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新时期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效地保持社会稳定，是当代世界上各个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也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综览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深刻反思我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的基础上，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深刻论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深谋远虑、高屋建瓴的治国谋略，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邓小平社会稳定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指导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深入探讨和把握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对于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
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内在地熔铸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中国的传统智慧、时代的本质特点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首先，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创立的。在当代，和平与发展同时都成为时代的主题，这绝不是偶然的。世界和平意味着有了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而这正是当代各个国家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无数历史事实说明，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局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更不可能谋得现代社会的发展所特别需要的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促成了国际社会反战情绪的普遍高涨，使得再也没有发生过世界性的大战，国际政治局势一直表现出一种整体上和平的态势。正是在这样一种整体上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发展在战后也迅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但是，所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仅仅是就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整体态势而言的。实际上，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与当代世界整体上和平的国际政治局势相伴随的，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不断地产生着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及其引发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此起彼伏的冲突和战争。虽然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一直被各种力量限制在一定的级别和范围之内，但它们不仅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且也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正是基于对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刻认识，邓小平一方面反复强调世界和平即国际政治环境的稳定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并明确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各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认为“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其次，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普遍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战后以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都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并在致力于发展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制度、结构或体制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改革。但是，这些国家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上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一方面，改革和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又往往会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失稳。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种社会失稳又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即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而变得更加难于防范。正是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特别关注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保持社会的稳定。他曾多次指出：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因此，“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而针对造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失稳的外来因素，邓小平一方面注意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权政治和“和平演变”的阴谋，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呼吁和努力寻求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认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的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再次，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深刻地总结了近百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早在19世纪中、后期，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以后，中国就曾被迫启动了防御性的现代化。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余年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连不断的军事侵略和武力干涉，一次又一次地冲断了中国原本也只是初步启动了的现代化进程，并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与此相联系，及至20世纪初，中国迟迟还没能向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过渡，内部四分五裂，内战频繁不断。长期的内忧外扰、战火延绵的社会动乱局面，终于使中国在近现代世界上大大落伍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最初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自1958年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并最后陷入了“文革”期间长达十年之久的全面内乱，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这场自己乱自己的运动，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也使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再一次在极其关键的时期受到了延误。可见，正是内、外社会环境的不稳定，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痛失了现代化发展的良机。也正是基于这一惨痛的教训，邓小平特别强调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最后，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既充分地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智慧，又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的统治者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治国谋略，这些治国谋略经古代的一些思想家的理论提升和系统阐发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国思想。在这些治国谋略和治国思想中，有许多内容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例如，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重民”、“贵民”、“惠民”、“安民”、“教民”、“富国”、“强国”、“以礼正国”的思想，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就充分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治国谋略和治国思想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当然，这些合理因素在邓小平社会稳定思想中是经过了唯物史观的改铸的。比如说，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也极为“重民”，他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提出过由“安政治”而“安民”的主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又亲手为中国设计了一条富民的道路，认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能否有效地保持稳定，关键要看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能否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邓小平社会稳定思想中的“重民”、“安民”、“富民”主张却是以群众史观为基础的，是以确认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不仅如此，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还处处显示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高超运用。例如，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是贯穿于邓小平社会稳定思想的核心问题，而在论述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时，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另一方面又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方面强调“要讲究稳妥”，另一方面又强调“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一方面强调发展过程中的“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另一方面又强调不改革开放就只有死路一条、改革开放的步子慢了也会贻误发展的时机。所有这些都说明，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吸收了中国传统治国谋略和治国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但又与这些治国谋略和治国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它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二
邓小平社会稳定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党建、外交等各个方面，贯穿于邓小平思考和设计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不同时期的讲话和报告中。其最基本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社会稳定概念及其基本内容的科学阐释
虽然邓小平并没有留下专门论述社会稳定问题的文章或专著，也没有为他经常使用的社会稳定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根据他关于社会稳定问题的大量论述，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把握到他对社会稳定概念所作的科学阐释。在他那里，所谓社会稳定，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稳而不动、静止不变，而是指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亦即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和可控性状态，它是与社会生活的严重波动和动乱等失序、失控状态根本对立的。
