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视角下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潘雅茹1，罗良文2
（1.武汉科技大学 文法与经济学院，武汉430065；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武汉430073）
摘 要： 在探究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关系基础上，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和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单独影响经济包容性增长，而且两者交互作用也能影响包容性增长。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和正向影响，两者交互作用对包容性增长呈显著正向效应。同时，中介效应模型稳健地验证了财政分权不仅能够通过研发投入和市场分割两种路径直接影响包容性增长，而且能够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偏好产生的劳动配置效率和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的调节间接影响包容性增长，其中，财政分权对非生产性投资的反向作用严重阻碍了包容性增长的提升。因此，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均等化发展，这样才能有利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提高。
关键词： 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
一、引 言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和长期进行“模仿经济”对人力资本的忽视，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当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再有效，甚至会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阻碍时，曾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也会逐渐显现。传统的效率型增长模式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不公日益严重。2017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469，远超世界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保障收入分配公平，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要解决的问题。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贫富差距矛盾，“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为解决这一难题指出新的方向。
之所以选择基础设施投资，是因为在由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扮演着“稳投资，促增长”的重要角色。多年来，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持续保持在20%左右的增长速度，2016—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由40%增加到60%。同时，作为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本身就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使命，其收入分配效应不能被忽视。因而，在研究包容性增长时，应将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纳入研究体系。
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相当的财政支配权，基于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需求和偏好的了解，其不仅对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能够左右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和结构，进而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整体框架，分析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与包容性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机理和影响路径，然后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上述影响路径的具体表现。
二、文献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于“包容性增长”概念还没形成统一的界定，对其理论内涵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进行：一是从机会均等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种能够促进机会增加，并使所有社会成员获得均等机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增长（Fernando，2008；Ali＆ Zhuang，2009；邵宜航和刘雅南，2011）；二是从缩小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种相对益贫式增长，该增长能够有效减少穷人与非穷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使穷人相对于非穷人获得更多的增长（Ali＆Son，2007； Raunivar ＆ Kanbur，2010；文雁兵，2014）；三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强调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追求经济良性循环发展（范轶琳和吴晓波，2010；高传胜，2012；周小亮，2012）。 可见，包容性增长不同于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也不同于简单的收入分配均等化，它强调的是效率与公平并存，追求所有人能够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经济增长。因而，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追求和践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包容性增长成为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当前，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相对成熟，虽然不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不同，但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影响力（Dong，2000；Heerink，2009；刘生龙，2010）。 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相对不足。在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以基础设施为主题的报告中指出，各类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消除区域间的经济差距。有部分学者从减少贫困的角度出发，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能够有效改善农村地区的贫困（Fan et al.，2002；郭劲光和高静美，2009）。 也有学者从缩小收入差距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得出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从基础设施投资中受益更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有效缓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Zheng and Kahn，2013；刘生龙和周绍杰，2011；刘晓光等，2015；张勋和万广华，2016）。 还有学者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具有改善收入分配和减贫的作用，还具有维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功能。Jaya Josie（2016）通过对金砖国家包容性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保障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能够提高经济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曾淑婉（2013）从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出发，指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居民需求和偏好了解更多，其能够更好地为居民提供产品和服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1]。也有学者从竞争激励的视角出发，认为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有效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Montinola＆Qian，1996；范子英和张军，2009；邓明，2013）。 第二种，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损害了经济效率的改善，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认为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错误竞争和对地区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都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赵文哲，2008；王定祥，2011；李斌等，2016）。对于包容性增长中包含的“公平”方面，也有研究测度了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但研究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Hao ＆ Wei，2010；靳涛和陈雯，2009；马万里等，2014）；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指出财政自主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会越小（Shankar＆ Shah，2003；李伶俐等，2013；倪志良等，2016）。
