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农民工家长对学前子女教育期待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收入论文,学前论文,农民工论文,子女教育论文,家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家长教育期待的概念及其积极意义 近年来，家长教育期待的重要性受到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何为家长教育期待？研究者们倾向将家长教育期待描述为家长对子女未来教育成就的真实信念或判断，这些成就反映为课程分数、学历或者考入大学[1]；其操作化定义是家长预测子女可以读到什么程度或者读到几年级。大量研究显示，家长教育期待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关键因素[2]。家长教育期待高的学生，其学业成绩更高并且未来的教育程度更高[3]。家长教育期待中介着家庭背景与儿童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较高的家长教育抱负可以缓冲学业失败的风险[4]。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后，家长教育抱负依然显著影响着儿童各科学习成绩的提升[5]。 当前，家长教育期待研究的重要趋势是对不同文化群体的精细研究，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少数族裔家长群体。很多研究发现，不同群体家长教育期待的高低、与子女教育期待的关联度以及对子女学业的功效是不同的。鉴于家长教育期待的积极意义，笔者对农民工家长的教育期待展开深入研究。本研究选取北京市郊区某民工聚居区（以下简称Y村）的12名学前儿童的家长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所在的12个家庭分别来自河南、安徽、河北、山东等省的农村，来京时间2～10年，家庭年收入在2.5～7万元之间。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研究法，实地收集数据时间为一年半，考察了农民工群体家长教育期待的特征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如何构建了家长的教育期待。 二、农民工家长教育期待的主要特征 （一）家长教育期待水平相对偏低 研究者习惯用对子女未来教育程度的期待来判断定义家长教育期待。现实中，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往往局限在达到什么教育程度，其内涵依赖于家长对教育的理解。本研究中，家长将教育理解为学校教育，更确切地说是在学校里学习那些与考试相关的特定知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教育”这个词语，而是更倾向于用“学习”、“上学”来回答有关教育的问题。谈到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期待，12位家长自然地围绕着子女学业表现而谈论，表示希望子女能“好好学习”或“取得好成绩”。没有家长谈到学业以外的期待，虽然教育的范畴应远大于学业。 具体到“认为子女能够读到什么程度”这一问题，3位家长表示子女可以读完大学。另有9位家长一开始并没有正面回答该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看他（指孩子）自己吧”。在后续访谈中，这9名家长才说出认为子女可以达到高中毕业；他们也希望子女读到大学甚至博士，但对此很不确定和没有把握。“不愿回答”背后可能反映出家长对子女未来取得高教育成就的怀疑。如果采用《家长教育期待问卷》，给出“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等若干选项，笔者不确定家长是否能表达让子女读大学的期望。但无论如何选都无法表达出他们那种混杂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复杂情绪。 有研究者关于城市家长教育期待的调查发现，有近半数的家长期望子女能具有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6]“父母已经不满足于大学学历，想让孩子获取研究生学历的想法非常普遍”[7]。这两项研究是针对城市中小学学生家长而开展的，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本研究中的家长教育期待水平可能是偏低的。 （二）实现教育期待表现出外控倾向 本研究中有9位家长倾向用天赋、能力、命运、机遇来判断子女是否能够达到某种教育程度。他们考虑子女“脑活行不行”、“是不是学习的料”、“会不会读书”、“八字不好”，在实现教育期待上呈外控倾向。另外3位家长倾向将子女的努力程度作为实现特定教育程度的决定因素。“控制点”是一个描述个体对生活事件的责任知觉的概念，指个体将责任归因于自身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一个高内控者会认为，事情的后果主要依赖于自己的努力；一个高外控者则认为，事件不受控于自己的预期，主要归因于无法控制的外在力量。有研究者发现，将学业成绩主要归因于能力、智力和命运的家长认为子女的成绩是稳定的，之前的学业成绩可以被视作未来教育成就的可靠预测。