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艳[1]2016年在《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股权激励效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企业制度两权分离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中,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是现代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如何有效的激励管理者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成为了公司治理领域一直探寻的重要课题。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激励高管的中长期激励工具,它将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被全世界各大公司广泛采用。事实上,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股权激励在一定情形下会成为高管为自身谋取利益、侵蚀股东利益的工具。关于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究竟是降低还是加重了代理成本在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统一意见。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参与者,凭借其资金规模、信息收集与处理、专业分析与丰富经验等优势,具备监督高管参与公司治理的条件。在此背景下,亟待研究机构投资者能否在股权激励中发挥治理作用,提升股权激励效果。同时,随着中国机构投资者队伍的逐渐壮大,机构投资者是否充当公司治理角色本身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与股权激励效果关系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从而,本文以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股权激励效果研究为主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能满足迫切的现实需要。围绕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机构投资者持股与高管股权激励效果研究,不可避免的需要对如下叁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子问题展开研究:一是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实际效果如何?二是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机构投资者是否具有吸引力?叁是在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后,机构投资者持股是否对股权激励效果产生积极影响?针对以上研究问题,首先,本文选取2009-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且至2015年底仍在实施状态中的公司为样本,并采用PSM模型,以2009-2015年的指标数据来研究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效果,并对公司性质、股权集中度以及激励方式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其次,在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是否能提升对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问题研究中,采用以非参数Wilcoxon秩检验为主、参数T检验为辅的检验方法,以及根据激励方式、有效期、激励强度、实施状态和公司性质等因素,对这一子问题的影响进行检验。最后,通过带交互项的面板模型,对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关系,以及机构投资者的类型和持股比例差异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结论为: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显着的提升公司绩效,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且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着吸引机构投资者增持公司股票,在此结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发现,机构投资者在股权激励中发挥显着的治理作用,提高股权激励效果。由此说明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能够促进股权激励机制更加有效的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同时也能够促进股权激励制度的完善和中国资本市场中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为:在研究内容上,针对学术界与实务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股权激励制度的推动对资本市场中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问题,本文特别关注机构投资者在股权激励中的治理作用,在现有研究关于机构投资者与股权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问题尚不多见的背景下,本文研究机构投资者在股权激励中是否发挥治理作用,本研究重要研究成果是发现了机构投资者在股权激励中能够发挥显着的治理作用,促进股权激励机制有效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改善中国资本市场中公司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找到能够提升股权激励效果的有益因素。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机构投资者与股权激励关系研究领域的内容,同时也对中国股权激励机制的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以及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等实践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在研究方法上,相比较而言,在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上更符合研究问题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本文采用带交互项的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并根据本文样本数据特性,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模型的参数;另一方面,本研究更关注股权激励样本的选取,以及样本选取的有效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来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所得结论更可靠。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侧重从公司治理视角来看机构投资者和股权激励效果问题,研究机构投资者在股权激励中的治理作用。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发展壮大与股权激励机制的完善是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改善的两大重要内容。现有研究中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机构投资者与股权激励效果关系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结论一方面,为完善股权激励机制找到有益因素,推动股权激励机制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机构投资者以及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治理作用的探讨,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队伍提供现实指导。
