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尔基山辽墓墓主身份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吐尔基山辽墓墓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5月，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发掘了一座辽墓，因其内涵丰富而引起广泛关注。① 该墓墓主服饰特殊，在以往考古发现中从未见过，解开墓主身份之迷，是探索该墓的发掘在契丹历史研究中之作用的关键。本文以民族学资料与吐尔基山墓对比分析为基础，试对此墓墓主身份进行初步的解读。
一、吐尔基山辽墓墓主是一位契丹萨满
吐尔基山辽墓墓室内只安葬一位成年女子，墓内随葬马具和银质角号，符合契丹游牧射猎生活，与以往发掘的契丹墓相似，墓主人应该是契丹人。从其特殊的装扮可以认定其身份乃是一位女萨满，理由如下：
第一，墓主头上“带金片圈成的冠帽”乃是较成熟的萨满帽盔。
吐尔基山辽墓墓主是一位青年女性，头上戴的“金片圈成的冠帽”由帽圈、十字梁、顶托、罩形带四部分组成。帽圈是用一条金片绕成。帽圈之上的前后左右各起一条金片，形成半球形十字梁。十字梁交叉处是一个花形圆台式的顶托，顶托中心有一圆形凹窝，可以镶嵌宝珠。帽圈下接罩形带，即在帽圈的右侧伸出一条金片，从右脸颊向下，罩住下颌，再沿左脸颊向上伸，在帽圈的左侧与帽圈缠接。金帽各部位金片焊接，连为一个整体，唯独帽圈左侧与帽带的连接是缠扣式，可以随意开合。这种帽子的基本结构是圆圈加十字梁，我们暂称之为“圆圈十字梁式帽”。这种形制奇特的冠帽在以往出土的实物中还没有见过，在古墓壁画中也难觅其形象，但是在民族学萨满教田野调查资料中，却是常见的形制。现略举五例：
例一，大兴安岭中的鄂温克族1989年奥米那楞祭典上萨满头戴的神帽，由金黄色的铜帽架、内衬布帽胎和垂挂彩条布组成。帽架基本结构由帽圈、十字梁和顶托构成。在黄色帽圈左右各垂一条棕红色的帽带，帽带挽系于颌下。前梁与帽圈结合部还缀挂火焰珠，黑色帽胎有四叶花和龙纹，构成二龙吐珠的图案。在顶托之上立双鹿角，顶托中心有红珠。顶托后部挂彩色布条带。② 该神帽比吐尔基山辽墓冠帽复杂，但是二者金属帽架基本结构却惊人地相似。
例二，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的萨满帽形式与鄂温克族萨满帽相似，以铜或铁制作圆圈和十字梁。③
例三，珲春满族尼玛查哈拉氏(汉姓杨氏)1986年萨满野祭时头戴的神帽也是金黄色的帽架，帽架也是以帽圈、十字梁和顶托为基本构成。④ 帽架内衬红色布帽胎，两侧用红色布帽带系于颌下。顶托上插戴树枝和铜铃等物。现沈阳故宫展出的满族萨满神帽也是由金属的帽圈、十字梁、顶托以及顶托上的附加物组成。
例四，新疆锡伯族1987年萨满祭祀头戴的神帽架为铁制，也是如此结构，由帽圈、十字梁和顶托构成。内衬褐色软帽胎，没有帽带。顶托上连缀彩色布条。⑤
例五，1999年笔者参观俄罗斯西伯利亚科学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博物馆时看到展品中有伊尔库茨克的科得人萨满神帽，是铁圈上加十字梁，梁顶竖立铁鹿角。
从民族学资料可以看出，圆圈十字梁式的金属帽盔是现今北方萨满教萨满神帽的基本帽盔样式，流布甚广。其形似武士头盔，金属质地，光亮而坚硬。萨满在通神过程中不断降魔驱鬼，戴此帽盔能显示萨满的勇猛威仪。其条片连接结构可随时根据需要插戴多种饰物。这些饰物对萨满祭祀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象征着萨满的法力、精灵助手，代表萨满观念等等。如例一中鄂温克族的萨满帽在顶托部位插有鹿角，前额梁处佩红色火焰珠，与两侧的龙构成二龙吐珠图案。例三中满族萨满帽顶托插着象征宇宙树的树枝，树上挂着铃铛，其帽圈外挂铜镜，帽子顶和后部可以系挂彩色的长布条。跳动是萨满教祭祀仪式中萨满最具特征的表现手法，东北民间现今把萨满教祭祀俗称为“跳大神”。由于帽架是金属制作，较厚重笨拙，再插戴一些花饰、神偶等，就更加笨重。萨满跳动时萨满帽容易脱落，所以常常在帽圈上缠系帽带，帽带绕系于颌下，连系牢固。
