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对犯罪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33(2013)01－0029－11
经济危机是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能力大于实际消费能力——的结构性矛盾突然显化和爆发的反映，是工业化、市场化国家都难以避免的一种经济现象。在犯罪研究领域，已有权威说法认为经济危机必然通过失业率和贫困率上升等导致犯罪增多。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市场化，某些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以及中下阶层实际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引人注目，而对外贸(主要是对商品出口)的依赖度之高更使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具有深刻的联系，以至于很难避免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因此，通过对大跨度实证资料的整理，①加深对经济危机与犯罪之关系的认识，预测今后若干年国际国内经济和犯罪走势，对深化经济危机对犯罪的影响的认识，丰富有关的犯罪学理论，以及正确评价相应时期的控制犯罪的措施的作用等，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经济危机和犯罪走势的实证资料
1825年，英国政府此前的刺激经济的措施难以维系，国民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下降，股票价格猛跌，信用关系破坏。次年，大量商品积压，物价暴跌，70多家银行破产倒闭，形成本国也是世界上的首次经济危机。②此后，有关国家又分别于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7年、1921年、1929年、1937年、1948年、1957年、1964年、1973年、1979年、1991年、2008年，爆发过持续时间、涉及范围各有不同的20余次经济危机。③其中，1847年起源于英国的经济危机波及其他国家，被称为首次世界经济危机；187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持续时间长达5年之久被称为“长萧条”；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涉及国家之多、经济降幅之大，被称为“大萧条”；爆发于19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停滞性膨胀”，是经济危机的阶段性变形，④凯恩斯主义受到严重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大行其道。而爆发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则使世界经济出现战后首次下降，成为仅次于大萧条的世界经济危机。
那么，上述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有关国家的犯罪走向都有哪些变化呢？
爆发1825年经济危机的前5年，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被逮捕犯罪案件仅增加了5.3％，而此后5年却增加了19.8％。1830～1835年上述两地被逮捕犯罪案件年均增幅不到3％，而1835～1840年这5年中，被捕案件年均增幅则接近6％。其中原因，也极可能是在发生1837年经济危机后的3年中，两地犯罪剧烈增多，从而拉高了整个5年的犯罪年均增幅。1846年上述两地受到刑事控告和定罪人数仅比1845年分别增加3.31％和4.26％，但在发生1847年经济危机的这一年，被控告人数和被定罪人数的增幅就分别扩大为11.39％和15.77％。次年，被控告人数和被定罪人数的增幅仍分别达7.09％和5.93％。1854～1856年上述两地被控告犯罪人数和被判有罪人数持续大幅下降，但在1857年这个又发生经济危机的年份，也转为分别增加4.28％和3.89％。另外，1950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30来年，是英国发生经济危机频率最高的时期，该国犯罪由46万起增为260万起，增速也分别高于此前30多年和此后的30多年。⑤这种经济危机频度越高、犯罪年均增幅越大的现象，也至少是在暗示经济危机与犯罪之间具有重要的正相关联系。
美国经济在1921年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工业生产剧降22.7％。当年，该国出现监狱“人满为患”的情况，现代监狱制度“面临崩溃”，犯罪问题成为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热点。同英国相似，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末，也是美国经济危机发生最为频繁、犯罪增速也最快的时期。其中，1952～1980年纳入统一犯罪报告的案件由140万起增至1300万起，年均增幅达9％。1969～1970年经济危机期间，各种犯罪案件由502万起增为557万起，增幅达10.96％。⑥特别是1990年第三季度和1991年第一季度，虽然只是相继出现了2.1％和1.3％的生产下降，但犯罪案件数量却由1990年的1350万起增为1991年1480万起，同比增幅达9.6％，成为1984～2000年16年中极其少见的大幅增加年份。另外，在1850～1904年的50多年中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次数较少，犯罪案件增加不到15倍；而在1904～1960年的50多年中，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次数增多，犯罪案件增加了31倍。就是说，也存在着经济危机频率与犯罪上升幅度相联系的情况。而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年份，美国犯罪很少大幅增加，并有过间断性下降。譬如，1962～1968年美国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犯罪案件的增加幅度也很小，⑦而联邦和州监狱囚犯从21.9万降为18.7万，⑧1983～1990年和1993～2001年美国两创战后经济繁荣的月数纪录，该国犯罪案件也是小幅波动或持续下降。1990年犯罪案件达1350万起，是在此期间犯罪仍有增多的年份，但年均增幅也不足1％。
经济、社会等因素都与英美相似的许多其他国家，也都有经济危机发生后或频率增加时期，犯罪增多或大幅增多的情况。在1845～1848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中，欧洲弗郎德勒地区(分别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境内)的犯罪增加了87％。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法国、德国、意大利及斯堪的纳维亚，也都是经济危机频率增加、程度加深，犯罪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特别是1975年前后，芬兰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都已赶上挪威，青少年比重也不再明显上升，但基本没有受到1975年经济危机影响的挪威，犯罪上升趋势趋于停止；而受到这次经济危机严重影响的芬兰，犯罪仍在大幅上升。另外，日本在战后至1982年的30多年中，犯罪案件一直是在波动中保持大致稳定，而1953年、1965年、1970年、1973年、1980年的几次经济危机发生后，犯罪案件也都是由下降转为上升或以更大幅度上升。譬如，1953年日本犯罪同比下降3.7％，而在发生经济危机的1954年，发案数即转为小幅增加，次年又大增8.68％。1965年发生经济危机后，发案数在次年增加了29.2％。1973年发生经济危机后，发案数在次年增加了40.3％。1980年经济危机发生后，发案数持续5年增加，连破战后最高纪录。1991年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后发案数也是一路上升，2003年达273万起，为战后最低年份的2.3倍之多，等等。
