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模式与大连市跨世纪发展战略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连市论文,香港论文,发展战略论文,跨世纪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在100多年的时间里， 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旅游中心和交通枢纽，其成功经验对很多地区，特别是港口城市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邓小平同志生前曾多次指出要再建几个香港，以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为此，上海、天津、深圳、大连等城市先后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目标，其中以大连提出的建设北方香港最为引人注目。本文在分析总结香港发展的经济模式及其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对大连建成北方香港的可行性及其具体目标和途径进行探讨，以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1 香港经济模式分析
1.1 社会经济模式
香港的社会经济模式可以归纳为：自由资本主义+高度区域自治+东西方文化整合。
1.1.1 自由资本主义
与3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及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等经济思想不同，香港始终坚持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营造自由资本主义的经营环境，并取得了成就。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政策（或环境）可以被认为是整个香港经济模式中的一个子系统，它自身还包含以下三个相互作用的要素，即私有制+自由经济+法治社会。
私有制 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所以香港的私有制应不足为奇，但香港经济中私有成份之高，公有成份之低却不同凡响。在香港，公有资产主要集中在公共设施与服务、教育、卫生等领域，只有供水系统是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供电、供气、公共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只有少数由政府责成私人公司经营，形成间接经营，其它所有经济活动均为私营。据1994年资料， 在香港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中公营经济占10.6%，在当地社会总需求中公营经济占13.9%， 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12.3%。?
自由经济政策 如此广泛的私有经济基础必然要求充分的、公平的竞争。香港回归以前，港英政府正是在这种最基本的要求下，营造了一系列最适宜的自由经济政策，包括自由港政策，自由贸易政策，自由经营企业政策，汇兑自由政策，低税政策和简单税制政策等。
法治社会 香港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制度上都可以充分接受英国的资本主义法制，同时，由于香港自身有立法权，它又根据当地的特点形成了一套法律（条例）。香港目前有500多份法律条例，其中有47 %是针对经济活动的，其中包括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权法、信托法、继承法等私法和相应的货品售买条例、物业转移及财产条例、商标条例、官契条例、受托人条例等，以及用于经济管理的银行条例、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条例、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香港机场条例等。公法中与经济有关的有如税收法（附税务条例、应课税品条例、娱乐条例、印花税条例等和行政法）等。
1.1.2 高度区域自治
在政治上，昔日的港督虽在理论上是英王臣民和一名公务员，但他有权立法、批转土地、组织并领导立法局和行政局，也就是统领一切香港行政及法律事务。在其之下，香港有独立的立法、司法权，有独立的行政权（唯军队归英国防部），从而产生了香港自己的法律、政策体系及经济思想。
香港自被占以来就有发钞权，1972年港币与英镑脱钩，获得自主处理外汇资产及选择其储备方式的权力，1983年香港又实行了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从而稳定了港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
香港与“宗主国”保持有历史渊源，但又高度自治，没有这种区域性自治就没有其今天的自由资本主义。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已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一点也应为我们许多城市和地区所认真对待。
1.1.3 东西方文化的整合
由于英国在过去150 多年的统治中掌握了香港发展的权力和命脉，西方人一直主导着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层，所以香港的许多“特征性”表现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没有西方文化就不会有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现代经济社会观念。
