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争议双方正面交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版登出《〈马桥词典〉：粗陋的模仿之作》以及不同意见后，文学界反响强烈。近日，当事的双方韩少功和张颐武或接受采访或写了文章，在这里展开正面交锋。
这几年，文艺界指名道姓的批评开始多了起来，我们认为，只要不是恶意攻击，这种指名道姓的批评将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于创作和学术的发展，总比那种毫无原则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式的“一团和气”好。倡导一种正常的批评风气，让不同的文艺思想和学术观点摆到台面上交锋，引发人们思考问题明辨是非，是我们刊登争议文章的初衷。
我们的版叫“娱乐世界”，我们不想办成一个拘囿于演艺圈的“娱乐小镇”。文化（当然包括文学和出版）是高层次的娱乐，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有关文化文明的现象和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韩少功答记者问
记：记者 韩：韩少功
记：《马桥词典》被认为是“抄袭”、“剽窃”、“完全照搬”，你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有什么看法？
韩：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有不少毛病和缺点。有些读者喜欢它，当然让我高兴。有些人对它的赞扬超过了我自己的估计，也不会让我头脑发昏。有人不喜欢它，尽可以泼点凉水，说它“粗陋”、恶劣、无聊，都是可以的，很可能把我批评得更加努力和聪明些。但说到这本书“抄袭”、“剽窃”、“完全照搬”了别人，这不是观点的问题，是事实的问题，不是凉水而是脏水。我还没有宽容和大度到热爱脏水的程度。
记：写作《马桥词典》，你是否“模仿”了《哈扎尔辞典》的形式？
韩：为自己辩护是很乏味的。我不想就《马桥词典》说什么，倒是很愿意为《哈扎尔辞典》多说几句话。1906年就有了比尔斯的《魔鬼辞典》，但这丝毫无损于帕维奇。昆德拉比帕维奇名气更大吧？他1984年出版辞典体小说《误解的词》，作为长篇小说的一章，并不在帕维奇之后，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对帕维奇恶意地窃笑，把他说成“完全照搬”。辞典“体”只是体裁因素的一部分。“辞典”名下至少可以有辞典体的小品文（比尔斯）、小说（昆德拉和帕维奇）、理论随笔（罗兰·巴特等）、诗歌（陈东东等）等，它们怎么是一回事？
记：你的意思是：同是辞典体，还可以有不同的体裁？
韩：当然。就说辞典体的小说吧，至少也可以分别写出神话体或新闻体，史诗体或自传体，能把它们叫作一种体裁？至于说到形式，那范围就更大了。昆德拉和帕维奇同样使用了辞典体，但他们各自充满才情的形式独创性，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因为小说的“形式”不仅包括体裁，还包括结构、手法、语言等等。这是文科大一的学生都完全明白的文学常识。
记：张颐武强调他的文章里并没有使用过“抄袭”、“剽窃”的字眼，他只是说“拟作”和“仿作”。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
韩：“抄袭”和“剽窃”还有个百分比的问题，有个全部还是片断的问题。这是法律常识。我们总是跟着一个副教授来讨论常识。“无论形式或内容”的“完全照搬”不是较之“抄袭”和“剽窃”更加可耻和恶劣吗？还能得出什么“抄袭”或“剽窃”之外的理解？这样一句话把数十家新闻媒体引入了陷阱，而发端者张颐武在去年12月19日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却想把责任全部推给媒体，把自己洗干净，这不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对张的做法，我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有深层原因的。
记：你所说的深层原因是指什么？是不是指文化思想的冲突？
