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港澳地区论文,区位论文,中国内地论文,直接投资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对港澳地区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转移做了实证分析，表明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趋向于沿海地区和与之有特殊社会文化联系的区位，同时更有向中西部和北部转移的趋势；决定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投资空间模式和转移态势的因素是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率、劳动力因素、经济开放度、与沿海的经济距离等。
关键词港澳地区 外商直接投资（或FDI） 区位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到1994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338亿美元，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这种趋势要求我们对中国任何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都必须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简称为FDI）的经济贡献。港澳地区是中国内地引资的最主要来源 ，但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的FDI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1,2]。采用《中国对外经济年鉴1994》和《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大全1979～1991》的有关统计资料，研究90年代以来港澳地区对内地FDI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 ，对于探讨中国内地吸收FDI 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转移规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实际发生额资料难以得到，本文用投资项目数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可能有一定的偏差，但总体结论应是一致的。
1 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空间模式与空间转移
1.1 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空间模式分析
（1）绝对空间模式 计算1990～1993年各省市区4年的累计投资项目数，再计算各省区占港澳对内地投资项目总数的百分比，以此比重作空间分布图（图1），这是从港澳投资方考虑， 是一种空间差异的主观和绝对衡量，我们称之为“绝对空间模式”。从图1 可以清楚地辨识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的空间模式及其区位偏好。显然，最优先的区位是沿海地区的11个省（区），尤其是广东、江苏、山东、福建、海南等省，它们占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的60.95%，其中广东和海南两省占36.20%，而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达到83.94%；其次是中部地区，占9.65%，湖北省是中部地区的优先区位；西部地区最少，共占3.84%。所以其空间模式是一种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梯度分布，与中国区域经济的空间模式基本吻合。
（2）相对空间模式
从受资方角度分析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的区域差异，可以用区位商来衡量。计算公式如下：
LQ＝（FDI[,i]／FDI）／（∑FDI[,i]／∑FDI）
图1 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绝对空间模式”
Fig.1 Absolute spatial pattem of Hongkong-Macao's FDI inmainland
其中 LQ代表港澳地区对某省直接投资的区位商；FDI[,i] 是港澳地区对某省的总投资项目；FDI是某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总数； ∑FDI[,i]、∑FDI分别代表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总投资项目和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总数。
LQ可以描述港澳地区在各省区吸引外资中的相对地位，LQ的区域差异就是其空间差异。LQ＞1 表明港澳地区投资对于某省有重要意义或港澳对该省的投资较多；LQ＜1 则说明港澳投资相对不重要或港澳对该省投资较少（图2）。显然这是对港澳在内地投资的相对的衡量， 因而称之为“相对空间模式”。图2显示，港澳地区是广东（1.372 3）、海南（1.339 4）、广西（1.228 4）、贵州（1.184 0）、湖北（1.099 8）、江西（1.093 8）、湖南（1.060 7）等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这些省份在地理分布上偏于中南部，与港澳地区接近，同时广东、海南省与港澳地区还存在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而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港澳地区的直接投资则相对不重要。这说明边界区位效应与距离因素起了一定作用。
1.2 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的空间转移
（1）总体趋势 利用洛伦兹曲线分析，自1987年到1993年， 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的空间分布一直存在分散化趋势，而且分散化趋势呈加速发展。分布的前5大省区1987年为82.14%，1993年仅为58.88%； 同时中西部省份也从无到有，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发展。这种趋势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全方位开放战略的实行；另一方面也说明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有信心。
（2）空间转移 以1993年与1990年各省份百分比之差来衡量， 其结果如图3。图中广东、福建、辽宁、 四川是港澳投资相对移出省份（港澳地区在西藏、青海没有投资），其中广东比重下降最大，达23.33%，江苏、山东、海南则增长较多，说明港澳地区的投资重点向这些地区转移；其次广西、天津、上海、湖北、河南、湖南、浙江、江西、北京等都有一定的增长。可见港澳地区对内地的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转移有如下特点：1）逐步由华南地区向北方省份转移；2）向大都市转移；3）由沿海地区向内陆转移，但主要集中于中南部省份。
