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际经济的应有状态——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芒代尔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获得者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状态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有必要日本中央银行可买断国债
篠原一(以下称篠原):首先向您请教日本读者最关注的日本经济问题。日本在持续多年实行低利率政策的同时,反复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但是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您怎样分析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
芒代尔(以下称芒):我劝告日本恢复固定汇率制。关于这一点我们放在后面详细谈。我们暂且以浮动汇率制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
最近在日本,人们议论政府实施金融政策时的棘手感觉:“利息低得已经不能再低了。”“通过银行增加货币流动性的措施实施也不顺利。”但是我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下决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例如,向市场投放大量资金来诱导日元贬值使经济得到恢复。
现在日元无法贬值是因为日元供不应求。日美两国之间虽然存在3~4%的利息差异,但资金并没有流向利率高的美国。 日本政府期待日元贬值,最好向市场供应大量货币,以改变人们对日元升值的预期。
也许这种松的货币政策有必要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但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没有先例。大约20年前,在瑞士利率也曾经降至1%左右。 这是因为,人们预期市场将会缺乏瑞士法郎。面对这一事态,瑞士中央银行在外国外汇市场买入外汇,继续出售瑞士法郎。只有充分扩大货币供应量使市场预期转为瑞士法郎贬值,才是惟一的办法。日本银行如果下决心用同样办法购入国债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市场预期就会变为日元贬值预期,资金就会流向国外,导致日元贬值,日本经济将由此恢复。
篠原:关于日本银行是否买断国债,在日本也有不同看法。有人担心如采纳上述政策,日本国债在国际市场上将会降级,也有人认为人们如果预期日元贬值,利率将会上升。
芒:如果对日元升值的预期消失,日本的利率上升,政府就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发行国债。对于日本来说,如果希望保持现在的1~2%的低利率,就没有买断国债的必要。我的意思是通过实行货币政策也可以实现经济的恢复。我认为,在思考政策时重要的问题是优先考虑某个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怎样的手段。
篠原:您刚才的指教与您一贯主张的“政策分摊理论”相关联。您在1962年发表的论文中,在思考固定汇率制的基础之上,提倡货币政策应用于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而财政政策应用于调整经济衰退或景气过热的分摊规则。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时,您认为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分配最为理想?
芒:由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在日本是大藏省)的职权不同,因此所分摊的政策目标是不一样的。假如每个部门专注于完成被分配的政策目标,分摊给各个部门的政策内容将成为问题。
关键是该国采纳政策的顺序。如果目标是优先稳定货币,就有必要设定与此相对应的政策目标。此时政策目标既可以是汇率,也可以是通货膨胀率或者是货币供应量。但是在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时,不可以把汇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使用。
篠原:对比现在的日本,如果选择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诱导日元贬值的政策目标,就不得不放弃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您是否认为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必须恢复经济?我们是否应该做好物价上涨的思想准备来增加货币供应量,使日元贬值呢?
芒:我认为应该这样做。但是所谓浮动汇率制度下理想的一体化政策是指货币政策用于稳定物价,其他政策目标如失业对策应听凭财政政策解决。
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如美联储格林斯潘主席和欧洲中央银行总裁德伊森贝赫实行的那样,把利率作为政策手段使用,最终为稳定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预期而把货币供应量稳定在一定水平,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在此期间出现的问题是财政政策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凯恩斯式的财政支出乘数接近零。所以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手段并不是以扩大需求为目标的公共支出政策,而税收政策却是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
在80年代前期的里根当政时期,我曾建议采纳以通货紧缩和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新一体化政策,取代以往的通货膨胀和财政扩张的旧一体化政策。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不扩大财政支出。这样做虽然很重要,但提案的本质在于试图降低税率以提高美国的经济效率。
在1981年时,联邦标准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占70%、加上州地方税税率高达85%。另外由于通货膨胀,名义收入膨胀但实际收入未变,国民不得不交纳更高的所得税。国民成为政府通货膨胀政策的牺牲品。劳动欲望和投资欲望被剥夺,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损害。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上升时股票价格也上升,但当时的美国却处于通货膨胀率上升、股价下跌的状况。极端的税收制度导致通货膨胀发展和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损害以及由此而来的股价进一步下跌。
里根政府于1981年不得不将所得税率从原来的70%下调到50%,在1986年又下调至28%。与此同时,法人税率也从48%下降到34%,结果使美国经济恢复了效率。除去以后的1990年6月至1991年4月的9 个月时间,到现在长期以来经济景气继续扩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此期间,美国创造出38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这个数字远远高出德国全体就业人数。
关于新经济理论与“动态货币模型”
篠原:请问芒代尔教授,您赞成新经济理论吗?