事实上，财政分权制度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包容性经济增长，也有少量研究表明其对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也存在一定影响。有学者从政治环境和制度环境角度分析基础设施投资的决定因素时发现，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对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差异性影响，认为不管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之间都具有正相关关系（Estache ＆ Sinha，1995；Henisz，2002；汤玉刚和陈强，2012）。
综上可知，已有研究在相关领域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但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以往对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较多，对两者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较少，没有将包容性增长纳入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影响作用的分析框架，且对两者关系的少量研究中没有揭示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对基础设施投资影响的内在机理与机制。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分析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内在机理，并从实证角度检验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以期找出财政分权体制下如何利用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三、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财政分权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国王什么时候回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要牢记他在被流放的苦痛中，而令他稍感安慰的，唯有家人的爱，就可以了。
（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直接影响
财政分权通过影响政府投资行为而介入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从而对包容性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增加地方研发投入、优化产业布局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而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1）财政分权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能力，增加了地方自主研发投入规模，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技术，促进生产效率提高；（2）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充裕的资金对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进行扶持，淘汰落后和污染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3）在不考虑区域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政和经济目标均为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此时，财政分权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有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激励制度和官员考核制度，可能造成区域市场分割和投资冲动行为，从而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主要表现为：（1）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地区财政收入，可能采取一定的措施限制产品和资源区域流动，形成区域间的市场分割，损害资源配置效率；（2）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区域间的竞争优势，可能会不顾本地区资源禀赋与居民需求而进行冲动投资，导致投入要素的错配；（3）财政分权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私人投资，而通常私人投资效率高于政府投资效率，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率会由于这种挤出而下降，从而阻碍经济包容性增长。
（三）财政分权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由表2可见，在平滑点数设置为5时，模型保留了过多的无用个性信息，致使净制完全的打粉样本间的平均相关系数（r值）仅为90%左右；在设置为9时，净制完全的打粉样本间的r值均＞95%，未去皮净制的打粉样本r值则均＜40%，未净制完全的打粉样本r值＜87%；在继续提高平滑点数至13、甚至17时，存在抹去NIR光谱有用信息的情况，致使未净制及未净制完全样本r值持续升高，故经比较，宜选择将相关系数模型的平滑点数设置为9。
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偏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1）财政支出结构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倾斜，不仅能够提高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机会，而且能够降低城乡劳动力流动成本，改善区域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2）财政分权引致的基础设施投资偏好，有利于地区人力资本的提升。Agenor（2008）研究表明良好的电力、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改善当地教育环境和教学质量，提高居民入学率，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带来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2]；（3）财政分权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偏好，有利于提高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优化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张光南（2013）研究发现，不同的基础设施投资导致产业集聚程度不同，基础设施投资对集聚程度较高地区的成本改善效应更强。
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偏好的要素扭曲效应损害经济包容性增长。（1）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支持，而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度融资挤出了民间投资，提高了市场资金价格，扭曲了资本要素的市场配置，不利于经济包容性增长。（2）财政分权体制下，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非市场化机制，容易导致市场失灵的产生。同时，基础设施投资过程监管相对困难，存在较大的寻租空间，更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寻租或腐败的机会，导致投资决策中的要素配置扭曲，阻碍经济包容性增长。（3）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时限可能导致其忽视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偏好于经济类基础设施投资，导致教育、医疗等非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扭曲了财政分权对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供给，降低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在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导致很多重要资源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促进作用，使地方政府将大量的财政支出投向基础设施，形成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偏好。考虑到财政分权对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的正负效应也会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本文提出财政分权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偏好而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间接影响机制。
