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读解——“厄罗斯”的非现实化与未来现实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洛伊德论文,罗斯论文,现实论文,马尔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的晚期哲学思想，国内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研究。由于马尔库塞晚期的哲学思想建构维度较为复杂，因而本文拟从他关于弗洛伊德人的概念的过时性观点入手，分析这位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代表人物晚期的社会批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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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关于弗洛伊德人的概念的过时性学说，极易引起理解上的混乱。这是因为，马尔库塞是在“过时”的话语符号下肯定弗洛伊德人的概念的历史贡献的。他不仅认为弗洛伊德人的概念没有过时，而且认为弗洛伊德人的学说提供了理解、改造、超越现存社会的一般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马尔库塞所谓的“过时”性，是就理论进步在现实中变为退步的情况而言，是指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远远超越了弗洛伊德所从事理论活动的时代，即随着社会技术、文化管理、生产能力的进步，人们所受的压抑、人的异化程度处于极为严重的状况。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马尔库塞在新的社会状况基础上探讨人的解放的根本出路。由此可见，马尔库塞在他的晚期，并没有否弃弗洛伊德的人的学说，而是以其为思维基础来探讨新的人的解放途径。这就是马尔库塞关于弗洛伊德人的概念的过时性观点的基本内容。
马尔库塞指明：“对象（指精神分析学说的对象——引者注）的过时性揭示了：进步在现实中变成了退步。于是，精神分析在先进的工业社会政治生活中散发出新的亮光。”（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这一理论之光聚焦了马尔库塞关于弗洛伊德人的概念在西方现代后工业社会的价值意义的所有论点，它是对弗洛伊德人的概念的高扬，是对异化现实的无情鞭挞。他认为，精神分析理论“能够在管理和批判作用中成为有效的社会和政治的工具”（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其对弗洛伊德人的概念是持肯定态度的，“过时”的只是压抑人的社会政治机制，也就是说社会的政治的压抑使得人的存在“一体化”了。因而对于弗洛伊德学说不仅不应予以抛弃，而且应更加有效地释放其解放的能量。在马尔库塞看来，关于里比多（本能结构的核心）与社会现实、里比多内部的厄罗斯（生本能及创造活力）与塔那托斯（死本能或攻击本能）之间的生死搏斗是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正是这种矛盾的现实表现，导致了人的快乐原则服从于社会的现实原则，人的本能冲动服从于社会的理性管制；也导致了生本能遭到压抑而死本能却畅通无阻。这种状况决定了人与社会必须处于长期的冲突中，同时也说明人在社会的现实原则统治下，无力“自然”地表明自身。
弗洛伊德学说要求人类受压抑的历史原因必须从人的深层本能结构中去寻找，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弗氏的本能结构理论丧失了社会历史条件，无所不在的技术统治使得“过去私人的、自我中心的存在屈从于有秩序的灌输、操纵与控制”（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为了阐明这一变化的意义，必须探讨影响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的两个相关倾向。
在古典的精神分析理论话语中，以父亲形象为标志的家庭是人们社会化的代理人。人的社会化主要是在家庭范围里进行的。但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的社会化又主要通过社会的直接作用而形成，社会正以巨大的手塑造着自我意识、本能冲动基础上和他律支配下的主体。工业社会中个人的“生存空间”和自律范围缩小了，个人与社会的自我调解作用已经被社会的一元的直接认同所代替，个人的“自律与他律、自由与压抑、快乐与痛苦之间的平衡的多元原动力”已被社会的一元认同所取缔，这种状况决定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现实对象已经消失，也即弗洛伊德学说的社会、心理对象基础已发生迹迁，它的社会功用、心理功用也已变化了。面对着个体变化为大众和社会整体、操作原则在实际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现实，个体心理学必须向群集心理学转型，否则，它将毫无实际价值。弗洛伊德实现了这一转型，这就是他的《群集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的问世。转型结果使弗氏之精神分析变成了普遍与特殊、理性与本能、厄罗斯与塔那托斯的矛盾分析。这种分析认为，个人把个人大部分人的属性交给了外在的群集权威——领导者，因而个体是压抑的人的存在，是以领导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存在，即是异化（丧失了人的本质属性）的存在，而实现这种转型以及个体与群集联系的基础是里比多。由于个体的软弱性和压抑的退化性质，因而对这种个体的分析必须退回到原始的发展阶段。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文明的源头，看到问题的真正价值。