韩：我和张颐武等人确有文化和思想的分歧，但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冲突，只有一些他们虚构的冲突。他们批判我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谎言，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么肤浅和简单化的口号。他们说我缺乏“宽容”，给人我要打杀王朔或别的什么作家的印象，这也是谎言，我明明在《东方艺术》等刊物上肯定过王朔、格非等作家对伪道德的“杀伤力”及其精神价值，但“宽容”并不意味着我有义务要对王朔或其他任何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和全部观点都全面看齐和拥护。张颐武和刘心武在今年《作家》杂志上给我假造一些“反世俗”的傻话，经我公开指出之后，至今也没有个说法。这次王干又在《为您服务报》与张颐武同时发表的文章里，给我扣了几顶吓人的帽子：“狙击”“现代化”与“国际化”以及“排斥大众传媒”等等，但他对我的讨伐里是从来没有引号的，没有我任何重要观点的完整引文。这种向假想敌的大举进攻，这种设定纸垒然后实弹演习狂轰乱炸的进攻，当然太容易胜利了。你说我会参加这种无趣的没有引号的假冲突吗？我当然不会。
记：有关《马桥词典》的事态，你准备如何应对？
韩：当上一个“剽窃”犯和“抄袭”犯，这不过是我个人的事。我感到可惜和担心的是，我们可能会再一次失去形成多元互补局面的机会。其实我是需要得到批评的，不同立场之间的批评，包括尖锐的批评，包括对《马桥词典》的批评，是理性成长的必要前提，这种多元局面对大家都有好处，可以普遍受益。但一些泡沫学术的所谓“话语权争夺”一旦恶性爆发，就很可能使学理纠纷变成民事纠纷，再一次出现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划线、站队、谩骂、造谣、简单化、政治化、非理性化。这只能再一次阻碍乃至中止人们文化成熟的进程。对泡沫学术的清理一旦意气用事，前面可能也有泡沫化的陷阱。我想我首先应该冷静下来。
我为什么批评《马桥词典》？
我说的是模仿，并非抄袭
近日我正忙于一本书的写作，无暇参加一些争论，但电话不断，总有人问起有关《马桥词典》的争论一事。这本是有关一个作品的具体评价的分歧，意义并不大，我实在对此并无很大的兴趣，它只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一个小环节而已。但现在此事引起了一些传媒与公众的注意，众说纷纭，此结果非我所愿。但对于争论的一些情况，我也有责任作一说明，以便公众了解我的看法。
《文汇报》1996年12月17日发表的报道，事先并未采访过我，我也毫不知情。我在报道发表前的几天一直在澳门开会，直到12月17日下午《文汇报》记者打电话向我说明时，我才知道有此一事。《文汇报》的这位记者也与我并不相识。这篇报道对我的看法的介绍不准确，特别标题是“《马桥词典》是抄袭的吗？”副标题中说“张颐武有此一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有关《马桥词典》，我只在1996年12月5日《为您服务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我认为《马桥词典》是一部模仿之作。而“抄袭”与“模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模仿”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它是“照某种现成的样子学着做。”（1996年修订第3版893页）而“抄袭”则是“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来当做自己的。”（同上145页）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说我“指控”《马桥词典》是“抄袭”，没有任何根据。但这是一部模仿之作则是我的基本看法。模仿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现象，是正常的。但模仿有高低、好坏之分。这需要从具体作品的情况进行分析，我认为，《马桥词典》不是成功的模仿。至于文中的“照搬”一词，与不成功的模仿同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照原样不动地搬用（现成的方法、经验、教材等）”例句为“学习先进经验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照搬。”（159页）《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三卷“模仿有正反”一节指出：“创作中有巧黠出新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模仿，较之依样画葫芦之正式照搬另具慧眼。……但模仿与剽窃是性质迥异的两回事。”（284页）“照搬”就是正面模仿。
对《马桥词典》的评价不符事实
