论文认为：它“是一部地方文学，是一部民族文学，也是一部世界文学”，“对官僚制度的谴责，对天下命运的关怀，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对汉学精华的阐扬，都很值得我们珍视。它是一面明亮的镜子，映照出社会的丑恶，也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强有活力。”（注：盛成《齐鲁菁华 中华瑰宝 世界名著》，见《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2期合刊）有的论文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上来研究审视评价此书，如王平的《论〈老残游记〉的文化内涵及其渊源与价值》、武润婷的《抨击理学蒙昧主义，企盼人才更新》、卢敦基的《〈老残游记〉与传奇心态》等。王文说：“《老残游记》以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显示着其独特的风格与追求。那贯穿全书的求实精神与科学观念，那浓重的民本思想，那以儒家为中心兼容释道的人生哲学，以及那略带神秘预言性质的时局分析，都使它具有了一部文化小说的特征。”笔者则认为《老残游记》是刘鹗治国平天下方略的艺术化。这表明《老残游记》思想内容的研究，向更深的层次掘进，视点也较高远。从以上对《老残游记》总的评价举要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观点、评价不断演进。
（二）对楔子的研究评论
《老残游记》第一回楔子是我们研究作者的创作意图，把握小说思想内容的关键，学术界对其评论不尽相同。
胡适认为：“第一回楔子便是刘先生‘剖心自明于人’的供状。这一回可算得他的自序或自传。”（注：胡适《〈老残游记〉序》，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下简称《资料》）张文㈡评楔子时说：“清朝皇帝和诸大臣，虽然一片诚心忠意，无奈下边的小官小吏中，有的胡作乱为，以至民不聊生。而革命家又到处煽动，以致人民要起来推翻满清。因此，刘鹗让他的人物在作品里大骂革命党。”他认为楔子的象征意义是如此的。念文认为：“第一回楔子是表达作者改良主义的政治态度。”许文认为：楔子“与反映客观生活的艺术形象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点，甚至没有任何联系，它不能给人以丝毫真实感。”阿英文章（下称阿文）认为：楔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整个局势，人民的内外受害、愤激和渴望‘国家得救’的爱国热情”，只是作者“认识不到真正能挽救危局的，并非他所说的那样‘掌舵的人’。”（注：阿英《关于〈老残游记〉——〈晚清小说史〉改稿的一节》，见《资料》）钟文认为：楔子“而其更深刻的客观意义，是作者以忠于现实的笔触，写出了象征洋务救国理想顷刻之间被历史的波涛打得粉碎的社会现实，使人民看到了一代标榜洋务治国的破产的真实情景”，“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拳拳爱国心，又带着沉痛的时代的、阶级的枷锁的爱国作家的复杂心态。”此论较为深刻。评论的不同，或因角度的不同，或受时代思潮的制约。
关于楔子寓言的象征问题，胡序揭示其中主要人物、事件的象征意义，其中说六枝旧桅是旧有的六部；两枝新桅是新设的两部。后来刘大绅文章（注：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见《资料》）谈得较为详尽，除与胡适所言相同者外，还有八桅喻行省总督人数；新旧喻当时总督性质，这与胡适认识不同。这一点，严薇青在《老残游记》（齐鲁书社出版）注释中，与刘大绅看法一致（注：见《老残游记》，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2页注〔40〕、〔62〕）。刘大绅还说船上扰乱情形喻戊戌变法，高谈阔论之人喻当时志士……。关于“高谈阔论”者的象征问题，学者有异议，张文认为是喻“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主义革命派”；台湾学者林瑞明认为是影射“戊戌变法的维新人士”（注：林瑞明《〈老残游记〉与晚清社会》，见《资料》）；严薇青在《老残游记》注释中以为喻“救国志士”（注：见《老残游记》，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2页注〔40〕、〔62〕），其说不一。到底“高谈阔论”之人所喻者何？笔者察其演说，其主张“拼”、“杀”、“打”，这是一种暴力革命的行动，与维新志士的宗旨用和平方式依靠保护帝党进行变法改良俨然不同，泾渭分明，故断定“高谈阔论”者喻“民主主义革命派”。
（三）对老残的研究评论
张文㈠认为：“他所创造的名士老残，实质上是一个无聊的政客。结果，老残这个形象反映了刘鹗本人的丑恶的本质，成为一个极其虚伪的形象。”对《老残游记》全盘否定论者，老残的形象自在否定之中，不再赘言；对《老残游记》持两点论者，也多把老残的形象与作者刘鹗混而论之，专论较少。郭著特设一节《刘鹗的艺术化身：老残》，认为：“老残是小说中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性的人物”，“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但他对统治阶级仍抱有希望，对当时的革命力量也认识不清”，“他希望拯救国家的危亡，但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他自以为授以西方的‘罗盘’，就可以万事大吉；但又不为时人理解，被人骂为‘汉奸’。”老残专论还有关爱和《论老残》（注：关爱和《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亦见孔一青《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学哲》1994年1期）等，关文认为：“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浪迹江湖的行医先生，还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浪游之老残与灵魂悚惶之老残叠印重合，共为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和作者的忧愤。”综观上述有代表性的评论，大致可知如今学术界对老残如何评价。
