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审言与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兼述初唐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唐论文,过程论文,杜审言论文,五排声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3)01-0108-06
五言律诗（五排是五律的延长）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的诗歌形式。作为一种诗体，五言律诗的雏形发轫于齐梁时期，经过二百多年艰苦的创作实践的探索，直到初唐后期，它的声律才正式宣告定型。
历代论者都把律诗的定型之功归于沈宋，这种观点实际来自《新唐书·文艺传·宋之问传》：“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1]
这段话被后人作为沈宋为律诗声律定型的依据，代代相因，却很少有人静心详察他们的创作实践。笔者近年通读《全唐诗》[2]，在作品的声律上留心揣摩，感到沈宋近体诗的声律合谐度并非如《新唐书·文艺传》所云，于是下决心对“沈宋为律诗定型”这一立论进行重新审视。考虑到五律、五排这两种体式在初唐近体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依据《广韵》，对初唐较有影响的诗人创作的1400余首诗中942首五律、五排运用声律的情况作了考察。通过考察，得出了另一种结论：杜审言的五律、五排的声律合律度大大超过了沈宋，且位居初唐诗人之首，他应享有为五律、五排定型之首功。
初唐时期，在近体诗形成的链条上具有重要位置的，有3代诗人。笔者选取诗名较著、具有代表性、《全唐诗》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为考察对象，共19人。他们是：第一代以虞世南、王绩、褚亮、李百药、李世民为代表；第二代以上官仪为代表；第三代以四杰、刘希夷、陈子昂、文章四友、沈宋、崔湜为代表。这些诗人在前后相续的不同时间里各自探索着声律，在促成五律、五排声律艺术的完成上，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下面是笔者对这3代诗人（依卒年为序）的声律运用情况所做的调查。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五律、五排的平仄声调逐渐合律的演进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各位诗人作品的声调合律度之高低差异，从而确定在五律、五排的声律定型上哪些诗人功劳为大。笔者认为，在尚未发现诗人们著述的有关声律理论文献的情况下，采取作品实证的方法是鉴别其定型之功的唯一途径。
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本文把那些只具有“对”的规则、而不具有“粘”的规则的五言八行体诗，称为“对式律”；把那些既有对又有粘、但粘对规则运用得不够严整（如，某联失对或失粘，个别诗句拗而未救、犯孤平、专用名词之外的三平调失误）的五言八行体诗称为“粘对混合律”；把那些具备严整的粘对规则的称为“粘式律”。
第一代诗人五律、五排的声律运用情况
这一代诗人活跃于高祖、太宗年间，其中有的是由隋入唐的，有的还是由陈经隋入唐的，如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这批人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以文章翰墨见称。
虞世南(558-638)，《全唐诗》录存其诗32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9首：(1)“对式律”1首（限于篇幅，诗题从略，下同）；(2)“粘对混合律”8首。也就是说，他没有一首“粘式律”的作品，可见他对于五律“粘”的规则，处于若即若离的迷蒙状态，尚未有清晰的认识。又有五排体诗12首，均为“粘对混合律”。可知，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零。
王绩(589-644)，《全唐诗》录存其诗57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8首：(1)“粘对混合律”5首；(2)“粘式律”3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38%。又有五排体诗14首：(1)“对式律”1首；(2)“粘对混合律”10首；(3)“粘式律”3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21%。他的五律、五排合律度为27%。在初唐前期，也就是在第一代诗人群体中，王绩在建立五言律的声律体制上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褚亮(560-647)，《全唐诗》录存其诗33首，多为乐章。其中，五言八行体诗5首，均为粘对混合律。又有五排体诗5首：(1)粘对混合律4首；(2)“粘式律”1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20%。他的五律、五排合律度仅为10%。
李百药(565-648)，《全唐诗》录存其诗26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11首：(1)“粘对混合律”9首；(2)“粘式律”2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18%。又有五排体诗7首，均为粘对混合律。他的五律、五排合律度仅为11%。
