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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226（2000）03—0018—05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斩断了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屈辱联系，但新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主义的政权，它一开始就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经过50年的发展，新中国实现了从“大而弱的国家”到“多极世界中比较强大的一极”的历史跨越。但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施弱国战略的客观基础并未消失。由于新中国早期对美政策是中国弱国战略逻辑展开的起点，它实践和表达的“独立自主、不畏强暴、主权至上、平等互利、对外开放”等基本理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所以，特别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中美建交失之交臂再思考
表面上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在前，7月1 日美国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不能访问北平在后，似乎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关闭了中美建交的大门。于是，现在流行着一些假设：假如中国不搞“一边倒”，而像张治中先生主张的那样“兼亲美苏”，与美苏都建交，不仅抗美援朝战争可以避免，而且中国早已统一，不会有台湾问题，经济发展得会更好。按照这些假设的观点看，新中国的外交决策等于是为自己设置了障碍，制造了麻烦。但是，这些假设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并非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愿与美国建交去搞“一边倒”，而是强大的美国藐视甚至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建交。
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基本上都抱着接纳美国的开放态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最终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早在1916年，毛泽东作为一个青年学子就主张中美“亲和接近”。他曾写道：“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欣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1]（P52）。1944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人，“向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而对苏联抱有敌意的政策，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2]（P333）。 抗战后期，中国在同盟国中与美国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我党外交工作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国。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的方针，隆重热情地接待了美国官方的军事观察组。在此期间，有三方面材料很能反映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基本思想：一是《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该文件指出，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二是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毛泽东强调说，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战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和友谊。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毛泽东也直率地表示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批评美国只向蒋介石提供援助的政策，并警告说这将促使蒋介石选择内战道路。三是《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的一段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2]（P377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开放的态度是明确的，对与美国发展合作关系的期待之情是热诚的。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并没有赞成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没有赞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恰恰相反，美国把国民党当作中国的政治中心，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这大大地伤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并未变得盲目排外。
1948年，美国一步步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酝酿“脱身”政策，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一直怀疑观望，即艾奇逊所谓的“等待尘埃落定”。特别是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美国采取了“狡兔三窟”的政策：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一面与李宗仁周旋，一面等待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克拉克代办随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到广州，一面维持与蒋介石的关系，一面与各种反蒋分子接触；原驻华公使默钱特以非常驻人员身份到台北“监督”领事馆的工作，既表示无意支持蒋介石盘踞台湾，又实际上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为贯彻分离台湾政策作准备。美国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密切注意。因为它不仅没有像苏联大使那样同国民党政府去广州，相反，将最高级别的使节留在南京，并且显示出抛弃蒋介石的迹象。因此，毛泽东判定“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2] （P543）。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讨论了建交问题上的两种方案：一是帝国主义提出足以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答应。但我们可以采取积极办法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我们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去进行国际活动；一是也可以等一等，不急于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肃清内部，避免麻烦。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于是便综合起来。即尽管我们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决定采取承认新中国的政策，我们就准备在条件具备时与他们按平等原则谈判建交。