而相信努力是学业成绩主要决定因素的家长，往往认为只要孩子努力就会改善成绩。 本研究中，农民工家长在实现教育期待上表现出的外控倾向，并不利于子女的学业发展。一旦子女在学业上成绩不理想或者遇到困难时，家长可能会认为难以改善并丧失信心。此外，家长实现教育期待的外控倾向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子女的控制点。 （三）从事越界型职业的家长教育期待更高 低收入农民工家长组群内部在教育期待上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距性。根据所从事职业与城市生活交集的不同，笔者将家长分为两类——“封闭型”和“越界型”。封闭型职业是指与城市生活相隔绝的职业，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在Y村内为居民提供生活所必需的服务，比如摆肉摊、开蛋糕店、开面馆或摆杂货摊等。为了经营，这类家长除了进货之外几乎从不离开Y村。另一类是以做装修和建筑行业为主的工作，他们利用手艺和老乡关系在城市谋生，并不需要太多地跟城市居民互动。越界型职业是指那些相对多地接触到城市居民和文化的工作，比如导购、收银员、厨师、安保人员和保洁人员等职业。所谓“越界”是指跨出聚居区的生活圈以及对城市生活的相对参与。从事这类职业的家长通过服务对象、同事关系和工作场所，能够相对多地观察和了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相较于封闭型家长，越界型家长对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待。三位认为子女可以读到大学的家长都从事越界型职业，其中一位妈妈只有一年半的教育经历，但她认为自己的子女最低也会读完大学，并且表示会“尽量供应”。她因工作需要频繁接触某儿童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和研究人员等等，这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越界型家长们谈到了城市生活对自己观念意识的改变，包括意识到教育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体验到城市家长对教育的重视。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向越界型家长强化和维系了主流的规范和行为模式，他们对子女获取更高学历的意愿也更强烈。此外，与城市的更多互动让越界型家长获得了更多支持子女发展的资源，子女的积极发展将更强化家长的教育信心。 三、影响农民工家长教育期待的原因分析 （一）家长投入子女教育的效能感 家长投入效能感直接影响家长教育期待的高低和实现。所谓家长投入效能感是指家长对自己有多大能力来支持子女教育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如果家长担心自己因为智能、文化和物质上的匮乏而不能支持子女的教育，可能会对子女形成低期待；相反，如果家长认为他们能为子女的学业成功提供支持，会保持对子女学业成就的高期待[8]。本研究中的家长们无一例外表示自己在未来很难甚至无法在子女的教育方面提供帮助。他们认为，如果子女遇到学业困难或丧失学习兴趣，自己除了（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请家教或送子女入补习班外将无能为力。家长们深感实现教育期待的渺茫，在谈论教育期待时高频率使用“谁知道”、“不知道”和“不好说”之类的词语。 农民工家长的投入效能感低与不利处境有关，比如缺乏金钱、知识、技能、人脉关系等。家长们知觉到的最强烈阻碍是自身教育程度低。本研究中的12位家长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7.2年，其中两位家长只有1.5年的教育经历。他们觉得自己没法教授子女高深的知识，也缺乏具体的、感性的成功经验作为对子女教育抱负的依托和支持。这样的发现与国外相关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家长教育程度是家长教育抱负的最显著的预测因素，超过了儿童性别、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力[9]。比起家庭经济收入，家长教育程度对家长教育抱负有着更强的预测作用[10]，教育程度高的家长普遍有着更高的教育抱负，而教育程度低的家长的教育抱负则相对低一些。 因为没有读大学、高中甚至初中的体验，高等教育对家长来说成为一个陌生领域。一些家长甚至对子女能不能上完高中都心存疑虑，即便他们认为读完高中是现代社会生存所必须的。缺乏良好的模式来构建希望，这是教育程度低给家长教育抱负带来的阻碍。 （二）农民工聚居区特有文化的影响 1.“追求知识、学历”的城市文化 “想有钱还是想受穷，想有文化还是想没文化，想当官还是想干活……”本研究中一位家长经常这样劝诫子女学习，其他家长也有类似的言论。这体现出农民工家长对城市主流文化目标的接受。在城市中“通过知识、学历取得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成功”的观念广泛植根于人们心中，实现经济富裕和社会升迁的压力也远远高于农村。城市主流文化还宣称：通过教育上的努力付出，每个人都有希望获得成功。本研究中的家长们普遍接受了城市主流话语。无论从事哪种行业，即便只是在家照顾孩子的无业妈妈也体验到了“认字”、“文化”、“知识”和“上学”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与城市文化有更多接触和互动的家长，表现出对子女学业更强的抱负和追求。 