马尔库塞认同弗洛伊德的论析：群集心理退化表现在，社会文明群集处于被控制、管理和操纵之中，不仅要受工业社会代理人——领导人的控制，而且还要受工业技术和物质产物的支配，无所逃遁于社会和文明产物的支配。另外，个体的退化则表现在良心和认识的退化。由于官僚主义和行政机构的统治，个体的自律衰弱了，个体的良心和认识也退缩至统治的罗网之内。他强调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论揭示了日益进步的管理机构伴随着不合理的良心转变和意识退化（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
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个体自我要在技术统治的社会里存在，就必须借助于“否定的权力”——构建和保护个人的领域和自己才能的能力，但强大的统治机器不仅控制着个人的现实存在，而且也支配着个人的自由时间，这就使得“否定的权力”成为不可能，人只有在他律的世界里才能存在，必须认同这个他律世界，否则只能是痛苦心理体验的存在。“个人心理上和本能上倾向于接受和获得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必需品”，“密切地团结起来反对人为的死亡与破坏”（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后工业社会的成员是通过国家和由他律世界规定的共同理想来评估和理解一切，个人的私事领域也被新闻媒介、同事和社团组织所调节和支配，人的良心也属于社会范式所规定，他留给自己的只是偏差迷误、个人危机或个人忧虑。但这一切并不是在暴力强迫下进行的，而是在深沉的和谐下进行的——是人们自己从外界选择的结果。人们在儿童时代就开始了与社会群集的认同，这种认同取决于社会统治机构。
“这些变化看来使弗洛伊德对现代大众社会的解释丧失了价值”（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弗洛伊德需要一个原始父亲形象（与里比多联结）的“代理人”——领导人。弗洛伊德所设想的“代理人”如国家目标、纯粹自由等却不可能适合与里比多同位。马尔库塞指出：“至少在这方面，大众精神分析学说的尝试似乎是难以成立的，而且，这个观念也是过时的。”（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现代“社会超越了精神分析学说能够阐述社会进入个人心理结构，并从而揭示个人社会控制机制的发展阶段”（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因此，弗洛伊德的概念构架必须面对现代大众社会，否则，他的学说将与社会现实脱节，因而将成为彻底过时的概念。有鉴于此，马尔库塞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社会，“个人不再受到父亲形象的压制和指导，另外的和显然有效的现实原则的代理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
尽管如此，但弗洛伊德所阐发的本能作用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它们在选举运动、广告活动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但这里需要的不是父亲形象，而是父亲形象的高价替代物——政治风云人物、电视文化和体育运动。这些替代物不可能归属于有生命的个人和人格。有权威的占压倒优势的社会管理机构（在生产领域中是生产机构）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和支配作用，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主仆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都要在社会管理机构的支持、控制下存在和活动，这造成了弗洛伊德自律理论的失落。在这个世界里，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在机构的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在这一社会中，“技术规则、道德法则和有益的生产率法规都合并为一个有效的整体”（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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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那种作为父亲形象的“代理人”——领导人理论，在一体化的社会存在中是完全流产了，但马尔库塞认为他的命题（以里比多为联结基础）仍然是有效的。只是由于现存的现实原则压抑了人的爱欲，才使得死亡本能占了上风，由此导致了人的生存陷入了极端的异化危机。马尔库塞分析说：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现实原则直接地客观地实施着强加于个人自我和否定自我理想，攻击本能压倒求生本能的力量，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在社会和政治凝聚的形式中显露出来。为了捍卫现实原则，技术社会具体化的等级结构需要压制消极性的本能发泄。一切属于本能发泄的东西及其客观性实体——包括非人的类似存在物，都在被压抑之列，这就导致了压抑的普遍化，成为产生单向度的人的一个根源。
