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农民工的信息化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路径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信息化、网络化生存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时，曼纽尔·卡斯特就不无忧虑地指出，“不平等的现象有再生产/复制自身的趋势，也就是低收入及低教育者在以知识作为基础的经济体中发展的机会少之又少。发展到最后，贫困将成为结构性区块，由那些不能满足信息劳工要求的人口所组合而成。”②在中国大步迈向信息社会的进程中，传统的社会阶层差异也随之增加了“信息分层”这一维度，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信息中下阶层呈现出在信息化浪潮的挟裹下亦步亦趋、既拥有了潜在的媒介赋权又无法超越生存性传播的困窘局面。③如何在“数字鸿沟”的传统解读之外看待社会中下阶层在信息社会的生存境遇，并探寻借力新兴传播技术服务于他们的社会发展之道，不仅是丰富传播研究的理论需求，更是社会实践提出的紧迫课题。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三农”问题，2004-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九年围绕“三农”问题颁布“中央1号文件”，每一年的文件都有关于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表述，并呈现日益重视的趋势。④但是，文件中涉及农民工的内容屈指可数。2006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在“首届中国农民工信息化论坛”上表述：“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必须关注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信息化也必须为农民工服务。”信息化为农民工服务的具体路径是构建“一体化的农民工信息服务系统”⑤，即一个涵盖就业、培训、社会保障、权益维护、子女教育、生活等在内的集成信息服务，以充分的信息提供为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呼吁并未得到足够的回应。 中国农民工对新媒体的运用已引发了传播学界广泛的关注，新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也已得到多方位的研究。⑥但是，农民工对新媒体的运用与其背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信息社会的演进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结，新媒体又该如何成为农民工群体在信息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工具，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尚缺少针对性的回答。本研究尝试在上述方面作出初步探索。 一、信息社会、信息化与新媒体 信息社会是自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人类正在经历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网络化”等成为描述一个时代特征的代表性词汇。何谓信息社会？面对众多答案，英国学者韦伯斯特给出了最具条理化的总结：信息社会具有丰富的面向——从科技的角度出发，它是一个信息传播科技(ICTs，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成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信息传播科技之于信息社会的意义如同机械化之于工业社会的意义；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它是一个信息活动取代农业和工厂制造业而占据经济活动大部分的社会形态；从职业的角度出发，信息社会来临的标志是以熟练运用信息为特征的人士在整个职业人群中占据了突出优势；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在信息社会里，信息流通和信息网络彻底修正了时空关系，时间和距离的限制从根本上被解除了；从文化的角度出发，信息社会是一个媒介饱和的环境，生活的精髓在于符号化以及信息的交换。正是这不同维度的总和，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类型——信息社会。⑦这个社会形态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的主导元素由工业时代的机械生产变为了信息时代的信息生产，由此也对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全方位的重构。而信息社会也普遍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 信息社会的实现基础是信息化，如同工业化这个概念指出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这一历史过程，信息化也是一个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进发的过程，这一过程以信息成为社会运行命脉和对信息技术的追求与广泛运用为突出特征。所谓信息化，从学者们给出的各种定义来看，都共同地指向了信息传播技术这一基础要素。较早提出信息化这一概念的日本学者梅槕忠夫(Tadao Umesao)认为，“信息化是指通讯现代化、计算机化和行为合理化的总称。”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定义中，也强调了信息传播技术的基础意义，即“所谓信息化，是指建立在IT产业发展与IT在社会经济各部门扩散的基础之上，运用IT改造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过程”。正是这样，各国在操作层面上，都将大力发展现代通讯和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作为向信息社会迈进的主要途径，从美国在1993年宣布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计划到中国1990年代启动以金关、金卡和金税为代表的重大信息化应用工程，再到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把信息化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及近年来的“村村通”工程、“宽带中国”计划，都是对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的回应。 