自由港是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自由贸易政策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思想和今天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之一。香港的法律体系是英国法律的发展和运用；香港政府实行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及其于70年代以后逐步推行的社会福利措施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香港的政治制度（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和政府构架也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尽管其民主程度要与西方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香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训、重视技术信息的进步，也是西方文化的结晶。香港人求实证、求法律依据，且精通英文和国际惯例，是受到了西方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也保证了他们与世界先进思想和观念不断的融合。因为自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和技术的进步都发源于西方文化，创新于西方，所以作为西方统治、管理下的香港肯定更多、更好和更及时地接受了这种文化，于是才产生了今天的香港模式。
东方文化在香港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香港人口中的98%是中国人，这个人口主体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中国人勤奋、吃苦耐劳的品质使香港的企业家具有较西方人更为执着的创业精神。事实上，没有香港的那些江浙人在制造业、航运业和金融业的艰苦奋斗，没有那些广东人在商业和制造业的辛勤劳作，香港的经济绝不会在短时间里实现起飞。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群体观念不仅使香港形成了众多的华资集团，而且也为香港社会关系较为稳定做出了贡献。
香港的商业模式，特别是其繁星满天的零售商业正是东方文化的产物，众多的中小企业作为香港产业活力的因素之一也是与东方文化相联系的。没有香港的东方文化就没有其繁荣的旅游业；没有中国大陆作为香港的腹地，没有西方文化及其政治、经济对中国的开拓与交流，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和高度区域自治都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1.2 产业经济模式
香港的产业经济模式可以概括为：第三产业的优先发展+倒金字塔的产业结构。其中第三产业优先发展，即靠第三产业，特别是客货运、商贸、金融、旅游等启动地区经济，积累资本，然后带动其它产业的逐渐发展；倒金字塔的产业结构表现为第三产业居主导地位，轻型的第二产业（组装工业、轻加工工业较发达，基础研究和技术基础较差），第一产业微乎其微。
1.2.1 国民经济结构特征
香港从来都是以服务业（第三次产业）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1992年服务业（包括商业、饮食、贸易、运输服务、金融、社会服务等）创造的GDP占全部经济的75.9%，1994年服务业接纳了全港75.9 %的就业人员。从1966年到1994年香港GDP增长6倍，但其中外贸额增长14倍，集装箱吞吐量增长14倍。1981—1993年间，香港GDP年均增长8—10%，但其商贸、饮食、旅店业年均增长18%，金融房地产业年均增长20%，交通通讯业年均增长17%，而制造业则为9%。
香港在战前第三产业主要是与港口运输相关的运输业和商饮服务业。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发展起于50年代，前者是由于对大陆的转口贸易停顿而激发起来的，后者是与50—60年代世界经济背景的高涨有关，但两者均与自由港地位相联系。之后，制造业曾一度辉煌，主导了香港的就业（占45%以上），但随着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其地位下降（产值是增加的），而金融业于70年代迅速成长。交通通讯业、社会服务业的地位比较稳定。但必须指出的是，港口运输是香港产业演进的原生动力和最必要的经常性条件。
1.2.2 主要产业部门
交通通讯业 香港拥有的交通运输手段包括陆、海、空三个方面五种方式，即海运、内河、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运输业的作用空间分两个扇面，即国内扇面和国外扇面。在五种运输方式中，货物运输以海运为主，作用空间以国外扇面为主；旅客运输陆空为主，作用空间以国内扇面为主。交通运输业的经营很有特色，即多国多元竞争与合作的体制。在香港经营航空运输的共有49家航空公司，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国际大航空公司，但除华资与英资公司外，基本上是一家公司一条航线，从而约束了竞争。经营水运的轮船公司近200家，大型的92家， 香港自身的船队（环球集团和董氏集团）在鼎盛时规模达300多艘，3000 多万吨吨位，占全球总吨位20%以上。另外， 48 家大型仓储公司（仓储面积326.3 万平方米）所提供的专业性服务也是保障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商贸业 香港没有日本那种“综合商社”式的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大型商业集团。大型、超大型的设施性商业与小店、小摊的结合是香港发达商业的特点。商业中心（九龙尖沙咀—油麻地）与金融中心（上环—中环）分离是香港中央商务区（CBD）分布的特点。
香港的外贸业在经营上以中小企业为主，小型企业非常多，且经营成就显著，其原因是自由港的经营背景。以香港贸易发展局／出口信用保险局和各种商会等为主体的官方、半官方机构为企业提供了充分的信息、风险保障；发达的中、小型制造业，国际化的银行业务网和通讯网，发达的运输业以及企业人员的外语水平、外贸经验等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其中充分、公平、迅速的信息、金融和运输服务最为重要。
转口贸易是香港外贸业的最显著的特点。1994年香港进口总额1603.46亿美元，出口额284.7亿美元，转口额（再出口）1215.3亿美元，转口是出口的4.3倍，占进出口总额的39.2%。
