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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随后骨牌式地蔓延到韩国、台湾和香港等地，日本经济也受到冲击。人们在讨论东南亚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的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地区共同的出口导向战略身上，也怀疑中国会不会遇到同样问题。实际上，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并不是主要的推动力，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投资和消费等内需。所谓“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奇迹”，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对比国际经验，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中国要在全球崛起，从长期看还需走以内需为主的道路。当前，在亚洲金融风暴和国内经济周期低迷的背景下，部分深受出口导向哲学影响的经济学界和政府人士把眼光放在外部市场，把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和外资身上，在外部环境和外部市场被破坏时出现悲观情绪，要求人民币贬值，要求向出口部门倾斜更多的利益，而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的真正增长基础，忽视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规律，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一、中国出口增长奇迹的表现
1978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当时，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出口排在世界第32位。经过80年代的改革，1985年以后中国出口有显著的增长。1978-1996年，中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5%左右。中国出口额在世界的排名，从1978年的32位，跃居到1995年的第11位。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反映出中国出口竞争能力的加强。可以说，在这10多年里，中国出口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对这个奇迹的描述，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的话最有说服力，他认为：“随着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超过日本对美顺差，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令美国无法承担下去了。”当然，对于美国统计中国贸易顺差的方式，可能有争议。美国过分强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中国出口的崛起，及其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是不争的事实。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内需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始于1978年，1980-1985年间中国的出口基本没有太大增长（1978-1980年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来自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提价因素，直到1985年中国出口还是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很显然，直到1985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基本是没有太大贡献的。可以说，出口的真正增长是1985年以后的事，而大规模的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则是1986年以后的事。而中国经济的增长始于1978年，从这个角度看，1986年以前的经济增长基本完全由内需推动。
80年代后期以来，净出口的贡献逐渐转变为正面效应，净出口从过去受投资和消费大幅度波动而被动调速的局面慢慢改观，趋向于主动影响整体增长。在经济不景气的1990年，对GDP增长的贡献竟高达37.53%，在宏观调控刚刚推行的1994年，也达到11.0%，而在宏观经济趋于下滑的1997年，贡献上升到19.16%。在这两个周期，出口都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起过重要作用。在此之外，基本都是内需起主导作用。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是来自消费和投资等内部因素，实际上，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和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
三、改革、供给和市场的良性循环
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起步于农村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农产品市场的逐步放开，培养出广阔的市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大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为80年代前期原有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提供了良性的需求。80年代前期，中国的国有企业利润率是改革开放以后最高的。同时，这种良性需求也带动了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1984年以后，改革进入城市，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对“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的排浪式需求。由于中国原有的工业基础无法支持新三大件的生产，由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出现了急速的家用电器进口替代工业化浪潮，各地大上加工项目。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出现“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特点，整体经济实力在1984-1988年间越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阶段，由于中国经济处在转轨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更多地来自生产方面，即供给短缺。因此，提高生产效率和地方工业化积极性的改革大大刺激了供给的扩张，满足了短缺的市场，改革、供给和市场之间呈现良性循环，改革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这可以称为改革和增长的蜜月期。当然，这里还需要强调前30年打下的工业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没有原来的基础，80年代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双膨胀模式无论如何是无法持久的。
应该说，80年代中期的进口替代工业投资，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情况（最典型的例子是全国共引进了115条彩电生产线），即使经过1989-1992年的治理整顿，到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市场疲软和部分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特别是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局面。另一方面，80年代的投资只注重加工工业，而在基础设施方面，前30年的积累基本耗尽，国民经济出现交通运输、邮电、电力供应、能源和原材料等方面的瓶颈。因此，90年代经济增长的重点便转移到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