事实上，信息化不仅是国家层面上的政策行为，究其实质，更是市场领域内产业发展的自然选择，同时，也深刻地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用麦克卢汉广为人知的理念来说，不断更新的信息技术为我们引入了新的尺度，全方位地重塑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在探讨信息化问题的宏大叙事之外，更多地关注个人的信息化历程，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个人的信息化之路，最直接的依托就是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这些整合了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载体，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是个人迈入信息社会的直接通道。个人对于新媒体的接近性、使用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之上获取有效信息的程度也是评估其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二、农民工信息化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出现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之中，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5月12日公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69亿人，比上年又增加了633万人，增长2.4%。⑧这一群体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长期以来未能享有与城市人口同样的待遇。又由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教育水平的限制，改变劣势地位的能力很欠缺。在中国社会不断向信息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又面临新的风险，即有可能因为跟不上新技术的发展而落入持续被边缘化的历史境地。 在社会快速信息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在下述主要方面处于不利地位：(1)由工业经济向信息化经济转移，连带劳动力部门产生结构性转化，越来越多的职业机会和经济回报出现在信息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对信息处理知识的掌握有较高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不具备相关知识的农民工。(2)信息化经济对受教育程度高者的回报，联系着获得高品质教育的机会日益不平等，这一方面导致农民工由于其教育程度的低下，从事白领职业、获取较高经济回报的空间很小；另一方面，较低的收入又反过来制约其对于教育的投入，如此恶性循环，致使农民工群体改变自身状况的希望渺茫。(3)产业生产、劳工及市场的全球化，使中国农民工处于整体性困局，即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的“制造基地”，中国大量的农民工也就被固定在“血汗工厂”的加工者的定位上，缺乏向信息劳工转型的外部环境。(4)随着劳动过程个体化及网络化，通过互联网等新技术构建工作网络、合作完成任务的情况会越来越常见，缺乏必要技术武装的农民工将不可避免地丧失更多的工作机会。总而言之，信息社会及全球化进程所潜藏的变动，将农民工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而农民工群体一旦被信息社会排除在外，将不仅关乎社会运行的公平逻辑，更关乎如何处理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益发严重的现实难题。 因此，如何使农民工跟上信息化的浪潮，让他们能够借力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来实现个人的自我发展，而非整体出局，便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三、农民工信息化的现状 我国为“十一五”信息化规划而编制的信息化发展指数(IDIITU，Information Development Index)包括下述内容：
从上表可以看到，对于个体而言，信息化至少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上，是对基本设施的占有，其中包括电视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计算机、上网的通道等。软件上，是对上述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和信息的充分供给，前者与教育有关，直接关系利用信息工具获取和有效使用信息、服务自身职业发展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后者也是信息化的根本目标。换言之，对于个体而言，评估其信息化水平包括三个基本面向：信息工具的占有、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是否享有信息的充分供给。就此而言，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信息化现状如下： (一)信息工具的占有情况 就目前农民工对传统媒体的占有和使用情况而言，农民工绝大多数处于一种与城市社会相对隔离的亚文化环境中，他们接触最多的文化媒体是录像点放映的录像和车站码头兜售的不太健康的期刊、小报，而对正规的大众传媒即广播、电视、报刊接触很少。⑩相比较而言，由于网吧的繁荣和手机上网功能的普及，农民工对新媒体的占有和使用一直呈上升趋势。(11)据2014年1月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达6.18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占4.0%，即近2500万的农民工上网。2012年大谷打工网发布的国内第一份《基层蓝领手机上网调查报告》显示，74%的农民工选择手机上网。