（四）对两个酷吏的研究评价
鲁迅先生《清末之谴责小说》里说：“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则摘发所谓清官者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言人所未尝言。”（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的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文㈡认为：“他写《老残游记》，目的就是要来指出清官的可恨可怕，要反对清官，他虽然也说‘赃官可恨’的话，但他说‘清官更可恨。’客观上，这就是为赃官准备藉口，为赃官辩护。……而《老残游记》却来反对清官，所以是反动的。”李文认为“《老残游记》确是写了玉贤、刚弼两个酷吏诬害于朝栋父子和魏家父女。不过被害两家都是地主或其他上层分子。关于玉贤、刚弼如何残害贫苦人民，作者根本没有反映。……而且写酷吏玉贤、刚弼又是为了衬托好官白太尊、庄宫保以为最高统治者辩护。”两论者对书中两个酷吏的描写是持完全否定和基本否定的态度的，有的评家也持此态度。
对《老残游记》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持两点论者，对小说对两个酷吏的鞭挞揭露，绝大部分都持肯定态度。大凡论述《老残游记》思想内容的书和文章，多涉及这些问题，有代表性的文章不少。如念文认为：“（两个酷吏的描写）虽然能够暴露统治集团凶残严酷的罪行，能够引起人们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故意撇开义民被害的情形不写，就是使这积极意义有了一定的限度。”许文认为：“他特别提醒大家：使人民陷于不幸和苦痛的，不只是那些无能、贪污、排斥人才的官吏，除了这些以外，也还有象玉贤那样‘能干’而嗜杀、刚弼那样‘清廉’而主观、庄耀那样‘爱才若渴’，然而不辨贤愚是非的人物。”任文认为：“他们都是酷吏。刚弼哪能说他是清官。刘鹗对清官一辞的理解，非常的片面。……刘鹗把刚弼一流人与过去的万民称颂的清官混同起来，还说什么‘清官更可恨’，是非常荒谬的。”对刘鹗的“清官”说提出异议。
王立兴评说：“刘鹗笔下的清官形象，是《老残游记》的主体部分。它的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意蕴，不仅大大超越了以前同类题材的小说，而且成为我国小说史上闪耀异彩的一株奇葩，卓然特立于晚清小说之林，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认识价值。”（注：王立兴《中国近代文学考论》之《刘鹗笔下的清官形象平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此论对该书的“清官”形象给予较高的评价。杜贵晨文章认为：“刘鹗说‘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却说错了；任先生说‘历史上……并没有把不贪赃，却枉法如刚弼一类的官吏，给了清官的称号的’，也说错了。”又说：“至于‘看重它对清官的批判’而不知它批清官部分地带有反拳民动机的，则几乎是普遍的状况。”（注：杜贵晨《评〈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齐鲁学刊》1992年第6期）此评否定了刘鹗、 任访秋关于“清官”的一个观点，认为批“清官”部分不能“毫无保留”地被肯定。这是一种独立的见解。
（五）对桃花山访贤的研究评论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作者信仰，并见于内”，主要是指此部分。其内容主要分三个方面。
对批判宋儒的研究评论
胡序认为小说中玙姑对宋儒的批判“这是很大胆的批评”，“他不惜现身说法，指出宋儒的自欺欺人，指出‘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玙姑对宋儒的批判多被评家所肯定。但有的论者认为：“这一段话全是胡扯，在当时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女性，除非她是一个不正派的女子。同时作者这段攻击程朱派理学的话，从道理上说，是正确的，但了解作者一生嫖妓纳妾的放浪生活，总感到这段话是作者借此在为自己行为辩护的话”（任文）。可见也存在不同的评论认识。
对反对北拳南革的评论
对刘鹗及《老残游记》全盘否定论者，对作者反对北拳南革自然是否定的；对此持两点论者，对这一问题绝大部分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也有持不同观点的，试举两例。