然而，对先后爆发于1866年、1882年、1890年、1907年、1937年、1948年、19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却一直没有找到有关国家犯罪增多的资料。特别是爆发于1873年的“长萧条”，虽然先后波及欧洲、美洲和亚洲的10多个国家或地区，并首次出现了重工业生产下降，马克思还说它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顶点，但已有资料中都没有关于犯罪趋势变化的描述。由于通常都是在犯罪明显增多时期才会形成并保留较多关于犯罪的报道、报告或政府文件等，而在犯罪平稳或下降时期则大致相反，所以，如果不是当时有关国家尚无犯罪统计以及笔者在搜集资料上仍有重大遗漏的话，则可认为有关国家在相应年份并未出现犯罪增多或明显增多。另外，发生于1929年的“大萧条”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又是受“大萧条”影响最重的国家。⑨然而，不同资料对“大萧条”发生后美国犯罪的走势的说法，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而最可能接近实际的，是在此期间美国犯罪的真实走势，很可能是成人犯罪增多，凶杀犯罪发案率大幅增加，但青少年犯罪有所下降，全部犯罪下降或是没有大幅上升。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形成的有关数字，基本不存在由于时间较远而发生错讹的问题。然而，这些数字所显示的，也是各国犯罪有增有减而不是都有明显增多。其中，最有趣的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新兴市场国家大都只是出现经济增幅下降而非总量下降，失业率升幅也大都较小，但却有较多国家出现了犯罪增长或明显增长。譬如：2008年、2009年南非经济并未出现明显下降，但连续两年的犯罪率都有所上升，到2010年后才转而减少。俄罗斯经济只是出现短暂下降，但在2009年4月的调查中，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75％的人有不安全感，农村地区也有38％的人对犯罪率上升感到不安，这也可解读为在经济危机发生后犯罪有所增多。(11)我国在2009年仍有9％的经济增长，经济增幅只下降1个多百分点，失业率仅上升了约3％。(12)但当年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却分别达530万起和990万起，同比增幅分别达10％和20％以上。
而与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是，虽然发达国家在危机发生后普遍出现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等情况，(13)其中一些国家还发生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但犯罪走势大都没有明显变化。其中，美国失业率在2008年秋后一路上升，2009年10月达10.1％，创1984年后新高，比危机前高5个百分点，达17％劳动年龄人口失业或就业不足，还有学者认为该国贫富差距扩大已使整个国家分裂成富人和穷人两大部分，社会似乎沿着中心线裂开，构成国家文化基础的中产阶级变得支离破碎，而“99周人”更是深感愤怒等，(14)但2009年、2010年的犯罪率都仍在继续下降，(15)连创上世纪70年代以来犯罪率最低的纪录，目前的犯罪率仅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半左右。有人惊叹“这一现象打破了经济不景气时犯罪率上升的规则”。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欧洲失业率都在10％左右，比危机前高4个百分点，各国犯罪率也是有升有降。其中，2009年英国犯罪数量仍然保持下降态势，且同比降幅达9％，犯罪率也创30年以来的新低，(16)有学者说这表明经济危机并未导致犯罪上升。西班牙是受此次危机影响较大的欧盟国家之一，失业率在2009年6月达17.8％，2010年7月达20％，分别比危机前高5个和7个百分点，但2009年的犯罪案件在2008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2％，并创近10年的新低。希腊失业率在此次金融经济危机后上升5个百分点以上，达15％，而青年失业率在2008年12月达28％、2010年7月达33％(比危机前高10个和15个百分点)，2009年12月发生的以失业青年为主的游行示威还演变为该国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骚乱。但是，直到2011年8月和9月，该国才出现犯罪被捕人数大幅上升的情况。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法国犯罪案件增加了0.02％，但这完全在统计误差范围之内。葡萄牙犯罪案件在2008年达41.2万起，同比上升10.9％，是已知欧盟国家中犯罪增幅最大的国家。但由于这次金融经济危机是在2008年第四季度才波及欧洲的，所以，这种增长也可能是其他因素所致。
考虑到2002～2008年欧盟各国暴力犯罪平均上升6％，其中法国和意大利分别上升15％和30％，而发生此次经济危机后有关国家的犯罪没有继续增加，就更值得对以前关于经济危机对犯罪影响的说法进行反思，以期获取更全面或深刻一些的认识。
二、关于经济危机对犯罪的影响
目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济危机是导致犯罪增多的因素，一些说法还试图解释经济危机何以导致犯罪增多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若干方面：(1)许多人都已习惯了雇佣劳动制度下的职业工作，失业会使他们在情绪和认知上出现消极变化：有的会感到成了“多余的人”，从而失落、羞愧、自卑，沮丧；有的会认为是雇主破坏了社会契约，从而失望、不满、愤怒，产生反社会倾向等。而这都会削弱他们的道德评价意识，降低他们参加志愿者活动、帮助他人和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仍有工作者会为了避免失业而努力工作，减少参加社区活动的时间和次数。(17)由于上述变化会使失业者正常社交活动减少而独处时间或不良交往增加，失去接受积极信息的渠道和机会，偏执、偏激等想法无法得到疏导甚至还会传染、强化，所以，必然会使社会犯罪率随失业率上升而上升。(2)男性劳动人口更多在周期明显的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就业，青年劳动人口更多在业务素质要求较低的岗位就业。由于就业恢复时间要滞后于经济复苏时间，首先复苏的多是技术、素质要求高的行业和岗位，更多老年人在危机期间推迟退休也会挤占可由青年补充的就业岗位等，(18)所以，男性和青年劳动人口的就业率回升时间会更加滞后于经济触底回升，失业人口中男性和青年的比重也会高于女性和中年劳动人口。(19)同时，女性平均工资和就业率都约低于男性20％，较多家庭都以男性成员工资为主要收入，西方国家还有年轻家庭净资产更少、负债率更高的情况，因此，经济危机发生后男性和年轻人失业率更高和更难下降也会导致更多家庭特别是青年家庭陷入贫困。进而，由于青年人社会阅历和心理稳定性大都仍逊于成年人，失业后会更多地出现情绪、认知和行为变化，又大都不缺乏实施犯罪的体能和伙伴，所以，这会使犯罪率升幅大于失业率升幅，并在出现复苏后仍会居高不下。(20)(3)低收入阶层总是最易在经济危机发生后失业，也总是会成为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而许多国家在经济危机发生后都要用降息降税、增发货币、扩大投资等反危机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以致出现通货膨胀，(21)使贫困人口比重进一步上升，出现焦虑的人群明显扩大等。(22)更多家庭也会因为经济拮据而发生矛盾，离婚率、家庭暴力、儿童出走率以及由此导致的与婚姻家庭有关的犯罪都会增多。(23)特别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除了可以出卖的劳动之外，大都一无所有，以致每次经济危机发生后，都有更多人必须通过偷抢等犯罪活动来获取能够维持温饱的起码的物质需求。(4)社会组织化与犯罪率呈负相关关系，而企业是把劳动人口组织起来、提高或保持社会组织化水平的重要载体。绝大多数企业的规章制度都同国家法律具有共通性或互补性，从而使在给劳动者提供工作机会，使之得以通过工资收入维持生计的同时，还能通过规章制度具有的约束性，有效防止就业者涉足犯罪。而经济危机后的裁员会使游离于企业的劳动人口增多，降低社会的组织化水平。(5)深信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是主体能够远离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在于让公众普遍相信执政者是从属于人民或选民的利益，在于让民众的财富和福利都能不断增加或增进。而经济危机期间国家出台的政策措施则难以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和要求，致使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国家的控制力和凝聚力降低，导致犯罪增加。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在西方国家是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表者，而经济危机也会使其中一些人沦为穷人，以至于有更多人要通过选票来改变社会政策，引起政局动荡，导致常见犯罪的增多。