芒:我赞成新经济理论。与其这样,不如说刚才我所叙述的实际上就是创造出新经济的机制。但是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再次提高税率,目前最高税率已升至40%,所以我主张有必要再次降低税率。
篠原:听到您刚才的一席话,读者也许会认为您从凯恩斯主义者转变为供给学派。因为先生曾使用IS—LM模型写作了很多有关国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论文并因此成名。您能从自己理论研究立场的转变角度来简单地说明一下吗?
芒:我早期写作的论文全部属于古典经济学派。我于1956年执笔的博士学位论文也与货币方面没有任何关系,但当时我对供给学派经济学有所觉悟。
遗憾的是我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的60年代前期, 无论经济学研究或政策立案,都充斥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观点。因此,我为了使政府听取自己的观点或政策建议,在发表看法时只能使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我曾想,我的理论框架属于凯恩斯主义还是属于古典学派,这无关紧要。实质上的假定及观点正确,模型仍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意。例如假设名义工资和物价不变,其结论暗示为凯恩斯式的。但是,如果设置另一种假设,则有可能成为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自己写作论文时大胆使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感到认可和满意。
但是,我认为自己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分析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时扩大了其模型范围,而不在于研究失业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能在极其多样的假设条件下发表议论。
而且,有关我的早期论文特别是关于芒代尔—弗莱明模型,有时也被误解。包括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之际发表的文章及其他很多人认为,我在国际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最先加入货币要素的论文是1963年的芒代尔—弗莱明模型的那一篇,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从1960年以后,我就使用完全雇佣模型研究同样问题,并发表了几篇论文。
我在一系列文章中想表达的观点是:在宏观经济条件下货币方面产生的问题和由于汇率制度不一致产生的问题的本质特征只有一个,即具体的调整机制及政策性结论取决于围绕宏观经济状况的不同条件(在模型中指不同的假设)。因此,我在当时分别使用凯恩斯模型和古典模型同时写作。
篠原:您在1960年发表的“动态货币模型”堪称划时代的作品。
芒:我在这篇论文中明确提出资本的国际间流动给予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调整机制以很大影响。具体地说,资本的流动性越高,固定汇率制越能够发挥卓越的调整能力。这一点对于思考当今世界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极其高涨的情况下重新构筑汇率制度和重新建立国际金融市场是极其重要的。
最近经常听到人们议论资本流动是造成国际金融混乱的原因,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1996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会上,几乎没有人反对限制资本流动的意见。
而两年之后,提出用某种方法限制资本流动的意见比以往更加强烈,结果与支持自由化观点的层次之间意见分离。我认为所以产生混乱,原因是没有正确理解资本流动和汇率制度以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结论是明确的。资本流动既不好也不坏。国际金融发生混乱的原因,在于不恰当的汇率制度和不恰当的金融政策。在适当的汇率制度下资本只向适当的方向移动。
如果美元在相同货币圈以内,比如资本从加利福尼亚或得克萨斯流向波士顿或芝加哥,这样做并不发生混乱,也没有人认为资本流动是件坏事。大家都了解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斯州之间的兑换比率是一比一。
但是当汇率制度不恰当时,资本流动便成为混乱的原因。例如在香港,1983年以来港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固定,当香港当局试图转为浮动汇率制时,资本流动便成为问题。
篠原:由于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国际上对固定汇率制度和钉住美元方式持怀疑态度的人占大多数。虽然固定汇率制度下充足的外汇准备是必要条件,很多人认为由于资本流动活跃化和对外币储备不足预期的投机诱发了金融危机。您怎样看待这种指摘?