H1：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显著影响。
第三步，检验代理变量是否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本部分将第二步中的四个代理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通过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判断这些代理变量是否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了如下计量方程：
H3：财政分权能够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偏好带来的劳动配置效率和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的调节间接影响经济包容性增长。
实验结果显示，采用PDCA管理后，我院中提前抽血标本、试管错误、漏抽血标本、登记错误、样本遗失的情况较质量管理前更优，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四、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了揭示出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内在机制，按照前文理论机制分析得到的命题假设，本文借鉴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法，通过以下部分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
PCB®推出新款加速度计，型号HTJ356B01。该产品适用于要求地面隔离的应用，以减少在高温环境下测试部件受到的电气噪声和地面环路影响。这种新颖的设计将加速度计连接在一个三面钛杯上，钛杯内包含了一个填充了环氧树脂的中空绝缘玻璃。该型号具有较高的ICP®操作温度180℃，全温度范围为 -54～180℃。
第一步，验证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及两者交互作用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采用一定的评价方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包容性指数进行测算；另一种是从效率的角度进行测算，如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对包容性增长进行测算。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Tfpi，t、Fdi，t、Infi，t分别表示第 i个省（市、自治区）第t期的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财政分权和基础设施投资；LnFdi，t×Infi，t代表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交互项；Xi，t为影响包容性Tfp的其他变量；α 表示待估算的参数；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
第二步，检验理论部分提出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路径是否存在。依据理论机制的分析，选取研发投入和市场分割两个变量作为财政分权直接影响效应的代理变量；选用劳动配置效率和非生产性投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偏好产生的间接效应的代理变量。为确保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的准确性，需要将影响路径的代理变量对财政分权进行回归，以确定财政分权影响路径变量的方向。构建如下方程进行检验：
其中，Oai，t代表财政分权直接影响效应变量，包括研发投入Rd和市场分割指数Seg两个代理变量；Obi，t代表基础设施投资偏好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变量，包括劳动配置效率Lab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比Cb两个代理变量。
H2：财政分权能够通过自主研发和市场分割两种路径直接影响经济包容性增长。
纳入136例该院收治的2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梗患者，将其分为2组（实验组=68例，对照组=68例）。实验组：男 38例，女 30例，年龄：46～76岁，平均年龄：（60.5±11.5）岁，病程：2～18 年，平均病程：（9.8±5.8）年；对照组：男39例，女29例，年龄：47～77岁，平均年龄：（61.5±12.5）岁，病程：3～19 年，平均病程：（10.8±5.2）年。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符合临床研究标准。纳入：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排除：①沟通障碍患者；②严重脏器损伤患者；③依从性较差患者。
第四步，将路径代理变量与财政分权变量同时放入模型，根据财政分权变量在模型（1）和模型（6）中回归系数显著性的变化，判断财政分权是否通过对代理变量的调节有效影响了包容性增长。例如，若加入研发投入变量之后，发现该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时财政分权的系数有所下降，则说明财政分权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其他影响路径以此类推。
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PBL连接件对混凝土的劈裂效果，使得混凝土发生开裂现象，又由于波形PBL连接件的布置形式为上侧打开下侧靠近的形式，如图3所示，使得混凝土的开裂形式为正漏斗形式；由于斜板的存在，使得混凝土开裂的裂缝上侧宽，下侧窄，如图6(a)所示.
（二）数据与变量选取
本文选用中国省级层面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最终选择中国大陆地区其他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作为样本。本文数据来源于200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各变量数据处理如下：
永葆党执政发展的力量之源——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传承与时代超越》 王立坦（3.124）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成稿于十多年前。动笔写它时我还没有文学梦想，以至于成稿很多年都没有投稿。偶然从一个群里看到有出版商征稿，没顾忌人家只要前五章的要求，就把全稿投了过去。投完许久都没动静，直到出版合同寄来，我才相信可以不花钱正规出版。
研发投入（Rd）采用各省份自主研发内部支出占本地GDP的比重来衡量，研发投入所占比重越大，越有利于地区生产技术的进步，从而有助于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市场分割（Seg）采用毛其淋和盛斌（2011）的“价格法”对2008—2016年中国各省市区之间的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进行测算，市场分割指数越大，对于财政分权效率的损害越大；劳动配置效率（Lab）采用各省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地区人口总数的比重来表示，比值越高，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劳动力配置效率越高；非生产性投资比重（Cb）采用各省份教育、卫生与社会保障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与本地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比重数值越小，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越偏向于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学者发现，财政分权能够促进经济类公共物品的供给，而对非经济类物品的供给具有阻碍作用，随着分权程度提高非经济类公共物品的供给下降[4]。
2.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Fd）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自主程度，指标数值越大，代表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方面的自主程度越高。本文主要研究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交互作用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而用财政支出自主权来衡量地方财政分权程度更为准确。借鉴傅勇（2010）、李伶俐（2013）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地方政府人均财政支出与中央政府人均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
由图1可以很明显看出，硬质合金与钢两侧界面区内有一定的反应产物形成。当间隙为0.05mm时反应产物贯穿了整个焊缝，随着接头间隙的增大，反应产物越来越不明显。因此，对界面区内产物及钎缝中心区的元素构成进行分析有助于确定界面区产物的类型及钎焊接头形成机理。
基础设施投资变量（Inf）选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各省份年度数据。学者Agenor和Moreno-Dodson（2006）指出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效应主要来源于投资存量而不是投资流量。因此，本文利用以2007年为基期进行平减的基础设施投资流量，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各省份基础设施投资存量。