邓小平认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社会稳定都包括国内社会的稳定和国际环境的稳定两个方面，即“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其中，国内社会的稳定又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治局势稳定。关于政治局势的稳定或政局稳定，邓小平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曾有过许多不同的具体表述，如“政治稳定”、“政治安定”、“政治形势稳定”、“政治环境安定”等，但更多地还是把它称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诸方面的社会稳定中，邓小平尤其重视和突出强调政治局势稳定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在邓小平看来，政治局势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的稳定，即党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因而能够坚定、有力地领导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二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稳定，而“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三是国家的政治职能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即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广泛的权威性，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畅行无阻，能够得到坚决的执行；四是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而团结不仅包括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而且也包括各地区之间、各部门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各人民团体之间、各政党之间及其内部的团结，特别是执政党内部的团结。
第二，经济形势稳定。在邓小平那里，所谓经济形势稳定，是指“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亦即经济的稳步、持续增长。如果说政治局势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并对其他领域社会生活的稳定具有主导作用的话，那么，经济形势稳定则是整个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缺少这个物质基础，就难以维持政治局势的稳定，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长远的社会稳定。所以，邓小平指出：“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在他看来，经济形势稳定应具体落实在如下方面：一是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二是宏观经济调控灵敏，即“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三是经济政策具有连续性，特别是“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一总的经济政策要长期实行下去；四是经济建设的配套措施健全，如逐步增加科技和教育事业投入、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后逐渐达到共同富裕、适时进行价格和工资改革，等等。
第三，思想情绪稳定。思想情绪稳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心稳定，亦即邓小平所说的全体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局面。邓小平认为，思想情绪稳定并不与思想解放相矛盾，恰恰相反，它既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目标。邓小平经常讲到的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思想情绪稳定与思想解放的关系。他指出：“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在邓小平看来，思想情绪稳定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政治思想得到了有效的范导，即人们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如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观念、勤劳致富的观念、乐于奉献的观念、遵纪守法的观念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念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三是社会心理安适，也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在心理上具有安全感，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生活感到舒心、满意并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四，社会秩序安定。在邓小平那里，社会秩序安定主要是指社会成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井然、人们能够安居乐业。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社会秩序安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社会风气正常。邓小平认为，“讲风气，无非是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与此相应，要树立一种好的社会风气，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只有首先搞好了党风，我们才能形成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有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经受得住。二是社会治安状况良好。邓小平指出，社会治安的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因此，要大力整治社会的治安状况，努力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及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2.对影响社会稳定诸因素的深刻分析
邓小平之所以高度关注社会稳定问题并通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命题把社会稳定置于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它们时时都在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阻滞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在邓小平看来，这类不稳定因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威胁。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种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并力图把中国导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重大波动和动乱，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所致。而作为我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内的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这种“和平演变”战略的代言人。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针对1989年出现的严重政治风波和动乱，邓小平又更加明确地说：“今年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348页。）
第二，林彪、“四人帮”在组织上、思想上的遗毒及各种社会犯罪分子的蓄意破坏。1980年初，邓小平指出：“现在还有不安定的因素。‘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残余的能量，否则就要犯错误。”（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217页。）此后，邓小平也多次告诫全党要密切注视这类不稳定因素。例如，1983年在谈到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诸种表现时，邓小平指出，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即在十年动乱中追随林彪和“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第三，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就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发表过许多讲话，认为这是使党脱离群众、可能使一些社会矛盾激化的不稳定因素。1979年，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中，邓小平指出：“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在分析1986年底学生闹事的原因时，邓小平多次说过，这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兴风作浪的结果，但也不能轻视党内一些人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不正之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在谈到1989年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和动乱时，邓小平又指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第四，改革必然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失误。在当代，改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改革过程中都普遍地在存在着种种不稳定的因素。邓小平当然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就中国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作过许多论述。一方面，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在变革旧的体制的同时，也必然改变人们过去长期习惯了的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利益关系或利益结构的调整，不仅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而且还会带来人们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不同地域之间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类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就可能使一些社会矛盾激化。也正因如此，所以邓小平指出，尽管我们在改革中只能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要“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和先例可循的，“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与上述其他的不稳定因素不同的是，这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对于一个致力于改革的社会来说往往是难以避免的。
3.对如何保持社会稳定问题的全面论述
面对我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稳定因素，我们应该怎样来保持社会稳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整个邓小平社会稳定思想的内核，也是邓小平思考社会稳定问题的终极理论指归。
在邓小平看来，保持我国社会稳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多方面来着手和进行：
首先，坚持和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努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实现我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最根本的途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确实会带来种种不稳定的因素，但不改革开放就只有死路一条，改革开放的步子慢了也会贻误发展的时机。“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能为社会的长久稳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1984年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时候，邓小平就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动乱以后，邓小平还是强调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当然，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改革开放本身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的克服。例如，针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失误，邓小平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而针对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则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并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总之，邓小平认为，克服各类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最关键的还要靠经济的发展，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政治前提和思想保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政治法宝。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页。）邓小平指出，一些国外、境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集中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在亲自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多年中，每当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重大关头、出现各种不稳定因素时，邓小平都及时地提醒、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邓小平看来，只要我们牢固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社会的稳定就有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保障。
