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西方传播理论发展的切面图——以《传播理论》杂志为分析样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切面论文,样本论文,近十年论文,杂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2010)04-0001-10
理论创新是一系列复杂而系统的过程，学者通过不断挖掘、评估、发展、完善与实践相关的科学思想或见解才能摘到科学桂冠上的明珠。然而，理论创新绝对不只指某种新颖思想的萌发或兴起，更囊括了某一创新理论在科学领域中的扩散与发展，包括不同学科对理论的融合、扩充以及学者之间的交流、探讨，因而创新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传播的过程[1]。
同理，对传播理论创新的理解也绝不能囿于新观点的提出或阐释，传播理论发展是一种传播过程，更是一种传播现象，因此对传播理论发展的研究就具备了“双重价值”。一方面可以从静态视角出发，研究新的传播理论的内涵与价值；另一方面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探究传播理论发展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内在动因与整体方向。因此本研究旨在对全新的传播理论领域进行细部刻画，同时对传播理论的整体发展趋势进行整体勾勒。
作者梳理了2001-2010年10年的时间跨度内西方传播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杂志当中10年收录的共222篇英文论文进行细致分析，以使让大家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西方传播学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学者们提出的新观点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以便更好的规划和设计自己的学术研究。
《传播理论》杂志由国际传播协会(ICA)于1991年2月创办的学术季刊，是SSCI收录的关于传播理论方面研究的顶级刊物，发展至今已经有20年的历史，截至2010年4月(本研究结束时)总计出版了77期，2006年3月开始发行网络版。因此，选取该刊物进行文本分析，能反映出西方传播理论研究的基本现状、水准和走向。
一、近十年西方传播理论发展的全景式描绘
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一书中将传播理论总结为五个部分构成的传播理论模型：结构与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与批判理论。每一种传播理论与其地域因素、历史传统密切相关，并随着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2]。
1.传播理论研究内容横向概况
纵观西方传播理论发展的10年历程，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基本仍包含于上述传播理论模型的五大部分，与此同时某些理论视角与研究领域也流露了新技术新发展对传播理论施加影响的印记。其研究内容情况大致如下：
表1 《传播理论》2001-2010传播理论研究内容横向概况
研究内容 涉及理论
文章总数/篇排名
哈贝马斯与审议民主 相互作用理论 20 1
组织传播与结构 结构与功能理论20 1
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 阐释理论 16 2
传播与社会规范 相互作用理论 13 3
人际传播与活动效果 相互作用理论 11 4
会话理论(dialogue theory)
结构与功能理论11 4
修辞理论(rhetorical theory) 结构与功能理论11 4
实用主义与实践理论(pragmatism and practical theory) 阐述理论 10 5
娱乐教育(enterainment education)认知与行为理论 9 6
媒介享乐(media enjoyment)
认知与行为理论 8 7
女性、种族与权力批评理论
8 7
在10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传播理论主要包括以上11个方面，其中“哈贝马斯与审议民主”以及“组织传播与结构”是传播理论研究当中的两个举足轻重的领域，而前者的相关研究在时间上表现相对集中，主要以哈贝马斯于2006年发表新作"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Media Society：Does Democracy Still Enjoy an Epistemic Dimension? The Impact of Normative Theory on Empirical Research"为发轫，继而在2007年及2008年引发学者对此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产生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类似的发展情况还包括“传播与社会规范”、“人际传播与活动效果”、“对话理论”、“实用主义与实践理论”、“娱乐教育”和“媒介享乐”，主要表现为在某一时间段内，学者围绕某一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解读，力图形成有关该领域厚实而完善的知识体系，使得传播理论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实效。