考虑到决定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经济背景，想要合理解释为什么中国基础设施整体有所改善，但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还存在较大差异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入手。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决策上越有可能依照自身的支出偏好进行选择。具体来说，财政分权对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存在双重影响：一方面，财政分权能够优化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发挥其对本地居民需求和偏好所拥有的信息优势，降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信息成本，从而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财政分权能够损害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促进财政税收增加，获得地区竞争优势，偏好于将有限的财力投入电力、交通等见效快、周期短的经济性基础设施领域，而对教育、医疗等非生产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减少，导致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扭曲。
3.路径变量。本文选用的财政分权对包容性增长的路径变量包括：研发投入、市场分割、劳动配置效率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比重。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用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代理变量。采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投入采用历年各省份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资本投入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存量表示。本文采用Goldsmith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进行固定资产存量计算。计算公式为 ：Kt=Kt-1（1-δ）＋It，其中，Kt为第 t年的实际资本存量，δ 为资本折旧率，It为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参考张军等（2004）年的研究，将资本折旧率设定为9.6%，并根据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流量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2007年为基期通过永续盘存法来估算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存量。期望产出指经济产出变量，采用不变价格GDP指数与当年价格GDP计算出各省份实际GDP。非期望产出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量，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来表示非期望产出变量，百分比扩大意味着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则说明收入差距恶化。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红日西沉，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有趣好玩的冰雪世界。滑雪——让我学会跌倒后爬起，体验成功，享受快乐！
4.控制变量。为了控制时间和区域经济环境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选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及城镇化率作为影响包容性增长的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Gdp），使用各省份人均GDP占全国人均GDP的比重来表示，比值越高，表明地区经济水平越高；产业结构（Is）采用各省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各省份折算后的进出口总额占当地GDP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率（Ub）采用各省份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要验证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包容性增长是否存在影响，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由于包容性TFP作为一种增长指数，其变化具有一定的跨期弹性和时间连续性特征，因此将TFP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但加入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模型，虽然能够更好地反映模型的动态趋势，却会产生扰动项自相关的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因此，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实证部分主要采用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分析。
表1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通过了系统GMM模型中的Sargan检验和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表明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是有效的。由表1可知，财政分权对包容性TFP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财政分权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引起包容性TFP下降0.0732个百分点，表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阻碍了包容性TFP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与包容性TFP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促进包容性TFP提高0.0330个百分点，即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包容性TFP的提升。在模型中加入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交互项后，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财政分权的系数仍为负，但影响系数变小，基础设施投资系数为正且有所增加，表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偏好，有助于减弱财政分权对包容性TFP的抑制作用。
表1 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与TFP的回归结果
其次，本文进一步检验理论机制部分提出的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路径。根据理论机制分析，财政分权能够增强区域自主研发投入，但也可能加剧市场分割程度。因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用研发投入和市场分割变量对财政分权进行回归。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研发投入影响显著为正，且影响系数较大，表明财政分权的实施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指数影响也显著为正，说明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分割，不利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提升。分析这个原因可能是，伴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能够更大程度地限制当地资源和要素的区域流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财政分权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偏好对包容性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将劳动配置效率和非生产性投资比重分别对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分权进行回归。由表2可知，在未引入基础设施投资变量时，财政分权对劳动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财政分权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引起劳动配置效率提高0.1773个百分点。加入基础设施投资变量后，财政分权对包容TFP的影响系数增加为0.2697，这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变量对劳动配置效率也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基础设施投资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促进劳动配置效率提高0.1580个百分点。在未引入基础设施投资时，财政分权对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财政分权每变动1%会导致非生产性投资比重降低0.9230个百分点，加入基础设施投资变量后，财政分权对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的负向影响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对非生产性投资比重存在负向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每变动1%会引起非生产性投资比重下降0.6923个百分点。可见，在基础设施投资偏好的影响下，财政分权对劳动配置效率的改善效应有所增长，但对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的负向效应有所增加，从而加剧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下公共物品非均等化程度，拉低了基础设施投资对财政分权负向效应的改善作用。