在上海的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普及率达到很高水平，超过传统媒体，并且对于新媒体的评价也显著高于传统媒体。(12)仅从硬件占有和使用状况来说，开始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的农民工群体已经一只脚迈入了信息社会。 (二)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状况 在农民工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状况方面不容乐观。虽然没有关于农民工信息工具使用状况的整体性调查数据，但从分散的研究报告中可以略知一二。对于农民工来说，虽然和城市人群一样常常上网，但他们上网的内容是比较单一的，聊天(人际交往)和打游戏、看电影、小说(休闲娱乐)占绝大比例(13)，以职业发展为目的的网络使用所占比例甚少。(14)然而，随着网络的普及和观念的改变，通过互联网来找工作的农民工比例逐渐上升，目前“已占农民工总数的10%”。总体而言，农民工的新媒体使用能力整体偏弱，呈现“弱信息能力”(15)的特征，但由于受到现实的需求刺激，也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三)对农民工的信息供给状况 信息时代的特征是一方面信息爆炸、信息超载；另一方面信息供应失衡、信息紧缺，某些人群被排除在信息供应圈之外。中国的传媒界自走上市场化道路以来，“势利眼”现象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以“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为特征的中产阶层青睐有加，(16)而对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人群如农民工阶层则较为忽视，(17)媒体对其既缺乏足够的关注，更谈不上有意识的信息服务，甚至可以说在面对农民工阶层的信息服务上，传统媒体是“失败”的。(18) 由此可见，整体而言，农民工的信息化水平还很低，虽有了一定的硬件基础，但实际享有的信息服务质量令人堪忧。正如夏铸九(19)所言，“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中潜藏的更深问题还不是接近通路，而是使用的内容与质量。” 四、新媒体与农民工的信息化路径 (一)新媒体之于农民工的双向意义 新媒体是农民工在信息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根本原因在于新媒体颠覆式地重构了从社会生活到个人发展的规则，随着技术的进展，不掌握新媒体的个体将会越来越被排挤出现代生活的场域。最直观的例子是推行网上购票之后，农民工受到的现实冲击令人震惊，因为没能掌握网络购票的渠道或方法而购票困难，他们在新技术的小小动作之下就手足无措，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拥有新媒体并不等于能有效运用新媒体，由于缺乏相应的学校教育或系统培训，农民工对于新媒体的使用更多地停留在休闲层面，对于新媒体事关个人职业发展、视野提升和生活便利的深层应用却难以企及。因此，如何有效运用新媒体助力个人发展而不被排除在信息社会之外，是农民工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另一方面，新媒体对于农民工而言也是新的机遇。如前文所述，目前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在农民工群体中具有相当高的普及率，比起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其可获得性大大提高，这就解决了信息获取的硬件问题。又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整体中所占比例的持续上升和这一群体的相对优势，如比起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更年轻，更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学历也更高(20)，这意味着他们的信息获取能力要优于老一代，如果使用得当，新媒体服务于农民工的效能会更高，更有利于为城市发展引入新的资源。 (二)新媒体与农民工的信息化 如同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后果从来都是多种力量整合的结果，新媒体之于农民工信息化的实现路径也将由政府、市场、社会、媒体业界及农民工自身合作达成。基于新媒体的独特优势，下述方面将是在新媒体技术条件下推进农民工信息化进程的有效路径。 1.利用新媒体的空间拓展优势，增加对农民工的信息供给 传统媒体时代，受限于版面、频率等媒介播出资源，加之市场化媒体的功利取向，导致媒体对农民工的集体漠视。新媒体技术带来的重大改变之一就是媒介空间的无限延伸，这也为农民工信息供给的增加提供了技术前提。 传播实践中已有回响。从政府层面而言，许多政务门户网站开始设有专门的农民工版块，如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开设有农民工专版(http://zhengwu.beijing.gov.cn/zwzt/bhnm)、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下的“弱势群体服务专栏”有“农民工”版块(http://www.yn.gov.cn/yn_wsbs/yn_rsqt/yn_nmg/)等。就企业、媒体和社会团体层面而言，2007年，由北京清大燕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创办的民工网(http://www.mingong123.com)正式上线运营。2009年，新华网联合全国总工会新闻中心、《半月谈》杂志社创办国内首份以农民工群体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手机报——“打工E族”，两会期间每天播发一期，免费赠送，农民工可通过这一平台关注两会、参与两会话题讨论。2011年，共青团北京市西城区委开通“融爱西城”手机报，为工作生活在西城区的农民工提供时事、就业培训、维权、文化等内容的资讯。2013年，湖北推出首家农民工打工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利用湖北垄上频道、《打工服务社》栏目、打工手机报、965333呼叫中心等载体，通过多渠道传播、三屏互动、三网融合等手段，为农民工提供信息、培训、维权、生活等服务。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主办的中国总工网也开设了“中国农民工”专版(http://nmg.workercn.cn/)。