1968年夏志清文章（下称夏文）认为：“刘鹗申斥拳民和革命党人，却不能因此而视他对清朝效忠……”，“他反对非理性和无政府主义，实表示他维护文明，且非仅中国文明而已。他认定拳民的胡作妄为，起于野蛮的排外主义，其根源则为对神灵鬼怪的迷信”，“他视南方的革命党人为无神论者，要亵渎对祖先的敬拜，要破坏家庭制度，这看法也多少有事实的根据”，“对这班革命党人的破坏性估计太高了。”（注：夏志清《〈老残游记〉新论》，见《资料》）1987年陈辽文章认为：“刘鹗虽然反对义和团革命党，但又认为‘北拳南革’却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且开今后的‘文明’。……刘鹗并没有把北拳南革全盘抹煞。联系刘鹗的其它言论，他反对北拳，是反对义和团的简单排外；他反对南革，是反对革命党中的那些口头革命派；如果考虑到孙中山在进行革命活动初期也曾诋毁过义和团，刘鹗反对‘北拳南革’也并不奇怪。不过，刘鹗为所谓北拳南革之乱哭泣，无论如何是他阶级局限的落后表现。”（注：陈辽《〈老残游记〉新论》，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 夏、陈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虽不完全相同，但都对刘鹗反对、咒骂北拳南革的问题进行较为全面、客观、具体、细致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化、绝对化。
对三元甲子推测的研究评论
胡序中说：“《老残游记》里最可笑的是‘北拳南革’的预言”，“总之，《老残游记》的预言无一不错”。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诠解甚详，认为：“前三甲书中已自言亲历，可以不论。由甲辰以后迄今，有何事能与相符？可知此不过一时谈助矣。”（注：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见《资料》）夏文等对推测也是根本否定的。刘厚泽在《刘鹗与〈老残游记〉》（见《资料》）中，对此有不同的评论，认为：“谈‘三元甲子’的一段，并不是唯心迷信的虚诞神奇。”（注：刘厚泽《刘鹗与〈老残游记〉》，见《资料》）也有论者持类似的见解。至今未得一统。阿文认为：“这是毒草的部分。不但破坏了全书现实性的完整，也贬低了全书的价值。”但有的论者别有认识，说此部分增加了全书的哲学意蕴和趣味。王学钧认为：“这个部分的主题便是说教性的传道。”（注：王学钧《刘鹗与〈老残游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学钧将此部分太谷学派思想内容作了详尽的考释，有《桃花山传道释论》发表在1993年日本《清末小说》上。
此外，作者描写黄河水灾，深刻批判了不谙事故、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描写两翠沦落风尘，揭露贪官污吏贪污河款、置十几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的罪恶行径，表现了作者对灾民的深切同情。持两点论的多数评家，对此内容的评论没有根本分歧。
（六）对泰山逸云和游阴曹地府的研究评论
逸云的故事及老残地狱游，是《老残游记》二集的主要内容，评家从不同的视点有不同的评论。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认为逸云“讲‘佛法’的目的，是为了最后引到‘三教同一’上来”，“虽然是受佛教影响而设定的阴曹地府，可他的中心内容还是在说三教同一。”（注：樽本照雄《试论〈老残游记〉》，见《资料》）刘蕻认为“二集”“华云是‘发乎情’，逸云是‘止乎礼义’，两种意象组起来，恰是太谷学派最为推崇的境界之一：发乎情，止乎礼义。”（注：刘蕻《论〈老残游记〉、二集、补篇的哲学特质》，见《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5期） 周晓痴认为：“第一回至第六回……写得非常成功。通过泰山尼姑逸云的爱情梦幻曲，抒发一己入世不易，出世尤难的感慨。并从逸云身上触发在现实生活中‘曲高合寡’的孤独及颇欲霞举，‘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复杂心态”，“单就爱情题材而言……提出……惊世骇俗的观点，有认识意义和研究价值。”认为：“‘续集’第七回至第九回老残游阎罗殿及即将飞升西方极乐世界的交待是归于虚幻的鲜明表现。标志了那一时代改革家可能具有的悲剧心理轨迹。”（注：周晓痴《〈老残游记〉二集试论》，国际学术会提交）刘德平的《浅谈老残地狱游记》（国际会议提交）也有参阅的价值。王学钧在《刘鹗与老残游记》（见前）一书中认为二集：“它的主题是证禅。这也是整部小说里集中剖白作者人生观和相应的处世态度的部分，即作者所接受的太谷学派教义”，尼姑逸云是“作者的传声筒或化身，与老残和赤尤子一样。”认为梦游地狱“这个寓言，是借阎王爷对老残的审判，来达到老残的忏悔录式的自白和自辩。”认为外编残稿“则全然是另起炉灶。但是它的精神也一如初集和二集。”（注：王学钧《刘鹗与〈老残游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因为是残稿，专论甚少。二集的思想意蕴尚待深入研究探讨。
二、对《老残游记》艺术特色的研究评论
（一）写景状物方面
在这方面，鲁迅、胡适皆给予较高评价。鲁迅评说：“叙景状物，时有可观。”（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胡序中说：“《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严薇青说：“它在‘状物’方面的另一成就，是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这是对中国古典小说以人物具体行动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的传统表现手法的重大突破。”（注：见《严薇青文稿》，齐鲁书社1993年版）捷克维林吉诺娃评《老残游记》说：“几乎没有心理描写。”（注：维林吉诺娃《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见台湾、香港、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小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版）不符实际，有些言之过甚。