李世民(599-649)，作为一代开国英主，他是唐帝王中少有的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诗人，其诗歌内容和格调在唐诗的开创期中起到重要作用。《全唐诗》录存其诗98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40首：(1)“对式律”5首，这些诗只注意了“对”的规则，而未解决“粘”的问题，形式单调少变化，沿袭了永明体“对式律”的形式。(2)“粘对混合律”28首；(3)“粘式律”7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18%，这个比率仅低于王绩。又有五排体诗23首，均为“粘对混合律”。通过以上对太宗63首五律、五排体诗歌声律的梳理，可以看出他对五言声律的积极探索的态度……《诗源辩体》说“武德、贞观间，太宗及虞世南、魏征诸公五言，声尽入律”。[3]说“声尽入律”，显然有失严谨，但毫无疑问，他已有意识地在创作中向律体完成的方向作着努力，虽说五律、五排的合律度仅为11%。
第二代诗人五律、五排的声律运用情况
生于隋末或唐初，活跃于太宗、高宗年间的新兴的一代诗人，可以上官仪为代表。上官仪(608?-664)诗歌多为应制之作，注重形式之美，精巧雅致，绮错婉媚，被时人号为“上官体”。他的“六对”、“八对”的对仗形式的建立，促进了五律对仗艺术的发展。《全唐诗》录存其诗20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6首：(1)“对式律”2首；(2)“粘对混合律”4首。又有五排体诗3首，均为“粘对混合律”。也就是说，他的五律、五排合律度是零。总之，上官仪的五言八行体、五排体诗，没有一首完全合律，可见其于对仗艺术掌握虽好，但于声律建设上却无贡献可言。
总观前两代诗人的创作情况，从数字上看，可知近体诗体已经成为他们创作的主选体式；从运用声律的情况来看，“对式律”和“粘式律”作品都很少，多数为“粘对混合律”，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这说明：他们对永明体的对式结构已经不能满意，力图新变，而又一时难以认准出路的创作心态。这6位诗人所写的“粘式律”五律作品总共只有12首，“粘式律”五排作品总共只有4首，五律、五排的人均合律度仅为10%。既能抛弃“对式律”，又能从“粘对混合律”中挣脱出来，向“粘式律”进军，这是第三代诗人致力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的课题。在第三代诗人群体中，有的人步子迈得快些，有的人则较为迟缓，并非齐步前进。而走在最前面的则是杜审言。
第三代诗人五律、五排的声律运用情况
承接上官仪而起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诗歌时代。在京在朝的诗人和从各地漫游至京、又云游而去的诗人，共同组成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他们彼此唱和，切磋声律，最终锻炼出精粹无比的五律、五排的声律结构，为三世纪以来若干代诗人的探索和建设作了光彩的总结。第三代诗人数量较多，他们活跃于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在位时期。主要代表诗人有四杰、刘希夷、陈子昂、文章四友、沈宋、崔湜等。
王勃(650-676)，《全唐诗》录存其诗89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31首：(1)“对式律”1首；(2)“粘对混合律”21首；(3)“粘式律”9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29%。又有五排体诗5首：(1)“对式律”1首；(2)“粘对混合律”3首；(3)“粘式律”1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20%。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28%。
刘希夷(651-678?)，《全唐诗》录存其诗35首，多为乐府古诗。其中，五言八行体诗5首：(1)“粘对混合律”1首；(2)“粘式律”4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80%。又有五排体诗7首，(1)“粘对混合律”3首；(2)“粘式律”4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57%。他的五律、五排合律度为67%。
骆宾王(635?-684?)，《全唐诗》录存其诗130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68首：(1)“对式律”5首；(2)“粘对混合律”41首：(3)“粘式律”22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32%。又有五排体诗43首，(1)“粘对混合律”29首；(2)“粘式律”14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33%。他的五律、五排合律度为32%。
卢照邻(636?-695?)，《全唐诗》录存其诗105首，七言歌行较多。其中，五言八行体诗34首：(1)“对式律”4首；(2)“粘对混合律”24首：(3)“粘式律”6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18%。又有五排体诗27首：(1)“粘对混合律”26首；(2)“粘式律”1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4%。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11%。