再次，坚持不懈地开展标本兼治的反腐败斗争，这是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邓小平认为，反腐败不仅关系在我们的社会风气能否向好的方向转变，甚至关系到我们整个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于腐败问题，“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7-358页。）“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因此，邓小平指出，对于腐败现象，决不能“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一定要从快从重地予以制裁。同时，邓小平认为，反对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即既要对各种腐败分子进行严惩，更要从整体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最后，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是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邓小平指出，有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就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邓小平还指出，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否则，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可能达到保持社会稳定的目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不仅我国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需要运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予以制止和打击，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也需要运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予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此外，邓小平认为，要保持我国社会的稳定，还必须大力加强和不断改进、完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说：“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他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自觉地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的思想来教育人们，用正确的舆论来引导人们，用优秀的作品来鼓舞人们，使我们的人民、学生、全体干部和党员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页。）
三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过程中，着重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概括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三年来我们党所积累的基本经验之一，并在论述这条基本经验时指出：“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这条基本经验就是在邓小平社会稳定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它既内在地体现着邓小平社会稳定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又凝结着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新的理论创造。作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对邓小平社会稳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条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邓小平早就论述过稳定对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357、348页。）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实践，江泽民同志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更为明确地提出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江泽民同志指出：“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三年来，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我们始终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稳定这个大前提，是我们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一基本经验的首要方面。
2.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改革和发展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它们有可能引起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稳。因此，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时，必须注意消除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努力做到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始终注意适应国力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发展不平稳，国家的财力、物力还不充裕，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基本国情和重要现实。如果一边是大量的矛盾和问题，一边还要一个劲地加足马力，那是承受不了的，是要翻车的！做任何事情，不能只顾局部利益，而不考虑整体利益，不能只考虑一时一地的经济发展，而不注意整个经济社会全局的稳定和发展，不能只单纯地算经济账，而不同时算社会账、政治账。各项改革和发展，都要分清轻重缓急，统筹安排，不要一下子铺开。要先务当务之急，不搞不急之务。对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要及时妥善地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而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内部团结。（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16页。）总之，“要把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是我们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一基本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3.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稳定
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不稳定因素，并不表明改革和发展与社会稳定是相矛盾的。实际上，这种稳定难题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的历史现象，其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较低。从长远来看，改革和发展与社会稳定是根本一致的。而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根本一致性，不仅表现为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而且也表现为改革和发展是实现稳定的基本途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下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我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清楚地表明，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落后就要挨打，财大才能气粗。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有分量，支持我们的朋友才会更多。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这里”（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因此，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稳定，是我们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一基本经验的又一重要方面。
4.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基本原则
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所以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成功地运用了这一领导艺术，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三个重要基本原则，它们是我们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一基本经验的最集中的体现。
第一，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大前提，改革和发展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此，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时，必须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把保持稳定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邓小平早就多次阐述过“稳定压倒一切”的道理。江泽民同志则不仅进一步指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原则”（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而且把“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作为我们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这一基本经验的关节点来加以强调。可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是我们党处理全部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首要基本原则。
第二，灵活运用适度的原则。适度的原则，也是我们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运用适度的原则来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就是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实践证明，我们党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要始终遵循这个方针，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统观全局，精心谋划，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可以说，灵活运用适度的原则，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的具体体现。
第三，把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重要结合点。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关键是要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也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只要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我们就一定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和矛盾，即使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好办。而要赢得群众的拥护，最根本的是要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努力使广大群众共同享受到改革发展稳定的成果。把实现和维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重要结合点，是我们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基本原则，它体现了我们党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根本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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