陈辽认为：“《老残游记》的景物描写极其出色，这为读者所公认。但有些同志认为，这些景物描写，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无关，因此，不宜评价过高。”他认为：“《老残游记》中的景物描写，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是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密切联系的。”（注：陈辽《〈老残游记〉新论》，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 此论笔者认为是适当的。上述主要论文对《老残游记》写景状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有的论者在这方面的某一问题也有不同的评论。小说最令人称赏的景物及音乐描写有四段，其中的《明湖居听书》编入中学语文教材，研究其艺术特色的文章多篇，从语言学、修辞学、文艺学、美学等角度加以探讨，均给予高度评价。
（二）结构方面
张文㈡认为：“就结构说，全书很松弛。……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看，这分明是大缺点。”加拿大学者（居美）谢迪克认为：按西方小说理论要求缺乏情节和主题的统一性，但全书的感情是统一的。（注：谢迪克《〈老残游记〉英译本前言》，见《资料》）夏文认为：“这本小说结构松散，对故事的布局显然不太关心，这可能是一般批评家对它了解比较机械化的一个原因”，“他是个卓然有成的艺人……，此小说之所以缺乏后者那类完整性，与其说由于拙劣与粗疏，毋宁说作者故意如此”，“可惜他以侦探故事终结全书，却破坏了前此善为经营游记体裁的完整性。”这是一种独特的见解。笔者认为，《老残游记》是作者救国平天下方略的艺术化，因为小说所要表达的是作者救国平天下的多方面的方略，形式为内容服务，故小说难以有所谓统一的故事情节和统一的故事性叙事框架及像传统小说那样紧凑的结构。桃花山访贤几回，并非是“游离部分”，是刘鹗救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治乱世”必须标本并治，荐刘仁甫治盗防盗，这是治标，更主要的是用三教，特别是儒教“正人心”，这是治本。这便是此几回的内涵意蕴，是紧扣主题的。
（三）传统艺术的革新
时萌认为：“《老残游记》的写作艺术，可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冠”，“觉得它的描写技术、叙事方式和语言诸方面，的确流露出冲破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程式，融入西洋小说技巧的痕迹”，但“并未流露欧化的斧凿痕。”（注：时萌《〈老残游记〉艺术欣赏》，《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季桂起认为：《老残游记》在叙事方法上的变革……，其意义如下：一、它表现出中国小说开始由传统的权威叙事向人物叙事过渡；二、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统一的故事性叙事框架，促进了小说功能由“讲述”向“显示”的转变；三、它体现了中国小说由传统艺术构思向现代化艺术构思转换，带动了小说观念的变革。（注：季桂起《论〈老残游记〉的叙事方式及其变革意义》，《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亦见孔一青《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此外徐鹏绪的《论〈老残游记〉对传统长篇小说艺术形式的革新》、李茂肃的《崇尚“性灵”与艺术创新》（国际会议提交），也是集中论述此书艺术革新方面的重要文章。徐文说：《老残游记》运用游记散文的笔法，对自然景物进行细微描写，其小说中大段的心理描写，长篇的对话和独白等，都是传统小说所没有的，这些非情节的成分，对于传统小说的艺术形式都是破坏性因素，具有革新的意义。李文说：“一位外国学者说：‘刘鹗的作品代表了清末小说的一个典型倾向；本民族的传统方法与受西方启发的创新方法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中国小说史上享有特别而又重要的地位。’”这些评论都是切中肯綮的，指出刘鹗在艺术上的创新和开拓精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语言方面造语新奇、生鲜活美，为评家所称赞，对此皆无异议。孔一青《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曾引用季、徐等文章的有关论述说明这方面研究的进展。
三、对刘鹗的研究评论
四十五年来对刘鹗的研究评论，大致分三个时期，这与对《老残游记》研究评论一样。
（一）五六十年代对刘鹗的研究评论
胡序中评价刘鹗时说：“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到底应如何评价刘鹗？这在五六十年代有过激烈的争论，针锋相对，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全盘否定和几乎全盘否定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张文㈡认为“刘鹗的汉奸之名，我想不会冤枉的。”接着念如、严薇青等学者发表文章，主张从正反两方面评论刘鹗，不同意张文对刘鹗几乎全盘否定的评论。于是学术界又有人针对着上述主张进行激烈驳击。尺松认为：“刘鹗根本不是个维新派，而是个洋务派。刘鹗是个地道的汉奸，根本就没有什么进步的一面。”（注：尺松《不能为刘鹗的卖国言行辩护》，1964年第6 期《文史哲》）此论是直指严文的。还有李文等，对刘鹗及《老残游记》都是全盘否定的，激扬文字，论争甚烈。