2.传播理论研究内容纵向分布
另一方面，传播理论的研究重点“因年而异”，在不同的年份当中侧重点不同：
表2 《传播理论》2001-2010传播理论研究内容纵向分布
年份研究热点 文章数/篇
2001 实践理论(practical theory) 7
2002 娱乐教育(entertainment education)
7
2003 传播与社会规范 3
2004 媒介享乐(media enjoyment)
7
2005 生物技术与身体 7
2006 传播与社会规范 9
2007 哈贝马斯与审议民主 11
2008 会话理论(dialogue theory)
9
2009 人际传播与活动效果 6
注：至笔者研究结束，《传播理论》2010年仅出版了第一期，因而其内容无法显示2010年的研究热点，故本表将其忽略。
通过表2我们可以明显发现，西方传播理论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进步“如影随形”：2001年传播学者便详细阐述了与实用主义哲学相关的实践理论，并认为传播理论的发展应该具有实际应用价值。2002年至2004年媒介娱乐化的现象凸显，特别是视频游戏发展如日中天，引发学者对娱乐教育与媒介享乐的思考；2005年，生物技术尤其是克隆技术已经相当成熟，Neil Gerlach and Sheryl Hamilton同时指出，生物技术已经打乱了最根本的社会分类与界限，学者重新探讨身体的感觉、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人类与技术的关系、身体与权力的分离等问题[3]，引起人们对社会科学、人类发展、伦理道德进行重新思考与认识。
2006年的研究重点是传播与社会规范，学者发现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社会规范发挥实际作用的机制与过程却尚未明晰；在社会群体当中，人际传播在推动社会规范的理解与扩散过程中的作用与价值需要深入研究。2007年传播理论的研究重心聚焦于审议民主与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将民主的审议模式与自由民主和共和制民主区分开来，并认为前者将取代后者。传播学者对此进行广泛讨论，各自采用不同的方法试图加深对这一模式的理解并将其不断扩充。
对话理论在最近的20年一直是传播学者关注的焦点，但是现有的对话研究大多建立在几位多产的理论家、哲学家或是社会评论家的成果之上，例如Martin Buber，Mikhail Bakhtin，Hans-Georg Gadamer，Jurgen Habermas，David Bohm等，鲜有独到新颖的视角与见解[4]。2008年的对话理论研究试图打破常规，脱离原有声名显赫的欧洲与北美的文化传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探讨21世纪的性别、种族以及权力为基础的议题对对话理论带来的新启发。
2009年的理论研究与2006年“传播与社会规范”有内在的承接性，主要探讨人际传播在大众媒介所发起的一系列活动中，如政治活动、公共健康运动所起到的角色与作用，是协调者(mediator)还是缓和剂(moderator)。二者的假设前提都沿袭了Katz和Lazarsfeld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观点：即媒介内容无法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信息将不再通过媒介直接传送到每个分散的个体，而是要经过一些中介式的过程如人际间的对话交流[5]。
二、实践性与应用性：近十年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特征
20世纪90年代末，传播在产生并维持健康的社区以及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与兴趣。人们在社区谈话的方式塑造了自身的身份，决定与其他人关系的质量与稳定，甚至关乎人们的生活水平。传播与实践密切相关，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正如Craig(1995)所说：传播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客观静止的对象，静静地呆在那里，被表述或被解释……我们不仅要探讨传播是什么，更应关注传播应该是什么[6]。因此，传播学者如Petronio、O’Hair以及Frey不遗余力地探究如何将传播的学术成就转化为实践，怎样利用传播理论与研究解决传播当中的难题或是社会积弊，例如社会公平议题。
不仅如此，传播学者在十年当中所探讨的一系列议题如：公民、政治议程、公共新闻、有关环境冲突的公共政策、公共审议的实践、对话、所有权与安全、知识控制、工作场所的民主以及教育学等都遵循一条普遍的原则，即传播理论应该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并且可以提高人们的行动力。