甚至会使极端势力得以壮大，社会价值趋于偏激，导致基于阶级阶层、民族种族矛盾的犯罪增多，(24)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都有一定合理性，值得在研究经济危机对犯罪之关系时加以借鉴，然而，要更为客观地认识经济危机对犯罪增多的作用，以及比较合理地解释不同时期经济危机期间的犯罪变化，还至少必须有以下几点认识：首先，上述说法没有注意到经济危机中也会出现一些导致犯罪减少的因素，以至于存在高估与经济危机有关因素在推动犯罪增多上的作用的问题。第一，一般来说，只有当失业率和物价指数同时上升并居高不下时，经济危机才能通过人们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社会不满情绪不断集聚和普遍化而导致犯罪增多，而实际上，危机之初企业大都尚未大量裁员，物价还会因为商品积压而下降，(25)工薪阶层和贫困人口还能暂时从中受益，从而使短暂轻微的经济危机不会使与失业、通胀有关的犯罪增多等。特别是一无所有、一旦失业日子就变得非常艰难等，主要是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状况的基本写照，此后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注意编织社会保障网，大大降低了失业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自然极少再有人因为经济危机发生出现了温饱问题而犯罪。第二，任何一种能生生不息的文化都有教人忍耐、乐天、应对挫折、困苦的成分，绝大多数失业者及陷入贫困者也都能凭借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成分来巩固或重建生活信心。同时，许多人在感受经济危机形成的精神和思想压力的同时，也会重新思考人际关系和人生意义，更重视家庭的意义和注意寻找心灵寄托，(26)并使社会的“慈善指数”有所提高，(27)以至于出现消极情绪和认知的失业者其实是极少的。而在传统文化特别强调自责和服从的国家，自杀、精神病同犯罪之间也有明显替代关系，以至于经济危机后自杀和精神疾病发生率上升，而犯罪没有增长或增幅较小。(28)第三，经济危机特别是严重经济危机发生后，有工作者怕丢失工作岗位而不敢辞职到其他地方寻找工作，已经失业者会认为其他地方未必有更多工作机会而宁愿在本地寻求重新就业，从而使人口流动性有所下降，有更多人更愿生活在熟悉的人群中。(29)由于人口流动性同犯罪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社区居民熟悉度与犯罪率有负相关关系，所以，这种人口流动性下降和熟人社会程度的上升，也会使有关犯罪有所减少。而部分失业者回避正常社会交往，更多待在家里，也能减少入室盗窃犯罪，以及在正常社交中因为误会、纠纷等形成的激情犯罪和随机犯罪。第四，经济危机中的离婚率上升也是不普遍的，婚姻家庭在危机发生后出现的变化也是既有诱发犯罪的成分也有抑制犯罪的成分，(30)以至于这些变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犯罪增加都难以确定。加之许多经济危机的生产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并不很大，(31)所以，虽然存在着“经济危机→失业率上升→犯罪增长”之类的逻辑链条，但并不是只要有经济危机就有失业率、犯罪率明显上升，失业率与犯罪率的真实比例关系也远没有某些外国研究者所说的那样高。(32)
其次，总体规模和年龄结构等人口因素变化所导致的犯罪增减，会放大、缩小甚至完全抵消经济危机可以导致的犯罪增多，从而使经济危机期间犯罪增多不足以改变已然的犯罪下降趋势。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许多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变迁都与人口数量及其内部结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至于非人口因素到底对犯罪有多大作用都要经由人口因素来放大或缩小。实际上，凡是对有关国家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和犯罪进行分析，大都能够发现这样一种具有重复性的联系：人口明显增长时期多是犯罪增长或大幅增长时期，人口停止增长或下降时期多是犯罪停止增长或增幅下降时期，犯罪率高低及其变化都主要是人口因素变化的反映。特别心理生理发育的不平衡性，“奥德赛时期”学习、工作、生活和环境的转折性、拼凑性、临时性，(33)会使青少年犯罪率是总体犯罪率的2～3倍。而较少受传统观念束缚而较易接受新思潮，又会使青少年比重提高时社会观念更新加快，原有价值观更易受到冲击，文化冲突加剧，加之青少年的聚群倾向更强，也有更多模仿性犯罪行为，比重的提高又会使上述行为倾向更易获取表现机会，以至于该群体比重上升大都要使青少年和总人口犯罪率都以更大幅度上升。(34)反之，则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情况。相应地，发生在青少年比重明显上升时期的经济危机会使犯罪率更快更大地上升，而发生在青少年比重明显下降时期的经济危机所增的犯罪，则不一定能改变已然的犯罪下降趋势，而只是使犯罪下降幅度有所减小等。实际上，英国在1925年、1937年、1947年、1957年发生经济危机后分别出现3～5年的犯罪大幅增长，都与拿破仑战争后出现20多年的出生率上升，使青少年数量、比重明显增长有关。1965～1983年前后欧美国家犯罪增幅在经济危机期间达12％左右，也主要在于“婴儿潮一代”相继进入青少年年龄时期，青少年数量、比重大幅升高。相反，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前期的经济危机，包括“长萧条”和“大萧条”发生后欧美国家没有普遍的犯罪增长，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于此前出生率大幅下降使这些经济危机的发生时期正值青少年比重下降时期，(35)以至于经济危机增加的犯罪未能改变主要由人口结构变化等决定的犯罪趋势。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未出现犯罪增长的原因，也主要是出生率持续下降，“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老年时期，使青少年比重下降而老年比重增加，社会观念趋于保守或能保持稳定，由文化冲突导致的犯罪减少。
其三，接纳或输出的国际移民的数量，特别是国际移民在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流动方向变化，也会对不同国家在经济危机期间的犯罪增减变化形成重要影响。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出现和形成，现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和普及，使人员的国际流动不断加强。这既可使某国在经济繁荣时吸引更多其他国家的移民，出现犯罪增多，又可使之在遭受经济危机后“赶走”更多国际移民，使犯罪减少或者没有增加。譬如，19世纪中后期许多欧洲国家的犯罪增长速度都明显下降，特别是也很难找到在此期间的几次经济危机时期有关国家犯罪增长或大幅增长的资料，除了经济危机是工业化国家才有的经济现象，而当时德意俄等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之外，就可能是发生经济危机后有关国家都有大批以失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移居北美等世界其他地区，(36)从而释放了人口增加、生产过剩等形成的犯罪增长压力。而在此时期内英国也没有出现明显而持续的犯罪增长(有所增长也主要是“泛犯罪化”的结果)，除了从该世纪40年代以后该国出生率就开始下降之外，还在于在向北美大量移民的同时还增加了对澳洲的移民。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则由于殖民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在接纳大量外来移民后，并未立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和失业，犯罪增长也在更大程度上仅是人口数量增多的反映。至于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失业率上升而犯罪并无增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原先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吸引了大量外国移民，而经济危机发生后又有较多外国移民转到其他国家寻找工作，从而使移民数量的减少对冲了失业上升增加的犯罪，都是应当充分注意的，(37)等等。