芒:资本流动并不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亚洲金融危机这种提法也与事实不符。在亚洲只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四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新加坡、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这个提法给人的印象是全亚洲都发生了金融危机,这是不确切的。
在思考以上问题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即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都极明确地设立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并且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新加坡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物价水平或通货膨胀率。中国的台湾也为稳定对美元的汇率设定通货膨胀率为货币政策目标;香港也明确设立了货币警戒线。然而上述国家和地区对资本流动却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中国虽然限制资本流动,但其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汇率制度。
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设定了高度透明的有关货币政策目标,因此得到了所有人的信任。加之外汇储备也非常充足,从而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而且受金融危机袭击的四个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政策透明度不高。例如印度尼西亚曾经希望设置货币警戒线,但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烈反对。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的理由是:印度尼西亚没有设立明确的政策目标因而风险过高。
因此,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必要夸大仅在四个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陷入危机的国家大概是想增加同伴,与它们共享悲壮感和危机感而这样命名吧。或者是把自己体制上或政策上的失败责任转嫁给资本流动而称之为亚洲危机。
全世界统一货币最为理想最现实的选择是金本位制
篠原:芒代尔教授独创了有关货币圈的理论。教授针对“一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的常识,认为使用同种货币的地区没有必要以国家作为单位。这种认识的产生始末及构思的源泉是什么?
芒:60年代前后,在学术界支持汇率制度变为浮动汇率制的议论较为活跃。因为他们相信浮动汇率制能隔断来自国外的风险;他们还相信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在进入经济衰退时名义工资不变这一假设。因此,本国货币的贬值会导致进口价格上升和国内物价上扬,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劳动需求受到刺激,以致经济得到恢复。这种想法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想法之一。
对此,我想,能够使浮动汇率制较好地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应该以区域经济为单位发行货币,在各地区之间变动汇率。当时我住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我想,假设在安大略省出于某种原因加拿大元升值,可能会给产业结构带来完全不同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结果。那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是否应该分别形成另一个货币圈,各自变动汇率呢?
加拿大地广人稀,与美国之间有漫长的东西国境线相连接。但提及产业结构,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的华盛顿州或俄勒冈州接近,安大略省与密歇根州或纽约州相类似。考虑到上述条件如果适用于浮动汇率制度,美国和加拿大就应该被几条南北线分割。这是我发现最优货币圈概念的始末。
篠原:您作为加拿大人,试图把自己对待问题的敏锐感觉发展成为独创的见解。但是您强调形成货币圈的重要条件是劳动力的移动。可是有人指出在货币统一刚刚开始的欧洲经济下,劳动力的移动条件并没有得到满足。您认为欧洲是最佳货币圈吗?
芒:在刚开始时,会有人议论欧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尚且不足。如在西班牙的巴斯克等地区就存在劳动力流动不足的现象。如果仅仅把劳动力的移动作为条件的话,那么单在西班牙国内就有必要建立五个货币圈。在法国恐怕是三到五个货币圈,在意大利至少也需要建立二至四个货币圈吧。如果忽略狭小地区以内单独使用货币的成本,仅仅把劳动力的移动作为货币圈形成的条件,在欧洲大概需要二百个左右的货币圈吧。
