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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2)03-010-04
质疑未来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代，各种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文化的概念被伪装、包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时我们准备创立《中国电影杂志》(The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看起来似乎有点怪异。周蕾曾提醒说：当代文化研究的任务在于“把‘文化’的整体概念，带入危机之中”，那么，该如何论证《中国电影杂志》中的“中国”概念？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回顾过去的中国电影研究，我们将反思其中是否存在某种分析的盲点？怎样的研究方向更确当？在当前技术迅猛发展之际，我们需要何种研究范式。当然，提出这些问题或许有些自负，尤其考虑到我主要关注流行音乐领域，尚未具有专业的电影研究背景。但在文化研究领域，音乐与电影关联广泛，更主要的是，我接受过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博士研究训练，在荷兰，我们倡导理论之上的经验特性，文本之上的跨文本性特性，因此，进行更多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就不是那么令人诧异，同时，这种研究再次强调了中国电影研究中的跨文本性和经验性。
谁的中国性？
在看待“中国”上，有两种相反的观念，一种是坚持把“中国”看作抵制任何具像化的、固定不变的“引号”，第二种是把“中国性”视为一个包容各种事实、经验和历史的矛盾展示。我们相信，只有将两者融合才有可能进行中国电影的讨论研究。这种对文化表述的质疑使我想到《亚洲文化研究》发刊词中的一篇重要论断：“问题丛生的‘亚洲’”。在这篇文章中编者提出，有必要对“兴起”和“亚洲”之间的修辞统一提出质疑。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电影杂志》与《亚洲文化研究》从事的项目颇为相似，故此，对读者适当地提起注意也是必要的，《中国电影杂志》中“cinemas”的复数形式也暗示了此一层面。此处重新提出理论争论对文化具象化的危险并不是我的意图，我只是想说，经过充分的观察，可以发现，在“中国的兴起”几乎成为流行话语、成为时尚的时代，中国更愿意把民族主义而不是娱乐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粘合剂，所以，对中国性的任何表达有所质疑都显得尤为迫切。
但是，与其笼统地驳斥“中国性”，那些看起来像毫无意义的实体企业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当下流行概念，我更愿意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揭开这一概念表述中常常互为矛盾的多重成分，从而建构出中国性应有的整套框架。由此出发，高度的包容姿态，敏锐关注中国电影中的文化交流以及坚持它真正的纯粹性，或许有望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新的空间。在此视角下，亚洲内外的移民电影理所当然都应吸纳进来(如李安、吴宇森)，而西方投资的“中国”电影，包括沃卓斯基兄弟执导的《黑客帝国》和特拉蒂诺导演的《杀死比尔》同样不能遗漏。实践证明这是有效的，比如，仔细审阅并揭示《断背山》中的中国性，或许有助于建立一种新型文化融合与交流的理论模式，即如分析奥利弗斯通的全部作品的中国元素那样。
我还希望，建构中国电影研究的学科框架，需要保持对世界性的高度敏锐，有一种解放的而不是禁锢于中国电影的中国性的解辖域化分析模式。此处对世界性的概念界定，我得益于贝克的著作，贝克呼吁创新性提出世界性方法论，他说“民族主义方法论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分享，是一种想像性过去；而世界性方法论是对全球性的未来分享，是一种想像性未来。”(贝克，2002：27)贝克认为，当前普遍存在的是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两分法局面，这使我们意识到世界公民的必要性以及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历程。然而，贝克没有过多地批评民族国家，如他同样阐释的中国性，但他提出了自己的反思。他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世界性呼吁更复杂的世界性，它是在民族国家(或者，真正的“中国性”)和流动的首都之间、在隐藏的民族国家和民族身份与习俗之间，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创造性的矛盾联盟。(贝克，2002：26)
未来的方向
未来中国电影研究首先要倡导一种世界性，最好拥护必要的包容和比较的方法，同时对中国，这个看似确定不移，实则内中微妙迥异的名词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积极寻找两者互为联接的任何可能性，如果这不发生对中国性的误解。比较的方法不是没有危险，在周蕾最近的几部著作中，她都指出了卷入比较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她观察到，对文化首都与智力劳动存在着不对称描述，欧洲文化的研究有过分谨慎的研究趋向，这导致了欧洲的起源文化被简单地认定为一个同生物地区的样本。因此，要寻求一种超越全球文化的不平衡，在中国电影研究碎片式的领域中坚持一种比较的方法是必要的。周蕾对地区研究也提出批评，她指出，一个表面的单语国家，单一文化或者单一民族研究，应当被赋予全面的、独立的、比较的调查。那些任人摆布的、令人费解的语言交流、文化交流和国际交流史或许暴露了西方人类科学实证主义的局限。中国电影研究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对象比较，这些对照或许是时间、空间，但他们不一定都在单一文体内被追踪为世界性。
