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活动的主体与场所——兼谈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框架论文,主体论文,场所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以社会的某一领域和侧面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都无法脱离社会的主体——人。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一切围绕社会所进行的理性思维，如果脱离了作为社会主宰的人，就失去了价值坐标点和思维参照系。人是社会科学的根，也是结。由于任何社会活动包括政治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时空内进行，因而，任何以人的某一活动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也都不能离开对活动场所的关注。
一、政治与人类的相关互动
从政治的实质性内容上讲，政治学是权力学。但从政治活动的主体而言，政治学又是人的政治性及其在社会上的价值实现的学问。不管人们把政治装扮得多么神秘莫测或鄙薄得多么面目狰狞，政治，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领域，它同人类有着持续不断的密切关系。而确立政治与人类的关系，必须树立这样一些观念：
1.人天生是一个政治动物。政治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一直被人们重复着，对于它的合理性，人们无须从头证明，只要了解人类之成其为类生活的过程与结果，认识人无法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必须过有组织的共同生活这一事实就够了。“人是政治动物”一语常提常响的原因就在于这样两个逆向事实：一方面，不论人的价值支点和兴趣中心是什么，他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政治体系之网，都无法同政治脱离干系；另一方面，谁都无法保证身处政治之中的人一定会对政治发生兴趣，或者成为当然的政治人。以政治为研究职业的人当然会抬高政治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但事实上，政治并不是人的第一需求。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却可以过远离政治的生活。他们可以在心理和行动上拒绝政治，成为生活在政治氛围之外的“非政治人”。这种现象越是在古代也就越普遍。
人天然的政治性或者称人的潜政治性是人类政治平等的前提，而现实中人的政治兴趣浓厚和政治热情的高涨则是社会政治进步的源泉。只有在政治上有权，且自觉地意识到权力的珍贵又积极参与权力活动的人，才是现实的政治人。人的政治性开发的价值正在于此。
尽管人生而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或不参与政治都是人的自由选择，然而，人的政治权利却有时难免被人为剥夺。人在政治上有没有权和有没有条件行使权利被割裂开来，封建专制政治下的愚民政策、政治神秘主义、草民思想以及专制主义、皇权意识等即是其印证。这种割裂，一面产生着政治的罪恶，使人们望而生畏，一面又培养出政治冷淡主义情绪，大量地造就着“非政治人”。因而，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恢复人的政治本性，偿还人的政治权利也就成为争取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
一部分人因为自我心理障碍而逃避政治，这部分人需要开发；另一部分人被人为设置的藩篱排斥在政治之外，这部分人需要拯救。既然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任何背离这一宗旨的现象便是不合理的。人类政治发展的目的和标志也正是在于使人成为自觉的、完整的政治人。
2.人们身边处处有政治。人们在心底深处总习惯于把政治看成是凌驾于社会之上，游离于人类之外的，或者干脆把它等同于国家、政权，把它看成是政治家的专有物。导致这种错觉的原因，除了专制主义对政治强行垄断之外，重要的还在于对政治含义和本质的把握失当。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不加分析地谈论政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总是围绕着国家、政体、权力、政党、阶级去讨论政治，而根本忽视它的民众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政治离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科学的政治观不应当是玄学，而是把政治看成是存在于人类中间的、具体而实在的东西。从直观上讲“政”是集体生活中公共的事务，或者说是组织着的众人的事。“治”则是治理与控制，而这种治理与控制无非是权力的运用而已。因而，所谓政治，就是同公共权力相联系的特定社会领域，或者说是利用公共权力治理众人的事务。这样看来，政治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人为的因素而拔高或封闭起来。人们无法脱离组织生活，无法脱离权力现象，也就无法脱离政治。国家政治、政权政治、政党政治只是政治的部分内容，或者至多不过是政治的程序化主导内容，在它们之外还存在着更具体、更广泛的民众政治、社区政治、社会政治。从此种意义上讲，政治是人类公共生活的一方面，是组织集体事务的一部分；政治不在别处，就在人类中间，就在我们身边。当我们自觉投身组织，参与周围组织、单位或社区的公共活动，关心组织事务或者积极从事所在社区的选举、议政、监督性活动，用思想或行动去推进组织或区域的发展时，我们就实际地参与了政治。国家政治进步的实现，不仅在于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而且在于民众知政、议政、参政愿望与能力的提高，在于单元民主、社区民主的发达。因而政治理论研究必须走出纯理论推导的深谷，回到现实中来，到民众中发现思想，到市民社会中验证推理。