由于南京解放后，美国和多数国家的旧外交人员仍留在南京，明显是在等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于是中国共产党也选择了这个时机，于4月30日向他们宣布了与新政权建交的条件， 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3]（P1461）这里的“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一语，郑重地表明了新政权不是孤立主义的或半开放的政权，而是主张全方位开放的政权。开放对象当然也包括美国。并且在此之前，即4月上旬，周恩来已派黄华随南下工作队赶赴南京， 并指示他可以与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5月初，司徒雷登提出要与黄华见面。 10日，毛泽东指示说，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作非正式谈话，以侦察美国政府意向为目的。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应该申明，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以免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对于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秘书）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4]（P87—88）。这里毛泽东似乎对美国不积极不热情，但其不断绝、作观察、作建交准备的庄重态度却是很明显的。6月上旬， 司徒雷登又表示希望访问北平，与周恩来会面。经周恩来指示，6月28 日黄华正式答复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2]（P549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愿与司徒雷登作更高级别的对话，谋求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从4月30日到6月30日，美国政府并未认真对待和履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交条件。假设当时美国立即断绝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撤退其在华的武装力量，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那么新中国必定会与美国建交，而不会在6月30日宣布“一边倒”。
然而，美国给中美建交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1949年5 月13日，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并不拒绝承认新中国，而是给予有条件的承认。最关键的条件是，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这就意味着新中国必须承认和履行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严重侵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显然，以废除不平等条约、铲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已任的中国共产党是不能接受这一条件的。美国企图将西方世界的外交传统施之于一个百年来深受列强侵略压迫，现在依靠人民革命力量胜利而站立起来的新生国家，既不道德又不现实。美国决策层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从弱者的地位出发有求于美国。因此，只要美国伸出“承认”之手，中国共产党就会迫不及待地同美国建交。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独立自主的决心，低估了中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坚定意志和力量。美国人的优越感成了他们判断新中国的障碍。其次，美国不肯放弃援蒋联蒋的反共基本原则，不肯放弃它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介入中国事务，同时又在全球“冷战”中不断与苏联抗衡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立场，遂以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的强烈批评而使国务院处于尴尬境地；引起美国盟国的误解，认为美国出尔反尔，率先破坏对付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政策；更重要的是将会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威望等项理由，于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第2天， 傅泾波将此决定转告黄华。这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2]（P1325）。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决定并不感到惊奇。事实证明，中国人民珍惜同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但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又在讨论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并且杜鲁门曾于1950年1月5日正式发表声明表示放弃使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政策，但那不过是诱惑中国疏离苏联的伎俩罢了，并未准备付诸实施。即使如此，它仍然显得那样犹豫、滞后和被动，也显示出美国在中国不受欢迎后又舍不得离开中国的于心不甘的失败心态。
二、抗美援朝战争利弊得失再探讨
抗美援朝决策突出表现了新中国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决策的强硬态度。国内关于这一决策的合理性问题，一直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是认为诞生不久的新中国不应卷入朝鲜战争，战争结果使中美两国陷入长达20余年的敌对状态，弊大于利；一种是认为它巩固了新中国的安全和远东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确立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利大于弊。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观点，可以说是既有客观评价，也有颠倒黑白的表述，该书认为，“朝鲜战争使中国和美国都蒙受了重大损失，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当然，‘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并且帮助巩固了新政权，但是，这只能视为偶然的‘副产品’。干涉行动的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这种实惠。中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又被联合国打上‘侵略者’的印记，从此它被排除于联合国之外达20年之久。它也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插手无限期地延缓了它解放台湾的目标。东北仍然是中国人的，未受侵犯，但那简直不是什么纯收入”[5]（P292）。 关于抗美援朝决策的利弊可谓众说纷纭。
