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从《“文化大革命”简史》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二十论文,简史论文,年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大革命”过去20多个年头了。在这场运动结束20年时，国内不少人在反思、谈论这段历史。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可以说是这种反思比较集中的体现。在海外、国内，也有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发表。从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各种各样的议论中，可以看出，由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出发反思“文化大革命”，是近几年人们观察这段历史的基本特点。由于人们所处的地域、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迥然有别。2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多元性，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段历史对中国和世界的深刻影响。于此，检视和梳理在“文化大革命”一些主要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对今后的发展作些思考，或许对研究的深入会有所裨益。
“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说”与“三个交互作用说”
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国内外很多研究者不断探讨的课题。10多年来国内在“文化大革命”成因方面提出的观点很多。《简史》作者之一的金春明教授曾将其概括为10种说法，如：“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1〕。除了上述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观点， 似乎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说”。论者提出：“五十年代的道路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20年后，持这一观点的有关人士进一步发表了看法：“反思文革，涉及到一个‘非毛化’问题，邓小平的政策是有限非毛化，而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非毛化。”〔2 〕这一观点在海外、国外均有较大影响。这里，且不论这一观点多少反映出的政治动机，仅将其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列举。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简史》作者提出了“三个交互作用”的观点，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作者在论述“三个交互作用”时，对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忧虑；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毛泽东对“破”与“立”的片面认识等，也在适当位置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提出“三个交互作用”说，是作者多年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一个收获。作者抓住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错误这条主线来反映“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使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织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网”，这不仅对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具有一定价值，对于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也有启发作用。
当然，对于“三个交互作用说”并不是没有可斟酌之处。一是，三者的相互关系。“‘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是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论述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不断发展的过程及原因；“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是论述毛泽东的错误所以能不断发展，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似应把“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放在第三位。二是，对国际影响的考察和概括。作者认为，“以中苏两党大论战为焦点的所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确实是一付强烈的催化剂，成为有力地推动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潮急剧膨胀的重要因素”。这当然是主要原因。不过，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除了国际反修斗争的开展以外，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也是不应忽视的方面。“打倒帝修反”、“推进世界革命”曾经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基本方针。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能说没有关系。因此，谈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时，只提“国际反修”这一方面似乎不够全面。是否可以把国际影响概括为“国际政治斗争”呢？这是一个大视野。三是，关于“主流并非权力之争”的解释。作者针对国内外颇为流行的“权力斗争总爆发”，指出这种观点“是对中国政治状况缺少深刻了解的一种误解”。作者列举大量事例说明，虽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指明了要夺权，运动的全过程也贯穿着夺权，而且，林彪、江青一类野心家也确想乘机夺权。但是，对于那时拥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来说，要撤换几个中央领导人，并不需要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作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破除的，是他以‘左’的目光所看到的弥漫中国大地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作者在事实基础上作出的辩驳是值得思考的。但是，联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论述至此，只回答了问题的一半，而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什么作出明确回答。同时，对于不是“主流”的权力之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何等地位、具有怎样的影响也缺乏必要说明。而权力之争是完整地再现“文化大革命”历史不可缺少的内容，《简史》似有深入一层的必要。
对于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的观点，国内许多研究者难以苟同。《简史》作者对此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虽然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政治经济体制僵化、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等主要弊端，那些国家也出过一些乱子，却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目标，号召全民参加的全面夺权。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作者的这些见解是有说服力的。
此外，还有三点可以补充：第一，“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不断发展的恶果，从“左”倾错误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但是，“左”倾错误的发展在1966年、以“文化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与文艺领域的发端有关，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中央《二月提纲》的制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等各种事件作用的结果。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固然与政治体制的弊端有关，但是，政治体制的弊端只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却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简史》中有一段含义颇深的话：“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泽东既是这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3〕显然， 毛泽东因其个人的文化性格和权力、威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当然，这种影响表现的可能及其程度，要依当时的体制结构以及党内力量对比的状况来决定。如人们所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毛泽东对推动“左”倾错误走向极端的作用，应是我们考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关键之点。