2.“自我贬低和缺乏积极预期”的贫困文化 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这一概念由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刘易斯把贫困文化描述为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一种适应和反应，贫困人群共有一系列的价值观和特点，比如边缘感、宿命感、无力感、无价值和缺乏归属等[11]。贫困文化理论曾因忽略致贫的社会结构因素、苛责“受害者”而饱受争议。近年来，文化因素又重新回到贫困研究领域。抛却非此即彼的立场，综合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来分析贫困人群似乎更为合理。在本研究中，大部分农民工家长因为长期身处弱势环境形成了贫困文化所描述的一些特质，比如自卑感、个人低价值感、对未来缺乏积极预期。在对子女的教育期待上，他们不敢持有高抱负。“宏伟志向易招致挫折和危险，而小的志向则易带来满足感和安全感。这是对显得可怕、能引发不信任感的情形做出的反应。”[12]287农民工家长对子女获得高学历缺乏信心，降低自身的期待水平可能帮助他们获得心理的平衡。 城市文化与贫困文化相互交织形成了农民工聚居区的特有文化。根据社会文化视角，教育目标和教养策略会让家长尽最大可能让子女获得本文化所重视的技能和特质。家长根据他们所共享的知识来适应他们的群体、做出复杂的决定。农民工家长既渴望子女通过教育来获得金钱和地位，又习惯地认为自己和子女实现抱负的可能很渺茫。这种饱含了渴望与怀疑，呈外控倾向的教育期待正是农民工聚居区文化的一种反映。 3.“靠天吃饭和务实稳定”的农耕文化 中国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了一种“靠天吃饭”的心态。这种靠天吃饭的心态一方面是服从自然的法则，另一方面则是被动和消极的倾向。鲁迅先生就曾写《靠天吃饭》来批判这种文化。农民工家长教育期待上的外控倾向似乎也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他们放大了命运和机遇的影响作用，对子女教育未来（甚至自己的未来）的掌控感很低。尤其在子女学业受挫时，家长很容易走向放弃。此外，农耕文化中还滋养着一种务实稳定的心态。农业社会中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追求稳定恒常。调查中家长们提及了在农村生活时对子女教育自然随意的心态，城市家长对学业的重视给他们很大的冲击。城市文化、贫困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交织形成了农民工聚居区的特有文化。当然，这三种文化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地方，比如城市文化中的进取和竞争、贫困文化中的消极和低预期、农耕文化中的自然保守和稳定。家长们对不同文化的接受和保留程度是不同的，这也造成了农民工家长群体内部的差异。 （三）城乡二元和新二元社会结构的限制 社会结构指在社会体制中，经济、政治、教育和家庭组织中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排列[13]。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城乡分割的制度，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和迁移。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逐步强化，城乡分割成了不同质的社会子系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城市新二元结构。它主要指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工二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显著差别，可以被视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新形态。 农民工家长教育期待的诸多特征都体现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烙印。很多家长因自身教育程度低而自觉降低了对子女的教育期待，而农民工家长教育程度低的很大原因是农村经济和教育落后。本研究中12位家长有7位家长因家庭贫困而被迫辍学或放弃升学。有6位家长没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学历最低的两位家长是小学二年级辍学。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民工家长的低效能感和劣势感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及城乡教育机会差异上的反映。 城市新二元结构对家长教育期待产生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况。首先，农民工子女无法获得与城市儿童平等的教育机会，这会降低家长的抱负水平。