高帅[2]2016年在《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司治理结构、多元化一直是管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为改善企业绩效表现,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或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得到越来越多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重视。在此背景下,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和多元化问题,可以为房地产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制定公司转型升级战略提供依据。论文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基于既有研究和现实问题,论文针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特点,构建了“公司治理结构、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从微观、综合和考虑公司治理结构/多元化内生性角度分别考察并实证探索“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2007-2014年的房地产上市公司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并提出应用建议。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在房地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显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有显着的溢价效应;在控制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性影响后,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溢价效应更为显着。(2)房地产上市公司各种类型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不同程度的折价效应。其中,区域类型多元化的折价效应最小,行业类型多元化折价效应最大;多元化综合水平越高,折价效应越显着;在控制了多元化的内生性影响后,多元化的折价效应越发显着。(3)在房地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多元化具有中介效应,但与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相比,多元化的中介效应并不明显。为提升房地产上司公司的绩效,论文建议:(1)优化房地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体措施包括:推进国有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私有化改革,适当提高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势力;保持现有的董事会规模,适当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及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次数;从薪酬和持股比例两个方面增加高管激励。(2)鉴于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折价效应,房地产上市公司应慎重选择多元化发展战略。如果必须选择多元化转型方案,建议按照区域多元化-产品类型多元化-行业多元化的路径逐步推进,以使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最小化。(3)结合宏观经济及行业发展特点,统筹考虑房地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多元化战略,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同时,制订合理的转型升级方案,强化企业绩效提升的力度。
曾晓玲[3]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初,国内外资本市场内大量的会计信息丑闻被揭露,这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很多国家纷纷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来保证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理论上,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都是基于代理问题所产生的制度装置,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产权基础,也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最核心部分。本文立足于我国资本市场,对我国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特别是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进行探索与研究,为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政策制定依据。首先本文在参阅了大量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综述了国内外关于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关系的研究方法,提炼出了研究结论。系统论述了公司治理和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基础理论。其次深入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点和会计信息质量现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虚设,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国家作为最终所有者缺乏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导致了我国会计信息需求主体的缺失。股权结构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配套,为虚假会计信息提供了滋生土壤和生存空间。然后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提出假设,建立回归模型,选取2005年沪市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社会法人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而流通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不显着。最后本文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我国完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对我国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发展资本市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小波[4]2007年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非理性担保、过度投资、大股东资金占用、不当关联方交易等现象相当严重,这些情况的存在增加了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不稳定性,是财务风险的重要成因。仔细分析这些现象可以发现,股权结构安排是导致其出现的原因之一,从而也间接地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风险形成的重要来源。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财务风险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作用。从理论上分析,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体系的产权基础,它首先决定了公司的控制权结构,进而决定了其内部治理机构的构成和运作,并通过内部治理机构对整个公司治理的效率产生影响。在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有其特殊性,不同类型股东之间行为可能会产生异化和冲突,并进一步导致财务风险的产生和扩大。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则表明:流通股比例、非流通股比例与财务风险的相关性都不显着,流通性所造成的市场割裂,使得控制权市场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国有股比例与财务风险显着负相关,反映出国有股具有一定维持公司经营稳定性的积极作用;法人股比例与财务风险不相关,其未能发挥出在公司治理中应有的作用;管理者持股比例较低,与财务风险的相关性也不显着;社会公众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有限,与财务风险不相关。外资股比例与财务风险水平显着正相关,未能发挥其积极治理作用。股权集中度与财务风险水平显着负相关,表明较高的股权集中度是一种相对有效的股权安排。股权制衡尚不能起到改善治理的作用,其与财务风险水平显着正相关。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措施优化股权结构以控制财务风险,包括:完善不同类型股东的权利、适度减持国有股比例、加强和规范发展机构投资者、培育股东权利正常发挥的制度环境。