“任何一种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不论其学科起源、深层设想是什么，都因传播实践的启发而形成发展；每一种理论都采用独特的概念词汇来构建传播问题，与此同时实践也成为传播学者的思考客体”，美国学者Criag从本质上概括了西方传播理论发展的“核心圣典”——实践性，并且进一步指出传播理论发展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构建的元模型(metamodel)用不同的理论话语构建传播，同时也包含不同的实践目的。例如修辞理论将传播构建成一种需要技巧和正确判断的实践艺术，而现象学却将传播构建成需要开放与真诚的谈话经历。第二，传播理论是一种元话语的实践(metadiscursive practice)，该理论话语从世俗的实践中产生、并反映实际，同时要构建并协调社会中传播活动[7]。通过对《传播理论》杂志2001-2010年传播理论研究内容的横向、纵向分析，显然，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原则已经渗入到传播理论发展的每一个角落。
三、西方传播理论热点领域的细部刻画
除了对西方传播理论发展进行总体粗线条的勾勒外，重点研究领域的细部刻画对深入、具体地了解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也至关重要。其主要内容如下：
1.哈贝马斯与审议民主
(1)哈贝马斯关于审议民主的阐释
2006年德国德累斯顿的全球传播协会年会上，哈贝马斯提出关于公共领域与审议民主新的见解，他认为如果政治决议和行动要取得合法性，则民主审议模式需要一种高标准(要求严格)的传播过程运作。这便要求每一位公民都有内生的、平等的机会参与到审议过程。而该过程则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并且通过正当提议间的不断竞争、修复完善来获得合理、理性的结果。
哈贝马斯接着分析阻碍民主进一步实现的因素，主要是政治传播中的缺陷，这种缺陷妨碍公开透明的辩论过程、削减对话者之间的信任，因而破坏审议过程及结果的合法性。这些缺陷主要是因为公司团体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媒介与特殊利益机构以及政治精英之间密切关系所造成。而这一缺陷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得到一定程度的消减：第一，要存在一个独立并且能够自我调控的媒介系统，能够在公共领域联接公民社会与掌握核心权力的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传播。第二，公民被赋予权力可以毫无障碍地参与到民主审议的传播过程[8]。
(2)有关审议民主的多元视角
Gerard Hauser则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关注审议民主中公共意见的重要性。他指出深思熟虑的公共意见是从理性的、公共的对话中产生的，并进一步表明这种公共意见并非是在公众意见投票中得到的投票计数的总数，而是指个人参与到网状结构的集合体当中，各种关于议题的不同意见得以呈现并与公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从这一观点出发，意见并非是从调查问卷的封闭式问题中提炼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转变而成的。因此，网络被认为具有巨大潜力：因为网络没有被权力掌控，它可以动摇原本牢不可破不容置疑的政治精英的观点，并且成为公民可以广泛参与的平台，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发表意见进行辩论，这将极大提高公众参与的认知维度[9]。
与哈贝马斯侧重点不同，James Aune认为审议过程需要一个修辞维度(rhetoric)，他认为受众的文化价值观、常识以及审美品位、判断模式都是公民整体性(solidarity)产生的，并进一步意识到当只存在以理性为中心的审议民主或是强调以主体为基础的批评检验将产生一种冲突紧张状态。为解决这一冲突，Aune建议普遍理性与说服技巧、世界公民与某一特定的文化成员将取得很大程度上地共存：普遍理性将因更多关注个人的、文化的知识与情感而收益；而文化偏见或是因地方性言辞造成情感上的过激行为也会因为普遍理性而得到调节[10]。
与Hauser与Aune不同，传播学者James Bohman认为民主审议参与的必要条件是“多样性观察视角的显现”，这种情况将减少认知错误，否则同质化群体将提高犯错的几率。通过引用心理学有关审议的文章，Bohman强调他所指的并非简单的“观点的多样性”，而是“视角的多元化”，以此作为观点的经验来源。尽管观点本身具有价值，但他们仍无法摆脱一个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或是各自历史经验的共同记忆。忽视这一关系的紧密性将可能削弱公共意见的价值。为强调这一观点，Bohnman提出迷你公众的概念(minipublics)，迷你公众将提高个体被赋予权力并参与审议民主的机会，并且抵消媒体突出一部分声音，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倾向[11]。
(3)未来的研究走向
哈贝马斯的文章以及座谈会上对哈贝马斯观点的讨论引发了有关审议民主今后研究方向的若干方面问题。