从历史发展趋势上讲，人的政治性是逐渐被开发的，从人的政治性被压抑到人的政治化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走向。历史发展到今天，政治已经进入人类的普通生活，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粮食、能源、环境、卫生、健康、营养、福利、生产、交通等等，日益成为重要的和基本的政治问题，整个人类日益成为政治化的人类。他们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不关心政治，不能不参与政治，而政治设施的进步、民主程度的延伸为他们参与政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其无需步出家门就可以尽知天下事，无需走出社区就可以选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总之，人们的政治机遇在增多，政治热情在提高，政治参与程度在加深，整个世界的政治距离在缩短，政治影响力在扩大。
3.人性的完善重要的是政治完善。社会进步有许多价值目标，包括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以及各种具体的社会目标，而所有这些目标最终都归结到人类自身。社会主体通过自身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着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在这种创造过程中，主体自身也得以进化。从这一过程来看，人性的完善具体说是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欲求的满足、人的精神的解放由许多要素组成，比如物质生活的丰盈，精神生活的多彩，自我才能的展现，工作条件的优越等。显然，衣食住行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在任何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都必须首先满足人类这方面的欲念。然而，人之为人，并不能只以生理需求的满足为全部要义。按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人的生理需求之上还具有受尊重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安全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等。而且，越是在现代人那里，对生活之上的需求也就越迫切。现代社会条件的改变已为这种现象奠定了基础：温饱已不在话下，交往、安全也不成问题，人们的注意力便普遍转向高层次的精神价值领域。
政治满足是人类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人性的完善无法脱离政治完善，纯粹为生活奔波的“经济人”是不健全的，也是悲哀的，从人性的角度而言则是欠缺的。由于历史上国家性质的扭曲和政治本质的畸变，政治在人们心中呈现出一种可憎的面目，代表着残酷斗争；政治家则成为不讲良心、不近人情的职业骗子。要改变政治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必须使人们认识到政治完善在人性完善中的地位，认识到政治之于人类是有用的，政治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危险与欺骗、阴谋与陷阱，实际上这只是专制政治的伴生物。也就是说，倡导人的政治价值的实现，第一位的依然在于开启民智，消除存在于民众中的心理障碍，转变在政治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无法欺骗的是民意，无法盲目乐观的是对民意的估计，当民心向背尚不明了的时候，朝任何方向的努力都可能是白费。
人的政治价值的实现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它首先意味着人们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平等，人人都有知政、议政、参政的权利与机会；人们可以亲自行使政治权利，也可以选举自己信赖的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对于自己选举的代表有监督罢免权；人民享有广泛的集会、游行、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才能通过竞选或应试谋求政治职位，直接从事公共政治活动，以政治为职业。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人的政治完善所涉及的不仅是自身的事，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国家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的政治解放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倡导，于是，人民便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起来斗争，通过武装的形式谋求政治完善。在历史上，当民主的理论与现实发生大的偏差，人民无法真正感受到政治权利的真实性，或者公共权力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发生畸变的时候，人民都会用自身的力量促使国家的政治体制实行变革。正是这种政治运动，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化和人的政治完善。
二、社区：人类最基本的政治活动场所
社区在人的政治完善和国家政治进步中起何作用？在政治学领域引入社区这一纯社会学概念并非是研究者的猎奇和多事。因为有许多政治现象的确是在这一界域发生着，不借助于它，就无法把空泛抽象的政治理论具体化、形象化，无法验证政策推论的正确性，也无法解决科学对现实社会的功用问题，无法真正把政治学研究推向深层次。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发生在身边的事和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个人→亲属→朋友→同事……，家庭→单位→社区→地域→国家……关心程度逐级递减。社区作为人们生活和休息的场所，发生在社区内的事与社区内的居民有着极大的关系。社区维系着人们的生活、娱乐、休憩、权利等各个方面，人们自然会对社区的公共事务很关注，并积极参与这些事务的决策和处理，而这正是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的前提，它既可以训练民众的参政能力，又可以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政治热情。
