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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世纪末，中亚诞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西夏(982-1227)，它由公元6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史称党项的民族所建立。①突厥人、蒙古人称其为唐古特，②吐蕃谓之弭药。③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④而最早的中国史料表明西羌和党项都是古代三苗人的后代。⑤因此，在考察唐古特早期历史时，笔者从对羌族人进行简洁描述和探讨他们与三苗部落联盟的相互关系入手。在此，笔者仅触及部落最主要的历史时期，主要涉及民族起源问题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问题。
羌族部落在黄河上游地带和与库库诺尔湖(青海湖)邻接的草原地区生活了几个世纪。公元前2000年殷朝甲骨文的卜辞中最早对羌族有所提及。⑥因为根据记载，当时羌族居住在陕西西部和甘肃东南部，他们可能与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有联系，因为齐家文化大约也存在于相同的时期和区域。
齐家文化和公元前2000年甘肃省其他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都是由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演变而来的。倘若齐家和仰韶文化存在起源上的联系，那么笔者似乎可以进行以下推测：亦或仰韶文化和殷族有共同的表现，他们(仰韶和殷)是同一部落的不同族类，并且他们是殷和羌两个部落的祖先；亦或羌族的祖先原来就定居在甘肃和库库诺尔湖东部地区。⑦
由此引出羌族与古代三苗联盟的亲属关系问题。在一系列中国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⑧而在其他与传奇相关的记载中也提到“窜三苗于三危”的故事。⑨
苏联的东方学文献提出这样的观点：三苗族事实上是在公元前2000年末和公元前1000年初联合起来的，他们居住在长江中游地区。⑩倘若事实如此，那么不排除存在从这个联合部落分离出一支羌族部落的可能性，因为与传说相关的中国史料关于这里首先提到了三苗向西流放之事。(11)很凑巧的是，有趣的事实都融合到一起：1.传说中提到三苗族在公元前2022年前被放逐到三危；2.在殷朝(公元前1562-前1066年)时羌族已经位于殷朝联盟的西部地区(甲骨文记载)；3.至公元前2000年在甘肃地区出现新的考古综合体齐家；4.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在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确实有三苗存在；5.中国史料表明，苗族可能是三苗的组成部分，(12)与羌族同时远行的还有反对殷朝的周武王。(13)
通过上述比较，笔者可以推测，与传奇有关的中国史料将三苗流放到三危(甘肃)的记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中部一些民族的部分人口西迁的事实，这也为一些古代中国学者认为羌族是三苗的后代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所有这些目前只能是猜测。也或许这些关于种族起源的猜测是藏-缅语言系统推广总进程中的一部分，该语言系统可以与中国中部和中南部地区的语言系统结合起来(14)。
不管羌族人是由来自东南的外来人还是由甘肃本地人演化而成，甲骨文的记录表明，在公元前2000年末他们成了殷朝西部的邻居，而至公元前1000年的上半叶，这些遗址无疑成为属于甘肃羌族的第一批考古文物。笔者在此指的是，临洮寺洼文化古墓地带(15)有以火葬墓为过渡的墓地方式，而这种过渡方式公元前1000年的中国史料将其列为是羌族所特有的。(16)
公元前1000年末羌族发展达到极盛，当时形成了所谓的西羌联盟。此时，羌族社会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国史料《后汉书》卷八十七的《西羌传》记载，在公元前后纪元交替的时期，羌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17)“12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寡妇曰釐力之反)，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熾，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18)