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冠帽属于典型的圆圈十字梁式的金属帽盔，现代萨满教中流行的萨满帽就是以这种金属帽为基本帽架，增加一些挂件、鹿角、内衬帽胎。这种圆圈十字梁式的金属帽盔，既不能挡风遮雨，也不能有效抵御利器对头部的攻击，还比较笨重，不适合日常生活使用。辽墓壁画中描绘的各种人物都不戴这种帽。因此，可以推测这种金属帽盔在辽代也是萨满专用的神帽。
第二，墓主衣服腿部缀铃是萨满服饰的重要特征。
萨满服饰中铜铃铛是重要的法器。铜铃铛“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它代表魂魄精灵，也是神。在祭祀的各种响器中，它显得清脆、独特，烘托自然宇宙各种现象的气氛，也象征着神灵的踪迹。人们认为魂之行走是有声音的，走到哪，人们看不见，但铜铃一响就知道神来了”。⑥ 所以，萨满服饰中经常缀挂铜铃，缀挂部位包括神帽、上身正面、身后及腰带、随身神鼓上等。挂在腰带上的铜铃叫腰铃。腰铃和手抓扁鼓是东北各族萨满跳神祭祀时必须使用的两种“响器”。新萨满向老萨满学习的主要技术之一就是甩腰铃，以达到模拟各路神灵特有的行走声、飞翔声、与魔鬼打斗声等效果。与吐尔基山辽墓衣服缀铃最为接近的服饰是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的萨满袍服，如鄂温克族1989年奥米那楞祭典上萨满在膝下挂三层圆形小铜铃，1992年都故巴图拍摄的鄂温克族女萨满乌日娜的袍服也是在膝下挂三层圆形小铜铃，1992年郭淑云拍摄的达斡尔族的萨满袍服下部悬挂4层小铜铃，1957年珠荣嘎拍摄的达斡尔族黄格萨满穿的袍服下部也挂着成排的铜铃。⑦ 吐尔基山辽墓契丹女主人其膝部衣服上发现成串的铜玲约有20个，这与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萨满服缀挂小铜铃铛手法一致，是萨满服饰的重要特征。
神册元年(916)春二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东筑坛，举行上尊号册封皇帝仪式，建元神册。“初，阙地为坛，得金铃，因名其地曰金铃冈，坛侧满林曰册圣林”。⑧ 正是因为铃铛在契丹传统宗教信仰中是神灵，金铃是尊贵天神的化身，阿保机才精心策划了筑册封坛时掘土获得金铃的奇事，以示其登基是天神之意，以此使那些信奉萨满教的各族部落在心灵上产生对其最高权力的认可。可见契丹对萨满响器之铃是相当敬畏而尊崇的。
缀挂在吐尔基山墓女主人衣服上的铜铃是契丹萨满使用的法器，是神灵的体现，具有镇魔辟邪等神奇功能。吐尔基山墓的木棺外悬挂铜铃，也是萨满教铜铃，是棺内萨满的神灵助手，起到驱除邪魔，镇守萨满居所，增强萨满法力的作用。
第三，墓内出土的金片流苏为萨满服所特有。
吐尔基山墓墓主人“头上戴金片圈成的冠帽，还有2件尺状金片，下缀一排成串的流苏”。这两件“流苏”在以往辽墓中从未见过，辽墓壁画中的契丹人也从不佩带流苏，所以可以初步判定不是契丹日常服饰。
流苏是现今北方萨满教常见的服饰，郭素云在《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中总结萨满神帽流苏有10种之多，吐尔基山墓出土的流苏形态与郭素云所列第10种“绒绳流苏”相似。“流苏主要起遮面的作用。其并非装饰之物，而是护己卫神的掩面用具。”⑨ 现今的萨满服盛行悬缀流苏、彩带、皮条，这些飘动的饰物随萨满跳动而飘摆翻飞，既暗示神灵飞翔本能、勇猛威武气势，又能增添神秘性。
根据以上三条可以认定，吐尔基山辽墓的墓主是以萨满装入殓的契丹萨满，契丹信奉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
二、吐尔基山辽墓墓主是服务于皇室的“太巫”