表2 财政分权与路径变量的回归结果
最后，本文要验证以上四个路径变量是否能够有效影响包容性TFP，以及加入路径变量之后，财政分权是否通过路径变量进一步影响了包容性TFP。下页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方程中包容性TFP滞后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各省份包容性TFP的变动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四个路径变量对包容性TFP的回归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也符合理论预期，表明四个路径变量能够显著影响包容性TFP的变动。将表3中模型（4）与模型（6）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模型（4）中研发投入与市场分割对包容性TFP的影响系数均小于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财政分权变量后研发投入和市场分割对包容性TFP的影响有所增强，且市场分割对包容性TFP的抑制作用增加幅度较大，远远大于研发投入对包容性TFP的促进作用。将模型（5）与模型（6）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加入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变量后，劳动配置效率与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的影响系数明显有所增加，劳动配置效率对包容性TFP的正向促进作用由0.0213变为0.1283，而非生产性投资比重对包容性TFP的抑制作用由-0.0166变为-0.0871。但总体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偏好带来的劳动配置效率的改善效应大于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的扭曲效应，所以能够降低财政分权对包容性TFP的抑制作用。在引入路径变量后，财政分权对包容性TFP的负向效应有所降低，影响系数从-0.0732变动为-0.0511，表明路径变量的引入有助于减弱财政分权对包容性TFP的抑制作用。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偏好引致的劳动配置效率改善有效地降低了财政分权对包容性TFP的抑制作用，但财政分权造成的市场分割对包容性TFP的负向影响较大，导致财政分权对包容性TFP仍呈现负向影响，但影响系数有所下降。
表3 财政分权对经济包容性增长路径机制检验结果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在三个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大小和符号均呈现稳定性。其中，地区经济水平对包容性TFP呈现正向影响，即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有利于包容性TFP的增长；产业结构对包容性TFP影响为正且系数较大，表明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的调整升级显著促进了包容性TFP的提升；城镇化对包容性TFP影响也为正，说明各省份的城镇化建设不仅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包容性TFP的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对包容性TFP的影响为负，表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反而阻碍了包容性TFP的提高，分析原因可能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承接的大多是资源消耗较大、产品附加值较小的低技术产品，不利于技术效率的改善，进而阻碍了包容性TFP的增长。
2）生活习性。桃小食心虫在渭北果区每年发生1～2代，以老熟幼虫在土壤内结茧越冬。一般5月下旬至6月上旬越冬幼虫破茧出土，成虫多产卵于果实梗（萼）洼处。幼虫孵化后，蛀入果实，在果实内蛀食20天左右，老熟后咬破果皮，脱果而出；脱果早的在土表作夏茧化蛹发生第2代，脱果晚的入土越冬。6月下旬至7月上中旬出现第1代成虫，8月上中旬出现第2代幼虫，在采果前大部分脱果。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偏好出发，分析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通过构建统一的框架，探讨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关系，量化研究财政分权通过何种渠道影响经济包容性增长，对财政分权的包容性增长路径做出解释。基于此，本文采用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各省份包容性TFP的基础上，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包容性TF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交互项对包容性TFP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财政分权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交互作用能够改善财政分权对包容性TFP的抑制作用；财政分权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加剧市场分割两种路径直接影响包容性TFP，而且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偏好对劳动配置效率和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的调节两种路径间接影响包容性TFP。财政分权对包容性TFP存在负向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虽然能够增加地区研发投入，有利于区域生产技术进步，但财政分权加剧了区域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要素的区域流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虽然促进了地方政府对经济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但同时也挤出了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对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反向作用，造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非均等化发展，进一步阻碍了包容性TFP的提升。
基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政策启示：首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预算支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充分发挥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主导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发挥基础设施投资对劳动配置效率的改善效应，纠正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表现出的“重经济类建设、轻非经济类投资”的偏向，促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均等化。其次，应加强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对本地技术研发的支出力度，特别是提高对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在财政收支方面的自主权，增加本地区企业的研发投入，帮助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促使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最后，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通过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引导地区之间进行合理的竞争，同时，加大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监督，避免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目标而开展各种恶性竞争，加强市场一体化发展，减少市场分割现象的产生，积极调动地方财政自主权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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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9）01-010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17CJY001）；湖北省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课题项目（HBSME2019A03）
作者简介： 潘雅茹，1985年生，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讲师；罗良文，1965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曾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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