从正反两方面看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编的《中国文学史》（修订本）认为：“把刘鹗说成汉奸是不公平的，从现存史料上看，他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改良思想的爱国的封建官吏，主张维新图强，又充满忠君仁政的儒家观念”，“与卖国殃民的汉奸是有原则区别的。”
针对两篇张文，念、劳、许、刘、严诸文都主张从正反两方面评论刘鹗。刘文认为：“刘鹗乃是一个好心的政治家，只是由于阶级出身和历史限制，使他不能摆脱贵族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偏见，把他全部希望寄托在封建主义的‘仁政’上，因而他对义和团的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存在着敌视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确实是对于人民的生活寄与深刻的同情，以及痛苦沉思着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道路。”严文认为：“既然肯定他在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当然他有反动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只谈反动一面，这是“不全面”、“不公允”的，主张“客观地、全面地、具体地”“讨论和分析”，给以“适当的评价”。接着“文革”的洪流，“极左”的思潮，更不容有不同意见，不仅刘鹗及《老残游记》，恐连持两点论的论文作者也一并归入“牛鬼蛇神”。这一时期对刘鹗评论的特点是全盘否定、几乎全盘否定的多，一些虽是两点论的文章，否定的成分也比肯定的多。
（二）“文革”后到1986年对刘鹗的研究评论
1978年发表时萌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文章，认为：“刘鹗确是封建制度的抱残守阙者，他为王朝的残局而忧伤。痛感那奉天承运的王朝竟被糟踏到如此百孔千疮，因之他恨极那‘血染顶珠红’的酷吏……，因之也同情那如处水火不如鸟雀的遍地哀黎。”（注：时萌《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一些看法》，《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种评论，虽针对晚清谴责小说而发，但同时也是“文革”后对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评价。以后逐步兴起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的热潮，直到1986年笔者所见有关论文就有80篇以上。
1981年任文（见前）认为：“刘鹗的思想从其主流来看，是不足取的，是需要加以揭露和批判的。”时萌的《刘鹗论》（注：时萌《刘鹗论》，见1983年《江海学刊》第3期）、严薇青的《刘鹗评传》 （注：严薇青《刘鹗评传》，见《严薇青文稿》，齐鲁书社1993年版）等，都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刘鹗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这一时期的多数论者认为刘鹗好坏参半，肯定的成分渐多。
（三）1987年以后的刘鹗研究评论
这方面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促成1987年全国首届刘鹗及《老残游记》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开辟了刘鹗研究的新阶段。江迅说：“刘鹗是否‘汉奸’，这个长期来悬而未决的争论，这次会上有了定论，他虽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却是位在经济领域内失败的改革者，有远见的实业家先驱，更是一位在文艺领域中成绩卓著的改革者。”（注：江迅《刘鹗嫡孙续写〈老残游记〉》，1988年6月18 日《文汇报》）“汉奸”的帽子被彻底摘除。蔡铁鹰、陈民牛在《首届刘鹗与〈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述评》中说：“他的经济思想却表明他对晚清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以开矿筑路、举借外资等等为中心的经济措施也都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注：蔡铁鹰、陈民牛《首届刘鹗与〈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述评》，见《明清小说研究》 1988年第3期）刘鹗极力主张借外款，利用外国技术开矿筑路，这是被人视为“汉奸”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今天改革开放，经济理论的发展，价值标准的变化，思维观念的改变，对刘鹗的经济思想和活动才有全新的评价。这是非常重要的突破。讨论会对刘鹗的政治定性也是如此。陈辽文章认为：他是“失败的改革者”，“成功的文艺、学术领域的开拓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晚清新型的知识分子”（注：《刘鹗新论》，见陈辽《刘鹗与老残游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郭著认为：“刘鹗：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总起来看，刘鹗的一生是一个时代的先觉者在文艺上、学术上和事业上探索的一生，是一个充满爱国情泪的知识分子面向现实、力图以实业救国的一生，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的一生。”这以后，一直到1993年的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研究刘鹗方方面面的论文几乎都有，对其成就，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均给予较高评价，体现了对刘鹗研究的多方位格局。