部落名称由母姓和父名共同组成——这是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时的一种中间过渡的形式。
史料表明，日益强大的部族分离出来，其首领变成部落负责人，形成了新的部落族谱。公元1世纪—2世纪，强大部落首领的权利开始世袭。
公元后纪元开始的前几百年间，羌族与中国展开了长久的战争，频繁的战争使羌族实力变得衰弱。公元310年居住在青海湖附近的羌人被鲜卑人征服，此后鲜卑人在原来羌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吐谷浑。其他强大且保持独立的羌族部落居住在罗布川河西不远的地方，与现在的拉萨离得很近。这些人成为吐蕃(西藏)人的祖先。(19)
公元4世纪—7世纪，羌族分裂成了几个孤立群体。最西面和最东面的两个群体逐渐演化成两个大的民族——藏族和唐古特族。宕昌羌和党项羌是唐古特人的直接祖先。
宕昌联盟成立于公元4世纪末期，(20)而在公元6世纪，他们加入羌族党项联盟。(21)因此宕昌通常被当作党项民族最早的分支。(22)
笔者尝试对公元4世纪—6世纪宕昌—党项的社会状况进行描述。
公元4世纪—6世纪继续这样的进程，即一些团体从大的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并产生自己的首领。每个那样的团体都有唯一的族源(即姓氏)，形成独立的社会机构，中国史料用“部落”来标明这些机构。“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23)宕昌，亦即后来的党项羌人是最早从大部落中分离出来的团体联合。
笔者认为，当时的姓氏应该理解为由部落首领领导的、具有同族血缘亲属关系的父权部落，并且(以部落首领为代表)拥有一定的领地。那些重新分出的男系氏族实行异族通婚制，因此同一姓氏的族人之间禁止结婚。结婚以后，妻子来到丈夫家里，丈夫死后，妻子也不重新使用自己原来的姓氏，而是可以成为丈夫兄弟的妻子或丈夫其他姓氏妻子所生的儿子的妻子。
史书记载党项社会状况：“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24)
公元7世纪党项各族联合“部落”继续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大部落分裂成更小的部落。(25)史料记载的部落拥有的骑的数量可以证实这个进程。公元6世纪，每个大部落拥有五千骑，每个小部落拥有一千骑；到公元7世纪—8世纪，“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26)。
尽管缺乏关于党项社会存在阶级差别的资料来源，但通过间接材料可以推测，公元4世纪—7世纪党项社会内部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宕昌的部落联合出现了继承梁家族长的法规。如果在《隋书》中还没有提及任何从强大和富裕家庭世袭的案例的话，那么在《旧唐书》中已经一一列举出八个最强盛的党项部落家族，“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最为强族”。(27)这些首领从中国取得爵位和丰盛的礼品。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向唐朝提供牲畜群和其他唐朝所需要的、由部落联合体成员生产的工具。而唐朝回赠的礼物却只留在部落首领的家中，从而更增加了这些首领的富裕程度。
宕昌和党项的经济管理方式与西羌有很大区别。他们过着定居生活(28)，并且由游牧生活向与游牧有关的畜牧业生活方式转变。目前笔者对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只能作如下解释：即公元4世纪初期，这部分羌人被来自黄河及其支流高原山地地区和青海湖草原地区的鲜卑人所取代。据史料记载，党项的领土东部与西宁，林州(即甘肃省临洮)和松州(四川省松潘)毗邻。也就是说，党项的领土范围大致是从中国现在的西宁向兰州方向延伸，再远它沿洮河至岷县，并继续由松潘沿着岷江延伸。在北部和西北部青海湖地区，党项与吐谷浑国接壤。党项领土的最西边是与藏族毗邻的叶护，其确切的位置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史料记载，“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29)羌族所居住的地方均为山区，而在那里不可能实行集约型游牧经济管理方式。
宕昌和党项人饲养牛、马、羊、驴和猪。史料记载，他们“不知稼穑，土无五谷，(30)求大麦于他界，醖以为酒”。(31)
宕昌和党项人“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氈”。(32)由此可以推断：党项人有较为完善的毛纺织业。党项自然经济的特点突出，每个家庭似乎都能够自给自足。