图2 港澳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的“相对空间模式”
Fig.1 Relative spatial pattern of HongKong-Macao's FDI inChina
图3 港澳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的空间扩散
Fig.3 Spatial diffusion of Hongkong-Macao's FDI in China
2 港澳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时空模型
从特殊区位和一般区位两方面建立回归区位模型，引入时间因素，建立一般时空模型。
2.1 特殊区位模型
从两种空间模式上显然可以看出，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特殊区位特点是集中于沿海地区和与之相邻（或存在特殊社会经济联系）的区位。因而本模型试图从定量角度验证这种特殊区位特点。经过比较，拟建立如下形式的回归模型：
FDI＝GNPα·exp（β·B+δ·R+μ）
式中 FDI是港澳对各省区的投资项目数；GNP为国民生产总产值，代表经济规模和投资机会；B和R是两个虚拟变量，B 用于检验边界区位效应，即与港澳地区地理上接近或存在特殊社会文化联系的省区，其值为1，否则为0；R是为验证空间梯度分布而设的虚拟变量， 属于东部地区 的省份，赋值为1，中部为2，西部为3；α、β、δ为待定系数；μ是 误差项。
这个模型试图从宏观区位因素和特殊区位因素解释港澳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即假设其对内地投资的区位选择依赖于经济规模、边界区位效应和离沿海地区的经济距离。显然，如果回归系数α大于0，且检验效果好， 则可以认为不同经济规模对港澳地区的投资诱惑力不同，他们的投资趋向于经济规模大、投资机会多的区域；如果回归系数β大于0且检验显著，则说明边界区位效应和特殊的社会文化联系， 确实影响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和空间模式及其空间转移；如果δ小于0且效果显著， 则也从定量角度验证了东部地区是港澳对内地投资的最优区位，而西部地区是次区位。
为了便于计算，先对模型作对数化处理，形式如下：
lnFDI＝alnGNP+β·B+δ·R+μ
采用SAS统计软件中的逐步回归方法计算，得到如下形式
FDI＝GNP[0.6630]exp（0.9626B－0.797 3R+4.293 9）
从回归效果来看，α、β、δ分别为0.663 0，0.962 6，-0.7973，并且F检验都在0.05水平，同时R[2]＝0.84， 因而我们认为回归效果非常好的。所以统计模型验证了上述假设，即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中国省区东中西分布决定了其投资的空间模式，东部地区是港澳地区投资的优先区域，并向内地呈梯度分布；2 ）经济规模和投资机会的空间分异是港澳地区首要考虑的投资环境因素，经济规模越大，对港澳地区投资吸引力越大；3 ）社会文化联系和血缘关系是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的特殊因素，对投资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超过省份的东中西分布因素。所以许多学者从这个角度解释港澳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2.2 一般区位模型
2.2.1 区位因素选择及模型建立
上述回归模型仅找出了几个影响港澳投资的特殊因素，还不能解释所有的港澳地区投资区位选择。下面试图建立一个一般投资区位模型，希望找到影响其投资的一般区位因素。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决策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可归纳为：企业特定因素、区位因素、政策因素。其中，企业特定因素是决定对外投资的首要因素；区位因素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东道国的政策则是对外投资的先决条件，但政策本身并不足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只是改善区位优势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企业的特定优势如研究与开发密集度、管理技能等是最重要的，但当涉及投资的区位决策时，则区位和政策是重要因素。分析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的一般区位特点，显然应该重视区位因素的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1]，港澳地区投资于内地的主要动机有：1）利用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发挥其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优势；2 ）为取得内地的优惠政策；3）出于社会经济联系的考虑；4）利用内地经济迅速发展的契机，发掘内地消费市场。
结合理论分析和前人的实证分析，影响港澳地区投资的区位因素，可以从几方面分析：
1）投资机会（投资容量）
反映投资机会的区位因素可有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2）投资回报率
一个地区的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可以刻划这个因素；
3）投资吸引力 这主要指受资方劳动力成本、政策优惠程度、 经济开放度等；
4）投资支持 以受资方的基础设施、配套投资、 产业结构层次等为主要指标。
其中，资本产出率为GNP与总投资之比；劳动生产率为GNP与总劳动力之比；劳动力成本为GNP中劳动报酬比重； 经济开放度以进出口总额与GNP之比表示；基础设施水平选用运输邮电业总产值表示； 产业结构层次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之和。由于政策因素的特殊性，这里不便考虑。另外，涉及比重的指标以小数表示。经过探讨，拟建立如下形式的回归模型：
作对数化处理得到下面线性模型：
其中 X[,1]、X[,2]、X[,3]、X[,4]、X[,5]、X[,6]、X[,7]、X[,8]、X[,9]依次代表国民生产总值、运输邮电总产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资本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速率、劳动报酬比率、经济开放度和产业结构层次。
分别选择向前回归和逐步回归方法解此回归模型，结果如表1、2。
表1 一般区位模型0.50置信度下的向前回归结果
Table1 Results of the forward regression analysis about the general location model
参数变量参数估计二类误差平方和F值 概率〉F
截距-6.0504 4.0303 0.51352.250.1482
lnX[,1] 0.9906 0.4268 1.22715.390.0304
X[,6]9.0324 2.4212 3.1790