八五计划期间的高速发展，伴随的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消费者行为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比较温和的说法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这样，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由原来的供给因素转变为市场因素。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全面的生产能力过剩局面，经济处于周期下降的过程中。这个时候，正好碰上中国银行取消对外贸贷款的“三不政策”、财政部降低出口商品的增值税退税率、海关取消外资企业进口用机器设备的关税减免、对加工贸易实行贸易保证金台帐制度等措施全面推行，由来已久的出口优惠政策几乎被一下取消。因此，外贸部门和沿海地区要求利用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呼声十分强烈，而主流学术界从90年代初开始大力宣传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经验，此时这些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使人们将希望寄托在出口和外资身上。
纵然如此，从现阶段出口和内需的关系来看，即使出口的作用在1997年有较大提高（如当年有近400亿美元的顺差），出口对整体经济的贡献依然不到两成，内需还是十分重要。正因为中国经济是内部需求为主带动的，中国经济可以避开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便不是我们侥幸没有开放资本帐户，而是我们有庞大的内部需求、完整的产业结构、良好的内部经济循环。否则，单纯依靠出口和外资导向，外围因素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肯定在劫难逃。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即使开放了市场和资本帐户，中国经济也不见得会出大问题，尤其是实质经济不会出现根本问题。实际上，所谓的金融体制问题、国有企业问题早就存在，它们的解决只能在增长中完成，绝对不可以在紧缩和萧条中进行。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90年代东欧地区经济转轨和今天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大教训，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精髓。
不过，对有关出口和内需的认识，目前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由于这几年来国内经济出现的过剩状况，消费不景、投资不振，加上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改革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短期内直接推动增长，80年代改革与增长伴生的蜜月期结束，使人们对内需增长丧失信心；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周边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地区纷纷贬值，人们更担心这种恶性贬值会威胁中国的出口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到底依靠什么走向21世纪，需不需要将注意力完全放在出口上，内需还有无前途，便是当前迫切要回答的问题。
在这里，重温大国发展的经验，有助于确定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
四、大国的经验
从战略角度看，全世界有3个大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它们的发展道路和成败经验对中国有重要的启示。
美国经验的启示
美国能够在独立后100年就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大国，走的是以内需扩张为主的道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路线，是通过引进大量移民，不断开发中西部地区，造就国内统一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方面长期实行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国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对全国范围内交通运输网络等持续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内部投资，造就庞大而深远的经济腹地。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整个历程中，出口占的比重非常小，19世纪的出口主要以农产品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出口汽车等制造业产品；美国出口大量增加，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欧洲的生产能力以后的事。总的说来，出口一直没有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占据导向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危机的30年代，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工程，例如人们熟悉的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胡佛水坝、大古力水坝等，对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了有效的开发和整治。
俄国30年代如何奠定基础？
从上个世纪末期到苏联诞生前夕，俄罗斯虽然是全世界幅员最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综合实力在国际上并不领先，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天下无敌”的德国法西斯并与美国进行长达30年的冷战，得益于30年代的重工业化。这次重工业化进程，虽然饱受人们诟病，也被主流经济学描述为资源浪费、被政治学者刻划为残酷无情，但从国家战略利益的角度看，是奠定苏联现代化的基石。从技术上，它采用当时西方最现代化的设备，从企业组织行为上，是20年代最流行的托拉斯生产方式，从动力看，依靠的是大规模的内需推动经济超高速增长。正是这10多年的发展，使其工业基础彻底摆脱旧沙俄的烂摊子，成功地避开了全球蔓延的30年代大萧条。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大力加强了对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开发（包括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等），使苏联经济获得了广阔的腹地，奠定了世界强国的基础。
日本企业的发展
由于日本是一个人口过剩、资源不足的小国，日本政府终于采取了“贸易立国”的策略，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在贸易立国的战略下，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企业为提高出口效率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50年代中期起，在出口景气带动下，日本各大企业放弃和更新所有陈旧设备，新建的重化工业项目一年比一年旺盛。钢铁、造船、石油化工、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相继诞生和发展。其中钢铁业第二次合理化，带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投资呼唤投资，革新诱导革新等良性循环的出现，其效应爆炸性地扩散到国民经济中去。60年代晚期，日本企业实现了国际最高水平的设备巨型化和自动化。
经过石油危机之后，1980年，日本通产省正式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口号，宣告日本已经完成战后的“追赶现代化时代”，正迅速迈进“世界一流国家的时代”，“技术立国是日本奋斗的目标，有效利用头脑资源进行创作性的技术开发，提高竞争能力和经济实力，才是日本的必由之路。”
然而，技术立国和内需扩张型的发展道路并没有成功。整个80年代日本走的依然是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尤其是在1987-1991年再次进行了庞大的出口型设备投资。尽管日元升值使日本人暴富，但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的日本居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日本的实质内需没有增长起来，却刺激起了资产过度膨胀的泡沫经济，房地产和股票价格飙升。然而，1990年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90年代成为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经济增长率在发达国家中从第一位跌到最后一位，至今仍然饱受金融危机的煎熬，被日本国内称为“第二次战败”，10年前挑战美国经济的豪情已经荡然无存。
五、中国的环境