李凤美[5]2007年在《财务治理权配置与资本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过于强调资本结构对控制权机制的影响，控制权是公司财务治理权配置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财权配置模式反过来对企业资本结构也会产生一定作用。本文试图从财权配置角度，利用产权理论、契约论、代理理论等理论工具，去研究在企业业已形成的资本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财务治理权的合理配置来促进资本结构的优化。本论文对财务治理权配置和资本结构的本质进行了阐述。指出财务治理的任务就是通过剩余财权的最优配置去克服企业契约中因契约不完备所造成的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资本结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要求权问题，资本结构的优化就是通过完善各种契约关系促使股权的边际代理成本等于债权的边际代理成本。财务治理权配置与资本结构优化的目标都统一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并且财务治理权的合理配置会促进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本文重点分析了财务治理权不同配置模式下的资本结构的形态及对公司行为的影响，从而提出优化资本结构的思路在于完善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并最终针对完善财务治理权配置提出具体建议。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产权主体包括股东、经营者、生产者和债权人。由于各产权主体都有自己理想的相异的资本结构，每一个产权主体都会本着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做出决策，不同的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完善财务治理权配置不仅可以对企业资本结构产生主动的积极的影响，而且更是平衡各方利益，优化资本结构的关键。目前，造成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治理效应较差的关键因素在于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导致了企业财务治理权配置的不合理，从而也阻碍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治理效应的发挥，针对该问题，我们认为，优化其企业资本结构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强化股权控制，硬化债务约束、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有效人力资本激励约束机制等来完善企业财务治理权的配置。
卢刚[6]2017年在《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互动作用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基本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成果为公司治理实践提供了富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但就研究结果而言,已有文献研究结果差异较大,无论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还是高管激励方面探讨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均有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这叁种截然不同的实证结果,并未得出一致的和公认的结论。可以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仍是理论界悬而未决的问题,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更是处于"黑箱"状态。另外从研究方式来看,现有相关研究多是先验性地单向分析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反作用力——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可能影响,少有文献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从双向互动的视角探讨"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尝试通过嵌入"技术创新"和"媒体监督"中介变量来揭示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互动作用机制"黑箱",以期弥补现有研究范式的不足,完善治理结构理论体系及其应用研究,并为我国公司治理转型实践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主要工作及结论如下:第一,系统总结概述了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作用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分析综合基础上,结合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和公司绩效理论的核心内容,指出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应该是双向互动的作用关系,而现有相关研究多从单一视角探讨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研究范式方面的不足,需要完善和改进。同时,围绕双向互动的研究视角,基于技术创新和媒体监督与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设计了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公司治理——技术创新——公司绩效"和"公司绩效——媒体监督——公司治理"两条线索的研究思路,深化了已有的关于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作用关系研究理论框架。第二,基于电力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互动作用的视角,综合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目的在于从经验数据的角度初步验证和揭示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互动作用关系的存在,为接下来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机理奠定基础和前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不仅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存在间接性和时间间隔性的互动作用关系。当滞后期较短且公司绩效水平较低时,公司治理是公司绩效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期较长且公司绩效水平较高时,公司绩效成为公司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第叁,理论分析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并根据技术创新对公司绩效的突出影响揭示技术创新在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作用关系当中的中介作用,从而揭示嵌入技术创新的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机理。公司治理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公司技术创新从而对公司绩效产生作用:一是制度环境途径,所有权制度和内部公司治理运行制度构成公司治理的制度系统,两者分别构成技术创新资源投入的制度基础和技术创新决策和管理的制度形式,决定了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影响技术创新效率从而作用于公司绩效。二是动力系统途径,投入资本的股东天然具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增加企业价值的动力,公司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激励约束机制,为技术创新提供最基本的动力支持和资源配置。第四,根据嵌入技术创新的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设计,运用中介作用模型和电力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技术创新在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作用关系的中介效应。首先设计并检验了"公司治理制度系统要素(董事会规模、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技术创新——公司绩效"的作用模型,其次设计并检验了"公司治理动力系统要素(股权制衡、股权性质、高管薪酬)——技术创新——公司绩效"的作用模型,尽管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并未充分发挥(部分变量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不显着或负相关关系),但检验结果均支持技术创新在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关系中存在显着的中介效应,从而支持了嵌入技术创新的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机理。第五,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的作用逐渐获得认可和重视,其积极意义也得到国内外经验研究的证实。