在《马桥词典》发表后，出现了许多明显不实事求是的评价。有些评价是相当夸张的。如认为“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重大尝试，或者说是一个发明。”（《文学报》1996年8月29日）而《马桥词典》的责任编辑也认为：“在我们的文学园地，看见过以情节来展现社会的，也看见过以人物来展现社会的，也看见过以情绪、感觉来展现社会的。这里，又看见了以‘词’来展现社会的文学新品类。我想，这就是韩少功在《人的逃避》一文中许诺过的东西了：‘新的小说形式，要在以后的写作中慢慢地形成，我有这种自信。’好一个‘自信’，韩少功交了一份优秀答卷。”（《小说评论》1996年第5期23页）在这些评论中，“词典”的形式被认为是这部小说的独创。一位论者说得明确：“这部小说首先以它独特的表现形式引起了文学界的瞩目。”（《文学报》1996年8月29日）说老实话，这部小说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因另有研究工作而并未关注，直到近期因准备下个学期要上的“90年代小说创作”的课程，为补充最新的小说资料，我才细读了《马桥词典》，并通过与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的比较，得出了这一作品显然不是一部创新之作，而不过是比较明显的模仿之作的结论。《哈扎尔辞典》在《外国文艺》1994年第2期上发表，并已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在国内流传甚广。当时我并不愿意将这一研究结果公之于众，因为这一研究结果与不少论者及韩少功先生本人的不少表述正相矛盾，我不愿引起一些是非。但考虑到批评家的基本职责就是要让公众了解全面的情况，在“辞典”小说已有《哈扎尔辞典》这样成熟、流传如此广泛的范本之后，我的责任是不应让一些对《马桥词典》不实事求是的言论误导公众，像“重大尝试”、“一个发明”、“新的小说形式”之类的说法广泛流布社会，却完全没有不同意见，这是不正常的。我只是说了一个极为平常的事实，于是写出了这一短文。从事批评工作，看到了问题而故意不说，不是对公众负责的态度。
前后矛盾的“说法”
韩少功先生和南帆先生在答记者问时提出“辞典”仅仅是一种体裁，别人用过后人也照样可以用。这两位先生的说法有明显的前后矛盾之处。在争论开始之前与争论开始之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其中韩少功本人的说法的变化令人震惊。有人在争论发生后说韩少功本人没有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创作方法，恰恰韩少功本人对此有极为明确的表述。1996年10月14日的《新民晚报》第9版发表了记者对韩少功的采访，题为《把小说写成词典的人——访著名作家韩少功》，其中有两段极为重要，值得引用：
“这部独特的小说以词典形式反映了作者插队农村6年的所见所闻。作品在《小说界》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被认为是开拓了小说创作的新天地。
问韩少功，怎会想到以如此形式来写小说？他笑着说：‘我大约有10年时间不大看小说了，因为长期以来，大家都将小说这么写着，我觉得没劲。许多小说还没有生活中老百姓的故事来得精彩，小说应该找到新的创作方法。’于是，他开始了尝试。”
而到了1996年12月17日，韩少功先生的表述却变了样子，他在《文汇报》上答记者问时指出：“词典仅仅只是一种体裁，如同书信体、日记体一样，即使有过十部百部这类作品，后人也照样可以运用这种体裁。”
时间仅隔了两个月，同一位作家的两种说法如此不同。前者认定“词典形式”是“新的创作方法”，而后者却承认这不过是“后人也照样可以运用”的毫无新意的“体裁”。且不说韩少功对10年来小说的完全否定的态度是多么不合实际，让我们震惊的是，一个作家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地夸耀自己，一旦别人指出了其问题，又急忙改口。我无意怀疑时常宣称自己有“理想”的韩少功先生的“职业道德”，但我认为这种矛盾是令人痛惜和遗憾的。我希望韩少功先生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对此作出认真严肃的说明。
而南帆先生在《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上发表的《〈马桥词典〉：敞开和囚禁》一文中明确指出：“《马桥词典》利用一个个词条组织历史，树碑立传，这显然是一个罕见的实验。不难想到，在词典与文学之间抛出一条联结的索道，这需要不拘成规的想象力。”“我想必须承认，《马桥词典》是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4页、10页）但在1996年12月19日《文汇报》上刊出的答记者问中，南帆先生的说法变成了：“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垄断一种文体，果戈理写过《狂人日记》，鲁迅还可以用同样的题目和文体写小说。”确实不应有人垄断一种文体，但“不拘成规”，“独一无二”的表述却只能说是缺少依据的。我无意怀疑南帆先生的批评家的“职业道德”。我只是认为一个负责的批评家在掌握一些基本资料之前，仓促做出如此斩钉截铁的论断，是违反批评基本的规范和批评家的工作守则的。对作家进行无原则的、轻率的肯定，是“在学理上不负责任”的。