总之，经济危机在总体上是致使犯罪增多的因素，即使在某次经济危机期间出现犯罪下降也仍有此认识。然而，犯罪增减是多种因素共同所致，而经济危机仅是一种经济因素，所以，如果正值其他由多种因素所致的犯罪上升时期，则发生经济危机会使犯罪增幅再大一些；而在由多数其他因素所致的犯罪下降时期，发生经济危机则只能使下降幅度有所减小或暂时停止。由于青少年比重的明显上升是决定犯罪走势的最重要因素，所以，在青少年比重上升时期发生的经济危机通常都伴随着明显的犯罪增长，反之，则极少出现犯罪明显增多的情况。
三、今后几年有关国家的犯罪趋势
2009年第二、三季度，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大都通过实施某些反危机措施实现了经济企稳回升，因此也早就有人说世界经济已进入“后危机时代”。然而，有关国家犯罪走势是否会出现重大变化呢？
(一)西方国家的犯罪趋势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多数发达国家犯罪趋势没有明显变化(增多)的原因，除了经济危机初期人们往往只是惊慌而尚未出现愤怒情绪，而物价的暂时下降还会使工薪阶层、低收入阶层暂时获得一些好处之外，主要有：(1)上世纪7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使传统产业比重降低，(38)而代替制造业成为经济核心的服务业没有存货调整周期，在经济危机期间裁员较少，加之有关国家排外情绪增加，出现反移民思潮，使移民数量有所减少，腾出了一些就业岗位并由本国劳动者填补，以至于多数国家经济降幅和失业率升幅都并不算很大，(39)与失业有关的犯罪增加较少。(2)与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一遇经济危机就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同，这次经济危机发生后因为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都已经很大而实行了紧缩政策，从而减少了社会消费，使物价大都没有出现上涨，而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又使各国的福利水平都相当高，以至于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并无明显下降，为生计所迫的犯罪增多有限。(3)1964年前后以来生育率一直较低，青少年比重下降或低位徘徊，老年比重上升，传统价值受到更多尊重，与文化冲突有关的犯罪相应减少等。可以预言，由于这些国家在彻底走出经济危机、失业率大幅下降之前，都要收紧移民政策，使移民数量、比重继续下降或保持稳定，真的出现“二次衰退”后移民政策还会进一步收紧，所以，无论怎样都暂时不存在移民增多推高犯罪的因素。特别是人口增减及年龄结构、民族种族结构的变化，对犯罪增减的作用最为直接、确定和重要，许多国家特定时期的犯罪增减其实只是人口数量及构成出现有关变化的反映，而西方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民族种族结构变化仍将在总体上趋于使犯罪有所减少，所以，即使经济、政治、法律等因素中出现较大变化，也不会再有接近上世纪70年代的犯罪增长，而最有可能出现的犯罪趋势仍是在波动中保持大致稳定甚至仍有下降。
然而，也应看到此次经济危机后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在扩大，意识形态对立在加剧，社会思潮变得偏激狭隘，社会焦虑和愤怒情绪增长，而相互交织、难以理顺的国内矛盾也使它们的任何政策选择都难免顾此失彼等，而由此导致的犯罪增长则可能抵消甚至大于由人口因素变化导致的犯罪减少。具体言之，长期寅吃卯粮的高福利政策已使多数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达到出现经济“断点”的水平，(40)无法继续通过增发债券来募集廉价的资金，而老年比重的不断提高和老年人口实际消费能力又较低，也会使扩大有关刺激经济措施最终成为制造更严重生产过剩的推手等，所以，这些国家大都需要继续实行以减少社会福利和政府采购等为内容的紧缩政策，以至于抑制社会消费，无法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增长，使经济增长严重乏力，失业率仍在高位运行。(41)同时，以高福利为特色的“欧洲模式”曾被认为是最为成功的经济社会制度，而现在却要为控制或减少主权债务、防止发生信用危机等，进行以减少社会福利为内容的重大修正，这不但要使退休人员和失业者生活水平下降，贫困人口比重继续上升，(42)而且还会出现意识形态危机，使国家凝聚力下降。而由此增加的犯罪则会完全可能大于青少年比重下降和移民减少而减少的犯罪，使犯罪下降趋势停止或由平稳转为上升等。特别是其中的希腊、西班牙等国的有关问题更为严重，(43)也更有可能出现犯罪由降转升的情况。
美国经济在2009年9月就恢复到仅比危机前低0.9％的水平，此后又实现了最高超过3％的增长。美国在2000～2010年丧失了约600万个蓝领工作岗位，但随着经济恢复及较快增长，失业率在2011年11月也降至8.6％(仅比危机前高2～3个百分点)。该国的主权债务已相当于全年GDP总量，但美元占各国外汇储备约70％，这一世界货币主要发钞国的地位，则使之仍能通过增发货币、让本币贬值、使主权债务缩水等来缓解金融经济危机。加之经过两轮“量化宽松”后国内通胀率仍然很低，仍有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空间，所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仍会高于多数欧洲国家。然而，如果加上放弃再找工作者的话，美国的实际失业率仍达15％，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1931年的水平。由于这次危机中的美国失业者多是被遣散而不是暂时性下岗，再就业更加困难，而美国出生率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年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仍然较多等，所以，即使美国经济增长率高于欧洲国家，也很难再使失业率有明显降低。(44)再者，美国社会保障水平低于欧洲国家，贫富差距甚于后者，年轻家庭的贫困率更高，2010年后“99周人”也会增多。(45)相应地，即使美国许多民众深受新教文化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更能容忍贫困差距等，但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等，也仍会使更多人对“美国梦”产生怀疑，成为今后若干年中犯罪增长的重要因素。(46)考虑到美国的拉美裔和非洲族裔人口的贫困率、失业率和犯罪率都明显高于欧洲裔白人，而经济危机对这些人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会造成更大影响，所以，该国犯罪走势由波动中增长变为阶段性增加的可能性还可能比欧洲国家稍大一些。
日本老龄化程度和主权债务水平都为发达国家之最，经济困局更难破解。该国失业率在2009年7月创战后新高(达5.7％，比危机前高0.4个百分点)，而终身雇佣制的式微也将使失业率很难下降。日本的外国移民比重较小(2009年为219万，占总人口的1.71％)，下降空间也比较有限。而1993年以来50岁以下人口的不安情绪一直增加，2008年以来又有更多人对今后收入状况表示悲观，(47)等等。因此，尽管日本文化中有较多抑制犯罪的成分，老年人口比重已经很高而且仍将上升，也有利于减少文化冲突形成的犯罪，但也仍然不能排除其犯罪继续上升的可能性。
(二)新兴市场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主权债务水平大都不高，一些国家还有充裕的外汇储备。这些因素使之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经济下降幅度较小并较早出现增长，失业率升幅有限并较快下降。但是，其中一些国家在危机爆发前有较多人到发达国家寻找工作或定居，而危机发生后到外国寻找工作或定居的则明显减少，一些原在国外工作或定居的人又返回国内，而接纳的外国移民则有所增加。(48)由于国际移民大都比较年轻，平均犯罪率会成倍高于总人口，所以，这种国际人口流动方向的变化在对冲发达国家失业率、犯罪率的同时，会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降幅度较小而失业率、犯罪率升幅较大。再者，在发达国家都极力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也难免因为出口下降而减速。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对贫困和失业犯罪的防御能力较差，(49)所以，即使经济下降不大，但失业和失业犯罪仍可能明显上升。而墨西哥、印度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更会因为原先到外国寻找工作者较多或劳动力供应更加充分等，而使犯罪率上升的可能性更大。(50)