第三，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社会矛盾并不尖锐，更没有发展到要爆发“革命”的程度，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简史》作者注意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全国存在的一种异常现象：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之火越来越旺地在燃烧；另一方面，全国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却浑然不觉巨大厄运即将降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反差呢？作者认为“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这种客观要求，广大群众也没有这样的意愿。”在经济方面，经过几年的调整，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比较迅速，社会生活比较稳定。在政治生活方面，虽然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恶果，人民内部的矛盾还相当多，有些相当尖锐，但是只要实事求是地正确处理，并不是不能解决。当时，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是发展经济、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全国人民意愿的集中体现。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探讨中，虽然“三个交互作用说”作了概括的考察，但是如作者所说，复杂起因仍需多方研讨。这些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领导思想上习惯于过去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和经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而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消极影响；我国长期封建历史的影响等。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关注“文化大革命”成因的人们可能都会发现，这场内乱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远因、近因、间接原因、直接原因……几乎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一个与自己观察角度相关的“文革成因”。看到这些原因的存在，是研究的必要步骤。不过，从揭示内在规律来讲，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在多种原因里，哪种原因是主要的？直接的？在实际过程中，这些原因彼此间具有什么联系？怎样发生作用？《简史》中的这段话值得考虑：“探索‘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只能对当时和之前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出具体的、主导的原因。以‘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为实例，加以推演，同‘文化大革命’挂上钩，虽然也能说出一些道理，也能给人以启发和教育，但那还不能弄清‘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还不能作出历史科学的解答。”〔4〕
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吗？有“两个文革”吗？
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中，另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在国内，一些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有感于当前社会腐败现象的加重，对反腐败措施的呼唤也愈加迫切，甚至怀念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说什么只有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才能彻底扫除官僚主义。有的人甚至忽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和浩劫，提出这是一场未完成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的“革命”。
在海外、国外，“社会冲突论”和“两个文革说”是引起热烈讨论的话题。提出“社会冲突论”的人主张，研究“文化大革命”不应局限于研究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或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与此相联系的是“两个文革说”。“两个文革说”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由“社会冲突论”延伸而来。一些人士提出：有两个“文革”。一个在上层，是以1959年后政策分歧为背景的权力斗争；一个在下层，是群众利用“文革”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斗争。这种说法与上述国内的观点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作用，并把群众反官僚主义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特征。另一种是由后现代化理论扩展而来。有的海外人士把“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反抗运动并称为“两种‘文革’”，认为二者均属“现代社会演化进程中挑战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构想及其历史样态，开放了另一种现代性的理想空间”，“在当今时代至少值得捍卫和发展‘文革’理念”〔5〕。这种观点带着60年代中期一些西方青年和学者赞美“文化大革命”的痕迹。虽然概念的内涵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但在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含义：向资本主义制度造反，主张群众民主，实行大众艺术化方面有相同之处。
“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群众是否有进行“运动”的要求？群众运动是群众表达自己意志的主动行为，一般发生在社会矛盾尖锐化、普遍化，统治阶级不能实行自我调节的时候。而在“文化大革命”发生时，社会矛盾并不尖锐，更没有发展到要爆发“革命”的程度，这一点如前所述。论及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执政党的最高领袖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准确地讲，这是“运动群众”，而不是“前所未有的”、“真正的群众运动”。
第二，群众是否有明确的表达自己利益要求的纲领或目标？“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亿万群众投入其中的热烈场面是引人注目的。应该如何解释群众的造反行动呢？《简史》分析了四个方面的原因：（1 ）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2 ）“左”倾思想在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政治思想上的强大压力；（4）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蛊惑挑唆。作者指出的四个原因，概略地勾画出了60年代中期的历史特点。当然，在造反的群众中，在大多数人表现出盲目和狂热时，并不是没有出于自身利益驱动的行为。比如：对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怨；由于受到不正确处理和不公正待遇而产生的意见，等等。《简史》作者没有否认这些现象的存在，但在分析原因时却忽略了这一点，这是一个欠缺的地方。
不过，在群众的造反行动中，看到并承认有利益驱动的一面，并不意味着可以夸大这一点。6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和个人崇拜的强烈气氛是不应忽视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群众中具有自我利益意识的只是极少数。“听党的话跟党走”，“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些带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强烈地透射出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下人们思想的高度统一和易于被动。另外，从群众组织的状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自己的政纲，连独立的政治见解也极为缺乏，主要根据中央和地方领导的指示而行动。因此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之外的“真正的群众运动”。
