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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史”研究已成史学界热点，成绩不小但也存在一种否定过多的倾向。要搞好“国史”研究，仍须解决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一）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满腔热情地歌颂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人们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二）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三）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国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以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新中国成立将近半个世纪了。目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史学界的热点。这不仅由于“国史”作为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在时间上超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30年，更由于“国史”包含的丰富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对今天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是，综观目前“国史”研究的现状，虽然取得的成绩不容否定，但存在的问题和偏向也不可忽视。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史”研究对人们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作用，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须认真解决“国史”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
一、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满腔热情地歌颂新中国取
得的伟大成就
建国40多年来，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首先，它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平演变”等一个个罪恶阴谋，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维护了国家尊严和主权独立，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其次，我们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起了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其中，我们仅用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并使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帝国主义者关于共产党无法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预言彻底破产，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成就。第三，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总之，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连我们的敌人都为之惊叹，也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也有过失误，有些甚至是严重的失误。它使我们未能取得本应取得的更大成就。但是，即使如此，成就和失误相比，成就还是主要的。它是40多年新中国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但是，在目前的“国史”研究中，一些人却不能正确对待我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失误，谈成就轻描淡写，论失误连篇累牍，什么“三大改造”搞早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疯啦、三年困难时期受惩啦、中苏论战不该啦、“文革”十年必须全面否定啦、两年徘徊是搞洋跃进啦，等等，把建国后前30年中的20多年都说成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予以否定。而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近20年，有人则又认为是在搞资本主义啦、腐败成风啦、问题成堆啦等等，又从另一方面予以否定。这样，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4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或以今天否定昨天，或以昨天否定今天，好像40多年共产党一直在犯错误，使人们看不到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以致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态度对待“国史”上的成就和失误，不能不是“国史”研究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近些年来，有些人不怎么讲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了。但是，不论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①]。“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古代大诗人苏轼的这首《题西林壁》诗，则更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立场问题的重要性。那末，我们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以什么态度从事“国史”研究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②]今天，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虽然在我国已被消灭了，但是，国际上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尖锐斗争。即使在我们国内，由于受国际敌对势力的影响，阶级斗争也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③]在此形势下，作为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的“国史”，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它取得的伟大成就、客观公正地总结其失误的教训，使人们更好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呢，还是有意无意地否定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不适当地夸大它的失误，以致涣散人们的斗志，使人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呢？其中不能不反映我们每个“国史”研究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问题。因此，在“国史”研究中，我们还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站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高度，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④]，满腔热情地歌颂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人们从中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更加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满怀信心地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去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样，我们的“国史”研究及其成果，就能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就不仅具有重大国内意义，而且具有深远国际意义。
二、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析我们存
在的失误和问题
建国4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曾有过不少失误，即使今天，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先，是建国后前30年中存在的“左”的失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其次，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在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放松了对人们的思想教育，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从而导致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所以，当我们满腔热情地歌颂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时候，也决不能文过饰非、无视或忽视我们有过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但问题是，在目前的“国史”研究中，有的人把我们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写得太重，或者说不那么实事求是，以致产生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偏向。那末，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国史”上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正弄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道理。须知，我们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完全是在摸索中前进的。由此出发，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苛求他们的每项决策都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⑤]（二）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的各项决策，都是由当时的国内外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水平决定的，他们的主观愿望都是好的，出现的失误只是由于他们缺乏经验或认识上暂时不符合客观实际所致。譬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是中国共产党人代表饱尝旧中国落后挨打之苦的中国人民的意愿，为了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使人们早日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但因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出现的失误。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是毛泽东鉴于前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国际上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保证中国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因未弄清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错误估计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重大失误。而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则是由于“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在狠批“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倾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放松了对人们的思想教育，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而造成的恶果。总之，“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⑥]。（三）我们决不能因为新中国在前进中出现过失误或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在“国史”研究中把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无是处，在社会上造成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恶劣影响。试想，古今中外，哪有不犯错误的完人或政党？即使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当其取代前者，确立自己统治的过程中，又有哪个是一帆风顺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我们怎能要求它在建设过程中万事如意呢？