13.920.0012
X[,7]2.3917 2.0617 0.30661.350.2591
lnX[,2] -0.3760 0.4394 0.16690.730.4017
X[,8]1.7478 0.4330 3.7119
16.290.0006
lnX[,5] 0.6086 0.3118 0.86873.810.0643
表2 0.15置信度下的逐步回归效果
Table2
Results of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bout the general location model
参数变量参数估计二类误差平方和F值概率〉F
截距1.3665 0.8388 0.63002.650.1163
lnX[,1] 0.6199 0.1318 5.2589
22.150.0001
X[,6]
9.2414 2.2528 3.9949
16.830.0004
X[,8]
2.1846 0.3482 9.3429
39.360.0001
2.2.2 结果分析
1）X[,1]、X[,6]的回归系数a[,1]、a[,6]为正，并且F检验显著（置信度低于5%），这两个指标反映投资机会或投资容量。可见， 投资机会的多少是港澳地区投资于内地的首要经济区位因素。因为对他们来说，投资机会多，意味着投资风险低，投资交易成本低，同时也容易得到利润率高的投资项目；从受资方来说，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意味着对资本的有效需求大，吸收外资规模也越大，同时还有条件提供优越于其他地区的配套投资和较好的投资环境。因而，这些地区必然成为港澳地区向内地投资的最优经济区位，如广东、福建、江苏、辽宁等沿海地区。
2）X[,8]代表经济开放度，回归效果也很好，F检验置信度低于5%。这说明经济外向型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了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实际上，与外界经济联系的强度是吸引外资的前提，也是港澳地区投资于该地区的必要条件。因为，对中国内地来说，地区经济越外向，其政策越灵活、优惠，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越高，对外资需求越多，同时也很具有诱惑力。
3）X[,5]、X[,7]两个指标的效果也不错，其中X[,5]（劳动生产率）置信度低于10%，它们都是有关劳动力因素的指标。表明港澳地区投资于内地时对劳动力因素考虑较多。这与它们对内地投资的动机及其产业结构转换形势是相符的。从产业结构层次来看，港澳地区处于第二层次，其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已发展到了顶峰，正在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由于货币升值，工资、地价的上涨，许多被称为“夕阳产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已无优势，于是为利用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发挥这类企业的特定优势，向内地大量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产出成了投资方当然的考虑因素。
4）X[,2]是反映基础设施的运输邮电产值，它在0.50置信度下有一定的解释意义。但从回归过程看，该因素是第一个被选入的因素，而且回归系数一直为正，F检验显著。只有当引入X[,1]（国民生产总值），X[,2]变得不显著并且为负，即X[,1]对X[,2]是负效应时， 表明该地区存在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外资需求，从而成了吸引外资的“瓶颈产业”，对吸引外资起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所以，回归效果显示，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关键在于改善投资硬环境，尤其是运输邮电部门。
综上所述，影响港澳地区在内地投资的区位因素是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率、劳动力成本与产出率、经济外向度以及基础设施状况。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空间差异决定了投资的空间模式。
2.3 空间转移模型分析
结合上述特殊区位和一般区位分析，特殊的社会经济联系与沿海地区经济距离、投资机会、经济开放度、劳动力因素等决定了其投资的空间模式。实际上，也正是这些因素的时空变化决定了港澳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的空间转移格局。下面我们从这些区位因素出发，探讨港澳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转移规律。
采用1990和1993两年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建立一般时空转移回归模型。以X[,1]、X[,2]、X[,3]、X[,4]分别代表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率和经济开放度；B同前；R分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分别赋值为1；0。建立如下形式的模型：
对数化处理得到：
为了分析空间上的转移，用模型“扩张”方法将时间因素加入模型。假设时间因素是各回归系数的线性函数。
t为时间变量，1990年为0；1993年为1。
将上述线性方程式代入时空模型，得到
用SAS系统中的向前回归方法，得到回归结果。在0.25置信度下， 将回归结果代入时空模型，得到下式：
回归结果显示，港澳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转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开放度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速率、特殊社会文化联系的时间变化。（1）tlnX[,1] 的回归系数a[,12]为负，说明经济规模因素在影响港澳投资的作用下降，投资逐步向经济规模相对小的区位转移，这一点解释了港澳地区投资向中西部的转移。（2）a[,62]是tB的回归系数，回归值也为负值，而a[,61] （B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特殊的社会文化联系作用减弱， 但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位因素。华南地区投资份额减少，部分原因是这种联系作用的减弱。（3）由a[,32]的回归效果可见， 经济增长速率的变化是引起港澳投资空间转移的重要区位因素。众所周知，1992年以来，沿海、沿边、沿江全方位开放战略实行，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向北部移动，北部省份经济增长速率增长较快。同时内地省份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边境贸易的发展、内地省份经济发展机制的逐步转变、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的投入等，使得经济增长速率增长较快，从而有效资本需求膨胀，投资机会增加。港澳地区抓住了这个机会，将其投资有步骤地向中西部和北部转移扩散。（4）当然， 由于港澳地区的投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因素从来都给予较多关注，因而劳动生产率的时空变化，也是影响其投资空间转移的关键区位因素，趋势是逐步地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区位转移。