总之，四十五年来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是同步的，相互交织的。三个时期评论各有特点：五六十年代，全盘否定、近于全盘否定的多，两点论的多数文章否定成分也较多；“文革”后到1986年，瑕瑜互见的评论多，由瑕多向瑜多转化；1987年以后的评论瑜多瑕少，充分肯定，实事求是。可见其研究评论演化的轨迹。
四、四十五年来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取得的成绩及不足
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研究，视野较狭窄，多用社会学分析模式，方法较单一，对刘鹗及《老残游记》进行的多是所谓政治图解式的研究；“文革”后至今拓宽了研究的范围，思维不断深化，理论观念也演变发展，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其成绩表现如下四个方面：
（一）领域拓宽，横向扩展
五六十年代，据刘德隆等编《资料》所辑录的26篇研究文章，其中的16篇论文是对刘鹗及《老残游记》如何评价的论争文章，占彼时研究文章的60%以上。其余多是些资料性质的。此时出版了魏绍昌的《老残游记资料》（注：魏绍昌《老残游记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为学术界研究提供了方便。
“文革”后到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对刘鹗是个什么样的人和《老残游记》是部什么样的书继续研究外，研究领域有很大的拓展。1.有对刘鹗生平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了蒋逸雪的《刘鹗年谱》（注：蒋逸雪《刘鹗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注：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版）、刘德隆等著《刘鹗小传》（注：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小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德隆等编的《资料》，郭长海发表《刘铁云杂俎》（注：郭长海《刘铁云杂俎》，日本《清末小说》1991年14号）、樽本照雄发表《刘铁云与日本人》（《银川师专学报》译文）等，为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出了很大贡献。2.有对刘鹗实业活动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刘昆、王玉国《主观唯心主义的生动表现》、李伟的《刘鹗的实业思想》、程家芬的《刘鹗先生与南京浦口地皮公司》（国际会议提交）、庄月江《刘鹗在上海经商》（注：庄月江《刘鹗在上海经商》，1984年7月8日《解放日报》）等。3.有对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的研究。主要论文有严薇青的《刘鹗与太谷学派》（注：严薇青《刘鹗与太谷学派》，《严薇青文稿》，齐鲁书社1993年版）、盛成的《关于〈老残游记〉》（下称盛文）（注：盛成《关于〈老残游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 朱禧的《刘鹗〈老残游记〉太谷学派及其他》（国际会议提交）。1992年首届太谷学派学术讨论会，对此问题也进行了重点讨论。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必将促使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深入发展。4.对刘鹗诗文、日记、书信、评语等的研究。有陈辽的《刘鹗的诗歌创作》、《刘鹗笔下的刘鹗》、刘蕙孙标注的《铁云诗存》（注：刘蕙孙标注《铁云诗存》，齐鲁书社1980年版）、时萌的《铁云诗漫评》（注：时萌《铁云诗漫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期）、 刘瑜的《从〈风潮论〉看〈老残游记〉》（注：刘瑜《从〈风潮论〉看〈老残游记〉》，国际学术会议提交，日本《清末小说》1994年17号）等。五六十年代，对其诗文、日记、书信等均很少有专论进行研究。5.对《老残游记》初集、二集写作发表的情况和外编残稿写作时间的考证和研究。