虽然国家针对流动儿童出台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但现状是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小学依然面临着诸多障碍。以往是通过竞争性的入学考试来筛选儿童，家长们尚且可以通过“超前教育”来应对。但近年来的“五证审核”政策，比如父母双社保、房东房产证、房租完税证明等更是将大部分低收入农民工子女拒绝在义务教育之外。如果继续留在北京求学，只能入读打工子女学校，而且不能参加高考。回到家乡，儿童就学同样面临着两大困境：首先，缺乏照顾者，在教育上缺乏父母的监管和支持；其次，家乡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异和不衔接。农民工群体间流传着“孩子回到老家就得留级”的说法，虽然事实并非都如此。但已有研究显示，返乡就读的儿童，比他们留在城市中的同伴以及一直在家乡的同龄人，更难获得教育成功[14]。当感知到子女未来的教育面临诸多阻碍时，一些家长主动降低了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在实现子女的教育期待上表现出更多外控倾向。还有一些家长在意识到成功机会渺茫的情况下采取了更多极端的方式来达成期待，从伪造五证到用过激的方式来督促子女学业。 城市新二元结构限制家长教育期待的另一种情况是农民工子女几乎没有机会进入正规幼儿园，只能进入聚居区的非正规托幼机构。一般来说，这类机构物质环境简陋、师资力量薄弱并且小学化倾向严重。由于学业内容远远超越了儿童发展水平，儿童的表现经常会令家长失望。比如不会写字而哭闹、没完成作业而被留堂、考试不及格……一名4岁幼儿的家长这样评价自己的孩子“（对他）没啥满意的，学习不行，成绩差得很”。而他所说“成绩差”的依据是孩子在幼儿园班里的一次考试中语文得了零分。这些消极经历反复强化了家长“子女能力差”的认识，也自然影响到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另一方面，服务农民工子女的托幼机构强调行为控制和规范遵从，很少注重儿童内在控制系统的发展，这也加强了家长和儿童在实现教育期待上的外控倾向，不利于教育期待的真正实现。 四、农民工家长教育期待对子女发展的影响 （一）家长教育期待可能在短期内提升子女的教育期待 家长作为儿童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充当着价值观念输送带的作用。对儿童来说，家长通常是充满权威和最值得依赖的人，家长们的观念和对事物的态度也往往被潜移默化地接受。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家长的教育期待通过与之匹配的或外显的或潜移默化的行为传递给儿童[1]。很多研究发现，家长教育期待显著预测着学生的教育期待[1]。家长关于未来的期待会提升儿童的动机和期待，最终会导致他们更高的教育成就。 由于本研究中涉及的都是四五岁的学前儿童，研究者没有考察他们的教育期待。但通过与这些家庭中年龄较长的儿童（小学阶段）的访谈，发现他们普遍接受了家长关于“知识改变命运”和“有文化才能过上好生活”的观念。以城市居民家长为参照系，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待水平是偏低的；但相较于那些一直在原籍的农民们，城市务工的经历已经提升了家长的教育期待。短时期内（特别是在学前期和小学低年级），家长的教育期待水平会积极影响他们子女的教育期待。但随着子女进入高年级，农民工家长体验到更多来自现实的阻碍，他们可能会自然地降低教育期待。这种情形下，子女的教育期待水平也可能会随之下降。 （二）缺乏实现条件的教育期待难以提升儿童学业成就 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农民工家长的教育期待水平并不算高，但由于缺乏实现的条件，他们的教育期待往往难以达到提升子女学业成就的结果。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相对较低，所居住的社区贫困度高，缺乏有质量的托幼机构等等，这些对于实现教育期待都有一定阻碍。大多数家长所感知到的最大阻碍是子女在城市中的入学政策，面对阻碍，他们通常会逐渐分化为两种类型——“急功近利”型和“消沉退却”型。所谓“急功近利”型是指家长为了达成教育期望而给子女过多的压力。“那些难以为孩子提供各种机会的父母——‘失败者’和‘受挫者’——向孩子施加更多压力，以期取得很大的成就。”[12]287本研究中至少有7名家长可以划归“急功近利”的类型。一个明显的例子，本研究中有8名家长安排子女在上完中班后就入学前班，甚至直接入学前班。其中有3名儿童在大约三周岁半时就被家长安排进了打工子弟小学附设学前班。家长们对上学前班和跳级现象的解释是“让他（孩子）先撵一年”、“笨鸟先飞”、“撵得紧些，教得快些”……这些家长还经常以责骂和体罚的方式来督促子女的学业。 教育期待和现实条件的落差也可能引发家长的退隐倾向，即逐渐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期待水平直至放弃，并且减少对子女教育的支持行为。退却型家长被现实条件所挫败，对子女的教育未来相对消极和淡漠，也缺乏实现抱负的动力。退却型家长教养方式略显粗犷和放任，不太关注子女的教育。他们试图说服自己教育成功根本没那么值得追求——“有文化也是打工的料”。教育无用论似乎可以缓解未来升学失败的慌恐和失意。 无论是急功近利型或是消沉退却型都伴随着大量不适宜的教育行为，比如“抢跑”、体罚和责骂、过量的学业任务、放任等等。这些做法因为违反了儿童的发展规律难以产生促进儿童学业发展的结果。