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我国的情况更复杂一些。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使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政府也有较多刺激经济手段，以至于经济增速仍会高于许多国家，(51)加之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将逐年缩小，所以，一般不会再有经济增速较快而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加之老年比重快速上升(而青少年比重下降)会使传统价值更加受到尊重，与文化冲突有关的犯罪有所下降，所以，也更有理由相信如果政治、法律因素无明显变化，就不会再有持续、明显的犯罪增长。而另一方面，政府的实际债务水平可能已经很高，(52)而房地产泡沫、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和国际上要求减少出口的压力等，都甚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加之经济增长对促进就业的作用在减弱，(53)劳动年龄人口在2023年前才会减少，所以，经济减速也可以来得更早更大，(54)并出现失业率和犯罪都阶段性增多的情况。考虑到2009年失业率、犯罪率大幅上升，就主要是由于制造业、建筑业的就业比重远高于发达国家，主要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农民工又无法获取失业救助，更易在失业后犯罪，而以后的经济减速又会使上述行业首当其冲，就更是这样。只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犯罪下降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所以，即使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则犯罪大致稳定或有所下降仍是完全可以期待的。(55)
收稿日期：2012－08－15
注释：
①文中数字分别搜集于不同资料，成组的数字还大都是由搜集于不同资料的数字组合而成。这些资料分别为：［英］彼得·R.柯克斯著《人口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徐建主编《青少年犯罪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苏联］茨维尔布利等编《犯罪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俄］道尔戈娃著《犯罪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意］恩里科·菲利著《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显容、李正典著《犯罪与社会学对策》，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李田夫主编《犯罪统计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王大潮主编《世界经济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褚保一等主编《经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各国近况》，世界知识出版社1975年版和1979年版；公安部编印的有关资料以及近几年来的《参考消息》等。由于一一注释殊为不便，所以，大都没有加注出处。对由此给核实数据造成不便，深表歉意。
②1817年英国就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失业率上升等情况。为此，国会通过了200万英镑的工程拨款法案，进行运河、港口、道路、桥梁建设，但次年仍发生了工业化以来的第4次生产下降。只是由于这次和以前的生产下降幅度都较小，所以，学界仍把英国1825年这次经济危机说成是该国和世界的首次经济危机。
③由于认定经济危机的标准不同，所以，不同资料对迄今为止世界发生了多少次经济危机有不同说法。这里是采纳比较普遍的说法。
④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危机都有明显的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等四个阶段。危机阶段是商品积压，物价走低，大批企业因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而倒闭，生产骤降，失业增加；萧条阶段是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复苏阶段是生产恢复性增长，物价回升，失业率回落；繁荣阶段是生产快速增长，物价上涨，就业率升高等。凯恩斯主义盛行后，各国在危机阶段实行增加货币和公共开支等反危机措施，使危机阶段生产降幅减小，萧条阶段缩短，较快进入复苏，而繁荣阶段增长率较低。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生产过剩矛盾更加突出，失业率居高不下，反危机措施又推高了通胀率，出现了被称为“停滞性膨胀”(简称“滞胀”)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下的经济态势，经济危机的阶段性也变得模糊起来。
⑤英国若干年份纳入警方统计的罪案数：1921年10.7万起，1950年46万起，1975年198万起，1977年260万起，1984年250万起，上世纪90年代约500万起，2003～2004年590万起。
⑥另有资料说1969年到1970年美国犯罪案件数量是由502万起增为810万起，同比升幅高61％。笔者认为在犯罪统计口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如此之大的年度犯罪上升幅度是不可能的，故这里未采纳此种说法。
⑦其中的1960年～1966年，犯罪案件由316万起增为338万起，年均增幅不到1％。
⑧上世纪80年代美国刑事政策和缓，判刑率下降，因此，并不能根据囚犯减少断言罪案减少。相反，1982年以来在押犯增加几倍而犯罪案件仅增20％，也与1981年里根出任总统后刑事政策趋于严厉，判刑率上升而平均刑期增加有关。
⑨从1929年第4季度到1933年第1季度，美国连续出现14个季度的生产下降，国内生产总值由1928年的1044亿美元降为410亿美元，家庭平均收入由2300美元降为1500美元，分别下降47％和35％。
⑩综合有关资料，关于大萧条期间美国犯罪走势的说法，有的是大萧条发生后美国犯罪率直线上升，有的是大萧条并未引起美国犯罪率上升，有的是大萧条发生后美国犯罪率大幅下降，有的是成人犯罪增多而青少年犯罪减少，有的是凶杀案在一战期间减少后逐年增多，在1933年达到峰顶，当年凶杀犯罪发案率直到1986年才被超过，等等。这里关于大萧条期间美国犯罪走势的描述，主要是根据美国学者布拉特应我国公安部邀请来华讲学的资料形成的。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于其他说法多出于非专业书籍和专家学者，而且大都语焉不详，而布拉特则是美国犯罪问题方面的专家，其来华讲学资料中涉及的内容也应当是严肃和比较权威的。
(11)对该国此后犯罪率变化趋势，认为将保持稳定或仍会上升或有所下降的，分别占受访者的40％、39％和7％。
(12)2008年中国有劳动年龄人口9.45亿，占总人口的71％。其中就业77480万人，就业率约82％。当年统计失业率只有4.5％，但该数字是以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计算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则全被视为就业人口。这里说2009年我国失业率上升3％，是根据农业部估计的2009年春节前因失业而返乡的农民工数(1600万至2500万)占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计算的。
(13)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失业率曾达9.2％，欧元区失业率曾达9.9％，都与1973年至1982年的几次经济危机大致相同。在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失业率分别达9％和10.8％。
(14)美国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为26个星期，一些州可延长20个星期。如果仍找不到工作的，还可领取最长53个星期的联邦政府紧急失业补偿金。因此，失业者最长可领取99个星期的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偿金。“99周人”即连续失业超过99个星期、失去领取失业保险金资格者。
(15)2009年和2010年美国犯罪的具体变化情况是：2009年的暴力案件同比下降5.5％，财产案件是连续7年下降；2010年各种犯罪又下降2％以上。