在宕昌和党项人之间，血债血还的复仇现象十分普遍。“尤重复仇，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面，跣足草食，杀已乃复”。(33)根据党项的风俗，尸体要被火化。党项人没有文字，根据一年四季的变迁进行计时。他们有两种闻名遐迩的乐器——一种是弦乐器，类似中国的琵琶，另一种是用粘土制作的鼓(即汉语中所说的“缶”)。(34)
关于宕昌和党项族宗教信仰方面的资料和证据很少，但他们“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史料证明，这只是在当时情形下形成的一种古代宗教仪式，没有在所有羌族人中间普及。
公元7世纪—8世纪党项族的政治积极性增长，在此背景下，许多独立的联合体从大的部落联合中分离出来，同时分离出来的还有一些由世袭的、最强大的部落首领家族领导的、具有血缘关系和政治特点的联合体，这些强大的家族诸如细封、费听、往利、颇超、野辞、房当、米擒、拓跋。(35)其中，最强大的联合体是由拓跋家族领导的。
党项拓跋与北魏时期(386-535)的鲜卑拓跋是否有共同的祖先？
对于这个问题(36)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论。众所周知，在中国北部领土上崛起的北魏拓跋家族的祖先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加入了鲜卑族的联盟。公元248年，拓跋力微征服了鲜卑族的没鹿回(37)族，杀了其首领，并很快成为这个有20万弓箭手军队、庞大部落的首领。或许更早的时候拓跋族的一部分，即有名的力微长兄拓跋匹孤领导的秃发部脱离了鲜卑部落核心，渡过黄河西岸，迁移到甘肃西南部位于其势力范围内的南山(即祁连山)中，并建立了南凉国(397-414)。他们中大部分人讲一种属于藏族语系分支的语言，而当时鲜卑拓跋族人讲的是一种是掺杂蒙古语因素的突厥语言。秃发作为鲜卑拓跋的一个直接分支，按理也应该说突厥-蒙古语。然而研究者托马斯指出，秃发说的是羌族的方言。(38)显然，秃发鲜卑不断和羌人之间发生战争并打败了羌族的一些部分，而且迅速受羌人语言的同化而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无独有偶，中国学者将秃发与以后的藏族吐蕃帝国联系起来。(39)因此，考虑到羌族环境下这支早期的鲜卑拓跋分支，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有可能从该分支中分离出党项族。(40)
公元6世纪末有几个党项族臣服于中国，而公元7世纪开始所有的党项族都开始向唐朝纳贡。
公元7世纪前半叶，拓跋赤辞领导的党项最强的拓跋部一开始不承认唐朝权威，后来直接由唐朝管辖。赤辞获得西戎(现在甘肃省庆阳市附近)都督职位，并且被唐朝统治者赐予“李”姓，这是唐朝统治者自己的姓氏。中国朝廷对于吸纳党项族站在自己一方很感兴趣，因为当时在西部边陲崛起了当时中国朝廷最严酷的敌人——吐蕃。
公元660年迫于藏族的步步紧逼和压迫，拓跋及其联合的党项族请求唐朝提供用于其安置移民的土地。唐朝政府拨给庆州(现今甘肃庆阳)周围及邻近地区供其使用。这样，党项族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偏东北的第一批栖息地。党项和其他羌族占有的领地和后来留下的领域都在藏族的势力范围内。藏族称党项地区为思基(Ский)，(41)而仍留居原地的党项部落为吐蕃所役属，自称为弭药。(42)
从那时起，藏语“弭药”不仅指受藏族统治的党项族，还指独立的党项族，而这个词后来就演变成藏族人对西夏(43)的称呼。
从中国早期的史料得知，党项人“皆自称弥猴种”。(44)然而不排除唐古特人自称“弭药”(或者“弭”)这个词的可能性，聂历山翻译的一首由藏语转来的、唐古特的史诗是这样写的：“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弭药国在彼方。”(45)从聂历山的观点和解释看来，藏语“弭药”是唐古特人的自称。
公元8世纪，向东北迁居的党项人加入了藏族联盟，威胁中国边境的安全。中国政府决定重新迁移党项人并分给他们夏州(古西部城市，今陕西省横山县)，银州(今陕西米脂县附近)及相邻地区供其使用，(46)从而使党项迁移的地区向北得到更大扩展，到达他们自己250年以后所建立国家的核心地区。
到公元8世纪末党项人在中国的分布如下：“党项有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等。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为平夏部落。”(47)党项人逐渐向东深入到陕西省地区，向北到鄂尔多斯高原，向西到阿拉善。
公元9世纪，党项族首领的政治威势更加强大。拓跋族对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其首领拓跋思恭授“权知夏绥银节度事。……封夏国公，赐姓李。”(48)这样，拓跋首领第二次被赐予中国皇帝的姓氏——“李”姓。