除上述综合类信息服务提供外，还出现了各种针对农民工不同需求的专业类网站，如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安顺办事处开办的农民工金融服务网(http://www.nmgjrfw.com/portal.php)、成都永盟软件发展有限公司面向女性农民工推出的大型网络交友平台“淘男网”(http://www.51taonan.com/zhiye/nongmingong/zhenghun)、中国移动推出的专为农民工求职服务的专区“务工易”(http://12582.10086.cn/Main/job)等。上述各类传播实践都是基于对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的运用，在定向为农民工提供信息方面有所开拓。不过，这类实践的实际收效尚难确证，即有多少农民工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尚缺乏验证，这也正是研究中需要予以关注的效果分析的内容。 2.开发针对农民工的新媒体技术应用，增加信息沟通渠道，增强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如针对农民工的App应用、专用手机浏览器等 信息工具使用的便利性也会影响信息获取的质量。已有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注意到了农民工使用新媒体的特殊性，定向开发产品，便利其使用。如2014年上半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为了方便农民工，特别是年轻的农民工找工作，联合企业开发了手机App。农民工登录重庆就业网(http://cqjy.cqhrss.gov.cn)，点击“春风行动”专栏，就可以在网上找工作。同时，安卓系统手机还可下载“易打工”App软件，随时了解最新的岗位信息。(21)电子科技大学也专门开发了帮助农民工找工作的App。(22)浏览器厂商欧朋(Opera)开发的浏览器Lite专为键盘机型而设计，不仅对手机硬件要求低，还能节省90%的手机上网花费。(23)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这类技术开发还是基于政府驱动或是企业、科研机构基于“社会公益事业”理念所采取的零星行为，缺乏足够的市场动力来保证这类行动的持续性。如何解决提供针对农民工的新媒体技术服务的动力问题，是这一路径选择之下的关键问题。 3.提升农民工的“数字素养”，系统性地建构农民工新媒体使用技能培训工程 类似于“一体化的农民工信息服务系统”这样的政策思路，是从外部入手来促进农民工信息化的方案，即从供方入手。目前政府已有的信息化政策也以此为特色，即强调信息传输的硬件建设，而相对忽视对人的信息使用能力的建设。经典的“知沟”理论证明，对于知识的习得，起关键作用的有知识获取习惯、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教育程度等个体内在因素。农民工信息化问题同样如此，要加快农民工信息化进程，不仅需要以丰富信息内容为目标的举措，更需要从改善农民工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出发的针对服务。当前农民工信息化政策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过于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研究表明，人们所具有的传播技能的不同，会影响他们参与数字传播实践的程度。(24)因此，传播技能培训格外重要。(25)做好对农民工新媒体使用技能的培训，使其切实掌握以新媒体服务自身发展的方法、路径，并形成良好的使用习惯，将是促进农民工信息化现实有力的途径。目前，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对此已有零星尝试，如上海市开展“万名新生代农民工绿色网上行”大型公益培训活动。(26)但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第一，这样的培训尚未成为常规制度；第二，尚未形成规模，覆盖的人群还远远不够；第三，缺乏系统性，既没有符合农民工特点的通用教材，也没有起码的教学效果评估。因此，建立常规、系统、覆盖全国的农民工新媒体使用技能培训是推进农民工信息化的重要内容。 4.提供农民工网上创业的政策支持，通过鼓励和扶持一批农民工利用新媒体切实服务个人发展并收到实效，为更广大的农民工人群起到示范效应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互联网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已有充分认识，也有通过这个平台来谋求发展的愿望，尤其是对网上创业表现出极大兴趣。但囿于技术和成本，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魄力还不够。(27)这种情况下，来自政府的政策扶持就很重要。2012年7月，广东省工商局印发实施《关于鼓励支持广东省网络商品及有关服务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台23条措施扶持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军人等人员开办网店。上述人员开办网店从事网上经营，并申办为个体工商户的，一律免收登记费；对属于小微企业的，实施登记费用减免优惠。(28)这一举措是对新媒体发展条件下农民工现实需求的政策回应。此外，农民工非常注重实效，只有确认有回报的投资，他们才有尝试的动力，并且也很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因此，鼓励和扶持一批农民工利用新媒体来实现个人发展，也会对更广大的农民工起到示范作用。整体而言，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力度还不够，广东省得风气之先进行的成功尝试，值得仿效。 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是农民工在快速推进的信息化浪潮中所面对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趋利去弊，也是对学术界和政府、媒体、社会组织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新媒体的技术特性，从信息的供方和需方两方入手，利用新媒体增加信息供给、优化信息接收渠道、增强农民工的数字素养；通过政策扶持鼓励农民工利用新媒体服务个人发展等，是推进农民工信息化进程的有效手段。目前，上述方面在社会实践中都已有所回应，但距离真正取得成效还相去甚远，尤其是在农民工的新媒体技能培训方面，几乎还是公共服务的空白地带。如何将上述路径整合起来形成有系统的农民工信息化建设服务包，是政策制订部门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农民工信息化的指标体系建设是亟待研究的问题。