在现代社会，人的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大，地域迁徙和临时性迁居以及外出工作、游览的机会越来越多，固守一方田园，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越来越少。但即使如此，人亦不可能成为无根的浮萍，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可能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家。社会学家常说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具体而言，就是人不可能脱离各类社区而存在。在这里，人们既可以实际地参与本区域的政治活动与事务，也可以利用社区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由此社区政治必然地具有了两大价值取向：一是辖域内的政治完善；一是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
从组织学的角度而言，社区之成其为社区，关键在于它联系着有组织的民众。松散的、互不相干的群体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或者只能是没有生机的纯粹地域意义上的社区，因而，权力与组织在社区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社区是组织和权力的载体，而组织和权力是社区能量与影响的证明。社区通过它们而运转起来，也通过它们证明自身的存在，并对国家政治发生作用。可以说，社区的灵性来源于组织与权力。从国家政治体系而言，既有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政治组织，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也有以社会权力为源泉的政党组织、群众团体组织、学术组织、选举团体、利益集团、慈善机构、民意机构等。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治生活。优良的政治运行机制必然是各种政治机构、政治团体、政治力量充分发育并协调运转的机制，也就是说必须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平衡。如果失衡，必然带来灾难，不是人民生活在强权专制之下，就是政权毫无权威，社会治理无序。总之，政治学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盯在国家权力和政治机构上。
伴随着现代民主思潮的兴起，社会权力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现实中愈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讯、交通设施的更新，人的素质的提高等更为社会权力的施展插上了翅膀。强权政治、全能主义统治模式渐渐失掉市场。现代人更加依赖社区，一些较大的政治活动包括全民大选、全民公决等也转移到社区来完成。这种趋势所带来的不仅是社区政治功能的完备，而且是民众政治热情的提高。政治参与要由各人的心态来决定，任何人都无法凭藉自己对政治的偏爱去推度别人对政治的态度，更无权擅自代表别人去参与政治。政治只有同生活接近，使人们能够方便地投身进去，才能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普通居民。据此，似乎可以预言，伴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社区作为人们最基本的政治活动场所的地位将越来越显得重要。对社区政治的研究必将成为政治学的基本领域。
三、社区政治与政权政治的关系
在对社区的考察中，人们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政权在社区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社区政治与政权政治之间关系如何？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实际上是社会政治与国家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不能科学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就无法更好地把握社区政治的实质，无法理清各种社会政治组织间的关系。就其实践价值而言，在国家、社会中，民众无法脱离政权而存在，政权也无法脱离民众而存在，二者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同时，民众与政权又总是处在不断的矛盾之中，其任何一方力量的倾斜所带来的往往是双向的不利，这种依存与矛盾关系必然反映到社区中来。如果社区中政权组织势力过大，一切都处在其控制之下，则必然带来社区组织和社区权力的萎缩，并使政权组织的威信、效益下降，如果社区权力过于强大，则政权组织的影响力无法渗入，也会带来社会的多重困难。因此，对二者的属性和职权作出明确划分，摆正其各自的位置，便显得尤为重要。
政治权力总是附着在一定的权力主体身上，权力主体可以是某种组织，也可以是单个的人，而更多的是组织。单个人的权力有威力、有保障地运用，多半是通过组织而实现的。虽然政权组织与社区组织的权力来源、权力本质与属性是不同的，然而，二者都依附在一定的区划和地域内，它们具有不可分离的有时是相融的和同构的关系。当我们把研究支点放在社区时，便无时不遇到社区组织与政权组织的关系问题：一方是代表社会权力的群众组织，一方是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大政府）组织，二者关系的协调，应当说，理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不成问题了，而在大环境还未协调好的时候，社区内的这对矛盾是经常不断的。中国的社会发育曾经长期受到专制政治的压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社会是被动的领域，人民群众政治需求上的热情也被压制着，草民思想、愚民政策、家天下、官本位、政府全能主义等即是其突出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得到了校正，这就是人民广泛地享有知政、议政、参政的权利，国家不存在脱离于社会的特殊利益，因而也就不再是与社会根本对立的领域。