(16)关于2008年英国犯罪的增减变化，英国警方和“英国犯罪调查”的数字有所不同。前者是2008年各种犯罪下降5％，扒窃案下降，杀人案创20年新低；而后者是偷包、扒窃增加1/4，盗窃自行车增加22％，只有暴力犯罪微降。对“英国犯罪调查”的犯罪数据大于英国警方公布的统计数，学者玛丽昂·菲茨杰拉德解释说，经济衰退本身就预示着财产犯罪增加，警方统计的犯罪下降是更多被盗者没有报案造成的。
(17)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林在润通过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习惯的20年追踪调查，发现失业者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远低于有工作者。在高失业率的州，在业者也由于担心失业而努力工作，使参与社会活动时间减少，那里的暴力犯罪更猖獗，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更粗暴，家庭关系也更脆弱。而失业者和在业者都会出现焦虑情绪，使心理疾病发生率增高。社会学家珍妮·布德兰和沙拉·布加德以及克里斯托巴尔·扬等，也有相似的研究和结论。
(18)由于经济危机使收入减少，需要挣更多的钱来满足退休后的生活需要，2009年美国仍有40％的62岁以上的人在工作，有63％的50～61岁的人决定或希望能推迟退休。
(19)在美国，70％的制造业和90％的建筑业就业岗位为男性占有，75％以上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就业岗位被女性占有。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发生后，制造业、建筑业大量裁员，而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就业岗位数量则没有明显变化，以致新增失业人员中男性占80％以上。2007年美国男女失业率均为5％，2009年4月分别为8％、7％，9月为10.5％、8％(差距创1948年以来新高)。2009年10月美国失业和就业不足率为17％，而20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达25％(160万人，创1948年后新高)。2010年美国失业率为9.2％，而20～24岁人口达14.8％。英国16～24岁人口失业率：2008年为14％，2010年第2季度为20％；2010年11月～2011年1月为20.6％(达97.4万人，同期英国失业253万人，失业率为8.0％)；2011年9月为21.5％(102万人)。2009年9月和2010年3月，欧洲年轻人失业率达20％，比危机前高7个百分点，高出整体失业率10个百分点。2011年4～6月欧元区平均失业率为9.9％，而25岁以下人口为20.3％。2009年全球15～24岁人中约有8000万失业，失业率为13％，高于2007年的11.9％，为有该记录以来20年新高。2007和2009年9月欧盟国家年轻男女失业率都是12.9％和13.2％。
(20)1974～1975年法国发生经济危机，1976年经济复苏，但到1978年仍达170万人失业(其中青年约70万)。1977年、1978年、1979年，该国犯罪递增15％、12％和12％，都大于此前10年约9％的平均数(约70％的案件是青少年所为)。1980年该国再次发生经济危机，66.7％以上的案件是16～30岁青年所为，揭露青少年犯罪人103292人，同比增加10％。
(21)1973～1975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物价分别上涨14.6％、44.1％、27.8％和24.6％。
(22)2009年4月英国患焦虑症者比1993年增加了50万，创纪录地超过700万。有3/4的人认为世界比10年前更恐怖了，有1/3的人说曾因恐惧而未能做希望的事。但被列举的焦虑性恐惧的因素分别有持刀犯罪、恐怖行为和超级细菌、禽流感等，都没有与通货膨胀等具有直接的联系。
(23)经济危机期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还有：一些国家法律规定男方要对前妻支付8年以上(法国)或终身(英国)的赡养费，一些妇女要在丈夫工资减少前离婚；一些收入减少到无法维持妻子开销或认为这时离婚可少给妻子财产的丈夫，也会被迫或赶紧离婚；分居两地在收入减少后不能经常团聚和男方在工资减少到低于妻子后认为在家庭抬不起头的也会离婚等。另外，西班牙等国法律禁止裁减孕妇和有3岁以下孩子的母亲，保证单身母亲在孩子年满14岁前或有残疾孩子年满18岁前有工作，也促使一些人在经济危机期间离婚。
(24)1848年欧洲革命就是因为1847年经济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引起资产阶级对封建约束或外族统治的不满。1857年经济危机使有关国家社会矛盾激化，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实际上，1940年以后无人在失业率超过8％时连任美国总统，以及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以来西欧有多个国家政府政权更替等，也都与这方面因素有关。而戴高乐也认为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加上失业、贫困和不幸，给了希特勒上台的可乘之机等。
(25)1920年经济危机时，美国批发物价下降37.6％，零售物价下降16.5％；1929～1932年经济危机时，美国批发物价下降32.6％，零售物价下降24.4％；1937年经济危机时，美国批发物价下降10.7％，零售物价下降10.8％。
(26)在2008年的“日本人国民性”调查中，认为“家庭最重要”的占46％，比上次增1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相信来世的人占38％，为1953年的近2倍。
(27)2011年世界各国中帮助过陌生人的人数上升2％，做义工的人数上升1％，只有捐款人数下降1％。由上述指标构成的慈善指数位列前10位的国家是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荷兰、加拿大、斯里兰卡、泰国和老挝。其中英国公民中每月向慈善机构捐款的占79％，同比上升6％；每月做义工的占28％，同比下降1％；全年帮助过陌生人者达63％，同比上升5％。
(28)大萧条发生后美国自杀率上升，1929年是14/10万、1932年是17.4/10万，1936年才降为14.2/10万。2010年5月～2012年5月希腊有1725人自杀，年均自杀人数上升了40％。2010年意大利自杀人数也比2005年上升了50％。1998年～2007年英国自杀率一路下降，但2008年转为增加。当年该国自杀5706人，比2007年5377人上升6.1％。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自杀死亡人数连续3年超过3万人，但犯罪率并未大幅增长，其中原因也可能是日本文化特别强调服从和自责，有更多人用自杀作为对经济危机发生后各种不如意情况的反应。另外，关于经济危机和自杀的关系，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斯蒂芬·普拉特认为，经济衰退和自杀具有绝对关联，并预言眼下自杀率上升可能是经济衰退导致新一轮自杀率上升的开始，在经济好转前不会转为下降等。
(29)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和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人口流动性都有所下降就属这种情况。另外，美国人口流动性在上世纪60年代达20％后即开始下降，其中80年代为17％～18％，2008年为11.8％。2010年有所回升，但也只有12.5％。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有：1.年龄结构变化。1946～1964年出生的7700万人，在60年代相继进入青少年，而青年人中会有更多人到外地寻找工作，但其中大多数人目前又进入50多岁这个较多喜欢稳定居所的年龄。2.地区差距缩小。与前二三十年相比，各州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收入等都已无明显差异，到加利福尼亚等边远地区生活工作也不再有新鲜感。3.产业转移超出国界。过去产业转移多在国内，北方工厂迁到南方时，员工大都会随厂南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更多工厂是迁往国外，而工人不可能也迁往国外，等等。
(30)2009年韩国结婚人数下降5％，离婚人数上升9％。2003年英国有15.3万宗离婚案，此后连年减少，2008年又降5％，只有12.2万宗，为1975年以来最少，但2009年有所增加。美国离婚率从1985年开始持续下降，2010年离婚案件仍比2008年减少6.5万件，下降7％。与2006年相比，2010年美国男、女初婚年龄由27.5岁、25.9岁上升为28.7岁、27.5岁；与亲属合住率由6.7％增为7.2％，与非亲属合住率由5.4％增为5.8％(独户率仍为2006年的27％)。而一般来说，初婚年龄提高是犯罪增多因素，与亲属合住率提高则是犯罪减少因素。