现有社会响应的分散、浅层和失效，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农民工信息化指标体系。 工业社会见证了传统媒体的兴盛，信息社会则以数字化新媒体的强势为突出特征。在传统媒体时代，中国的农民工群体遭受被漠视、(29)污名化(30)的际遇。在新媒体时代，农民工群体与新媒体的关系也在发生改变。一方面，这一群体开始享有自身的话语工具和空间，尽管仍然步履维艰，但也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更大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对技术的疏离和良好使用习惯的缺乏，农民工群体也同时具有了更大的被抛弃的风险。对于这个在信息社会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而言，如何不至于沦为信息赤贫者，而是能够借力新媒体，成为信息经济时代主动的受益者，是摆在农民工自身以及学术界、政府、媒体业界和社会组织面前的共同课题。构建以新媒体运用为核心的农民工信息化指标体系，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①“进城务工人员”，又被称为“农民工”“民工”“流动人口”“打工仔”等，最为常见的称谓是“农民工”或者“民工”。有学者已经指出，“农民工”是对这一群体带有歧视性的称谓，本文认同这种观点。但已有研究成果多采用了“农民工”这一称谓，为避免产生歧义，本文在论述中沿用这一概念。 ②曼纽尔·卡斯特著：《千年终结》，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③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王文生：《“中央1号文件”的农业农村信息化政策研读》，《中国农村科技》，2012年第7期。 ⑤⑩周宏仁：《信息化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⑥曹晋：《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高崇、杨伯溆：《新生代农民工的同乡社会网络特征分析——基于“SZ人在北京”QQ群组的虚拟民族志研究》，《青年研究》，2013年第4期。周葆华、吕舒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 ⑦弗兰克·韦伯斯特著：《信息社会》(第3版)，曹晋、梁静、李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⑧《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⑨引自周宏仁：《信息化报告：中国信息化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1)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13)周葆华、吕舒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 (14)何晶：《京广沪三地新生代农民工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内部资料。 (15)郑英隆：《中国农民工弱信息能力初探》，《经济学家》，2005年第5期。 (16)何晶：《大众传媒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7)冯恩大：《农民工：都市媒体的“集体盲区”——兼论现阶段大众传媒的角色、功能与责任》，传媒学术网，http://chinamediaresearch.cn。 (18)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19)夏铸九：《信息化社会与认同的运动——中文版译者序》，见《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0)《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三分之一，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2个百分点。 (21)汪一阳：《我市将举办267场招聘会 帮助农民工在家门口找工作》，《重庆晚报》(数字报)，http://www.cqwb.comcn/cqwb/html/2014-02/12/content_380226.htm。 (22)江浪莎：《电子科大开发APP帮农民工找工作》，《成都商报》，http://e.chengdu.cn/html/2014-05/22/content_470694.htm。 (23)《欧朋拓展不怕弯腰，让农民工手机也能上网》，太平洋电脑网，http://digi.tech.qq.com/a/20120503/001760.htm。 (24)Helsper,E.J.& Eynon,R,2013,Distinct skill pathways to digital engagement.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8(6),pp.696-713. (25)Buckingham,D.,2007,Digital media literacies:Rethinking media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1),pp 43-55. (26)蒋培玲：《让更多农民工跨过“数字鸿沟”》，《农民日报》，2012年11月10日，第005版。 (27)何晶：《广州市新生代农民工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发展报告》，内部资料。 (28)《粤工商出台23条措施鼓励开网店创业》，中国新闻网，http://finance.chinanews.com/it/2012/07-25/4058729.html。 (29)叶继红、王元元：《城市融入进程中的农民工传媒话语缺失与重构》，《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30)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
标签：信息社会论文; 信息化规划论文; 信息化管理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信息化时代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信息发展论文; 政府信息化论文; 新媒体产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