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社会是人民的社会，人民作为社会的主体同时也作为国家的主体，既可占有社会，亦可占有国家。当然，也不可否认，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局限和封建专制思想观念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根除，在现实中某些地方和领域还存在官僚主义、腐败作风，以及社会组织不够发达、政府包揽一切等现象。从社会角度而言，人民群众的议政参政热情和能力都不十分理想，还存在一些政治冷淡现象，这势必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加强对社区政治理论的研究，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政治学理论框架的设想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作了阐释。在他看来，社会学研究从总体上应分作两大部分：一是从概念入手，从高度抽象的角度研究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即是“纯粹社会学”；二是从实证的角度，把各种社会制度和结构放到时空的座落中去研究，这就是社区研究。这句话对于我们建立科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目前已有的政治学著作，有不少只是一般地论述阶级论、政党论、国家论、国际论等，至多只按照立法、行政、司法的划分对国家政治运行加以探讨。这种研究方式只是一种纯理论的推证，确切地说只能算是国家学、统治学、政治制度学、政体学。
那么，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应当如何构建呢？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一种构想：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应分作理论政治学（或称概念政治学、形式政治学、纯粹政治学）和实践政治学（或称社会政治学、实证政治学、应用政治学）两大部分。理论政治学运用推导论证的方法揭示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原则和制度，包括：政府论，揭示政治的含义与特征；民众论，揭示公民个人和民众整体在政治中的地位；阶级论，揭示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划分与政治属性；政党论，揭示政党与政党制度对国家政治的影响；领袖论，揭示政治家的素质与作用；国家论，揭示国家的起源与本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体论，揭示政体的分类和本质；政权论，揭示政权的构成与政权机构的地位；权力论，揭示权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与本质和国家的权力结构与平衡；国际论，揭示国际政治组织与国家关系等等。实践政治学则从调查实证的角度，具体分析各政治要素、政治实体的状况与影响力。它既应当视为对理论政治学的现实注解，又可视为理论政治学的现实应用。同时，笔者主张，实践政治学与理论政治学并非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手段论证同一问题。理论政治学的许多领域并不需要实证，实践政治学的许多领域更无需上升到系统的理论体系。理论政治学需要实践和数据，但只是充作例证；实践政治学需要概念和推理，但这只是一种方法导向。实践政治学除了运用实证的方法直接揭示和验证理论政治学的推理和原则之外，还具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判断网络、思维方式、价值坐标。其内容体系大致包括：公民的政治素质、政治意向与参政能力；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政治价值观及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政党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影响力；各社会政治组织的发育及政治倾向；国家政权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及其实施权威性；选举、监督等社会制约机制；政策的制定传播机制；国家政治动态与政局状况；等等。总之，它既可视作从下而上推导的民众政治学，又可视作自上而下延伸的行动政治学。
社区政治研究，或者称作社区政治学，与实践政治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又不能视二者为一码事。在研究手段和价值判断上，二者是相似的，但在研究内容和侧重点上却是不尽相同的。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政权问题的处理上。应当说，二者都不可避免地遇到政权问题，政权的功能与权力效应属实践政治学的基本内容，而社区政治学则是探讨政权组织对社区权力的影响。社区政治学从总体上讲是揭示政权外政治现象，政权组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区组织，从这个角度而言，实践政治学的范围要比社区政治学大得多，社区政治学只是实践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二是在研究的涵盖面上。实践政治学多以一个国家作为基点，可以扩大到整个世界，如国际交往与政治实践，社区政治学则以相对独立的社区为考察基点，这种社区的范围尽管有时可以是一个国家甚至可以跨越国界（对社区范围的界定主要根据研究者的价值需求而定），但说到底它不具备实践政治学的巨大包容性。如果二者同时把国家作为研究的单元，那么实践政治学研究的是国家的整个政治实践活动，而社区政治学则是研究由于单一民族、相同文化背景等所决定的某一方面的共性和社区间的政治差异，注重分类型的区域性研究。从这一角度而言，社区政治学是实践政治学的深入化、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