首先是媒体的角色问题。在哈贝马斯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于媒体的作用褒贬不一，而近年来媒体在推动民主方面的表现也差强人意。一方面，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在公众争取广泛民主进程当中的作用与功能日益强大；另一方面，媒体却仍然与政权、资本交织在一起，并深受二者的影响。因此媒体是否可以推动公共对话以足够满足公众真正实现审议民主的需求目前尚不清晰；而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或是阻碍审议的公共意见的形成仍需要有力的实证研究，并探讨能够保证媒介可以提供多种声音的有效途径。
第二是言辞(rhetoric)的作用问题。哈贝马斯自己关于言辞的观点已经详细阐述，早在1985年哈贝马斯就认为无论是在日常的语言运用还是专业的理论领域如哲学，言辞始终无法摆脱言论的表达、调整、告知功能，并进一步将言辞定位为屈从于更高一级功能的工具而已。简而言之，哈贝马斯所言的审议民主忽略了言辞的作用，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并指出对言辞功能的忽视将影响审议民主的效果。综合考虑审议民主以及理论前景，该领域需要相关的言辞理论可以与哈贝马斯的传播理性相兼容，或者该理论本身需要进一步修正。
第三是代理人(agents)问题，即在政治公共领域当中位高权重之人。哈贝马斯理论所阐述的观点似乎被首先应用到代理人上。这些通过民主机制推选出来的代理人可能是改革机构形式使其不断满足公众需求的最佳人选，并且他们在公共领域实践的参与程度的确会提高他们审议实践的认知程度，例如他们逐渐提高对不同知识以及价值诉求的接受程度。但是有一些问题尚不明晰：即哈贝马斯的观点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代理人优势，特别针对是远离权力中心但仍渴望参与进入却被现存的审议程序阻碍的那部分人？那些未被赋予权力的公民是被动等待，直至有权力的公民出于道德因素而接纳那些反映(也可能没有准确反映)他们状态的意见？还是他们将有机会获得有效的传播手段以获得正义公平，特别是当现有的千疮百孔的传播程序阻碍或反对他们的时候[12]？
2.传播与标准化的影响
(1)社会规范对人的影响
关于规范问题一直都存在两种视角——社会的和个人的，社会视角将规范视为群体性质，并且认为规范化的影响根植于个体与群体成员构成的关系之中；规范会对个体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当群体成员在场并且会对个体遵守规则与否进行及时反馈时。个人的视角却认为规范本身并不对行为起重要影响，相反，决定个体行为改变的是群体规范所形成的“精神再现”(mental representation)，不管群体成员是否在场，也不必有群体的反馈机制，个体都会通过将自己与其他群体成员进行对比来验证自己言行的准确性，这就是一种内化(internalization)的过程，也是规范施加影响最持久最有力的形式[13]。而传播在推动社会规范不断在个体中内化的作用也逐渐凸显。
(2)传播活动对社会规范的影响
自2005年以来，传播学者对社会规范以及规范对个体与群体行为造成何种影响的研究重新燃起兴趣，起因是大多学者不满将社会规范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进行概念化或操作，同时这种兴趣的兴起也与相关领域，如健康传播领域所取得的丰厚研究成果有关。该领域研究表明为了影响个人行为，人际交流与大众媒介渠道为主的传播所产生的审议思辨力量能够改变社会规范。尽管这种力量的有效性尚缺乏丰厚的实证依据，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社会规范可以通过传播机制与过程被塑造、变革或维持。
(3)多种理论解读的社会规范与传播
据此，Hogg与Rerid从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视角解析传播在社会规范产生影响过程中的作用。社会身份理论认为人们通过自我分类来实现自我定义的过程，而自我定义所形成的整体部分就是社会身份。当社会身份显著之时，人们会经历一个“去个人化”过程，即他们的自我定义与行为将被共享的社会规范所决定。将该观点引用到规范的影响，自我分类不仅是塑造个人与群体成员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并且使个体自觉遵守公认的群体规则(包括群体成员的观念、感情或行为)[14]。Hogg与Rerid认为人们构建或完善其对群体规则的认识需要借助信息，而这些信息则是通过与其他成员直接交流或通过媒介获得。群体当中人们的一言一行都传递着有关群体规则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也同时被群体规范所塑造。该观点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很多启示，使得传播学者采用多元视角与方法进一步探析传播与规范之间的关系。
Hogg与Rerid揭示了传播在规范施加影响过程当中的传输中介作用，相反，Strano用一种仪式化(ritualized)的视角探析传播在规范化影响下的作用。该视角最早于1975年Carey提出，强调传播过程是如何加强共享信念的再现以及传播过程如何维护群体身份。
Price，Nir等人分析政治传播背景下信息和规范的影响过程，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规范化影响的“诱导作用”，即社会规范如何被一个直至更多的群体成员所接受。该研究分析了参与网上政治讨论的群体，该群体并没有明确的共享价值判断，属于临时组建性质。但是研究结果发现，当个人表达的观点暴露在群体讨论的背景之下时，群体意见便对个人意见施加影响[15]。