依据相关文献线索,理论分析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并根据公司绩效与媒体监督的天然联系揭示媒体监督在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作用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从而揭示嵌入媒体监督的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作用机理。具有突出业绩的公司更能引起媒体的监督兴趣,因为它们更善于利用媒体披露利好信息,也往往承担着特殊的社会责任和发展使命。而媒体监督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公司治理:一是"声誉机制"途径,由于负面报道会伤及公司治理人的声誉,因而他们通常会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改进行为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二是"引入行政介入"途径,媒体有影响力的报告如果引起相关行政机构的关注,则违规公司需要付出很高的行政成本,从而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受到侵害。第六,根据嵌入媒体监督的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设计,运用中介作用模型和电力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媒体监督在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作用关系的中介效应。借助涵盖543种地市级以上报纸的中国知网中"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以该数据库收录的电力行业上市公司新闻报道的数量来量化媒体监督。首先设计并检验了"公司绩效———媒体监督——高管薪酬(内部治理的代理变量)"的作用模型,其次设计并检验了"公司绩效——媒体监督——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外部治理的代理变量)"的作用模型,检验结果均支持媒体监督在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关系中存在显着的中介效应,从而支持了嵌入媒体监督的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构建了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互动作用理论分析框架。现有相关研究多是单方向地分析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结构、机制和效率产生的可能影响,少有文献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而针对电力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则更少。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和文献从互动的角度出发分析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互动作用机理、构建相应地理论模型,并以中国电力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真正科学合理并符合实际地揭示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及其表现形式。第二,发现了公司治理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公司治理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公司技术创新,从而对公司绩效产生作用:一是制度环境途径,所有权制度和内部公司治理运行制度构成公司治理的制度系统,两者分别构成技术创新资源投入的制度基础和技术创新决策、管理的制度形式,决定了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二是动力系统途径,投入资本的股东天然具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增加企业价值的动力,公司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激励约束机制,为技术创新提供最基本的动力支持和资源配置。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中起到显着的中介作用。第叁,证实了公司绩效可以藉由媒体监督作用于公司治理。本文嵌入媒体监督因素作为传递变量,来揭示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媒体往往自发关注并监督有着较大规模和优良绩效的公司,且媒体监督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影响这些公司的治理情况:一是"声誉机制"途径,由于负面报道会伤及公司治理人的声誉,因而他们通常会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改进行为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二是"引入行政介入"途径,媒体有影响力的报告如果引起相关行政机构的关注,则违规公司需要付出很高的行政成本,从而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受到侵害。检验结果表明,媒体介入在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中起到显着的中介作用。第四,提出了中国电力企业治理与绩效协同优化的对策建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相关结论,从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互动的视角,为中国电力上市公司治理优化及绩效提升提供相关建议,有助于形成通过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改善而促进中国电力上市公司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稳定的动力机制。
单丹[7]2007年在《我国信息行业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与股权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在上市公司的理财管理中，投资决策作为公司成长的主要动因和未来现金流量增长的重要基础，影响着公司的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市场对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评价，是公司财务决策的起点。而由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及影响因素的多重性，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的结果并不总是体现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当公司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量，以至于会接受一些净现值小于零的投资机会，表现为托宾Q小于1的公司，从而产生了所谓的“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问题，严重损害了公司价值，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大量的研究表明股权结构影响公司的价值，从公司价值的创造过程来看，股权结构首先是影响公司的投资，进而影响公司的价值。本文首先从投资决策过程出发，回顾了公司治理理论、经济效用理论及厂商投资理论，为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动机分析搭建起理论平台。接下来综合国内外学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研究，对过度投资行为进行了界定：过度投资是指接受对公司价值而言并非最优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净现值小于零(NPV＜0)的项目，从而降低资金配置效率的一种低效率投资决策行为。然后对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投资者过度投资动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过度投资行为的动机为管理者控制类型的过度投资。随后对研究分析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在管理层控制下，公司的经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并不能使经理层利益与公司价值趋于一致，相反，经理层持股使经理层增加了对的公司控制权力，使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更加严重；公司的法人股股东，国有股股东以及股权集中度均不能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积极监管的作用，只有流通股股东通过大量抛售公司股票的方式对控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最后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治理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张元教[8]2004年在《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直至近几年才逐渐被经济学界所关注。