五六十年代有魏绍昌的《〈老残游记〉残稿》、《李伯元与刘铁云的一段文字案》、《〈老残游记〉续集的一段内幕》（注：魏绍昌三篇文章皆收入《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1949—197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都是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文革”后发表了时萌的《〈老残游记外编〉残稿的写作年代考》（注：时萌《〈老残游记外编〉残稿的写作年代考》，1983 年3月15日《光明日报》）、樽本照雄的《关于〈老残游记〉外编残稿的写作年代》（注：樽本照雄《关于〈老残游记〉外篇残稿的写作年代——与时萌先生商榷》，1983年4月12日《光明日报》）、刘蕙孙的《我所了解的〈老残游记〉外编残稿》（注：刘蕙孙《我所了解的〈老残游记〉外编残稿》，1983 年5月10日《光明日报》）、魏绍昌的《谈谈〈老残游记〉的写作刊印情况》（注：魏绍昌《谈谈〈老残游记〉的写作刊印情况》，1983 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张纯的《关于〈老残游记〉外编残稿的写作时间》（注：张纯《关于〈老残游记〉外编残稿的写作时间——与刘蕙孙先生磋商》，《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等。 初集移刊《天津日日新闻》始刊于何时尚待考证。日本学者樽本照雄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天津日日新闻》找到《老残游记二集》，其刊载日期为光绪丁未（1907年）阴历七月初十日至十月初六日止，解开了多年的疑团。外编的写作时间，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写于1907年，具体的日、月难考。“早已不知下落的九回剪报本”如今保存在刘鹗孙子刘厚康（大经之子）手中（详见刘厚康《刘鹗先生生平几件事的澄清》（国际学术会提交））。刘德隆等编的《资料》为研究者提供较为详尽的版本目录。郭著说：“在国外也有英、法、德、俄、日、捷、匈、朝鲜八种文字的19种翻译本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八十年来即有130种版本行销世界。”6.有对作者及小说内容的考证。严薇青对小说中有的人物、名胜古迹、居名、店庄、楹联等多有考证（注：见《严薇青文稿》，齐鲁书社1993年版）。日本樽本照雄《〈老残游记〉中人物塑造的问题——关于玙姑》（注：樽本照雄《〈老残游记〉中人物塑造的问题——关于玙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和盛文对玙姑都有考辨。王子淳的《试说玙姑》（注：王子淳《试说玙姑》，《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2期合刊），进一步肯定玙姑的生活原型是李素心，为李龙川的侄女。严薇青考证说：“旧传刘、袁（世凯）在张曜幕中结怨之说不可信”（注：严薇青《重视资料 深入研究》，见《严薇青文搞》齐鲁书社1993年版），学术界尚待研究考证。7.其他方面的研究。音乐方面，有刘德隆、刘德平的《刘鹗与音乐》（注：刘德隆、刘德平《刘鹗与音乐》，1983年1月31 日《解放日报》）等；甲骨方面，有柳曾符的《刘鹗与甲骨学》（注：柳曾符《刘鹗与甲骨学》，1983年7月26 日《镇江市报》）等；行医方面，有魏宗荣的《〈老残游记〉里的医疗活动》（注：魏宗荣《〈老残游记〉里的医疗活动》，1980年6月12 日《健康报》）等；治河方面，有刘蕙孙、刘德音的《刘鹗治理黄河理想的初步探讨》（国际会议提交）等；哲学方面，有刘蕻的《论〈老残游记〉、二集、补篇的哲学特质》（国际会议提交）、刘瑜《论刘鹗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注：刘瑜《论刘鹗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等。
美籍华裔学者马幼垣在《刘鹗》中说：“（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知识的介绍均有贡献的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和慈善家。”（注：马幼垣 《刘鹗》，见《资料》第315页）笔者除未见有人对他数学方面成就的研究成果外，其他方面学术界均有人研究和评论。研究领域横向大拓展，几乎达到方方面面。
（二）革新研究方法，拓展思维空间
有的论文仍用社会学方法评价《老残游记》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等。如蔡铁鹰的《寓言的暗示：〈老残游记〉与晚清社会思潮》（注：蔡铁鹰《寓言的暗示：〈老残游记〉与晚清社会思潮》，《淮阴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等；有的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如葛乃福的 《〈老残游记〉与〈格列佛游记〉比较研究》（国际会议提交）；有的运用心理学方法，如刘瑜的《论〈老残游记〉的创作心理动机》（注：刘瑜《论刘鹗〈老残游记〉的创作心理动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2期合刊）等；有的用美学的方法，如时萌的《〈老残游记〉艺术欣赏》（注：时萌《〈老残游记〉艺术欣赏》，见时萌《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等。另有一些论文是几种方法、跨学科知识的兼用、相互交织和渗透的。以上这些都体现了研究模式的突破，研究方法的革新。运用新方法开拓思维空间，使思想认识深化，而不是标新立异、故弄玄虚。这表明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有了显著的进展。