至西夏国成立之前，党项接下来的政治历史是一部拓跋部不断强大的历史。笔者不再单独叙述，而是试图描述10世纪西夏国成立前党项的社会状况。
史料表明，早在公元9世纪党项就加剧了社会分化的步伐并形成阶级社会。随着迁移和持续的战争，党项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权产生。早期部落的贵族代表为自己攫取了名誉的爵位，并得到了中国和西藏大量慷慨的奖赏。此外，“其在灵、庆之间者，数犯边为盗。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49)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加深了贫富分化。财富的积累和财产的巩固同时也促进了党项与中国商业贸易的往来。
10世纪上半叶，尽管党项首领的政权建立在财富和松散的中原政权爵位封号的基础上，但更多的主要是建立在血缘联系和部落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史料依然指出，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沿边界者甚众，然其无国地君长”。(50)还没有出现党项人自己的、源于人民又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权，也没有中国古代独特且又常见的民事和军事机构，且没有发现对此进行描写的任何资料。血缘联合中的所有权力都属于世袭首领，因此贵族的物质财富基础得到可靠巩固。到公元10世纪末期，党项首领最终成为唐古特社会的统治阶级、并巩固了其在国家秩序中的权力；而公元1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寥寥数个军事和民事组织，也同样具有领导部族宗教生活的可能性。
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五代时期的历史都表明，公元10世纪上半叶党项出现了定居的人民。(51)然而事实表明，他们中的一部分在迁移到鄂尔多斯和阿拉善草原区域后变成了游牧民族。早在8世纪就有一些党项人“逐水草”过着游牧生活。(52)此外，公元10世纪有许多关于党项部落迁移的史料。(53)另一方面，部分党项人不仅保留了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且向农业生活方式过渡。首先这样做的部落是归顺中原王朝，(54)并定居在中国领土上的人。公元1003年颁布了“诏洪德砦归附戎人给内地土田，资以口粮”(55)的命令。
公元1002年，诏令边境“河西戎人归投者迁内地，给以闲田”。(56)公元1004年，党项部落言泥族迁居中国边界，宋朝对他们进行了如下安置“给公田，依险居之”。(57)很显然，党项族的一部分人在公元11世纪初期之前是从事农业的。
归顺于中国的党项族由官府管辖，“计口赋粟”。(58)
或许牲畜也已经成为私人财产。“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二月，灵州部送嵗市官马，赂所过族帐粗恶，羌人恚不受，知州、比部郎中张全操捕得十八人杀之，没入其兵仗羊马，戎人遂扰。”(59)需要强调的是：在当时情况下，没收充公的财产和牲畜是那18个人的，而不是所有部落成员的。该事实证明，公元10世纪末党项社会的财产和牲畜已经归个人私有。
党项的基本社会组织仍然是部落，平均由100个带帐篷的旅行马车组成。(60)然而部落成员不仅通过血缘关系相联系，而且似乎还通过牧场的共有财产以及共同保护财产以避免掠夺性的攻击相联系。部落成员的财产状况不同——在老的部落组织范围内已经明显分成两个对立势力：富有的部落首领及其亲属拥有充分的权力，而普通的放牧者却逐渐越来越遭受首领的经济限制。党项社会阶层的分化从公元6世纪就开始了，到公元10世纪末基本完成，这些都促使唐古特国的建立。
总之，唐古特人是很久以前就居住在中国西部边界的羌族人的后代。在公元4世纪—6世纪从西羌分离出的宕昌人及在公元6世纪末又分离出的党项人是唐古特人的祖先。公元7世纪中叶党项族的一部分迁往鄂尔多斯并占据了现在甘肃和陕西省的一些区域。之后党项深入黄河以北的地区并到达黄河西部的阿拉善，可能到达额济纳河。
这样，到公元11世纪，党项人聚居在亚洲中部广大领域，该区域北接契丹的辽国，西邻维吾尔族，西南到西藏，向东沿黄河与中原毗邻，党项族的南部是现四川西北部的山区。该族显然是由史料中所提及的党项族人民构成的，然而党项族并非唐古特国唯一的建立者，他们与其他许多属于同一时代的西夏人及后来西藏、青海、四川和甘肃的一些民族和人民，共同建立了唐古特国。
当然，上述各阶段进程在不同部落发生的时间长短不一。党项北部最强大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夏州、银州和宥州，公元10世纪末在这片区域，西夏国建立。
本文译自：Е.И.Кычанов,История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8,35～44.
