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精神重塑的百年追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1569（2000）01—0100—07
中国国民精神重塑的问题，如果从19世纪末严复提出“三民说”，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开始到今天，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时至今日，人的素质问题仍然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事业进展的重要因素。今天，当中国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把人的素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对萌芽于上一世纪末的国民性改造的文化运动作一番追思，显得非常必要。
一、为了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工业革命之后之所以一路高歌猛进，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其国民就已经过长达四百多年的现代性的陶冶和训练，其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从而为社会现代化准备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则一开始就致力于器物方面的变革，试图一举建立一个民富国强的天朝上国。然而，经过了长达三四十年的痛苦探索后，到上个世纪末，一些知识精英才有“首在立人”（鲁迅语）的觉悟，认识到没有良好的国民素质，中国之自立、自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首先认识到人是“自强之本”、“变法之本”的是严复和梁启超。上个世纪中叶，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以后，在文化界中就一直有“本”“末”之争。士大夫阶级中的洋务派在中国文化为“本”、西方文化为“末”的思想指导下，搞起了“中体西用”的防卫性的现代化。然而，甲午海战一役，中国竟败在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岛国”手下，惨淡经营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从而引起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反思。严复认为，洋务派的根本错误是治标不治本。“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之所以能战胜中国，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民力已堕、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根据从西方学来的进化论原则，他认为，在这个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世界中，一个国家只有自强自立才能生存，而自强自立之本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在于民族品格的更新。为此他提出改造国民精神的“三民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进一步指出：“此三者，自强之本也。不如是，则虽有伊尹、吕尚为之谋，吴起、李牧为之战，亦将浸衰浸灭，必无强之一日决也。虽然，无亦有其标者焉。然则治标奈何？练兵乎？筹饷乎？开矿乎？通铁道乎？兴商务乎？曰：是皆可为。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皆废。”[1] 既然人为自立自强之本，那么，一切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就要立，否则就要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也表明了同一思想。1896年，他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把培育人才称为“变法之本”。在1902—1906年期间，他在“新民论丛”上以《新民说》为总标题发表系列文章，为中国人设计了具有自由、民权、义务、自治、自尊、进步、进取、合群、冒险、尚武等素质的“新民”形象。他强调塑造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
从重视物质层面的变革到重视国民品格的塑造，说明当时社会精英对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有了朦胧的认识。然而，国民品格是传统文化在国民心理和行为方式上的凝结和体现。要对国民品格进行全面更新，就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严复、梁启超虽然认识到人是国家自强之本，是社会变革之本，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触及国民品格之文化根源，只想借用外来文化对封建的旧文化、旧制度进行修补和改良，并不要求对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因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抽象的、狭隘的。
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真正找到这个“本”，这就是通过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批判，以达到国民品格的全面更新之目的。1916年，陈独秀全面地分析了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几十年社会变革失败的原因后指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3]随后， 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4] 那么，怎样才能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呢？陈独秀把它归结为人的伦理觉悟问题。他接着说：“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这说明新文化的倡导者认识到，没有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 没有一种能赋予民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是不可能真正“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的。于是，他们向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猛烈开火，并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主张以科学代替宗教，以民主代替专制；在用科学来根治“无常识之思维”和“无理由之信仰”，在激扬理性破除愚昧和迷信的同时，更把民主具体落实到人权上来。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孔学的核心三纲五伦，号召人们用以个人为本位道德来取代以家庭为本位的道德，以唤起民众的觉悟，为中国建立西洋式民主社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课题
中国的现代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这就是要对国民性进行深入改造，使之成为具有现代素质的社会变革的主体，以为社会现代化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和创造前提。然而，由于受客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未能按照这一逻辑顺序正常展开。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它并没有实现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的初衷。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现实存在着严重的脱节。毫无疑问，在五四时期，那些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是当时社会中的最先进分子。但是，他们的先进思想、观念并不是从中国社会中孕育出来的，而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从他们那儿移植来的。也就是说，这些新思想是“舶来品”，它不反映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号召民众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伦理取代以家庭为本位的道德伦理，如陈独秀提出的塑造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一代新人的要求，对于广大民众、特别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极为陌生的东西，甚至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分析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的原因时指出，由于中国人在满足自己生活必要需求上，向来是家族、亲属的作用大，国家的作用很小；由于无需靠国家权力的帮助就可确保经济自足，人们对家庭的忠诚远远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这种情况下，政治革命对人民的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就很难凑效了，因而在近代革命以后，中国人民还是一如既往地生活在传统的家庭、亲属和村落结构中。”[6]在这里， 我们不想评论富永健一的观点是否全面，是否准确，但他说中国人不容易从传统的家庭、家族伦理中走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影响面很大，然而在民众中影响却不大，广大民众依然地生活在家庭、亲属和村落结构中，并没有摆脱“君、臣、父、子”宗法伦理的束缚。