其次，回顾中国电影研究的历史，不能不注意到对文化、艺术和导演的偏见，也就是说，对全球流行的电影模式的偏见。一项电影研究，可以立足于张艺谋、罗卓瑶、陈凯歌、蔡明亮和陈果以及其它的著名导演，而不去提及一大批知名度较低，除了本地之外永远不会放映的电影。
当然，中国电影研究不乏例外之处，这些例外绝大多数集中于大众艺术电影的研究。比如墨美姬的系列论文《香港联系：电影活动中的想像性翻译》即回应了我提到的第一点，这里采用的是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同时，被研究的还有亚洲巨星如成龙和吴宇森的系列作品，而那些其它的艺术电影市场，尤其真正在中国流行的电影如小剧场电影是很少的。总结中国电影主要的流行形式，一种悖反的矛盾之处在于，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电影却获得如此稀少的电影专家的关注。我认为，或许正是这些文本打开了中国电影的成分阅读，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中国本土电影，并迫使我们展开对中国电影研究的反思。尚须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对另一方面的危险保持警惕，也就是说，相当多的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中存在的年度庆典。
我的第三个，也是更精心提出的论点是，在文本和语境之间保持恰当的移动。电影研究领域普遍有一种对文本的偏见，当然，考虑到大多数电影研究系统本为人类学的一种分支，出于这种专业背景而漠视文本就毫不奇怪了的。然而，不管系统的文本分析如何价值重大，它总是或多或少忽略电影的生产过程，比如那些隐蔽的政治经济因素，如联合公司和电影投资人等。此外，电影研究者如果不是有意错过，至少他们也常常略去了技术发展的影响，而恰恰正是这些在事实上强烈地影响着观众日常观影的途径。
我想以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与电影研究之间的关联。我在中国内地期间，我的中国朋友从未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去电影院，相反，他们会请我去家里看DVD。那些一起看DVD的下午，是经济中心的娱乐，甚至比文化中心更为经常。高清晰大屏幕电视配合先进的环绕立体声设备，DVD目录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从最近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到发行稀少的中国艺术电影。他们的折中主义娱乐模式是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的标志，这种强烈欲望的信号已经成为好莱坞模式的某一部分。观看DVD在一个细节上也可以抗拒电影计划，比如根据目录，不必根据年代顺序；根据导演、定格、慢放或者快进，选择画面或者片断，或者浏览各种各样的电影花絮信息(导演访谈、文献记录等等)。当我们对电影进行分析时，将各自不同的因素如技术、接受背景等纳入严肃的思考，并采入我们的学术工作，毫无疑问是非常关键的。
蔡明亮的《不散》是一次电影的怀旧，更准确的说，是对电影院看电影的怀旧。影片弥漫着感伤，在那一刻，电影院座无虚席，一起看电影的观众沉迷于亲密的气氛中。对着空荡荡的灯光亮起的影院的那一个长长的镜头，令人无比伤痛，如蔡明亮所作那样。在电影的冲击后不久，福和大戏院在蔡明亮电影之后就彻底关闭了。这乍看起来是命运奇特的重演，当生活开始模仿艺术，更强化了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个假定不可更改的规则。相反，它更像是一种复活生活的艺术事实。自蔡明亮深思熟虑用即将被抛弃的知识去保证电影的上座率，但人们或许可以抱有更高的希望，相信新的多剧场影剧院可以改变这种命运。人们可以忽略这些改变，仍然坚持电影文本自身的魅力(并坚信它仍是惟一值得研究的目标)，或者，这将是电影研究新的方向所在，我们可以试图抓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分析它们，并尽力他们的影响对21世纪电影经验。这将需要更宽广的分析视野，将文本放置于背景之中；它需要更复杂的理论框架，比如，不仅有德勒兹(Deleuze)、周蕾，还有布尔迪厄、布鲁诺·拉图尔等等，同时，它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方法论工具，比如人种学、符号学，除此之外，还需要填补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术鸿沟。
同样是看电影，与一群朋友看DVD，与去电影院看两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电影研究如果考虑到观众接受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这将带来研究面貌的巨大变化。与朋友一起看DVD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身份的标志，同时，在不久的将来，电脑、电视、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将更广泛，我们的研究应与此相适应，无可讳言，它必将对电影研究发生深远的影响。仅仅依靠单纯的电影文本分析将会被证明是不充分、不能胜任的，我们相信接受语境在电影研究的重要性会大大增强。这不是批评文本分析的研究，而是想说明，当前需要多视角、多元化的电影研究，首先是影响文本产生的政治经济因素，比如，在电影生产中，投资人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导演，中国电影如何进入全球艺术电影市场？它的产生和淘汰机制？神圣化的宗教仪式又产生何种类型的中国电影？
其次，观众接受模式的差异及影响仍需要深入的研究。电影观众研究领域在过去十年正逐渐发展，并且覆盖广泛的电视观众。拓展观影历史领域的研究，需要发展有效的方法论和逻辑工具，比如，更多的人种学调查可以拓宽缠绕于中国电影的系列复杂背景。但是，这仍属于日常生活方面的实践，中国电影的“中国性”不仅根植于文本及其导演，同样根植于剧院体制和受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