3 结论
在统计资料的支持下，把港澳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做初步区域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投资上，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海南、江苏、山东、福建是最优区位，中部的湖北省，也是较重要的投资区。
（2）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在空间上一直存在分散化趋势， 并且总体上向北部、中部和大都市转移扩散。
（3）边界区位因素、各省的经济地理位置、 经济规模是决定港澳投资的关键因素。港澳地区的投资者偏好于沿海地区、与之相邻或存在特殊社会文化联系的地区。
（4）根据一般区位模型的分析， 影响港澳在内地投资的区位因素是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率、劳动力成本与产出率、经济外向度以及基础设施状况。
（5）港澳地区对内地的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转移，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开放度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速率、特殊社会文化联系的时间变化。
当然，政策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对中国吸收外资起着不可否定的作用，尤其在改革初期。但是到90年代，全方位开放战略的实行，政策的作用不再是决定性作用，同时政策因素考虑有难度，故本文没有把政策因素作为区位因素考虑。
（收稿日期：1996—05—04；改回日期：1996—11—06）
LOCATIONAL DISTRIBUTION AND SPATIAL DIFFUSION OF HONGKONG—MACAO'S FDIS IN CHINA
He CanfeiChen Ying
( Department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OpenResearch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NaturalDisasters of the State Education Commission, Beijing Normal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or FDIs)
have been employedsince the early 1980s.and they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important i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However,the rolesof FDIs are very different between regions,partly due to thedifferent locational preference of various source countries.Some facts show that FDIs from
Hongkong—Macao indicate astrong locational preference.Therefore,this paper attemptsto make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locational preferenceof Hongkong—Macao FDIs and their spatial diffusion under thesupport of statistical data with regression analysis.In thispaper,three statistical
models,including the
speciallocation model,the general location model and the spatialdiffusion model,are creat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kindof analysis is successful.The major conclusions are asfollows:
1.The optimum location for FDIs from Hongkong—Macaolies in the coastal area,especially Guangdong, Hainan,Jiangsu,Shandong,Fujian provinces.Besides,Hubei Provincein the middle area is also an important region.
2.The FDIs from Hongkong—Macao in China have diffusedgradually from the coastal provinces to the inland regions,the northern and the metropolis and from the locations thathad attracted investment to their vicinities since the 1990s.
3.The special locational factors,such as the border location,the unique social and cultural ties are the key factorsdetermining the special locational distribution.
4.The general location and spatial diffusion of Hongkong—Macao's FDIs are the results of interplay of severaleconomic factors.They are the economic scale and advantage,the growth rate,the labor force and economic extrovers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only a preliminary analysisand further research becomes very necessary in the nearfuture.Key Words:Hongkong—Maca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r FDIs);Location Model
标签：直接投资论文; 投资论文; 区位因素论文; 回归模型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港澳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