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现实存在着重大脱节，所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精英更多看到广大民众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全然看不到民众中、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中所蕴藏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力量。如陈独秀认为中国国民有不勤、不俭、不廉、不洁、不诚、无信等六个方面的“劣根性”。胡适则指责中国人是一个“又愚又懒的民族”，其屈服于物质而“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于是，唤起“多数民众自觉与自动”文化启蒙，变成了对民众的“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因此，尽管一些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当时已经认识社会变革必须以民众为依托，但由于受剥削阶级本性以及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发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社会变革。
正当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对广大民众“恨铁不成钢”，热衷于教化，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的时候，马克思主义随着“科学”、“民主”的东风涌进了国门。新的宇宙观、人生观，使新一代社会变革者科学地认识和真正发挥了下层群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本世纪20年代，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农民第一次真正发挥了社会变革主体的作用。
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人生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民受小生产方式的限制，以及受封建文化的影响，确实有许多局限性，这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的阻滞因素。但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直接阻力却来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农民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最深，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因此，能不能正确对待农民群众，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资产阶级知识精英正是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缺乏正确认识，因此，他们纵然有崇高的使命感和可贵的献身精神，但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希冀始终不能变为现实。惟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能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为了发挥农民革命主力军的作用，共产党人一方面制定土地革命纲领，以满足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要求。另一方面，不急于消除农民身上的封建主义的文化因素，不急于改变他们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影响所产生的心理、习惯和风俗等传统的东西。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集中解决农民的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的问题，消除封建文化影响的问题暂缓解决。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是束缚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中国革命是终究要斩断这四条绳索的。但是，当前革命任务是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而族权、神权和夫权则是以后要解决的。“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7]。又比如， 对农民传统心理、习俗愿望作一定程度的体让。农民是带着传统文化的沉重负荷投身于革命的，几千年封建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心理，世代相承的小农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传统习惯，必定带进革命运动中去。但是，在以夺取政权为最高目标的革命斗争中，对这些东西作适当的迁就和体让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会影响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例如，关于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宗法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菩萨是农民建立起来的，相信到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他还多次举例说，农民领袖彭湃还跟着农民拜观音菩萨，因为不去就会脱离群众，至于烈女祠、节孝坊等，也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也是不对的。又如，对农民平均主义的要求，共产党人也作了某些让步。毛泽东在1930年的《寻邬调查》中，针对贫农在土地斗争中提出“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平均主义要求，毛泽东说：“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他主张满足贫农这一要求，“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8]。
总之，紧迫的政治斗争，使我们党暂缓了消除封建文化影响的工作。因此，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过程中，我国国民始终未受系统的现代化性的陶冶与训练，他们是背着沉重的传统文化的重负走向现代社会的，这给往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建国后，我国出现几次重大的挫折，虽然主要责任在毛泽东身上，但其错误的根源却存在于社会之中。因为中国社会有产生这些错误的封建文化土壤。比如“文化大革命”，如果那时民众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性素质，他们多一分理性少一分狂热，多一点自主少一点盲从，多一点民主意识，少一点忠君思想，那么，毛泽东即使能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也不会搞得那么大，危害那么惨烈。关于这一点，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看得十分透彻。1980年5月， 他在拜会邓小平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我们老是打仗，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进行清算。这样，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就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社会主义时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9]。他建议邓小平要补上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 邓小平接受了他的建议。同年6月， 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指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8月18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又郑重地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10]