Boer以及Westhoff将传播规范置于人们之间或强或弱的关系连接背景下，将社会网络理论与扩散理论结合，分析了南非一场推动青少年安全进行性行为的公共健康运动中人际传播的作用。其研究发现，弱关系(weak ties)连接中的人际传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规范信息的扩散，而强关系(strong ties)连接中的人际传播将显著降低有关特定行为规范的不确定性，从而使规范施加更大的影响[16]。
与以上学者探讨人际交流对规范施加影响的积极作用不同，David等学者另辟蹊径，他们强调群体传播会抵消甚至是阻碍大众传播运动旨在推行有益的规范时的积极影响。当少数个体持有与规范违背的意见或态度，并在群体讨论中更加频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将会促使其他人(大多数)采纳并接受这种与规范相违背的立场，这部分少数个体便成功地将个体规则施加给群体[17]。
Smith则利用社会评判理论(the social judgment)，分析利用相关理论形成高效的规范运动信息的重要性。他研究了人们接受规范化信息的过程并分析何种信息特征会促进(或阻碍)规范对人们认知与行为的影响[18]。Smith扩充了经典的社会评判理论(Sherif & Hovland，1961)，将该理论的适用性从个体领域扩充到群体。
3.人际传播与活动效果
对话与传播效果的相关研究与“传播与社会规范”具有内在承接性。对话占据人们日常传播行为的主要部分，学者Kirchler在1989年的研究表明人们每天参与对话的时间要多于看电视或阅读报纸的时间。而Katz和Lazarsfeld早在1955年就通过提出两级传播理论揭示了对话在传播活动当中的最要作用[19]。近年来，传播理论学者致力于将对话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引入到活动效果理论当中，因为仅仅知道对话与活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是不够的，我们仍需进一步探讨对话与活动的相互关系在何种条件下才可以生成以及二者存在相互关系的原因。
(1)对话对活动结果产生作用的条件
一是信息功能。Compton和Pfau从人们接种牛痘等免疫药品的历史引申到在传播过程中，人们的观念态度如何被“接种免疫”从而抵制劝服信息的问题。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将以往关于免疫理论(inoculation theory)的研究方向由个体内心对劝服信息的抵抗过程转向人际之间传播对劝服行为的抵抗效果。文章探究免疫信息如何通过人际传播发挥效用，并在活动中应如何应用。其研究结果表明，口头传播(word-of-mouth)的沿途效果(pass-along)或者说社会扩散效果十分强大。
二是信息形式。Hoeken，Swanepoel，Saal和Jansen阐释了如何利用信息的形式来激发人们之间的对话讨论。Hoeken指出大众媒介宣传的健康运动中包含隐喻的信息能够激发人们的讨论，隐喻需要更多认知上的细节才能达到所要表达的含义，因此为受众提供了一种“令人愉悦的文本内容”。他进一步指出当包含隐喻的广告可以用来证明某人超常的理解能力时或是某一共享的广告用来增强群体的身份意识时，广告中所运用的隐喻对激发对话交流就尤为重要、隐喻能够激发人们去思考或是谈论他们原本可能忽略的信息。因此这种信息形式优势明显，并且增加了其影响相应行为的可能性[20]。
三是时间节点。Hardy和Scheufele分析了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政治传播活动与人们对话讨论之间的关系。Hardy认为政治广告的投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与周边活动的传播环境密切相关[21]。政治议题的讨论对每一个参与者而言都是相对动态的(dynamics)变量；政治活动的动态(dynamics)程度会影响公民参与政治讨论的数量。因此研究发现在选举季节，某些时间节点会比其他时间段更有可能激发人们的对话，并且人际交流对活动结果施加更为显著的影响。
四是网络密度。Morgen认为某一特定社会网络的紧密性与密度会影响在网络中发生对话行为的最终效果。文章指出当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出现时，大多数人会首先通过借助媒体获得相关信息，紧接着会和朋友或熟人进行交流来帮助其对该现象的理解。而与交谈对象的联接关系的紧密性以及社会网络中熟人朋友的密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主体的认知[22]。Morgen利用社会代表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研究人们在死亡后不愿意捐赠器官的原因，并指出公共传播活动应策略性地激发人们对某一议题进行人际间讨论，继而产生社会代表促进公共健康运动的开展。
(2)以活动为内容的对话生成的原因
信息的功能、形式、时间节点以及网络密度都是决定人际间对话交流是否会与活动产生相互作用的重要客观因素。然而，我们的研究视角应该从客观扩展到主体，即分析人们为什么会开展以活动为内容的对话讨论。