金融业 香港金融业最基本的功能是作为一个地区性的融资中心，形成了国际化的和拥有较雄厚资产的银行业，证券业中的股票市场已进入“成熟市场”（developed market）的行列（年成交额430 亿美元，列世界第11位），投资基金的业务也有一定地位。但保险、债券、外汇、期货、货币、黄金等市场则显得无足轻重，国际地位并不很重要，许多金融工具，如指数期权、外汇期权、存款证以及专业银行（土地、工业、农业、发展等）等尚未形成规模。其金融业内容、结构的发展较发达国家要晚20—50年，基本上处在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位置上。金融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离岸业务比重大，即海外金融机构利用其宽松的政策环境大量经营海外业务。就总体而言，香港金融业与发达金融业的趋势相一致，即以直接融资、间接投资为主的功能十分突出。
制造业 既轻又小是香港制造业的最重要特征。1994年，在香港制造业总的就业人数中（43.8万人），属于化工、冶金、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就业只占12.5%，在企业总数（34068家）中占17.6%。 整个制造业企业平均规模为12.87人，其中服装业24.45人，仪器业30.15人， 纺织业18.15人，印刷出版业8.83人，运输设备制造业23.02人，金属制品业6.74人。但这种既轻又小的制造业在1994年却形成了283.9 亿美元的产值，当年出口产品额占总产值的78%，在世界市场上有几十个品种的出口量名列前茅。
利用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劳动力扩大企业规模，降低成本是当前香港制造业的主要经营模式。1994年港商在广东开办企业2.5万家， 使用劳动力300万，分别是其在港企业和在港雇员的73%和700%。企业平均规模已达120人，但工资总成本却降低了40%以上， 这是其近年取得成功的根本性原因。
技术开发能力低下，相对落后是其制造业的又一特征。香港制造业的技术从历史上就是依靠外部输入。在今天，由于企业规模过小，企业自身基本没能力，也没兴趣去搞技术开发。与韩国、台湾、新加坡早在70年代就由政府出资（年10亿美元以上）从事技术开发相比较，香港政府仅自80年代末期年投入2亿多美元用于应用技术推广， 显然已经落后，且制造业的企业规模，产品技术层次和资金密集型的产品种类亦落后许多。香港制造业向高技术层次的升级只有靠中国内陆的技术力量、香港的销售网络、开发经验和信息渠道。
2 香港经济模式形成的条件
2.1 空间条件
2.1.1 世界地缘政治格局
19世纪中叶，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浪潮中，英国强行割占香港使其作为一个向中国大陆、东南亚乃至台湾、日本扩张的跳板，香港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于承担这样的角色。冷战时期，香港的位置又使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以及台湾国民党政权对大陆封锁—渗透—防范—扩张的前方阵地。
香港在这个地理位置上形成了十分奇特的高度区域自治。香港回归以前，它虽然位于中国的大门口，由中国文化、汉族人口做主体且靠中国市场发展经济，但却在主权上和制度上归属英国；现在，它虽属中国领土，但却享有政治、立法、行政上的高度自治，与内陆迥然不同。
以上因素均决定了香港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政治地位，其政治背景的内涵超过了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区。
2.1.2 世界经济地域格局
香港的政治地位极为重要，但香港并不是一个火药筒，政治矛盾在这里是背景性的。这是因为香港地处战后以来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亚太—东南亚地区的中枢；地处太平洋—印度洋世界贸易主航线上，日、美、欧洲及澳、新等国在这条航线上拥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背靠中国大陆，大陆市场是迄今西方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开发的最大的市场之一，我国也必须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对西方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窗口。在历史上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香港的这种中介功能是我国任何一个其他沿海城市都无法替代的。
正是上述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过渡，或称界面位置才决定了香港的自由港制度，也是我国维持其自由港，保证其高度自治的根本性原因。
2.1.3 地理空间
香港的地域面积仅1078平方公里，在世界经济地域体系中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其意义深远。作为一个发展中地区，地理空间狭小标志着发展成果的迅速积累，它可以同样的投入产出较一个大国大得多的发展效果。狭小的地理空间使其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地理障碍显得微不足道，狭小的地理空间与地小物寡联系在一起，当地资源极端贫乏又与60、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转移，贸易量大幅度增长相联系，使得香港很自然地走上了贸易加工、加工出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道路。狭小的地理空间与日益强盛的经济实力使香港在城市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先进的经验，使其海港、机场、道路系统最充分地发挥了其功能潜力。
但是，如果没有前述的地理位置，如果没有香港与大陆又隔离又关联的空间关系，这样一个狭小的地方并不一定会取得理想的发展成就。世界上地处交通要冲的小国很多，而具备香港这样内涵丰富的腹地背景并取得成就的很少。
2.2 时间条件
香港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决定了其自由港的性质，而自由港的制度环境又使它充分享受了世界经济历史进程上每一个阶段所提供的机遇。