(31)在1873年经济危机中，美国也主要是纺织生产有18％～20％的下降。在上世纪的历次危机中，仅有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使美国失业率分别达9％和10.8％(其余都仅有8％左右)。也只有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使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受到影响。2010年9月全球失业率达6.7％～7.1％，也仅比2007年高1个百分点。
(32)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失业率上升3～5个百分点的，犯罪率大都上升10～15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失业率上升约3％，犯罪案件增加10％，这似乎都支持失业率每增1个百分点犯罪率要增4个百分点的说法。然而，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西方国家犯罪率上升幅度之大，也与青少年数量、比重快速增加而该群体犯罪率是总人口犯罪率的2～3倍有关。我国2009年犯罪升幅之大，除失业返乡农民工人数大增之外，也与当年正值第三次生育高峰(大约在1983前后～1996年前后)出生人口全部进入青少年年龄，青少年数量、比重又回升到2000年以来的峰值有关。再者，失业率每升1个百分点所增加的失业人数通常只占总人口的0.6％，如果失业率每升1个百分点犯罪率真要升4个百分点的话，则失业者犯罪率将是总人口犯罪率的6～7倍，而从统计资料来看，失业者犯罪率不可能有如此之高。
(33)过去人们把人生分为童年、青春期、成年和老年四个阶段，现在有人把它分成童年、青春期、“奥德赛”时期、成年、活跃退休期、老年等六个阶段。其中的“奥德赛”时期(20岁以上的5～7年)是指年轻人从父母的保护中长大，开始步入充满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世界的时期。在这一时间内，他们恋爱、失恋；尝试工作，又调换工作；旧模式不再适用，新法则尚未确立，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长久、可靠。争夺机会所形成的竞争压力，又使他们既盼望改变又渴求回归传统，出现越轨行为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34)上世纪50年代我国青少年比重约20％，青少年犯罪比重约40％；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青少年比重上升到30％，青少年犯罪比重达70％。目前，我国青少年比重在21％左右，青少年犯罪比重也降到50％左右。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西方国家青少年比重年均递增约0.3个百分点，犯罪年均增幅达7％以上。笔者认为出现犯罪增幅远大于青少年比重增幅的原因，是该群体比重上升后青少年的犯罪率会更高，总人口犯罪率也会大幅上升。
(35)1770年前后、1840前后，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出生率就相继开始下降。1910年前后欧洲国家出生率又有台阶性下降，美国也加入了生育率大幅下降国家的行列。自此到二战结束，欧美有关国家的生育率都因世界大战致使夫妇分离增加、更多妇女因为男女比例失衡无法结婚，以及妇女解放运动使生育意愿下降等而一直处于下降过程。直到二战结束后，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才出现补偿性上升，形成由1946～1964年前后出生的人构成的“婴儿潮一代”。由于生育率下降或上升十多年后，15～24岁青少年比重会下降或上升，所以，在1860年后的20多年中有关国家的青少年比重在下降，1925年前后青少年比重又有下降。直到1960年前后，有关国家的青少年比重才开始大幅回升。另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15～24岁青年比重由13.4％升为18.6％，犯罪大量增加；80年代后该比例下降为14.8％，90年代又降为13.9％，该国犯罪也随之在波动中下降，目前犯罪率仅有80年代初期的50％左右。美国犯罪学家布拉特通过对经济、教育数据的分析，也把青少年(尤其是15～24岁青年)比重大小、酒和麻醉品消费量增减及执法部门对犯罪的宽严等，作为大萧条至二战期间美国犯罪率没有增长的三大因素。实际上，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及美欧国家的罢工抗议活动中，都有“一群被疏远的年轻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前者导致多名独裁者倒台，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后者则是“船过水无痕”，也与阿拉伯国家生育率高、青年比重大，而欧美国家则相反有关。
(36)1860年、1875年移居美国的西欧人就分别有160万和260万。
(37)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挪威、意大利都是移民比重和犯罪比重很高的国家，以至于外国移民数量减少能够大大抵消经济危机后的失业等导致的犯罪增多。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发生前，西班牙外国移民达450多万，占本国人口约12％，本国约50％的犯罪是外国移民所为。而2009年就有约100万非法外国移民离开，由此减少的移民犯罪超过上年犯罪的10％。2008年以来，美国遣返的非法国际移民也达100多万。
(38)其中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比重，在过去50年中由32％降为9％。
(39)美国大萧条期间失业率达25％，1938年降为19％，1940年降为14.6％；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欧洲国家失业人数1500万～1800万人，失业率达15％。2009年欧洲失业人数达2500万，失业率达10％，但除希腊、西班牙之外的国家，失业率都只升3个百分点，为8％。2011年4～6月欧元区各国平均失业率仍有9.9％，失业人数仍达2300万人。
(40)据美国学者哈特和罗尔夫的研究，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国债分别超过年GDP的90％或60％时，就会出现利率飙升、政府被迫削减开支等情况，使经济增长出现“断点”。国际货币组织专家认为国家债务每增1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会降0.2个百分点。
(41)2011年9月，英国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分别达8.0％和250万人。2011年英国青年失业率达22.5％，2012年以来16～24岁人口失业人数又增加1.6万，达104万。2011年第4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经济萎缩0.3％，2012年第1季度环比持平，但失业人数和失业率都仍在上升。其中欧盟失业2470万人(同比增加210万，环比增加19.3万人)，失业率达10.8％；欧元区失业1736万人(同比增加170万，环比增加16.9万人)，失业率达10.9％，而青年失业率更是分别达22.6％和22.1％。情况最好的奥地利、荷兰、卢森堡、德国的失业率也分别达4％、5％、5.2％、5.6％，其中德国、奥地利、荷兰青年的失业率分别达7.9％、8.6％和9.3％。目前，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葡萄牙、比利时、丹麦、荷兰等国又出现了经济小幅下降。据有关方面推算和预测，当GDP年度增加达0.8％左右时，欧洲国家失业率才能企稳，到2016年欧盟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就业水平(比以前预测晚了两年)。
(42)2009年欧盟国家月收入低于本国平均水平50％的贫困人口达8500万，占总人口1/6(主要是农民、退休人员、单身母亲、夫妻只有一人工作的有孩子家庭及失业或就业不足者)。
(43)截至2011年3月底，这次经济危机使西班牙共失去237万个工作岗位(2011年第1季度为25.65万个)。2011年4月该国失业492万人，失业率为21.3％，再创1979年有失业登记以来最高。其中有138.6万个家庭零就业，外国移民和青年的失业率都在33％左右。有82％的人把失业作为最担心的问题，工会也认为高失业影响了社会公平和稳定。2012年第一季度西班牙失业人数同比增加78.9万，达563万人，失业率达24.1％，年轻人失业率达51.1％。该季度希腊和葡萄牙的失业率分别达21.7％和15.3％，青年失业率分别达36.1％、35.9％。
(44)2012年5月美国失业人口仍有1400万人(其中15％是55岁以上的人)。在此之前的近两年，美国18～24岁人口的就业率仅有54％，是历史最低水平。