对话与活动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人类最核心的动机，即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交往来获得自己的所需所求。我们与他人进行交往活动的部分原因是这样做我们可以获得自尊自爱的良好感觉，可以验证观点的正确性或是实现其他个人目的。作为社会交往最为经典的形式，对话可以成为人们借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有利工具。正如Southwell与Yzer在2007年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对话行为是理性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而Hoeken也在文章中指出，隐喻的广告形式之所以会激发人们对话讨论的行为，是因为该广告形式可以用来证明某人高于常人的理解能力，进而实现自我肯定。
简而言之，探究人们之所以会开展对话行为的原因，有助于准确推断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哪些关键因素会激发人们对活动产生关注并开展持续讨论，继而对活动效果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3)未来的研究方向
学者当中达成共识的观点是：人际间的对话交流对活动结果产生影响。但是，笔者认为有两个关键问题是相关传播学者暂时忽略的。
首先是群体心理问题。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一种集体心理，并受群体精神统一定律的支配……除此之外，群体具有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通过不同的阶段，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会作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23]。
其次是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对人际交流产生的影响问题。大部分传播学者有没有意识到新的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络的不断发展，将会对原有传播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网络相比传统媒体而言，具有太多的独特之处，例如网络的匿名性。当人们利用网络开展线上对话交流时，由于匿名的特性，群体成为一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因此未来相关研究应该关注网络将对人际对话产生何种方式何种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将对活动结果产生哪些影响。
4.会话理论
在最近的20年内，传播学者一直都对对话理论研究抱有极高的热情，并试图将对话理论应用到人际之间、组织的、跨文化、修辞、媒介、社区以及活动等多种传播情境当中。然而以往的对话研究深受几位声名显赫的理论大家的影响，例如Martin Buber，Mikhail Bakhtin，Hans-Georg Gadamer，Jurgen Habermas，David Bohm[24]等，在新世纪对话理论需要全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使其注入新鲜血液。
此外，对话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关于对话的含义、用途以及实际应用，不同的学者也是各执一词。因此，在最近几年当中，学界引发了关于对话理论的思考并形成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其内容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1)对话的准备，(2)对话与公共审议之间的关系，(3)以过程为基础的定义当中对话时刻的重要性，(4)按照文化和政治的差异将对话概念化。
(1)对话的准备
关于对话的准备议题主要研究对话的策略、意图与准备条件。在很多情况下，对话都是不期而至的，学者Paulos详细阐释了人们应如何做好准备以灵活应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对话时刻。White则利用经济学当中的囚徒困境来分析对话者在交流过程中可能遭遇何种困境。Herrmann则详细分析了Rierkegaard的哲学思想，并将其引用到传统的对话理论的框架之中，试图对会话理论产生新启发。Simpson则探析了我们如何意识到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可能会无意识地阻碍对话的发生。
(2)对话与公共审议
学者主要研究了对话与公共领域当中审议之间的关系。Black认为将对话简单理解为传播活动当中一种形式，便会忽略了对话在群体讨论中的重要作用。对话理论能促进群体间的传播行为，帮助群体成员了解彼此，并有效规避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并进一步指出：讲述个人故事的形式可以作为对话与讨论之间的桥梁。故事可以引起群体成员参与对话，是因为一方面可以取消群体成员自身与他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通过讲述故事并回应个人故事，组织成员驱除了自己的身份意识并尝试采纳他人的立场与角度，这样协商便会应运而生[25]。