第三，“文化大革命”对于反对官僚主义是否具有积极的作用？对此，《简史》非常明确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没有反对官僚主义的积极意义。一、它不是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出的一系列文件，都没有反官僚主义的目标或任务。在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中，也没有一个人的主要罪名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二、“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会产生反官僚主义的积极效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本身，就表现出了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意愿、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最大的官僚主义。实践证明，用群众运动和“大民主”的方法，不仅反不了官僚主义，还会造成社会动乱，为害人民。《简史》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颇为深刻，这也是20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应予考虑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也表现出了否定的看法。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兰教授将“文化大革命”界定为“反社会运动”，即与社会运动背道而驰。他认为，社会运动是由社会角色、社会群体为争夺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的主导权，而参与并引发的冲突，是一个社会集团同另一个社会集团、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的冲突，冲突的参与者对同一事件会作出自己独特的阐释。然而，“文化大革命”不是从基层发起的运动，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所谓“炮打司令部”，是号召人民起来铲除那些需要被铲除的人；对这场运动的目标也没有共同的认同。因此，杜兰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反社会运动’的样板。”〔6〕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毛泽东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弊病的觉察，以及对官僚主义者的不满。有人提出，有必要从社会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将其视为一场具有变革意义的社会运动，并思考这场运动本身提出的问题与这一进程的关系，从中透视毛泽东思想动机中的现代化因素和社会实践中的反现代化因素。应注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关注的问题：社会平等与公正；加速消灭城乡差别；构建纯洁的意识形态；教育改革；青年的道德教育；建设新文化等〔7〕。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角度。 不过，我们不能不同时考虑到这样一点，60年代的中国还处于初期工业化阶段，此时的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不同。此外，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程度如何？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改革原有体制、反对官僚主义的考虑占多大比重？实际效果又怎样？这些也是应予注意的。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所谓“真正的群众运动”和“两个文革说”在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中没有得到认同。“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中也不存在“两个文革”。在提出“真正的群众运动”和“两个文革”的人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观察更多地是出于一种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追求，或冲击、批判现实社会的要求。特别是在一些海外、国外的人士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他们针对西方的社会问题，把“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批判的参照系，援引西方后现代理论重构“文化大革命”，显然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不应忽视力求真实的原则。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认识，应该从历史实际和这场运动的基本特征出发，而不应根据个人的主观考虑，或某些表面现象得出结论。如果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由于当前社会的困扰，有意突出、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某一方面，或许会模糊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基本特征。而如果脱离开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去观察“文化大革命”，可能会隔岸观景、雾里看花，使原本就十分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更加复杂化。
这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在历史研究中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层面，注重研究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们通过社会基层广大群众在政治和经济诸多问题上的分歧，研究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所持的不同态度与自身利益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从社会角度考察“文化大革命”，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它突破了“路线斗争”和“上层权力之争”的思维框架，进一步拓宽了视野，丰富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内容，为研究带来了多向分化的发展可能。不过，从当前的研究来看，似乎存在两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一是，“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思潮的影响。就社会思潮来讲，应包括哪些内容？具有什么特点？需要进一步探讨。社会思潮与其他方面，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也是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二是，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大体分为几个阶段？是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和描述的。在这方面，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人民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甚至认为“几乎文革的全部问题都维系于人民群众之中”，“文革的每一阶段、每一重大环节和文革之后的每一重大问题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是经不起推敲的。对这些问题，如果缺乏中肯的分析和概括，就会流于空泛的议论，很难有说服力。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与全面认识“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
与上述两个问题有关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
在这方面大致有三种评价。一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二是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应予否定，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应作具体分析，不能全部否定。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仍然存在，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并非没有再次发生的可能。三是如前所述，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
“文化大革命”结束20年后，在坚持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予以彻底否定方面，《简史》可以说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专著。《简史》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大量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它没有、也绝不可能带来任何的社会进步，只是给中国社会带来混乱、破坏和灾难。作者列出了“文化大革命”在五个方面的严重恶果：造成了思想上的空前混乱和对马列主义信仰的严重削弱；党组织和政权机构遭到严重削弱；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社会思想和风气遭到严重毒害。作者依据正式出版资料列举出的三组数字发人深思：一是这10年中因被指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被抄家、揪斗、关押、迫害致死的人数，使人触目惊心。二是10年间的国民收入损失统计，与1949年至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相比较，说明10年损失的国民收入相当于全国人民30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三是这10年人民在吃、穿、住和平均工资方面的统计资料与1956年和1979年进行前后纵向比较，说明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有所下降。因此，作者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给予彻底否定。