注释：
①《四部备要》，第22册，第592页；第23册，第864页，中华书局1923年。
②公元8世纪初期鄂尔浑的古代铭文中首先提到唐古特民族：Малов，1959，第16、20页；Мелиоранский，1899，140页。见粟特语对唐古特人民的简短记述，同样大概指的也是唐古特参看：Hamilton，1955，第50页。
③第一份证明——在中国史料《四部备要》第25册，1651页。关于唐古特的专栏文章和藏族史料分析，参见文章Stem，1951，第223～265页。
④《四部备要》，第25册，第1651页。
⑤一系列关于唐古特早期历史的文章被俄国汉学家雅金福(比丘林)翻译成俄语并于1833年在其著作《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年-公元1227年）》中出版。又见《四部备要》，第17册第1075页，“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⑥刘朝阳《殷历余论》，1946年，第48～50页。
⑦安特生提出仰韶文化发源地在其传播之东、西地区的不同特点，参见：Anderson，1943，第43页。如果在中国东部龙山文化替换了仰韶文化，那么在甘肃考古划分出公元前2000年独立的齐家文化。安特森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甘肃处于相对封闭的地区，远离文化中心，并与文化中心有不同的推动起源因素”(即甘肃以东的地区)，参看：ibid，223页。裴文中的著作也对公元前2000年其他人民迁居此地有所记载，参见：裴，1948，No.8，第113页。
⑧《四部备要》第44册，第109页。
⑨《四部备要》第1册，6页：“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此后，舜将一个庞大的氏族部落整体迁移——“窜三苗于三危”。
⑩Итс，1957，第210页。
(11)见《四部备要》第17册，第1075页：“及禹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县东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也)。河关之西，羌地是也，(河关县属金城郡，已上并续汉书文)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
(12)Рудольф ИТС，1957，第211页。
(13)《四部备要》第1册，第37页。
(14)不少对中国古代南部地区语言的研究成果表明，该地区的语言是在藏-缅语言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根据中国学者王静如的研究，楚国语言和藏族语言都属于藏-缅语言分支。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辑，1932，第86页。
(15)关于古墓地的详尽描述参见：Воробъев，Итс，1954，第454～455页。
(16)见《吕氏春秋》卷14：“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
(17)《四部备要》，第17册，第1075页。
(18)同上。
(19)Morse W.R.,YenYin.Ancient historical aboriginal ethnic groups of Szechwan,1936,p.128.
(20)《四部备要》第23册，第864页。
(21)《四部备要》第23册，第592页。
(22)Tomas.F.W.,1948,p.30.