其次，我们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尤其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我们的失误和问题。（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的认识，也要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逐步由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的过程。因此，我们“国史”研究者的责任不是指责“国史”上的失误，而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失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等，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以鉴未来。（二）不要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在“国史”研究中，或以今天否定昨天、或以昨天否定今天，采取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的态度，都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譬如对“文革”十年，我们要否定的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但决不能否定“文革”十年间我们在其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建国40多年间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而且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评价，我们也要“一分为二”。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虽然“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⑦]。因此，我们还要牢记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⑧]我们要特别警惕重蹈前苏联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到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覆辙。须知：对我们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不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析，不恰当地否定自己，最终将自己打倒自己。（三）要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譬如，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有些人就指责毛泽东闭关保守延误了中国发展、只注重积累不注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弄得国家落后、人民贫穷，进而否定此前新中国的历史，否定毛泽东同志。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人看问题存在片面性。要知道，80年代前，世界处于“冷战”时代。国际反动势力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就企图把她扼杀在摇篮里。单就军事威胁而言，从5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先后在中国周围挑起了朝鲜战争、印支战争、中印边境冲突等，支持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拼凑“东南亚军事侵略集团”，在南朝鲜、日本、菲律宾、东南亚等国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并经常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搞军事侦察；甚至计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等。从60年代起，苏联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并不断挑起中苏边境冲突，也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等，从而使中国处在霸权主义和反动派的四面包围之中，面临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各种挑衅和威胁。试想，在此严峻形势下，我们能像今天这样对外开放吗？为了防止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得不把全国的有限财力、物力主要用于国防建设，用于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上，那末，怎能较快较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呢？因此，帝国主义不仅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而且是新中国不得长足发展的罪魁祸首。80年代以来我们之所以能有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正是当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世界各国人民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当年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对外开放、人民富裕，中国的今天是和昨天紧密相连的。因此，“国史”研究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单就中国论中国。我们要把新中国每一历史阶段放在当时的世界大形势下，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联系地看，才能避免偏颇之见。
三、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国史”进行全方位研究
在“国史”研究中，立场问题、观点问题解决了，还须注意研究的方法。
（一）要详细地占有材料 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⑨]据此，在“国史”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尽量搜集可能搜集到的材料，然后进行深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最终用最典型的材料把“实际的运动适当地叙述出来”。凡是治学严谨的史学工作者，无不十分重视资料搜集工作。他们是决不毫无根据或无可靠根据妄发议论的。在“国史”研究中，不注重资料工作，凭借他人写成的几本书，东拼西凑成一本“国史”，真难称其为“国史”研究。
（二）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 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在“国史”研究中，我们也可运用一些历史比较的方法，使之更具说服力。譬如，目前常常有人拿今天的中国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结果越比越觉中国落后，越比越泄气，以致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此，我们可用正确的比较方法纠正之。一是把新中国同旧中国、新中国的今天同昨天进行纵向比较，使人们看到我们的巨大进步和发展，坚定人们奋勇前进的信心。例如，解放前我国钢的最高年产量仅有92万吨，1949年只有15.8万吨，而新中国成立不久，1952年即达135万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95年将近一亿吨，居世界第4位。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再如有些人对我国目前的教育状况不太满意。前几年我对河南大学历史系四个年级的385名同学进行了调查。解放前，仅有5个同学家中各出过一名大学生，而解放后，这些同学家中共有565人上大学，其中一个同学家中就出了8个大学生。铁的事实使同学们认识到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还是社会主义好！二是用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横向比较。首先，通过前苏联和美国比较，只有5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与有200多年资本主义历史的美国在70年代并称世界两个超级大国，足见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其次，通过新中国40多年取得的成就和美国200多年取得的成就比，也使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也使人们看到我们的差距，从而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争取早日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样，通过历史的比较，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激励人们更加努力进取，实是“国史”研究中的一种较好方法。
（三）要对“国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国史”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受国际、国内和历史、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由于个人精力所限，一个人不可能把“国史”的各个方面都搞得精通。但为了避免偏颇，我们要尽可能地拓宽关于“国史”的知识面，从而使自己专注某一方面研究时不致于顾此失彼，一叶障目。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83页，以下版权同此。
③《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92年10月22日《中国青年报》。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8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第15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4页。
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4—81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01—302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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