（三）多层面多角度研究，纵向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对《老残游记》的研究是多层面、多角度的。有人从语言的层面进行研究，如刘琦的《〈老残游记〉语言艺术漫谈》（国际会议提交）等；有从修辞层面进行研究的，如李庆瑜的《〈明湖居听书〉修辞简说》（注：李庆瑜《〈明湖居听书〉修辞简说》，《中学文科教学参考资料》1982年第9期）等；有从意象的层面进行研究的， 台湾李瑞腾的《〈老残游记〉的哭泣意象》（国际学术会提交）等；有从潜隐的层面研究的，如李士金的《〈老残游记〉深层的象征意蕴》（注：李士金《〈老残游记〉深层的象征意蕴》，《淮阴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 、荣斌的《哭泣甚痛为补残》（注：荣斌《哭泣甚痛为补残》，国际学术会议论文，《东岳论丛》1993年第4期） 、刘德隆的《刘鹗的梦说》（注：刘德隆《刘鹗的梦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4期）等；有从审美的层面进行研究的， 如李如鸾的《〈老残游记·鹊华桥畔〉欣赏》（注：李如鸾《秋光山色最宜秋——〈老残游记·鹊华桥畔〉欣赏》，见《阅读与欣赏》古典文学部分（四））等；有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层面进行研究的（见前），等等，也表明《老残游记》研究的深入，向更深的层次掘进。
（四）长足进步，硕果喜人
四十五年来，出版了两种年谱、两部资料、一本小传、两部专著、一本标注《铁云诗存》、严薇青《老残游记》新注本等（均见前）。笔者所见，总计发表论文180篇左右（包括国际学术会提交）。 “文革”后的论文约为文革前的六倍，出版的专著资料，约为“文革”前的八倍。董正春《略论严薇青先生对刘鹗和〈老残游记〉研究的贡献》说：“（严薇青）对刘鹗和《老残游记》的研究贡献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赞誉和肯定。”还有些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成绩令人瞩目和称扬。国际上，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刘鹗及《老残游记》，取得了一些成绩，以日本樽本照雄最为突出。此外还有加拿大人哈罗德·谢迪克，德国屈汉斯等。近些年来加强了中外学术交流，对研究颇有裨益。“文革后”至今，学术界思想解放，理论更新，百花齐放，成果喜人。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的长足进步，如今正形成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研究的新格局，横向拓展，纵向深化，正在形成开放的体系，封闭的体系已经解体。
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虽成绩斐然，但也存在着不足。有人说《老残游记》是“做官教科书”，有人说是“做学问做人的教科书”，有人说“是政治小说”，有人说是“文化小说”，有人说是“传道的书”，其说纷纭，见仁见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与其说评家的视角不同，不如说论者对《老残游记》这部小说思想底蕴尚未完全把握。换句话说，这部小说思想内容的神秘面纱，尚未彻底揭开，尽管现代和前人做了许多宝贵的工作。刘鹗是太谷学派第三代主要传人之一。他给黄葆年的信中说：“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二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潜移而默运之”（注：刘鹗《致黄葆年》，见《资料》第300页） ，太谷学派的宗旨教义思想必然反映到小说中来。太谷学派的宗旨教义思想到底是什么，目前尚不甚清。太谷学派的研究制约着刘鹗及《老残游记》的研究，因此必须加强对太谷学派资料的发掘、搜集、整理、研究，随着其宗旨教义思想的逐渐明朗，终将识得《老残游记》的“庐山真面目”。
此外，研究方法的革新是十分重要的，并非附庸时尚。用文艺学的多种方法来研究刘鹗及《老残游记》，只是刚刚开始。有些方面运用了新方法进行研究，论文各只是一两篇，或两三篇，有些方法尚未得到运用。文艺学方法十多种，对刘鹗及《老残游记》的研究，大多可派上用场。晚清国家民族濒临灭亡的边缘，刘鹗殚思竭虑，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主张实业救国，又不被人理解，反被诬蔑为“汉奸”，其内心是何等愁闷痛苦，不得不以笔做喉舌，哭泣甚劲。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刘鹗的内心世界、创作动机、作品的心理内涵等，不失为一种好的研究方法。又如这部小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鲜明的哲学色彩，我们用文化学、哲学的方法深入研究，必有令人兴奋的前景。上述方法同其他方法一样，对拓展思维空间，大有益处。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国际刘鹗及《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均已召开过，这是学术交流的一个渠道。国外、港澳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大陆来，一般情况下，一是不太多，二是较缓慢；我们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发表、出版也不及时，这都不利于学者的吸收和借鉴。笔者认为这部小说包涵的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很丰富，需要国内外的学者携起手来，在过去的基础上再做许多艰苦的工作，才有可能写出更高水平的研究著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