而且，目前关于公司治理的讨论更多着重于对其它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和借鉴，更多着重于公司组织的构建方面。由于公司治理是一个包含结构、机制、过程、制度等多重涵义的丰富体系，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和讨论，本文认为，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 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公司治理与融资结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不同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形成不同的公司融资类型(融资模式)，决定了公司的融资结构(包括债权与股权比例、股权结构分散化还是集中化、股东分布情况等)，公司融资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公司控制权的配置状况，从而决定公司治理结构，影响公司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不同的治理结构也影响到公司的融资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鉴于此，本文拟从融资方式入手，采用新的理论视角，把融资方式的安排引入公司治理的分析之中，同时论文还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安排。 基于上述的研究设计，本文首先探讨了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并对国外主要的融资结构和治理结构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次，以此为研究的一般理论基础，本文分别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债权结构)两个角度分别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展开了研究，鉴于公司绩效是衡量公司治理优劣的最终落脚点，本文又对不同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下两类上市公司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丰富了研究思路，也使得出的结论更加可靠；接着，对资本结构决策的最新研究视角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对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资本结构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构建了我国融资结构和公司治理的“权变模式”，并对最终实现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和治理结构优化的具体方面，即股权结构、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资本市场的完善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及政策建议。在论文的研究中，考虑到目前国内在研究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时主要是针对所有上市公司，而对在国民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完善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民营上市公司则基本无人涉及。因此，本文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两类，对两类公司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对二者的融资结构、治理结构和治理效率进行了横向比较，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
梁婷[9]2008年在《中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股权结构被视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产权基础,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治理的效率,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的经营绩效。鉴于银行业在一国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其经营绩效关系到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研究其股权结构的合理性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意义深远的课题。本文从研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入手,结合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比较分析了中外上市银行股权结构特征,找出我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存在的不足之处,通过优化股权性质来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机制,优化股权集中度来完善公司治理外部机制,以求打造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本文主要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两个方面来论述股权结构和经营绩效的关系。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股权集中度、股权构成(国家股、法人股、流通股)为解释变量,并使用公司总资产代表公司规模、财务杠杆作为控制变量,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股权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业绩负相关;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正相关。由于样本数量较少等原因,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与经营绩效的回归结果未通过显着性水平检验,但仍能从回归系数中得出一些趋势:法人股比例对银行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流通股比例对银行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上市商业银行有效的股权结构没有固定模式,各国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背景构建相适应的股权结构。我们应结合中国银行业独特的股权结构特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来逐步优化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进而提高我国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路祖强[10]2016年在《我国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绩效及对被投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高投资、高消耗、低效率的传统发展方式正在耗尽经济增长动力,迫使我国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有效促进我国产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国内外经验表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作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产物,产业投资基金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投融资制度和金融工具创新的重要成果,是连接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纽带。由于产业投资基金在促进产融结合、提高资本运营绩效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显现,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也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虽然当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迅速,但作为新生事物,有关产业投资基金运行机理及相关理论研究的许多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厘清和解决。其中,宏观层面的问题表现为：(1)我国产业投资基金整体发展水平较低,资金来源有限；(2)产业投资基金未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运作较不规范,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3)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发展的效力较低,尤其对于创新型产业与基础战略性产业的促进作用还需进一步提升。