(45)20世纪初期和后期美国就先后两度出现财富加速集中的过程。2009年美国35岁以下就业者中有31％的人无失业保险，高于10年前的24％；贫困人口占1/7，为有该记录以来51年的新高；仅有31％的人说还能存一些钱，也低于1999年的52％。2009年和2011年基尼系数两创新高，达0.5左右，超过发生“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埃及和突尼斯，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0～2009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资仅上升1.4％，2011年11月有更多年轻人发生经济危机后失业，而贷款购买的房子又在贬值，所以，美国年轻家庭的净资产仅3662美元，比25年前还少68％。更有37％的年轻家庭净资产为负数，比例是1984年的2倍。2010年10月美国“99周人”增加到200万至400万人，11月份还要再增9.1万人。美国的贫困线低于欧盟国家，但2011年贫困人口和绝对贫困人口(平均收入仅为贫困线一半的贫困人口)分别为15％和7％。有美国学者认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动摇美国梦的最基本理念，即每代人都比上代人过得更好”。
(46)2011年9月15日发生的“占领运动”涉及1069个城市。在这场由“不同肤色、性别和政治信仰的民众在无人领导下发起的抵抗运动”中，声称代表99％的美国人的参与者谴责企业的贪婪，直指社会不公平，批评住房、教育、汽油价格、医疗保障缺失等。对此，有人解释说美国人容忍收入差距是以社会游戏规则的公平为条件的，而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后华尔街人表现的贪婪使他们产生了不公平感。耶鲁大学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还评论道：“在这一代人之前，美国还是‘强大的经济增长能够惠及全社会’的民主国家阵营的一分子，但现在却在往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方向滑落，就像巴西、墨西哥或俄罗斯那样出现经济成果高度集中的局面。”德国学者托马斯·舒尔茨也认为美国“这种变化极其深刻，极具革命性，以至于正在动摇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基础”。英国《独立报》网站还刊文指出：“如同夏季发生在欧洲各国的情形一样，纽约的许多抗议者是中产阶级子女。这绝非巧合。他们的父母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拿到不错的学位并规规矩矩地纳税，你就能过上优裕的生活：稳定的工作、住房、年老后的退休金。抗议者正是他们的心灰意冷的后代。如今，原有的社会契约不再适用。”至于占领运动的规模和对抗性都难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群众运动相比，则主要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婴儿潮一代”进入青少年时期，青少年比重很高，可以呼朋引类，聚集人群，煽动情绪，而出生率下降使目前青少年比重较低、老年人比重较大，抗议活动者难以持续增多并出现情绪失控等。
(47)据2008年10～11月的“日本人国民性”调查，在过去1个月内有过浮躁不安情绪的，在16～19岁人中占63％(上次为57％)，在20～29岁人中占62％(首超60％)，40～49岁人中占57％(上次为48％，创15年新高)，在50～70岁者中占30％～40％。回答“生活水平良好”的，1993年前达70％，而这次仅49％，比上次又降1个百分点。认为“今后会更加贫困”者占57％，创历史新高。另外，2008年日本非终身雇佣制员工比重达1/3(1/2是女性)，2010年有45％的15～24岁人口没有固定工作(比1988年高27.8个百分点)。当年10月日本仍有50％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48)墨西哥有1010万人移民海外，占总人口的10％。而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发生后有较多人被迫或主动返回国内。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生活在巴西的外国人由96.2万增为146.6万人(加上约60万非法移民，则超过200万)。另外，2005年巴西有400万人移民海外，而2011年仅有200万人。
(49)综合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2009年12月公布的数字，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财富分配不公导致世界贫困人口增加。2009年全球有20.2亿人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社会服务，缺少公共卫生服务，饮用水供应不足，基础设施缺乏等，有12亿多人(其中有3.2亿儿童)挨饿。贫困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62％的人缺少食物，72％的人因缺饮用水问题而患病，平均寿命减少15年。拉美国家有1.89亿人日均生活费不到1美元，有5300万人收入更低。危地马拉的贫困率低于海地、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但也有59％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超过100万儿童没有上过学。到2009年底，拉美国家的贫困人口还要再增3900万人。
(50)北非阿拉伯国家年轻人口失业率经常在25％，失业是导致“阿拉伯之春”的愤怒情绪的主要根源。
(51)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都有40多年。在人均国民收入达6千美元后，都仍保持了10年左右的近两位数的增长。而从1978年算起，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也仅30余年，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才有4200美元。所以，今后15年左右内我国经济仍完全有可能有年均7％左右的实际增速。
(52)2011年我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17％。有外国研究者认为，如果加上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则中国的政府债务在年GDP的75％～150％之间。
(53)“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增加就业804万人；就业系数为0.13，即经济每增长1％，可带动就业0.13％。“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增加就业748万，就业系数降为0.11。近几年，我国每年创造就业机会1000万至1200万个，相当于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54)有外国机构预言，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由9～10％下降到7％，跌到2％～3％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未来3～5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就将使中国制造业失去8300万～8500万个就业机会。
(55)我国青少年比重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下降的。1989年、1990年我国经济增速由约10％降到约5％，通胀率由17.8％降为2.1％，犯罪增幅由138％降为7.1％；1992～1994年青少年比重以年均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通胀率由5.4％升为21.7％，经济增幅在10％～15％之间，犯罪增幅仍逐年下降。1996年、1997年青少年比重降到50年代后的最低水平，经济增幅减小，仍出现了犯罪停止增长现象。1998年、1999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经济增长率降到6％，失业下岗人员和返乡农民工大幅增加，青少年比重微升，犯罪案件增幅达10％以上。目前，我国青少年比重仍在20％左右，而60岁以上老人比重达12％并将持续增加，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仍将通过促使社会观念保持稳定而发生抑制犯罪增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