有关契丹史料记载中没有“萨满”一词，但是有“巫”。如《辽史》卷53《礼志六》云：“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明确记载巫鸣铃驱鬼，考虑到契丹信仰萨满教，铃属于萨满教法器，所以能确认这里的巫就是萨满，是为皇室服务的萨满。正旦一次使用12位萨满驱鬼，可见辽朝侍御萨满之多。
《辽史》记载参加辽皇帝祭祀活动的萨满有巫、太巫，或巫、大巫之分。如皇帝在木叶山举行祭山仪时，“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仆臣曰旗鼓拽剌，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诣祭东所，群臣、命妇从，班列如初。巫衣白衣，惕隐以素巾拜而冠之。巫三致辞。每致辞，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位。执事郎君二十人持福酒、胙肉，诣皇帝、皇后前。太巫奠酹讫，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⑩ 这里太巫与巫并举，在祭山仪式过程中，各有分工。巫负责祝辞祷告，太巫负责向天神敬酒酹祭。辽兴宗皇帝为圣宗皇帝举行丧葬仪时，“大行之夕四鼓终，皇帝率群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门，就輼輬车，藉以素裀。巫者祓除之。诘旦，发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诸京官以次致祭”。(11) 当圣宗皇帝灵柩放入灵车时，由巫祭祀驱鬼。之后，灵车到祭祀地，由太巫祭祀祈祷避灾。以上两例都是巫与太巫并举，巫应该是小萨满，太巫是大萨满。契丹在岁除仪中有“巫及大巫以次赞祝火神讫”。(12) 这里对岁除仪祭祀过程描述很简单，但是巫与大巫并举，没有太巫。“大”与“太”通用，所以大巫可能就是太巫，是大萨满。现代萨满教中萨满也分等级，根据法力大小有大萨满和小萨满的区别。辽朝皇家御用萨满至少可以分为太巫(大巫)和巫两个等级，在祭祀时各有职能分工。
契丹皇帝出生也是由太巫接引来到人间，这可以从再生仪中观察到。再生仪每十二年举行一次，“倒植三岐木”(就是把Y形的树木倒栽植于地)，在请神活动之后，皇帝解去衣服，赤脚，三过岐木下，卧于木侧，老叟击打箭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兴，群臣称贺，再拜。产医妪受酒于执酒妇以进，太巫奉襁褓、彩结等物赞祝之”。(13) 这里的太巫就是大萨满，是神与人之间的使者，岐木代表萨满教的宇宙树，是天梯，同时也象征母亲。在这个仪式中，契丹皇帝赤体卧于木旁，象征天神沿着宇宙树降落于地，大萨满用巾覆盖在皇帝头上，表示天神已经被接引到人间，皇帝起来，就完成了转世降生过程。所以契丹皇帝降生过程是天神在太巫的导引下完成了由神到人的转换过程。契丹皇帝的出生是太巫(大萨满)接引到人间，皇帝驾崩还是由太巫把其灵魂送回到天国，太巫对辽朝皇帝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现在民间萨满使用的圆圈十字梁神帽一般为铁质或铜质，而此墓主人使用金质神帽，显示出其身份高于民间萨满。墓主人不仅头戴金质神帽，而且肩上各有日月图案的金牌一块，胸部丝织品上有墨书契丹大字“天”、“朝”等文字，表现出她的通神活动与国家命运相关。
综合以上条件，推测此墓的主人是直接服务于契丹皇室的“太巫”。
吐尔基山墓内出土较多贵重随葬品。其中有一高脚玻璃杯，质地精细，晶莹剔透。辽宋时期中国不产玻璃容器，以往宋塔和辽墓发现的玻璃容器都是来自中亚的伊斯兰玻璃，这个玻璃杯也是伊斯兰玻璃。玻璃器在辽代特别珍贵，是高档进口产品，只在辽陈国公主墓等极少数皇室国戚墓中出土过。(14) 吐尔基山墓还有镏金提梁银壶、纯金腰牌、银角号等罕见珍贵器物，说明墓主人生前地位特别显贵，可能还是一位皇室成员。萨满教本是产生于母系氏族阶段的原始宗教，萨满是氏族的精神核心，世代在氏族内相传。辽国皇室出于迭剌部耶律氏，服务于皇室的萨满也应该出于耶律氏皇族内。故可推测吐尔基山墓主人是一位来自皇室的大萨满。