(23)《四部备要》第23册，第864页。
(24)《四部备要》第22册，第592页；第23册，第864页；第25册，第1651页；第27册，第1683页。
(25)《四部备要》第27册，第1683页。
(26)《四部备要》第27册，第1683页。
(27)《四部备要》第25册，第1651页。
(28)见《四部备要》第22册，第592页：“织犛牛尾及羖
毛以為屋”；第二十三册，第864页：“织犛牛尾及羖毛以为屋”；第25册，第1651页：“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第27册，第1683页：“土著，有栋宇，织犛尾、羊毛覆屋，岁一易。”
(29)《四部备要》第25册，第1651页；第27册，第1883页。
(30)德国历史学家P.Olbricht以充足的理由认为，众所周知，既然党项人饲养猪和骡子，部分党项人就有可能从事农业，参见：Olbricht，1956，vol.Ⅱ，No.2，p.146。
(31)《四部备要》第25册，第1651页。
(32)《四部备要》第22册，第592页；第23册，第864页；第25册，第二部分，第1651页；第27册，第1683页。
(33)《四部备要》第27册，第1683页。
(34)见《四部备要》第22册，第592页：“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第23册，第864页：“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
(35)相应的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
(36)沙畹反对党项拓跋起源于北魏拓跋的观点，他认为这是宗谱学学者想象出来的理论，目的是想迎合和满足西夏人的自尊心，参见：Chavanner，1904，p.205；Eranke，1952，Bd.V.S.71。相反地，艾伯华特指出党项的拓跋起源于鲜卑是不言而喻的，参见Eberhard，1949，p.308，p.323，p.382。其他学者的观点局限于现代科学事实并大致得出党项拓跋可能起源于鲜卑的结论参见：Olbricht，1956，p.154。
(37)没鹿回——鲜卑族的一支，其首领为窦宾。拓跋力微在自己的部落遭遇西部鲜卑部落(具体是哪个部落，不为人知)偷袭被击溃后，投靠没鹿回，并最终征服了没鹿回。
(38)Thomas，1948，p.6.
(39)见《古今图书集成》第69册，83392页：“巴南诸州自顷年以来，西有蕃夷之寇，南有羌戎之聚，岁会戎事。”
(40)罗立夫·斯坦因指出西夏拓跋起源于北魏拓跋家族的可能性。在《晋书》中指出，北魏朝衰落以后，该朝的遗民居住在松州Сунчжоу(现在四川的松潘Сунпань)，保留自己的姓氏拓跋，参见Stein，1951，p.234。所有反对者都提不出反对这种观点的理由，因为松州直接位于党项的边界地区，而第一批关于党项拓跋族的记述是在公元6世纪后半叶，稍晚于北魏之衰落(535年)。
(41)Bacot.J.,Tomas.F.W.,Toussaint.Ch,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1940,p.67
(42)弭药мияо(miyao)的汉语注音。
(43)更多证据收集在罗立夫·斯坦因自己上述的作品中。
(44)《四部备要》第22册，第592页；第23册，第864页。
(45)Невский，1933，p.137.
(46)见《四部备要》第27册，第1683～1684页：“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
(47)《四部备要》第25册，第二部分，第1652页。
(48)《四部备要》第27册，第1684页。
(49)《四部备要》第28册，第612页。
(50)《四部备要》第28册，第315～316页。
(51)见《四部备要》第28册，第612页：“居有栋宇，织毛罽以覆之。”(《旧五代史》卷138)第28册，315页：“无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新五代史》卷74)
(52)《四部备要》第25册，第二部分，第1652页“永泰大历已后，居石州，依水草”。
(53)公元1002年，勒厥麻等三个部落总共1500个带帐篷的马车过河投附宋朝(《宋史》卷491)。见《四部备要》第32册，第3831页：“咸平五年(1002年)十月，诏河西戎人归投者迁内地，给以闲田。时勒厥麻等三族千五百帐，以浊轮砦失守，越河内属，分处边境。”
(54)中国史料中所指的“熟户”，笔者认为第一个字本为唐古特(藏族)词，以汉语进行标音，该词是由藏族(唐古特语的)“熟”——“安静的，心平气和的”、“顺从的”和汉语的“户”——“院子”组成。
(55)《四部备要》第32册，第3832页。
(56)《四部备要》第32册，第3831页。
(57)《四部备要》第32册，第3832页。
(58)《四部备要》第32册，第3832页。
(59)《四部备要》第32册，第3830页。
(60)《四部备要》第32册，第38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