香港在19世纪中叶取得自由港的地位，而此时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和区域（殖民地体系）垄断过渡阶段，且当时在亚洲尚没条件形成区域垄断，香港的自由天地显然会受到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青睐。香港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由一个渔村而迅速成长为与上海比肩的都市，其原因即在于此。新中国成立前夕，政权更迭导致国内资源重新分配。上海、江浙地区的内地资本和国民党政府的财力有很大一部分转向香港，据估计总数可达100多亿港元（当年价格）， 对其制造业、金融业、航运业的发展产生了极深刻的推动作用。50、60年代东西方关系紧张，帝国主义国家妄图封锁我国对外联系的大门，香港对外贸易业一落千丈，但发达国家经济高涨，输出品增加，带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增长，而生产向外转移却为香港发展制造业以及航运业提供了机遇。70年代初石油危机致使石油美元大量过剩，而石油进口国又债台高筑，西方金融体系面对这一局面显得吸纳能力不足，加之东南亚地区“四小龙”正待起飞，香港的自由港制度显然十分有利于国际金融业的驻足和发展。8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敞开了国内市场，一方面增强了我国的经济供给能力。这一进一出不仅使香港制造业获得了大迁徒、大发展的机会，而且中国商品的转口、中资对香港金融、航运、商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的全面投入大大助长了香港各个领域的发展。以中银集团、华润集团、招商局集团、中旅集团、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为首的中资已成为可以左右香港经济的中坚力量，连同我国政府为特别行政区政府设立的现已达670多亿港元的“土地基金”， 香港经济受惠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它获得最重要的历史机遇之一。
2.3 生产要素条件
虽然战后以来世界经济出现过几次需求不足，但对香港来说，由于有内地市场做后盾，它基本上不用考虑市场需求的困难，同时它又有丰富的资源供给，从而使这个发展中地区一跃成为发达地区。
资金是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1993年香港持有货币633.54亿港币，商业银行定、活期存款总额为港币5609.2亿元，外币6927.53 亿（港元），其他各种形式的存款为港币315.17亿元，外币1883.29亿元。 仅香港银行系统及居民直接拥有的资金就达港币9394.91 亿元， 外币8810.71亿元，按7.8汇率折合成美元为2334亿，足可见社会闲置资金的丰饶。
在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方面，我国华南地区有几乎取之不竭的潜力。以香港企业工人最低月工资6000港币，我国工人月工资600 人民币计，两者也相差10倍。
香港土地资源极其匮乏，致使新界地区每平方米厂房售价（1993年）在1.3万港元以上，新九龙、九龙、香港岛更在2万港元以上。但如果考虑到向内地迁厂，则香港工业用地资源是丰富的，也是廉价的，如以深圳市区一般住宅每平方米售价3000元（人民币）计，工业厂房应相当于其1／3，即1000元／平方米左右，只是香港厂房价格的1／13不到。
淡水也是香港短缺资源，但我国东江水系现每年可为其提供11亿立方米，将来要增至20亿立方米的淡水（相当于日供水540余万吨）， 香港的水荒已是历史了。
香港相当发达的国际通讯手段，每年近2000万人次的航空旅客吞吐量，以及它与美、英、澳、加拿大、日本等先进国家密切的人员文化往来，使它获取的信息资源也是很丰富的（1994年香港打出国际长途电话和传真近5亿次，国际电报业务量54.7万件，国际信件2.7亿份）。
3 大连建设北方香港战略决策的探讨
3.1 大连与香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大连与香港相比，虽然土地面积大得多，人口相近，但经济发展水平差得很远，这不仅表现在生活水平上，也表现在产业结构上。目前香港经济总量是大连的21倍，生活水平按美元（人均GDP）是大连的18 倍，按实际购买力（1港元与1元人民币接近）是大连的17倍。这就是说，大连要达到香港目前的经济总量，至少要27年（按GDP年递增12 %计）；要达到香港目前的生活水平，至少要26年（按GDP年递增12%， 人口年递增0.361%计），即大连充其量在下个世纪20 年代以后才能达到香港目前的水平。
3.2 大连发展条件与香港的比较
香港是一系列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与香港相比较，大连在发展条件方面有许多天然缺陷，如大连不是一个自治的区域；大连虽也有良港，但其位置并不在世界贸易的主要航线上；大连的腹地是中国东北，今后也不可能扩大或缩小，而香港的腹地是全国和东南亚的一部分。香港与邻近港口城市比较已经进入了先期优势→优势循环累积的阶段，大连要建第二个香港面临的竞争形势十分严竣（上海，天津，高雄等及日本的冲绳，俄罗斯的海参崴等，也都想建第二个香港）。自由港模式并不是灵丹妙药，没有香港那样一个政治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自由港模式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只能是局部的和短促的，而大连恰恰在这些方面都与香港几乎有着本质的差异。
但是，大连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应该比香港能更方便地吸纳内地资源和向内地输出资源，中国经济日后的强大，会为大连营造一个较“一国两制”的香港更为直接的宏观背景。从周边环境来看，在东北亚，特别是在日本海，黄渤海沿岸尚没有一个港口的自然条件可与大连相比拟。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实力要较东南亚强得多，经济互补性也是东北亚好于东南亚，其地区合作的形势可能会不断发展。如考虑到上海的发展会引起国内市场格局的多元化，未来香港的腹地市场将会收缩至华南和西南一部分地区，而东北区与之比较，整体实力和潜力都不可低估，大连“吃东北饭”的前景是十分乐观的。大连市域较为广大，农业、渔业均有发展的基础，再加上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较香港丰富得多，这方面的经济效益会更好。较为发达的制造业是大连的财富，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就没有技术创新的水龙头，香港没有发达制造业，因而永远也谈不上综合实力的强大和深厚。