在人的本能结构中，最令人沮丧的是使本能占据上风，现代工业社会激发了人的死亡本能，并使之具有主导地位。马尔库塞认为，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不可能否定这种危险的普遍存在，甚至不可能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毁灭性本能能量的不断升级及释放，破坏了厄罗斯（生本能）与塔那托斯（死本能）之间的平衡而使塔那托斯居于主导地位。在现代西方后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斗争也是如此，这正是自然界报复人类的根本起因。但他又推测说，技术的进步将会使人类厄罗斯与塔那托斯的关系产生质的变化，亦即厄罗斯将支配塔那托斯并在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这倒很有点相似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其实质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人类将不需要回到原始游牧部落的心理状态中去。伴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将产生一个更少压抑而又更高文明的阶段。这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的基本概念并未过时，而是新的更高文明阶段的理论基础。人类从现在起，就应当立足于这一理论基础来建设新的文明阶段。之所以要谈弗洛伊德人的概念的过时性，只是因为要说明现实社会制度必须发生革命，它已经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已经过时了。
在先进的西方工业社会里，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现象。“性道德的限制被大大地放宽了，而且，性行为就像商业刺激、商业财产和身份表征一样发生作用”（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但这能否标示厄罗斯居于支配的地位呢？对于这问题的回答，马尔库塞认为还得回到弗洛伊德那里去寻找答案。在弗洛伊德那里，主要是性概念提供了一个暗示性回答。这个概念中心是性（快乐原则的推动力）与压抑人本能的社会（现实原则的制度）之间的冲突。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今理性化的时代里，现实原则支配了快乐原则，因而也支配了人的一切本能活动。被控制的自由化操纵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因而人的厄罗斯改变了它的性质。性失去了它本质上的性欲特征。由于厄罗斯性质的改变，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处于更加激烈动荡的冲突中，社会对于厄罗斯的压抑更加强化了，更加变本加厉了。但这种超强性压抑并不是通过恐怖，而是通过有效的生产率和管理机构的效率取得的。
马尔库塞分析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社会通过扩大自由与平等使个人服从于社会的需要，或者，现实原则通过扩大的但被控制的非理性化发生作用。在这种历史形式的现实原则中，进步是作为压抑的媒介而起作用的。这种扩大的压抑，不仅抑制着爱欲，也抑制着理智和理想化的目标，也就是说，这种压抑也抑制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文化领域里，艺术、文学和哲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致成为日常家庭事务和工作环境中技术装备的组成部分，但压抑扩张的现实原则取消了文化的否定性、超越性的社会功能（这种超越功能正是解放心灵和改造世界的基础），这就导致文化与既定的社会制度一体化。马尔库塞认为：“这些趋向只将证实弗洛伊德的假说——随着工业社会的前进和它给大部分下层人民带来物质的和文化的利益，压抑将增强。”（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人们只能处在管理者和支持管理者的社会机构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在和平年代，表面上是仁慈的，但它刺激一切毁灭性、进攻性力量，不仅异化着人的本质，而且影响着国内外政治的进程。
总结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含义，马尔库塞认为它有以下四方面精神要点：
（1）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变化， 导致基本的心理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心理结构中，这个变化过程被父亲形象的衰落、自我理想与自我本身的分离、自我理想向共同理想的转化以及加强对里比多的社会控制的非理性方式所证实。
（2）自我的萎缩和自我理想的共同化， 表明是向原始阶段的退化。攻击本能的累积进攻行为被周期性的犯罪所“补偿”。这种犯罪行为在长久的准备状态下被正常的社会政治进攻行为所取代。