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母系社会以女子占主导地位，萨满也是由女子担任。进入父权社会以后，男子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男萨满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主体。这一发展过程在不同的部落表现不一样。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是女萨满，可能是一位能参与皇室重要祭祀的大萨满，说明在辽朝契丹萨满教体系中，女萨满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三、结语
吐尔基山墓墓主人着萨满装，完全可以肯定其身份是萨满。从随葬大量珍贵器物、穿戴金质帽盔等特点观察，初步确定是服务于皇室的大萨满。这从考古研究方面证实契丹人原始宗教信仰是萨满教，《辽史》中的“巫”就是萨满，“太巫”是大萨满，为追索北方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奠定了一块可靠的基石。
契丹建国后，皇帝大力提倡佛教和道教，以适应皇权统治，但是契丹皇帝始终没有放弃萨满教信仰，萨满教与佛教、道教共同构成辽朝的宗教信仰体系。皇帝举行萨满教仪式对维护其统治、巩固皇帝地位有积极意义。萨满教祭祀是辽朝国俗，根深蒂固，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萨满教祭祀仪式，如凡举兵出征则“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15) 春捺钵则举行头鹅荐庙仪式(16) 等。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政策下，契丹萨满教文化在辽代继续发展。吐尔基山辽墓的精美独特的萨满装就是契丹萨满教文化得到发展的有力证明。
注释：
①参见王大方：《穿越千年——吐尔基山辽墓彩棺开棺目击》，《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8日；塔拉、孙建华：《吐尔基山辽墓展览》，《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24日。
②参见郭淑云、王宏刚：《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第51图。
③参见鄂·苏日台：《鄂伦春狩猎民俗与艺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209页。
④参见郭淑云、王宏刚：《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第48—49页第73—75图。
⑤参见郭淑云、王宏刚：《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第80—81页第121—124图。
⑥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⑦参见郭淑云、王宏刚：《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第36页第56图，第40页第63、64图，第41页第65、66图。
⑧《辽史》卷1《太祖本纪》。
⑨郭素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1页。
⑩(12)《辽史》卷49《礼志一》。
(11)《辽史》卷50《礼志二》。
(13)《辽史》卷53《礼志六》。
(14)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89页。
(15)《辽史》卷34《兵卫志上》。
(16)参见《辽史》卷32《营卫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