从思想上政治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必然使国民素质得到新的提升，使其真正成为现代社会变革的主体。中国现代化经过一百多年的艰难曲折的发展，终于把人的现代化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三、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当代重建
历史总是不断把那些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来让人们去解决。今天，当中国现代化进程再一次把重塑国民精神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八十多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两大精神。这是因为：第一，科学与民主两大精神最集中体现了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思想观念的对立，是国民精神重塑之根本。正如陈独秀当时指出的：“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里所谓人权，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11]“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2]第二，科学与民主两个问题，又是当前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建国50年来，我们党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深藏于广大群众中，以及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的落后的封建文化意识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干净的。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不论在科学精神方面，还是在民主精神方面，都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阻滞因素。事实说明，我们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暂缓的科学与民主的普及工作今天必须重做。
然而，同样一个口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意蕴。第一，80年前，中国一代知识精英从外国引进科学与民主，其目的是为了打破僵化的封建制度，是为了唤起萎靡不振的民众。今天，封建制度在我国已经被推翻，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重提科学与民主精神，目的则是为了消除封建主义的残余，进一步完善国民品格，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第二，80年前，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新文化运动采取激进主义的矫枉过正的方法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今天，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重塑国民品格的工作，决不能采取激进主义方法，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总之，今天我们虽然重提科学与民主精神，重塑国民品格，但决不是重唱80年前的旧戏，而是要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围绕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使国民素质来一个新的提升。
（一）关于科学精神重建的问题
今天在我国，科学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国的民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一方面是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在增长，而另一方面却是科学的精神在丧失。在农村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农民一边请科技进乡，搞科技兴农，一边请“赵公元帅”，搞封建迷信。不久前，中国科协公布的“社会公众对未知现象的看法”和“愚昧迷信在农村地区的影响”两项调查结果显示，近两年相信算命的人增多了。这次调查是1996年后的第二次调查，发现社会公众中相信算命的人的比例由28.7%上升到35.5%，两年增加了近7个百分点。 要求限制或制止算命现象的公众虽多于半数，但比例比上次调查结果也大幅减少，而对之采取无所谓甚至纵容态度的公众比例接近3成[13]。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民众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鬼神，而且在于一些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也越来越相信鬼神。现在不少公司内都设有神龛，有的政府机关搬迁、挂牌要选“黄道吉日”，有的学校建大门也请风水先生用罗盘定位。最近“法轮功”事件的披露，更令人触目惊心。李洪志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所胡编乱造的歪理邪说，竟有包括国家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多年的老同志在内的二百多万人跟着走，竟有一千多人因迷信“法轮功”，或自杀，或拒绝就医致死，成为“法轮大法”的牺牲品。
事实说明，当前在我国存在着严重的科学精神缺失的现象。过去，我们在讲科学时，重视科学知识、技术技能，而忽视科学精神，这种倾向亟待纠正。
科学与科学精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科学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理论体系，是理论化、系统化的关于事物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科学精神则是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内蕴的理性的精神力量，以及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的方法。科学精神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科学技术的具体成果，则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和结晶。因此，从根本上说，科学与科学精神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科学与科学精神在内涵上存在着差异，它们的社会功能不完全相同。比如，在反对宗教迷信问题上，科学固然是反对宗教迷信的有力武器，然而，由于科学是以理性为内容，以有限的事物为对象的，它无法完全驳倒以非理性为内容的、以无限为对象的宗教迷信。而科学精神由于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它是宗教迷信的真正克星。在历史上，自然科学的具体成果经常被宗教迷信所兼容、所利用，而科学精神与宗教迷信却永远是水火不相容的，是根本对立的。[14]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牛顿、华莱士）为上帝的存在作论证，热衷于研究“神灵学”的现象。
事实说明，讲科学，只讲科学知识，不讲科学精神是不行的。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关系一个国家发展速度快慢问题的话，那么，人文精神状况则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问题，一个国家人文精神失落，整个社会就会出现精神空虚，出现价值评判标准的颠倒和价值观念的混乱。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讲科学时，总是首先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性。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的。”[15]看来，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文化任务至今尚未完成。这一课我们应抓紧补上。现在我们已经告别了一个旧世纪，走进了一个新世纪，未来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在新的世纪，如果我国民众和领导干部仅仅有较高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而缺乏科学精神，其思维还停留在中世纪的迷信之中，其思想方法还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那一套，那么，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就缺乏恒久的动力，甚至有可能再一次落伍。因此，提倡科学精神，对广大群众、特别对广大干部进行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的教育，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历史任务。