对其他阶层家长而言，高教育期待可能会增加子女教育成功的可能性以及提高儿童学业成就；但对农民工阶层而言，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共同作用的限制下，家长教育期待对儿童发展的效果未必是积极正向的。 （三）教育期待的自贬式表达会导致子女轻视本阶层 大多数农民工家长接受和认同城市主流文化目标——“通过教育成功来获取个人成功”以及“贫困的体力劳动者是缺乏价值的”。他们向子女明确和反复地表达自己的教育抱负，习惯用自己和家人的失败经历作为例子来劝诫子女。他们的卑劣感和边缘感也会糅杂到教育期待的表达与传递中。比如家长们会告诉孩子“恨自己”、“妈妈笨、没文化”、“像你老子那样窝窝囊囊一辈子”、“老子打铁儿笨蛋”。在子女遇到学业上的挫折时，家长们容易丧失信心或降低目标，这些都是他们长期在社会底层生活所形成的行为特征。 家长一方面对子女的教育怀抱期望，另一方面又对本阶层的未来充满了消极预期。“自贬”的表达方式可能导致子女轻视自己阶层的文化和生活，不利于他们健康人格的养成。家长应是儿童认为最强有力和最值得依赖的成人。“如果个人想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并保持强烈的认同感和价值观，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家庭。个人无法在弱小的家庭里找到根基和方向，就会对权威产生渴望，从而成为威权运动的理想人选，走到民主社会的对立面。”[15] 五、总结与建议 第一，引导农民工家长建立合理的教育期待 家长过高或过低的教育期待都不利于儿童的发展，教育者需要引导家长形成理智化和合理化的期待。所谓“合理”是基于对子女个体发展特点的了解。虽然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待需要体现出社会的规范和家庭的目标，但儿童年龄越小，应优先考虑其自身发展特点。具体到学前阶段，学业学习并不是儿童发展的最主要任务，特别是将“学业”狭隘地理解为小学低年级的知识与技能更是有失偏颇。非常遗憾的是，农民工家长的教育期待正是围绕着这些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展开的，这可能注定了他们的期待难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大量研究早已证实：过早和过量的学业训练容易使幼儿缺失最重要的早期经验，影响幼儿身心健康及和谐发展。对学前期儿童的期待更应该体现出儿童本位的特点，“儿童本位的迷人魅力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尊重儿童的天性并帮助其充分表达，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天之予人者’即人与生俱来的最为珍贵的天性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个体的创新精神”[16]。 第二，支持家长以适宜的方式实现教育期待 由于农民工家长深感子女在教育未来上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阻碍，导致他们易采取极端的方式来实现教育期待。自我贬低式的训诫、急功近利的训练、或者消沉退却的放任……都是不适宜儿童发展的教育方式。教育者要支持家长以适宜幼儿发展的方式投入子女的教育。虽然采取何种教育策略主要取决于家长的个人意愿和观念，并不存在一个社会规范和标准。然而在幼儿教育界，的确存在适宜和不适宜儿童身心发展活动的区分，我们可以称之为业界的规范。这些规范基于一些颠扑不破和历久弥新的理念，包括：儿童不是小大人，儿童有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童年是人类生命周期中十分独特及可贵的阶段；幼儿教育要以幼儿发展与学习的相关理论与经验为基础；学校与家庭、社区紧密合作才能真正了解和支持儿童；在信任和尊重基础上的良好关系中，帮助儿童实现全部潜能。上述理念立足于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和人文关怀。如何将这些理念与农民工家庭的价值观、尊严和独特性结合起来是需要持续研究的。 第三，在改善农民工群体发展的背景下改善其子女教育 按照社会文化理论视角（Socio-cultural Approach），作为社会成员的家长会最大可能让子女获得群体文化所重视的技能和准则。家长们会根据组群所共享的知识和文化来形成教育目标和教养策略。农民工家长教育期待的构建植根于聚居区文化，而聚居区文化是对城乡二元和新二元社会结构诸多限制的反映。从这个角度说，农民工家庭教育期待的改善依赖于这个群体生存环境的改善。我们必须将农民工家庭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现实背景中来看，才能寻求根本性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策略。正如阿普尔所说：“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只有把注意力放在‘成功的’学校的外在社会经济要素而不仅仅是组织要素上，所有学校才能够成功。通过更多的收入均等、建立有效和更加平等的健康和住房项目以及积极地拒绝继续隐蔽的和并不十分隐蔽的种族排斥和贬低来消除贫穷，而这种排斥和贬低在许多国家日常生活中仍然比较突出——只有综合地处理这些问题才能取得实质性进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