微观层面的问题表现为：(1)产业投资基金自身的运营机制与体系存在较多缺陷,基金建立、运作、退出等环节相关制度设计与评价不完善；(2)相关研究更多集中于有关产业投资基金的宏观发展政策层面,而对产业投资基金需求端——微观层面的企业相关研究较少,即产业投资基金对企业治理水平、运营绩效等方面的影响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同时,对影响产业投资基金从企业退出的因素,仍缺乏相关研究。本文分7章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如下：本文首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背景、意义、内容、文章框架以及创新点进行简要的说明。然后介绍了有关产业投资基金的基本内涵、特点、组织形态及模式；在此基础上,整理与归纳了产业投资基金对公司治理、公司绩效以及基金退出等影响的相关研究文献,并进行相应述评。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产业投资基金现状及运营机制,通过分析产业投资基金的代表性案例,系统总结了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详细阐述了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运作流程、风险控制措施及绩效评价方法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两部分实证分析。实证第一部分为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绩效因素的实证分析。通过对产业投资基金退出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绩效的相关问题及假设,选取相关变量并进行说明,建立实证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产业投资基金的行业经验(从业时间)对其投资绩效水平的影响并不显着；而产业投资基金的资本规模对其投资绩效水平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周期、投资规模对其投资绩效水平呈显着负相关关系；行业对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绩效水平有着重要影响,相比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能获得较高资本收益;而产业投资基金的注册地点与其绩效水平并不相关。实证第二部分为产业投资基金、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该章为本研究重点章节,系统探讨了产业投资基金对公司治理及公司绩效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选取公司治理综合指标,量化公司治理水平,得出公司治理指数；通过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经营能力等指标综合评估产业投资基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产业投资基金、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叁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论表明：产业投资基金的介入能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对公司绩效有着正向影响；产业投资基金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公司绩效越好；相比其他类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更大；产业投资基金、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叁者之间的存在传导效应,公司治理起着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策及战略选择。结合前文研究,本章据此提出了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策、方向定位及模式选择；确立了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战略原则及措施,并为企业如何运用产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支持和增值服务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局限做出说明,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相应建议。整体而言,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产业投资基金相关研究文献,借鉴前人研究,深入探讨了产业投资基金、公司治理、公司绩效之间内在作用机理,以及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绩效的影响因素。本文可能有以下几个创新点：(1)对产业投资基金的基本内涵进行较为清晰的界定。查阅相关研究,当前国内关于产业投资基金的研究较少,认识尚停留在较为狭窄的层面上,存在以下几个认识误区：第一,简单、粗略地将产业投资基金限定为一种金融直接融资工具或投资金融产品,忽略了产业投资基金的其他特性内容(投资范围、对所投企业经营管理的介入等)；第二,一些研究将产业投资基金与普遍的私募投资基金或一般的风险投资基金等内容简单等同,忽略了产业投资基金的政府背景特征,以及政府在其中所起的引导、支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界定产业投资基金的基本范畴与内涵,明确产业投资基金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产业投资基金集中表现为政府单位针对某一特定行业进行导向性的一种集合投融资的管理型资本；是为了促进产业成长、解决产业普通渠道融资困难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实践；是以实现产业政策为投资原则,以产业引导为主要目标,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设立的投融资机制。(2)构建了公司治理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投资基金、公司治理及公司绩效叁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选取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特征、管理层特征叁大方面共9个指标对公司治理水平进行量化分析,得到公司治理指数；并从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经营能力叁方面综合评价公司绩效。研究发现产业投资基金通过优化被投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进而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在产业投资基金与公司绩效之间起着中介效应作用。(3)考虑到产业投资基金与其他类投资基金之间存在差异,本文探讨了产业投资基金与其他类投资基金对公司治理影响效力。研究发现产业投资基金相比其他类投资基金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更大；通过分析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绩效低于其他类投资基金,这间接地说明了产业投资基金对投资项目的筛选并不完全以投资收益作为主要考量,还要帮助政府实现其制定的产业发展战略,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参考文献：
[1].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股权激励效果研究[D]. 董艳.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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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D]. 王小波. 湖南大学. 2007
[5]. 财务治理权配置与资本结构优化研究[D]. 李凤美. 湖南大学. 2007
[6]. 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互动作用实证研究[D]. 卢刚. 山东大学. 2017
[7]. 我国信息行业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与股权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 单丹.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8]. 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D]. 张元教. 河海大学. 2004
[9]. 中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比较研究[D]. 梁婷. 武汉大学. 2008
[10]. 我国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绩效及对被投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D]. 路祖强.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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