我们认为抗美援朝的决策是正确的、必要的。从大的国际背景来看，它是同美国遏制战略的直接较量。新中国如果不与美国见过高低，则不能在国际上树立起较高的国际威望。人们往往看重20余年的隔绝，却忽视了抗美援朝为中国赢得的不可轻侮的威慑力量，可以使中国在更长的时间里免受大规模外敌侵略，使中国在更长的时间里被国际社会以尊重、平等的态度所接纳。从决策的时间来看，在抗美援朝决策之前，美国遏制政策和冷战政策就已经形成。遏制政策最初基本限于欧洲，主要针对苏联。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这种遏制政策便从欧洲发展到亚洲。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亚洲又成为冷战的一个主要地区，就像欧洲和中东一样，需要以一个全面的战略来对付。美国对华政策变成了它针对社会主义阵营总体战略的一部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 美国统治者更加不安，把新中国看成是“苏联领导的铁板一块的集团中的一个主要角色。”[6]（P179）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 这是苏联共产主义在世界扩张的一部分，认为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构成了重大的军事和政治威胁，遂立意在整个亚洲对抗，以消除所谓中国威胁。因此，杜鲁门下令派军队侵入朝鲜，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军大幅度增加援助，从三个方面构筑反共反华堡垒，实施对中国的军事进逼。面对美国的挑衅，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是被迫的、也是必然的。中国政府为了给美国考虑的时间而留有余地，没有立即决定走上战场。中国通过“潘尼迦渠道”正式警告美国，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任美军向边界进军。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但美国却认为，“最近中共领袖声称的，如果联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7]（P59—60）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说，美军视我为软弱可欺，“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只好还击”[8]（P328）。
在外交努力的同时，我国也进行了军事准备。但是到底是否出兵，却要下很大的决心和作周全的考虑。正如彭德怀对金日成所说：“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中国大陆刚刚解放，困难很多，而既决定出兵，第一要在合理解决朝鲜问题上有所帮助，主要的是能够歼灭美国侵略军；第二要准备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至少要准备它轰炸东北和工业城市，攻击我沿海地带[7]（P62）。这时敢不敢为比如何为的问题，在战略决策上更困难，也更具关键意义。斯大林犯了错误，他没有估计到美国出兵，估计中国不敢出兵，提出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杜鲁门也犯了错误，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出兵，他们都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勇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不是仅凭一口勇气就下定决心，作出决断的，而是在政治局内反复权衡，与当时的战略盟友苏联多次磋商，终于使决心建立在对国际战略形势敏锐洞察和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当时，美国的综合国力虽然很强，但其“全球战略”的中心是以苏联为对手，其战略重点在欧洲，亚洲只是其侧翼。我国的综合国力虽然相对较弱，但是集中力量攻敌一个战略侧翼，仍有较大的获胜希望。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树立起了必胜的信心。此外，党中央还分析了出兵与否的利弊，指出：我军出动到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所以，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但是，中国参战不是要扩大战争，而是要为朝鲜战争地方化而努力。10月3日，周恩来对潘尼迦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 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在我十月一日的报告中，我也声明了我国政府的态度，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和平建设。”“朝鲜事件的地方化的意思，就是不使美国军队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事件。 ”[ 7] （P56—57）当中国被迫卷入战争之后，又通过“志愿军”的名义， 阻止战争规模扩大。从国际法的意义上讲，志愿军只是中国民间志愿组织武装入朝帮助朝鲜作战，中美两国仍然可以不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中国国内就可以继续保持和平环境。同时，以志愿军的名义派出国的正规军援助他国史有先例，其中一例就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因此，美国也不便对中国的做法加以否定。此外，美国政府畏于中苏同盟关系，从其世界战略考虑，也害怕扩大战争，所以在行动上和后来的停战谈判中承认了志愿军的名义，没有正式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抗美援朝战争最终获得了战场和谈判桌上两个胜利。
三、几点启示
对上述事件加以思考，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由于历史上饱受闭关锁国之苦和在不平等条约框架下对外开放之苦，所以对平等互利条件下对外开放的渴望更强烈更持久，立场也更坚定。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自觉地肩负起了这一伟大使命。但这一使命所主张的观点是帝国主义国家——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受益者所不愿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改变旧秩序，意味着它们将丧失在华特权。相反，对新中国而言，则必须使帝国主义国家接受这一条件，否则新中国与旧中国就没有区别，否则就不能向帝国主义国家开放。建国之初的历史表明，新中国全方位开放的愿望受到了制约。尽管如此，在不能全方位开放时，新中国并未放弃对外开放的努力，而是实行了选择性开放的政策，即“一边倒”，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等待适当时机再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
第二，中国作为一个百年来受侵略压迫，而后通过人民革命获得独立的国家，将始终把独立自主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正如邓小平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9]（P3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9]（P12）弱国之所以为弱国，一方面是因为弱国本身的封闭隔绝状态和失误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是因为殖民枷锁或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束缚。因此独立自主是弱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保护这一前提是弱国最敏感的一条外交神经。为了捍卫这一前提，中华民族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因此，独立自主，不畏强暴，不怕鬼、不怕压、不信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精神，便成为新中国外交首要的基本风格。
第三，中美“亲和接近”则大利，中美仇仇遏制则大害，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数千年的东方文明；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具有二百多年的西方文明。两国经济与文明互补性强，且两国同处亚太地区。两国关系的冷热亲疏对各自国家的利益以及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中国弱、美国强，所以中美关系的好转或恶化往往都应由美国负主要责任。中国是美国的一所大学校，在这里美国学习着换位思考，渐渐地懂得了尊重中国、理解中国该是多么重要。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仍是既“交往”又“遏制”。针对美国“遏而不断”的策略，中国将相应地采取“斗而不破”的策略。
〔收稿日期〕200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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