（二）关于民主精神的重建的问题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使我国人民第一次享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然而在我国，民主意识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人民虽然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但不少人至今仍然存在着臣民意识，希望别人为他作主，仰望着上面给他们雨水与阳光。与此相适应，一些领导干部则存在为民作主的思想，他们常常以“父母官”自称。“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在封建社会中被理想化的官吏形象竟成为今天共产党干部的楷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些好干部的民主意识尚且如此，其他干部的思想境界可想而知！与这种认识相反，有的人则特别崇尚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希望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有的人则对民主存在着浪漫情绪和浮躁心态，希望民主政治的目标能一步到位。这一切都说明，在新时期，我们必须进行民主精神的重建工作。
第一，当前民主精神的重建工作，不但要把民主作为社会制度来实现，而且要把民主作为培育人的独立人格的价值目标来实现。
民主，作为社会制度，它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运作机制；而作为社会价值目标，它却是表征人的独立自主的精神状态。现代化本质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它必然要求具有创新素质的人才出现，而创新的人才要有人格独立为前提。在传统社会中，人们被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威所压制，被血缘宗法伦理所束缚，被宗教蒙昧主义所蒙蔽，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文艺复兴运动唤起人的独立与人格的尊严，而启蒙运动则进一步培育人们的自主精神、创新精神，人们在理性之光的导引下雄心勃勃地开天役物，投身于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流的实践，使资本主义得到蓬勃的发展。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我们已经没有西方国家那么多时间从容地进行现代性人格的塑造。但这不妨碍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进行人的自我塑造。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地从传统的依附性的人格中走出来，抛弃臣民思想以及为民作主思想，少一点依赖性，多一点自主性，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去开拓，去弄潮，使人的独立自主性人格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践中进一步得以提升。
第二，当前的民主精神的重建工作，不但要强调民主的优越性，而且要结合具体实际，总结我国在政治建设方面的基本经验，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
首先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实现形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但是，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民主政治形式，一个国家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找到一个与本国国情相符合的民主政治的形式，如果照搬西方的模式，肯定要失败。
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民主政治制度是为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归根到底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的。就我国而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归根结底是为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服务的。因此，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应该围绕这一个目标进行。如果离开了这一目标，去追求不切合实际的民主政治形式，就会危及社会的政治稳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许多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世界现代化经验证明，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政治稳定是经济起飞的重要的战略选择。专注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政治发展战略方面，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政治稳定和政治参与之间进行选择。在经济发展初期，扩大政治参与是与促进社会—经济平行发展相冲突的。二战后，大多数第三世界新兴国家都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把政治民主化作为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但由于这些国家缺乏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由于其领导人政治能力低劣，扩大政治参与造成政客之间争论不休，社会政治长期不稳，经济也上不去。到60年代，许多国家都发现这一问题，从而进行了政治的新组合，政治稳定取代了政治参与，经济增长率也得到提高。当然，中国并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但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中国同样必须采取政治稳定的发展战略，民主化建设不能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基础。正如邓小平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16]我们国家目前所选择的民主集中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政治组织形式，是合乎中国国情的、并不断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民主政治形式，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实行这一政治形式。
第三，当前的民主精神重建工作，不但要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我国实现的必然性，而且要充分认识到民主政治在我国的实现将是个长期的过程。
社会主义民主是高度的民主，它有资本主义民主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它的最终目标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个渐进的发展过程。首先，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在发育，广大民众正在从传统的小农经济走向现代的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体还未真正形成。这就决定了民主政治实现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还不完备。其次，由于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今天仍顽强地通过吏治腐败来表现自己。同时，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影响和束缚，民众缺乏民主的知识、民主的习惯和民主的传统，消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在人民群众中培育民主政治建设所急需的公民意识，将是个长期的过程。最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用行政方式管理经济，使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经济组织变成政治组织，经济人格变成政治人格，经济交往关系，变成上下级服从与被服从关系。在这样的体制中，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主要取决于他的政治地位，并产生依附性的政治人格。在目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这一体制正在受冲击，正在被瓦解，而人的独立性政治人格正在形成。然而，旧体制的消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立人格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它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逐渐形成。总之，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是个长期积累过程。如果不顾国情条件急于求成，则会破坏政治的安定，影响经济建设，其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
收稿日期：199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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