（3）在未来的境遇中，文明将推动死亡本能的进攻力量， 被爱欲本能的进攻力量所取代，这“有利于群众中流行的极端主义的生长，即有利于满足其要求而反抗领导者的非理性力量的增长”（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
（4）精神分析学说不能提供现成的政治选择方案， 但却能够为恢复个人的自律发挥作用。精神分析学说可在现代大众社会的家庭、自我基础中发挥作用，“可以帮助病人依据自己的良心和自我理想去生活，它充分体现了在抗拒现存秩序中的生活。”（注：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50、51、54、59、60、61、62、63、63、65、68、70、73页。）。
据此，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过时”的人的概念绝不是虚假的，而是拟在建立未来社会的基础。弗洛伊德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评、对种种文明进步中产生的暴行和劣迹的揭露都是切实的。因此，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为未来文明的真实进步奠定了基础，必将成为构建新的社会的重要精神材料。今天，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没有逆转现代文明阶段的步伐，这不能归罪于它，这是因为它有它的历史作用。
依据马尔库塞的上述思想，我们不难看出，马尔库塞晚期的哲学思想，是奠基在弗洛伊德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尽管他的“爱欲”说是对弗洛伊德之厄罗斯（生本能）的提炼、改造和升华，而且具有不同的社会学与政治涵义，尽管他是以弗洛伊德人的概念的过时性入题，但他确实没有背离这一基础。他是在“过时性”的旗号下，鞭挞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异化现实，谴责着厄罗斯的非现实化，呼唤着厄罗斯在未来新的更高的文明形式中的现实化。因此，弗洛伊德的哲学思想不仅是他晚期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是他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哲学基础。这应是我们研究马尔库塞晚期哲学思想的基点。确立这一基点可以为我们研究马尔库塞晚期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共同论题；通过这一视点可以消除理解上的分歧，并深入展开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这当然是第二步的事情。不过，在此可简要指出，马尔库塞在其晚年力图将弗洛伊德的本能结构理论和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被他加以曲解）调和、捏合成一种新的社会批判哲学。他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本能结构理论中生本能（爱欲）与死本能（攻击本能）概念及其两者互斗消长的观点，提出作为生本能的爱欲是人的真正本质，用以代替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为人的本质的思想（注：参见拙文《论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非理性主义曲解》，载《长白学刊》，1998年第2期。）， 即以人的爱欲本质取代人的劳动本质，并强调劳动为大规模地发泄爱欲提供了机会。但在后工业社会“压制性理性统治”情况下，单调性劳动把人分裂成片面机能，使人日趋工具化和单维化，劳动从作为人的爱欲本质的自然实现蜕变为爱欲的无情压抑。而且，后工业社会压抑爱欲的机制无疑助长了攻击本能的肆虐。这种攻击本能越是被社会所操纵，利用其受控程度越高，它本身成为人性异化的又一标志；这种攻击本能的无限扩张和疯狂肆虐，则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切罪恶之源和不可救药之症。这种劳动的非爱欲化即非人化，与社会整体的“强制性消费”所导致的人性的单维化、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报复人所导致的人的奴役化一样，都是必须正视的严重异化现象。为了完全摆脱现实原则和理性统治，消除异化和解放人性，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马尔库塞提出以“本能革命”的力量来改变现实和重建世界，以精神文化和“审美之维”的特质来实现心灵自由和感性解放。虽然这种“本能革命”（用爱欲战胜攻击欲）和文化超越（实现非压抑性目标）表现出普遍人性理论的抽象色彩和虚灵性精神空想色调，但其社会批判哲学仍然包含有不少合理因素和有价值的成分，它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现存体制的反叛本性、“造反”基调和批判锋芒是应当肯定的，它关于消除异化解放人性要依赖于对现存社会总体改造、要依赖于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产目标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收搞日期：1999—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