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新理路论析
李兵园1，陈泽华2
(1.湖北工程学院 政法学院，湖北 孝感432000；2．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武汉430079)
摘 要： 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社会主要矛盾与意识形态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为此，意识形态工作应当创新思路，着重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入手，为有效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重要保障、创造良好条件。
关键词：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意识形态工作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论断，是对当前我国发展现状的精准研判，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必然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而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必然会对其提出新要求。那么，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意识形态工作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又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思考和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正确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内在要求，而且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和发展。
一、社会主要矛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逻辑关系
何谓社会主要矛盾呢？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2]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但必定有一对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它规定着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根本任务。社会主要矛盾不同，人们所面对的重点和中心工作也就不同。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意识形态理论应用于经济社会生活实践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是“从操作性方面揭示出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3]。就具体内容而言，意识形态工作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凡是与思想文化相关的工作，都可以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看，社会主要矛盾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对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制约作用，它规定着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4]21-22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话语、方法等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变化。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又起着指导作用。概括地说，这种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提供理论指导，即通过理论创新和武装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从而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二是凝聚社会力量，即意识形态通过系统论证自身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能够凝聚整个社会的价值共识，进而使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上紧紧抱在一起，从而为矛盾的解决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三是营造优良环境，即意识形态通过对人们社会心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调节和控制，能够缓解或逐步消除人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冲突，以形成较为和谐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通过理论创新、凝聚力量、营造环境等方面的努力，为矛盾解决奠定基础。
社会主要矛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这种密切关系，也可以从历史上得到印证。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此时的意识形态建设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斗争性和革命性，在宣传方式上也以“灌输”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5]。与此相适应，这一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通过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信念等，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然而，1957年下半年，由于对国内外形势判断失误，党又将此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6]。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又回归到“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并向广大人民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思想。在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方法上，用斗争代替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说服和思想引导。这种“左”倾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党和国家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认识，并作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7]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此后，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党中央反复强调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正是得益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才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方法、话语等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对象、话语和方式会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不会变，也不能变的。
由此可知，社会主要矛盾与意识形态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主要矛盾在对意识形态工作产生制约作用的同时，意识形态反过来又服务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当前，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形势下，也意味着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一进程中，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想正在加速形成，社会思潮领域表现出两大新的特征：一是数量的多样化。2017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综合筛选出年度国内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潮，它们分别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生态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等等[9]。除此之外，还存在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等思潮，这些思潮不仅活跃于学术上，而且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二是内容的复杂性。当下有些社会思潮除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外，还往往对党的指导思想及各种方针政策提出质疑和否定。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的地位，并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理念。然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散布我国的法治建设是效仿西方的“宪政民主”这些错误的言论。与此同时，有些社会思潮为了获得生存空间，竭力寻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点，以此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在这种多样复杂的社会思潮冲击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面对这些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如何才能将全党全社会的力量统一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面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正本清源，如何回应并引领好这些思潮，同样也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承担的任务。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
如上文所述，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西方价值观趁虚而入，消解了人们对过去统一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认同，思想观念和评价标准多元化。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人们思想混乱、理想信念动摇、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变形，这不仅不利于人民形成正确的美好生活观，而且还会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为应对矛盾的转化，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要以凝聚思想为着力点。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12]只有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才能更好地团结亿万人民同心同德、齐心奋斗，才能更好地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思想统一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上来，从而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
(一)转型期社会思潮的新变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
所谓社会主要矛盾中的需求侧，主要是就人民群众的相关需要而言的。在社会主要矛盾未发生转变之前，人民群众的需要多集中在经济文化领域，呈现出相对单一的格局。然而，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11换言之，新时代矛盾中的需求侧表现出两大鲜明的变化：一方面，从量上来说，人民群众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即除了对经济文化有需要之外，还对民主法治、绿水蓝天、安全正义等产生了新的需要，从而使自身的需要日趋多元化和精细化；另一方面，从质上来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有一个层次的提升，即相对以前满足温饱问题而言，新时代人民群众更多地表现出对“发展性需要”的渴望。如期盼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和谐的社会环境、更优质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10]。需求侧的这种变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面对多元化的需求，如何才能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需求观和价值观，无疑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应当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不仅如此，如何处理好物质文化需求与更高层次需求的关系、如何协调好自身追求美好生活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关系，都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给予回答的重要课题。
在一连番的惊讶与感叹中，我们告别了比亚迪、光启，来到莲花山。七月骄阳，南国盛夏，此时的深圳真的给我们带来了不一般的感受，虽然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仍然一路坚持爬到山顶，正所谓付出就有回报，耸立在山顶中央身披风衣、步伐坚定的邓小平雕像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震撼感，我们不由得敬佩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缅怀完邓小平同志的风采，眺望城市中心区美景的同时，我们满怀期待，希望尽快见到将要与我们汇合的另外四所高校的工作伙伴们。
3.加大良性互动，强化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充分挖掘法律顾问潜力，加强与顾问律师的良性互动，聘请律师到局法制机构驻点办公，加强法律顾问队伍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国土资源管理法律课题研究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深度介入法制审查，提前排摸诉讼风险点，通过事前预警、事中调解、事后完善的方式，切实提升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