实际上，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在吸收各种模式的长处。中国50年代的工业化，基本已经将苏联集中一切资源推动工业化的经验和长处全数吸收。可以说，没有苏联模式，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工业化，也没有今天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近20年来的对外开放和刺激出口，有日本经验的浓厚痕迹。
但是，从上述历史经验看，大国只能走内需扩张道路，出口导向可以取得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却终于要面对内需扩张的转换，转换不过去，很容易出现危机。今天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导致这个地区几十年的奋斗前功尽弃。
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政治背景下，放弃内需市场不开发，全力推行出口导向可能是一个灾难。第一，国际市场难以维持出口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后，亚洲市场收缩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中国开辟亚洲出口的压力会很大。从长期看，北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欧洲联盟的出现和深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区域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出口可能是祸不是福。
第二，从短期看，根据美国的统计，199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497亿美元，美国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从战略角度考虑，美国迟早会像80年代对日本那样对中国施加强大的压力。长达20年的日美经济冷战以日本失败告终，日本失败的根源在于美国控制了市场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这个顺差继续累积下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美国和中国爆发经济冷战的可能不是降低，而是越来越大。一旦美国关闭进口市场，中国沿海庞大的加工能力将何处去？
第三，过分突出出口导向势必强化中国经济的内部矛盾。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年培育出来的市场，只造福于沿海和部分内地大城市、交通干线的3-4亿人口，而没有造福于全国12亿人口。就以广东等省和特区局部成功的出口导向战略来说，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资金积累，而资金来源既有来自国际市场的，也有来自内陆省份的剩余价值，而香港更实现了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的二元结构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恶化的趋势，东部和西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而以目前内部不协调的经济结构，单靠这3-4亿人口的市场，已经无法吸收越来越庞大的生产能力了，东部沿海产业发展也失去了后劲。所谓的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市场饱和，仅是问题的表象而已。继续用过去的思路推动沿海的出口导向，将利益更多地倾向于沿海，只会加重整体经济的二元结构。从长远看，不利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长治久安。
六、内需扩张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应该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基础已经具备，初步的积累业已完成。农业方面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工业方面基本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完全有富余，资金方面从90年代中期出现存差，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局部起飞到结构转换、均衡发展的转折过程中。而要成为一个强国，必须有深远的经济腹地，广阔的内部市场，开拓中西部的资源和市场成为当务之急。中国要持续发展，内需主导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规划。
在21世纪面前，在庞大的中国经济规模面前，以中央政府目前调动资源的能力，原来的规划必须改变和扩充，加入更多、更全面的项目。例如，关系到西北地区生态改善的南水北调工程，关系到华北平原安危的黄土高原改造计划，关系到经济起飞和国家安全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公路、铁路网络的建立等，都需要国家从战略的角度加以研究，尽快形成合理的方案，付诸实施。
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自然生态的同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工程，依靠的是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而城市化建设，将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则是中西部地区完成自我积累的必经阶段。近斯城市化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加速推进中部地区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在县城的基础上，鼓励农民进城，组建一批10万人左右的城镇（10万人是城市实现规模经济的起点）。通过在城市内部派生出新的需求，形成新的增长点。将县城从1-3万人扩大到10万人，无疑需要一定的房地产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带动钢材、水泥等的需求；而城市形成10万人规模后，又会自行派生出教育、医疗、电信、交通、商业、金融等服务需求，创造就业，形成良性循环。从资金来源看，除了初期用于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启动资金需要从银行贷款外，部分资金可以通过出售户口、土地等方式获得，其中的关键是要鼓励进城农民自行投资，结合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力量进行，估计这个过程3-5年即可完成。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其成败与否，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能否顺利从沿海走向内陆的关键所在。
此外，从全国范围看，为了满足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在金融改革中，有必要引入消费信贷的概念，实行住房、汽车的分期付款，形成持久的消费增长。在这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有关政府的作用、财政平衡等方面的经济哲学必须重新思考。
七、结论
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并非来自出口导向。本文在这个时候对所谓的出口导向提出反思，并不是因为它是既成事实，而是因为它逐步主导了学术界，深入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出口导向的思想继续主导学术和政府的思维，将利益分配格局继续偏向东部沿海地区，很可能违背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令中国贻误崛起的时机。
当前，中国政府强调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种转变，只是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在内部周期的作用下的偶然选择，是一种纠偏举措，是在被动地寻找经济增长点。实质上，对比大国的经验和过去20年的发展历史，扩大内需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将短期的反周期行为与中长期的战略规划结合起来实施，主动提出、良性规划内需的扩张过程，应该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打破出口导向的神话，将出口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全部，在当前的困境中树立起新的信心，是在此时反思似是而非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意义。
（港《广角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