而Heidlebaugh指出，在20世纪末公众审议被描述为一个对话的过程，在Rauls和Habermas提出的“公共空间”以及“审议民主”的概念中，对话被认为优于游说、辩论或是独白的形式。审议民主需要一种传播交流模式来激发理智、开放性、自我批评以及团结合作，而不是竞争、充满策略手段的，因此对话成为公众审议的理想模式[26]。与其观点相类似的是Kim & Kim，他们认为审议民主需要两个层次的审议，一个是功能性审议，即人们通过一种程序工具进行协商并对此作出决定；另一个是对话审议，即人们通过对话构建有关他人或自我的概念、社区归属感以及公共理性。因此，依据哈贝马斯的传播行为理论、Buber的对话概念以及吉登斯的结构理论，Kim&Kim提出这样的观点：非正式的、缺乏目的的日常政治讨论是审议民主的根本所在。通过日常政治议题的谈话，公民得以构建他们的身份、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创造公共理性、形成审慎的观点，并为审议民主提供规则和资源[27]。
(3)时刻的重要性
对话是偶然的、即兴的、不可预测的也是短暂的。Poulos探讨了引发对话的偶然时刻问题，并指出该偶然时刻需要想象力、勇气和叙事意识的培养。Simpon将对话描述为这样的时刻，即在每一个与对话“相遇”的瞬间，或是可以马上抓住对话时机，或是永远错失良机。Black指出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可以激发对话时刻，因为叙事者与听众可以缓解彼此之间的紧张与矛盾。
(4)文化和政治的差异下的对话
大部分学者将对话阐述为解决社会与文化问题的灵丹妙药，正如Simpson、Smith在文章当中所暗示的。同时，有一种对话形式可以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下进行，就像Smith对《异议人士：争执中的措辞》的分析；而Simpson在文章当中也揭示了：白人种族主义以及因此产生的自大无知的心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不同肤色之间进行有关种族之间的有意义的对话的可能性[28]。因此，我们需要调整视角，观察并分析在文化、政治环境的差异下对话所表现的不同形式。
事实上所有的文章都将对话理论应用到公共审议和公共对话的过程当中，这对提高对话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大有裨益。然而，对话理论的相关研究也存在两方面的欠缺：首先是研究方法方面，缺乏文化的或身份的视角来解读对话，也没有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梳理对话理论的发展脉络。其次是研究内容方面，传统组织传播当中对话活动以及与媒介相关的对话活动都没有纳入学者研究的范围，这两方面的内容也有待今后的研究工作不断完善。
四、近年西方传播理论研究热点的框架式勾勒
通过对《传播理论》杂志十年当中传播理论发展的全景式描绘与细部刻画，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西方传播理论近几年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对话与活动效果、传播与社会规范、公共领域与审议民主以及对话理论。从纵向角度看，这四大领域的研究在时间上具有承接性，几乎每一年的理论研究都会涉及这些领域；从横向角度看，关于四大领域的理论成果相当丰硕，具有较高的密度，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通过对热点理论的解析，笔者发现这四大领域内部也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四大领域形成一个三级的传播理论生态圈，第一级是人类传播与活动效果，主要探讨人际传播，特别是人际之间的对话对活动结果产生的影响。
该研究所指代的活动领域囊括广泛，既包括政治活动，也包括公共健康、市场营销活动等。位于生态圈第二层的分别是“传播与社会规范”、“公共领域与审议民主”，尽管二者的研究领域有所差异，前者关注人际传播对社会规范(特别是公共健康的社会规范)的传播扩散并发生效用的作用；后者关注公共领域当中人们之间的交流对话对生成理性的、审慎的民主决议的重要价值，但在本质上都没有脱离探讨人际对话与活动结果之间的关系。而对话理论则是以上两层研究生态的基础，因为讨论人际传播与活动的效果问题始终都无法忽略最为基本的传播方式——对话，因而对话理论位于传播理论生态圈的最底层。
综上所述，《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杂志作为美国传播理论研究的顶级期刊，其中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为美国高校的研究学者创作，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风格无法摆脱其所处的美国式“社会建制”的影响。《传播理论》杂志在近十年时间段中的研究，大多注重从实际出发，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紧密结合；而研究的重点、热点领域也集中在可以带来实际应用价值的媒介效果研究方面；研究方法方面十分注重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只有少量欧洲学者的批判研究采用其他质化方法。这些都体现了美国传播理论研究注重实践性和应用价值的体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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