瑞典目前还没有决定加入欧洲货币圈。瑞典人再三向我询问“欧洲地区适于成立货币圈吗?”我的回答是:“劳动力的移动是货币圈形成的重要条件。实际上促成劳动力流动是重要的。劳动力流动性越高,资本流动性也就越高。
在欧洲即使劳动力流动性很低,资本也自由流动。加之脑力劳动者的流动性也很高。如果各国开始使用共同货币,人口的流动性会更加高涨,移住人口相应增加。工资可以用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因此,我认为尽管欧洲货币圈内的劳动力流动不完全,但也不会成为致命的障碍。
篠原:您很乐观地看待欧洲货币统一。
芒:当然是这样。货币统一对于欧洲来说是极好的想法。它不但提高了经济效率,在政治上也是件很好的事情。由于货币的进一步统一,欧洲重新出现分裂和军事对立的可能性就可以排除。
篠原:您曾主张发展货币圈构想,使世界结成一个统一的货币圈。
芒:从经济角度看这样做是理想的。考虑到它的效率性,世界单一货币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全世界范围内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内,人类一直使用单一货币。单一货币一般是黄金或白银。这是因为金属货币具有不必考虑政治上的统一因素成为共同货币的特性。
换句话说,在有可能不定期发生军事冲突的国与国之间不可能共同拥有单一纸币。对此,金或银却可以与政治毫无关联地发挥共同货币的职能。在金或银本位制度下,所谓货币不过是表示金或银重量的称谓。如上所述,全世界曾经以黄金作为相同的计算单位,共同使用黄金这个单一的交换手段。这正是金本位制的优点。
另外,一旦转为纸币制度,为了引入共同货币,就有必要实现政治联合,并且在世界上会出现同时使用两种货币的非效率状况。
但是,正是金和银才具有不必建立全球政府各国也能共同使用的优点,是我们人类能够获得的惟一办法。如果建立全球政府,现在的情况下会是以美国为主导,但是这种政治联合不会得到全世界的赞同。因此,我认为第二个最好选择,应该是固定汇率制或者是金本位制。
篠原:教授的金本位制理论与铸币税相关吗?
芒:有一定关系。在使用金和银时不产生铸币税,同时也可以避免国家之间政治上的冲突。生产金银当然需要花费生产成本。
如果要想有效率地使用纸币,就需要花费整治全世界政治秩序的成本。而且在纸币制度下实现世界共同货币制度并维持下去,必须建立必要的世界新秩序,这是不现实的。
关于日元的国际化
篠原:在日本有要求推进日元国际化的呼声。您是怎么思考这一点的?
芒:日本人是想在国外持有日元吗?
篠原:是这样。也有人提议以日元为核心在亚洲建立共同货币圈。
芒:首先,我们确定持有外币的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不得使用外币进行投机这一原则。不过,外国的中央银行要是以日元为外币准备金的话,仅此就成为投机的对象。面对美元利率为5~6%、 欧元利率为3~4%,利率只有1~2%的日元,考虑到利差背后的风险升水, 这和某种投机是一样的。
另外,日元要是作为国际货币来使用的话,有必要确保国际市场有充足的日元供应量。对此,日本必须通过经常国外赤字向国外提供日元,而且前提必须是日本银行增加相当数量的基础货币。
可是我不得不说,现在日本经济结构不适于出现国外赤字。因此很难向国外大量提供日元。
美元的货币发行余额为400万亿美元。其中2/3在国外流通。 对于国外流通量极少的日元来说,如果在世界上出现抢购日元风潮,日元直线升值的话,日本经济就会变得极不稳定,这是显而易见的。
瑞士之所以没有成为基础货币国,也是出于此种原因。因为它并不具备向国外提供充足的瑞士法郎机制。
篠原:如果日本难以成为基础货币国,日元的地位必然会相对下降吧。欧元诞生会给日元的地位带来怎样的影响?
芒:日本要想保持日元的国际地位,维持日元的价值和日本经济自身的稳定性是重要的条件。日本从1948年到1973年,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期间由于经济极为稳定,具备了发挥亚洲金融中心作用的条件。
可是现在对于以亚洲为首的日本的贸易对象国来说,日元汇率的忽涨忽跌成为相当不利的因素。1985年1美元兑换260日元,1995年却上升到1美元兑换80日元,现在是105日元左右。这样剧烈的变动对于日本和全世界经济决不是一件好事。
考虑在亚洲建立货币圈的可能性时,不能忽略中国因素。中国经济的规模很大而且正在快速增长。要想在亚洲地区建立欧洲那样的共同货币,日本和中国的参加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政治条件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欧洲式的货币圈,也就是形成共同的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的金融体系,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因此,日本要想致力于国际化的实现,方向并不是在亚洲建立以日元为核心的货币圈乃至金融圈,不如在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圈存在的前提下,选择稳定日元对美元汇率和对欧元汇率的第三条道路。这是当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中日本应该起到的作用。
[来稿日期:200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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