根据上述条件，大连在发展模式上不必拘泥于自由港一种，多元的、相互补充与促进的模式会取得更大的结构及功能优势。
3.3 大连建设北方香港的战略抉择
3.3.1 战略目标
大连的目标应该是：在下个世纪20年代达到香港现在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在东北亚、环渤黄海地区发挥类似于香港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交通枢纽功能，而且，其制造业和经济技术要力争超过香港。
3.3.2 区域模式
大连的开放程度可以分两个层次，即自由港部分和一般开放区部分。现大连市区及其港口（包括旅顺区）仍应保留现有开放性城市的性质，仍应作为我国海关体系的一部分，发挥其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丰富国库，对国内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大连口岸重要的国民经济意义使它不应退回到开埠之初的自由港状态。
整个大连市必须有相应的自治地位，如省级的事权与财权，包括相对独立的立法、司法权，尤其是后者。应有一定的终审权，以利于经济关系的仲裁。大连市财权的原则是给予其自我积累的能力。没有政府较为雄厚的财力，它就很难营造出一个充分发展的地区环境。所以，大连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争办经济特区。
自由港区的经营可采取由大连市政府参股变控股，吸收多国多方资本的法人形式。但主权不变，土地仍归国有，由大连市政府垄断。
3.3.3 产业模式
“稳一强二进三”，深层次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总体经济实力，为大连市成为黄渤圈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和东北区改革开放支撑点奠定经济基础，这是大连产业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稳一”是指在第一产业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从深层次调整内部结构。种植业应扩大多种经营，提高粮食单产和质量，大大提高渔业、牧业和副业的比重；在农村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服务业；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彻底改变目前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农村实有劳动力62%、第三产业仅占9.4%的状况， 尤其要注意从农业的角度用好海洋资源；将贸—工—农—体化及“工厂+农户”方式和规模经营作为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强二”主要是从总量、结构、产业组织和规模、产业联系及其产业链性质的产业群的形成角度，强化地区竞争优势，加强第二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大连的核心和东北经济区产业龙头，为大连市成为东北改革开放战略支撑点打下产业基础。为此，大连市要充分利用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优势，在产业结构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及现代企业制度、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振兴和改造等方面探索出新路子，为东北地区作出表率。
“进三”是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适当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首先应加强其金融功能，尤其利用现有20多家外资金融机构的优势，增强国内外融资能力，支持大连以至东北经济的发展。其次是电讯、信息、服务业的大发展，要使大连成为东北与外界信息交流的最大中心。再则，搞好适应集装箱运输的集运系统，提高大连国际空港的国际化程度等。最后，应加强法律、咨询、会计、保险业等的发展。
3.3.4 政府功能模式
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模式显得过份不积极，以致于产生许多供不应求的局面，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但香港政府有三个部门的职能值得我们研究，即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和出口信用保险局。其功能的实质是建立一个遍及全球的商业信息系统，一个技术服务系统和一个出口风险的承担系统。有了这样三种系统性服务，香港的企业得以掌握全球经贸信息和技术，得以较为安全地开拓海外业务，得以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得到政府的帮助，特别是政府出面游说各国所给予的帮助。
香港政府的立法工作也值得学习，即务求程序严谨，条例清晰，执行严格。使每一项经济措施都要有条例作为法律依据，每一次司法终审都要作为惯例。法律的可预测性是政府营造经济环境的最关键工作之一。
此外，香港政府承担基础设施超前发展的责任，也值得学习。大连市政府的财力不足以独立承担大型项目，但应积极作出规划，参股运作或干脆采取BOT方式交给（经竞标）私人资本（或外资）去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是长期项目，投资大，回收期长，其前期规划是很重要的工作。政府应先提意向，通过招标，由各顾问公司（法人）竞争去做规划，最后由政府决策。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避免“领导决策”体制中的弊端，可以充分应用社会最优智力资源。
最后是政府要承担引导、培育产业发展的责任，其手段多种多样，且不乏行政命令。这方面香港做得较差，不宜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