陈子昂(661-702)，一向被文学史家所推崇，他的以复古为革新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当时诗坛来说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在五律、五排声律建设上，却贡献甚微。《全唐诗》录存其诗128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32首：(1)“对式律”2首；(2)“粘对混合律”21首；(3)“粘式律”9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28%。又有五排体诗24首：(1)“粘对混合律”20首；(2)“粘式律”4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17%。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仅为23%，远远低于四杰和刘希夷的平均值(42%)。想来，这与他力振汉魏风骨以矫正文风的创作主张不无关系。
杨炯(650-703?)，《全唐诗》录存其诗33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14首，均为“粘式律”。也就是说，杨炯的五律作品的合律度已达到100%。从这点来说，他应居五律声律定型之首功；但是，他的五排却不如人意。他的五排体诗共计14首：(1)“粘对混合律”8首；(2)“粘式律”6首。“粘式律”仅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43%。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71%。
杨炯的五律、五排创作，同其他诗人相比，五律合律情况最好，五排相对他的五律来说合格率稍低。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四杰近体诗的声律在“句的平仄算是谐协了，然一章的平仄却没有达到完全谐协的地步。”[4]这话并不恰当，尤其是对杨炯而言。可以说，杨炯在促成五律的声律定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果针对五律、五排的声律建设之贡献，把第三代诗人再分为两个群体，则以上6位诗人可看作一个群体，他们虽较前两代诗人贡献为大，但远远不如与他们同时而稍后的另一群体，即文章四友、沈宋、崔湜7位诗人。
苏味道(648-705)，《全唐诗》录存其诗仅16首，均为近体。五言八行体诗9首：(1)“粘对混合律”5首；(2)“粘式律”4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44%。又有五排体诗6首：(1)“粘对混合律”2首；(2)“粘式律”4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67%。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53%。
崔融(653-706)，《全唐诗》录存其诗18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8首：(1)“粘对混合律”2首；(2)“粘式律”6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75%。又有五排体诗2首：(1)“粘对混合律”1首；(2)“粘式律”1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50%。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70%。
宋之问(656?-713?)，《全唐诗》录存其诗198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85首（另有一首《初发荆府赠长史》存诗缺10字，无法辨别，故不予考虑），(1)“粘对混合律”9首；(2)“粘式律”76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89%。又有五排体诗41首：(1)“粘对混合律”13首；(2)“粘式律”28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68%。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83%。
崔湜(671-713)，《全唐诗》录存其诗32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15首，(1)“粘对混合律”1首；(2)“粘式律”14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93%。又有五排体诗8首：(1)“粘对混合律”1首；(2)“粘式律”7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88%。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91%。
李峤(645-714)，《全唐诗》录存其诗209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164首：(1)“粘对混合律”20首：(2)“粘式律”144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88%。又有五排体诗20首：(1)“粘对混合律”8首；(2)“粘式律”12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60%。李峤五排体诗合律状况不如其五言八行体诗，他于长律的“粘对”尚未能娴熟运用。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85%。
沈佺期(656?-715?)，《全唐诗》录存其诗156首。其中，五言八行体诗66首：(1)“粘对混合律”8首；(2)“粘式律”58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88%。又有五排体诗36首：(1)“粘对混合律”7首；(2)“粘式律”29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81%。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85%。