(二)社会主要矛盾中需求侧的变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
社会主要矛盾构成“社会问题”的核心[8]。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社会问题”的变化，必然会对思想领域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是紧密相关的，在社会存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社会思想领域也呈现出相对活跃的状态。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封闭状态转向全面开放状态，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也由一元转向了多元[9]。事实上，每到重大的社会转型期，思想领域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无疑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社会主要矛盾中供给侧的变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
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供给侧，主要是从生产力方面而言的。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之前，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11在这里，矛盾中的供给侧表现出两大变化：一是“不平衡发展”，这是从领域和范围来说的，主要指区域、城乡、行业、个体等之间发展的差异性明显；二是“不充分发展”，这是从质量上来说的，主要指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等方面。供给侧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变化，同样，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如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意识形态工作不仅要解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更要让人们认识到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
对于脑梗塞患者而言,经过临床治疗后,因为治疗因素以及护理因素等影响,往往会呈现出疾病后遗症的现象,以语言功能障碍以及肢体功能障碍的出现较为普遍,对此研究有效方法加以预防表现出显著价值。
我独爱荷花，更爱画荷，绣荷。但没想到绣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成果居然换来了白家的声名大赫，皇上钦点我爹为专用皇家刺绣御使。
三、意识形态工作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路径选择
一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强调，为应对矛盾的转变指明了方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面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事实，习近平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并没有变，因此，全党下上必须牢牢坚持党的这个基本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和背离。这是新形势下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论指南。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思维方法，为应对矛盾的转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在实践中，习近平形成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诸如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等等。只有将这些思维方法融入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才能为应对矛盾的转变提供战略策略。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为应对矛盾的转变提供了价值遵循。我们在面对矛盾之前，首先必须明确“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这就指明了我国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其根本立足点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从而彰显出强大的道义力量。
(一)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为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理论指导
因此，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肩负起理论武装的任务，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从而为应对矛盾的转化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
总体而言，简单从党内整风的角度认识群众路线活动，虽然会不可避免地忽视“群众路线”这一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深层次指导意义，甚至一些国外媒体就此提出的观点我们也并不认同，但是其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回味的。
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实现这一目标，当然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唯一的路径，在这一进程中，还必须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思想保证、主体保障和环境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实践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形成了内涵丰富、立意深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为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思想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11这也意味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必然会对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而正视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新形势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当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要做好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要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解释力；要适应媒体格局、舆论生态的深刻变革，创新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和传播手段，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壮大网络宣传的主旋律，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而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三)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为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奠定主体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也意味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力量的作用。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但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形势下，迫切要求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从而更好地为党和国家事业服务。这就要求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要立足矛盾发生转变的客观实际，发挥其教育引导功能，以培养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从而为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奠定主体力量。
面对新形势，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必须充分发挥其引领教育人的作用。为此，要运用多种途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要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和关键时期进行教育；要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发挥制度的硬约束作用。二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是人们改造世界的不竭动力，“坚定地理想信念能够增强人们的自信心，能够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和道德情操，能够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13]，从而有助于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当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最为关键的是做好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三是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从而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文明水平。
(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不仅与理论指导、思想基础和主体力量密切相关，而且与我国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有直接联系。只有国内外都保持相对和平的环境，才能为应对矛盾的转变奠定良好的条件。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习惯性地以一种偏见看待中国，导致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还不少，与此同时，由于国际舆论格局的西强我弱，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如果不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必然会影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国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成效。也正基于此，习近平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4]197因此，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从而为应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其首要之点是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取具有中国标识的国际性概念，加强中国话语体系的对外转译工作，善于打造一些具有国际视野的新表述和新范畴，从而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其次要创新对外宣传的方式方法，要在加强整合国内宣传力量的基础上，着力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媒体，特别是要支持引导中央和地方上的重要传媒走出去。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好各类国际会议、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声音越传越响。最后要优化传播格局，形成“大合唱”的传播效应。为此，要动员全国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加入到对外宣传的工作中来，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从而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进而向世界展现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那些积极的成果被许多建筑物破坏可能与建筑施工低劣有关的认识冲淡了。矿业和科学出版社，在其1906年4月28日版（in Fradkin，2005，23页）中提到 “大城市中漏测的建筑不好的建筑物的数量是惊人的，地震就像无情的督察员把它们暴露了出来。”Humphrey（1907）记录了许多不合格的施工行为，如 “由于墙和框架之间缺乏连接而倒塌”和 “轻型木框架、支撑力不足和砂浆标号低”等。两份报告都列出很多无钢筋砖石建筑以及砖石建筑外墙危险的例子。不幸的是，这种相同低劣施工行为的故事——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倒塌，在许多最近的大城市地震中经常重复出现，甚至在据称有现代建筑规范的国家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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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 2019) 09-0029-05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人民群众获得感与河南省民生政治实践路径研究”(2018CKS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兵园(1986-)，男，河南平顶山人，湖北工程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陈泽华(1991-)，男，山东曲阜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文明与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张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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