说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不少人容易把它等同于全盘否定1966至1976年的中国历史。这是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强调和区分的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指“彻底否定以‘文化大革命’为总题目的那一套理论、方针、组织和活动”，而不是简单化地否定这段历史。这是因为：第一，在那10年间，“文化大革命”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要的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外，还做了其他许多事情，包括在任何时期都必须进行的生产建设和其他工作。“它们本身并不具有‘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内容，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这段历史具有中国共产党犯错误与逐渐纠正错误的两个方面。一部“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走入歧途，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也是党内许多干部、党员和群众日渐觉醒，起而抗争，逐步摆脱“左”倾错误，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不论是笼统的肯定或是简单化的否定，都是缺乏实事求是态度的。第三，这段历史中的许多问题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地用肯定或否定的政治论断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框定。比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但是，在他的思想动机中，又确实包含有觉察到现实社会主义弊病的一面。又如，一些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斗和迫害，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左”的错误具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也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犯过“左”的错误。对于这类复杂的问题，必须进行具体研究，才能对历史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现实政治的层面上。因此，应该明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政治上的否定与全面反映1966至1976年的中国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区分的问题。按照这一思想去看《简史》，笔者感到，作者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写的这部书，在把握这场运动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方面显出了功力，但在全面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上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比较侧重理论分析，论断较多，论证较少，尤其在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上相对弱化；比较侧重政治运动的考察，而对这一时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状况反映相对单薄。由此看来，在编写“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把社会思潮、经济状况、国际环境等方面与政治运动的发展同时收入视野是需要注意的。
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说法：“宜粗不宜细”。在80年代初起草《历史决议》时，邓小平提出：“这个决议宜粗不宜细。”其前提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许多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而国家有大量的工作亟须进行，同时也需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基本的总结”，以使“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结束”〔8〕。可以想象，在80年代初， 如果不提出“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历史决议》的起草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可是，如果把“宜粗不宜细”这一用于起草《历史决议》的具体原则，不加分析地简单用来指导整个“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就会产生许多问题。最为直接的是，在实际操作中颇难把握“粗”“细”的范围和分寸，分不清在哪些问题上宜“粗”，在哪些问题是需“细”；“粗”到什么程度为“宜”，“细”到什么程度为“不宜”。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群众的盲目狂热、武斗流血、刑讯逼供等阴暗面，粗略带过，或避而不谈。试想，如果以某种“粗”“细”的标准来剪裁历史，在奔腾而下的历史长河中只见主要干流，不见曲折的支流和潜在旋涡，又怎能让后人不会因为肤浅的了解而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呢？当然，“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20多年了，由于其背景特殊，情况复杂，一些问题的政治敏感性仍然较强。为了避免被一些棘手的问题所纠缠，我们在描述这段历史时，对不少问题还只能作宏观勾勒，从大处着笔。但是，宏观研究需要以微观研究作为基础是无疑的。正如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特点时所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9 〕至于对历史的叙述是“粗”一点，还是“细”一点，是可以因时因地而宜的，而不是“宜”与“不宜”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20多年后的今天，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精确化和学术观点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学术发展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这种趋势集中地表现于两个方面。首先，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带来了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和多元化。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给人们提供了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新高度和新视角，推动着新认识的萌发和产生。同时，在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不断交流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会是封闭的、固守的。多元探讨的局面正在研究者之间的琢磨切磋、相互激发中形成。这种形势使“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可能向多个方向、多个层面扩展，而不会局限于一个方向、一个层面；在同一问题的认识上，可能出现多种声音，而不会定于一尊。其次，学术自身的发展促使研究不断深入。在当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专题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实证材料不断增多，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将更加细致、缜密，描述和结论也将更加具体、精确，而不会停留在笼统的政治结论上。近几年，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提出表明了这种趋势。除上述涉及到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成因、性质、总体评价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状况？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人对“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习惯说法提出了质疑：“崩溃的边缘”是指什么？应该如何认识这一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和农业的缓慢发展？还有，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后果与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等等。无疑，这些问题的提出和随之获得的认识将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1〕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1995年秋季号。
〔2〕香港《亚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
〔3〕《“文化大革命”简史》，第56～57页。
〔4〕同上，第2页。
〔5〕刘小枫：《现代性演化中的西方“文化革命”》，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总第37期。
〔6〕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总第36期，第28～29页。
〔7〕引自1997年12月24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讨会“改革：由来与起点”，侯且岸发言。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