由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沈宋二人五律、五排的合律度分别为85%、83%，这个数字无疑是高于前面所述诸人的合律度（只低于崔湜）。但同时也表明他们仍有部分作品未合声律规则。因此，不宜将他们在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作用上说得过分，他们比不上杜审言。
杜审言(645?-708)，《全唐诗》录存其诗43首，除两首古风外，其余均为近体。其中，五言八行体诗有28首：(1)“粘对混合律”1首；(2)“粘式律”27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言八行体诗总数的96%。又有五排体诗7首：(1)“粘对混合律”1首；(2)“粘式律”6首。“粘式律”占其所作五排体诗总数的86%。这些诗均声律精严，长律粘对规则运用已很娴熟。这种铺陈始终、排比声韵的长篇律诗，在唐之前，虽有试作，但篇幅不大，音韵未谐。骆宾王、苏味道、宋之问所写此类作品，亦不过多是六韵、十韵等短制。而杜审言的排律，有长达二十韵者，有长达四十韵者，皆典丽精工，气势宏伟。此种体裁，限制很严，局限性大，非工力深厚者，实难驾御。可以说，杜审言在五排的建设上起了重要的开创作用。他的五律、五排的合律度是94%。
杜审言所作的五律、五排，只有两首不合律，一首是五律《奉和七夕侍宴两仪殿应制》，该诗颔联失对，尾联失粘；另一首是五排《赠崔融二十韵》，在这首长篇排律中，也仅有一联失粘而已。由此可见他对律诗这种新体制驾轻就熟的功夫。他在使用律句，使用对仗，以及在粘对方面，能以固定的形式规则体现于所作的几乎每首诗中。总体言之，其创作合律程度最高，深为时人所重。杜甫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看来不是空言。杜审言于五律、五排的声律建设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创作的五律、五排的声律合格率在初唐诗人中雄踞榜首，高达94%，超过李峤的85%、崔融的70%、苏味道的53%、沈佺期的85%、宋之问的83%（见本文后面笔者所作的《初唐诗人近体诗（五律、五排）声律状况统计表》）。这个数字雄辩地说明，杜审言在五律、五排声律建设上的功力与贡献，实在他人之上。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说：“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5]说“无一失粘者”，评价虽略有失当，亦可说明杜审言在近体诗声律定型上的巨大作用。创作实践证明，杜审言是五律、五排声律定型的第一功臣。
总观第三代诗人，尤其是第三代后期诗人，在五律、五排声律的探索上，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精心的思考。从上官仪的去世（664年）到初唐之末（712年），近50年的时间里，五律、五排的声律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具体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
其一，“对式律”作品急速消减，并终告灭绝。如上统计，前两代诗人的“对式律”作品共计9首，占他们所作的五律、五排体诗歌总数（143首）的6.29%。而第三代诗人的“对式律”作品共计13首，仅占他们所作的五律、五排体诗歌总数（799首）的1.63%；而且，这13首“对式律”作品主要出自稍前的四杰和陈子昂，到稍后的文章四友和沈宋的手中，“对式律”作品已经完全绝迹，从而彻底告别了永明体的对式结构。这堪称是划时代的标志。
其二，“粘对混合律”作品亦呈锐减之势。前两代诗人的“粘对混合律”作品共计118首，占他们所作的五律、五排体诗歌总数（143首）的82.5%。而第三代诗人的“粘对混合律”作品共计276首，仅占他们所作的五律、五排体诗歌总数（799首）的34.5%；而且，这276首“粘对混合律”作品主要出自稍前的四杰和陈子昂，他们所写的这类作品共计193首，占69.9%，而稍后的文章四友和沈宋等人，“粘对混合律”的作品已经很少。这说明，经过长期探索的初唐诗人们，一步步走出“混合”的泥沼，初唐后期诗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明确了求索的目标——“粘式律”，只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还不总是那样得心应手而已。
其三，“粘式律”作品大幅度地增加，并居于创作的主导地位。前两代诗人的“粘式律”作品极少，总共才有16首，仅占他们所作的五律、五排体诗歌总数（143首）的11.18%。而第三代诗人的“粘式律”作品已达510首，占他们所作的五律、五排体诗歌总数（799首）的63.83%；而且，这510首“粘式律”作品，属于四杰、刘希夷、陈子昂6人创作的共计94首，仅占“粘式律”作品总数的18.43%，占他们所写的五律、五排体诗歌总数（304首）的30.92%，而文章四友、沈宋、崔湜7人所写的“粘式律”作品多达416首，占“粘式律”作品总数的81.57%，占他们所写的五律、五排体诗歌总数（495首）的84.04%。这说明，“粘式律”已经成为初唐后期诗人们的创作主导，虽说他们不是同步前进的，但有杜审言、崔湜、沈佺期、李峤、宋之问诸人构成强劲的第一方队，足以显示五律、五排的粘对规则已经确定。
其四，杜审言是第一方队的排头兵，他的创作实践是五律、五排声律定型的重要标志。如果说李峤、沈宋诸人的五律、五排，在声律上还不令人十分满意的话，那么杜审言的作品94%的合律度，已经雄辩地说明五律、五排的声律确已定型。至于那两首诗偶有失对、失粘之误，应该看作是创作过程中因表意的需要而无法避免所造成的，而不能视为作者在粘对规则上的含混不清。
初唐诗人近体诗（五律、五排）声律状况统计表
（注：生卒年依据张忠纲主编《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 2000年第1版）
收稿日期：2001-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