其实，问题很简单，正是由于《哈扎尔辞典》“一反历来各种传统的小说形式，别出心裁地采用了辞典的形式”，才“改变写作方式”的（译者戴骢的评介，《外国文艺》1994年2期4页）。而“照现成的样子学着做”的《马桥词典》则是一部模仿之作。“词典小说”的形式仅由帕维奇处开始，称为“有过十部百部”显然不合逻辑。而《马桥词典》最大的成就在韩少功本人及众多的评论中均被认定是其“词典形式”。而在这最关键的一点上不过是“模仿”，对它的评价过高，是不恰当的。
“模仿”之说言之有据
对词典进行模仿，在韩少功并不是第一次，在《词语新解》一文就是如此。在此文的前言中，韩少功承认：“国外常有新词词典出版以跟踪动向，搜奇抉怪，……笔者仿其制一试，汇成若干条。”（《夜行者梦语》，知识出版社（沪版）1994年9页）这里的“仿其制一试”明显就是“照现成的样子学着做的”的“模仿”。可见“模仿”词典对韩少功来说并不是新鲜事。而《马桥词典》在对《哈扎尔辞典》的“仿其制一试”方面的现象亦相当明显。“模仿”不是具体的字句一样或重复，那就变成“抄袭”了，而是在整体风格，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照现成的样子学着做”。在形式上，《马桥词典》模仿了《哈扎尔辞典》独特的以词条引出故事而不是仅仅对“词”进行释义的方式。这种以词条引出一个个故事的方式正是《哈扎尔辞典》的“改变写作方式”的最具特色的一点。而且《哈扎尔辞典》中较多以人名带出人物并讲述其故事的方式，也被《马桥词典》模仿了。在内容上，这种情况就更多了。“哈扎尔”是一个已经湮没的社群，而“马桥”也是僻远蛮荒的失落的文明。我们可以将《哈扎尔辞典》中有关“哈扎尔”人和《马桥词典》中有关“罗人”的段落加以比较。在《哈扎尔辞典》中，哈扎尔人由于“改宗新教而罹大祸”“连同他们的国家”“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而马桥人的祖先“罗人”也是由于“一次残酷的迫害浪潮，一次……腥风血雨”而使“他们的国家已经永远失去了，万劫不复”。在《哈扎尔辞典》中“哈扎尔人灭国以后几乎无人提及”，而《马桥词典》中的“罗人”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姓氏，隐没自己的来历”。“哈扎尔”的“首都屋宇的影子好长一段时期内都萦然不灭，虽则屋宇本身早已被履平。影子居然对着伏尔加河水迎风而立”，而“罗人”则“这些村和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罗人”被楚国所灭的故事，也与哈扎尔人被俄罗斯人所灭故事相似。“哈扎尔”人也留下了“一堆钥匙”，“钥匙柄是镌刻有三只角符号的镂金币和镂银币”，而“马桥”的“罗人”留下“一些青铜器”，这些内容如不称为“模仿”是说不过去的。这类相似之处还可举出许多。韩少功先生称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帕维奇的那部小说”，这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而批评家工作的基本守则就是不能仅仅依据作家的自述轻率地下结论，更何况这些自述还是前后矛盾的。他必须通过对本文的认真研究得出结论。而我的研究言之有据，是实事求是的。
我的意见不是针对韩少功个人
我想有关一部小说是否模仿的争论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如何超越“模仿”走向更具创造性的阶段。我的意见不是针对韩少功个人的，对他以往的一些文学成就，我也做过肯定，而是认为文学的发展需要在创作和批评中建立一种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心平气静地讨论的风气。不能批评，只能表扬，不能说坏，只许说好，把模仿硬说成“新的小说形式”“独一无二”，只能使我们的文学固步自封，自我陶醉，而不能健康地发展。新的文化格局正呼唤更具独创性的文学。我完全同意韩少功先生的一段话：“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或获奖作品，即已入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夜行者梦语》19页）中国文学的真正的创造的确不能在“模仿”中获得，让我们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