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话语权变迁——从内部到外部的历史路径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路径论文,教育质量论文,话语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19(2006)04-0089-06
高等教育质量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共同的热点话题。它首先在西方大学掀起，并以蔓延之势向世界各国推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目标的时代。1984年，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提出美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教育质量问题；同年，法国《高等教育法》强调，高等教育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伴随着对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视，各种高等教育质量的保证与评估机构应运而生。1992年，英国成立了新的质量审核组织——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2000年，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研讨会；2003年，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联合会(INQAAHE)的统计显示，至少有包括阿尔及利亚和越南在内的47个国家已建立教育质量保障机构。①
一、高等教育质量作为教育机构内部的话题
高等教育机构自存在以来，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类型存在，因此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也就是高等教育机构自己的话语问题，这在古代东西方的高等教育中都是如此。在古代的东方国家，专为统治阶级开设的教育是不需要讨论质量问题的，因为当时接受教育的对象只是有限的小部分统治阶层的子弟，同时，大都聘请当时学术精深、德高望重的学者来施教。私学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私学大多由当时的一些鸿儒大士开设，且很早就形成了师从与门派，相互之间较少进行比较，也不需要谈及质量。古印度最早的高等教育学府巴瑞萨和隐士林是由学识渊博的婆罗门学者施教，他们的质量也无需论证。而从古希腊最早的带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园等来看，他们大都带有僧团或团体性质，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圈子，其教育质量是不允许外人来评述的。进入中世纪大学后，高等教育质量的内部话语权仍在延续，与中世纪其他行会一样，大学的形成是出于学者们对自己的保护。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学与市民、大学与市政机构的争斗，大学往往通过整体迁徙及成立自己的联合体来捍卫其权力与自治，这些抗争最终都以大学的成功而告终。教会曾一度想控制大学，但大学却灵活地在教会与世俗政权的争斗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权力。巴黎大学形成了由教师行会对大学进行管理的传统，其间经历了一系列与外部机构的权力斗争，1231年巴黎大学最终摆脱了主教的控制，拥有了结盟权和罢课权，以及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专一权等。同时，国王圣路易承认巴黎大学具有法人资格，使巴黎大学完全摆脱了被监护的地位。而博洛尼亚大学则完全形成了由学生对大学进行管理的传统，大学质量由学生掌控，拒绝外部机构的干涉，这影响了帕多瓦大学和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大学的管理模式。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育质量的自我话语权更是西方大学自治的重要代表。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和人民很少干涉大学的发展，以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两所大学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学科发展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大学教学管理松散，虽然当时获得学位的唯一要求是参加公开讲座，但“空墙讲座”的情形屡见不鲜；教授职位管理不严使教授选聘中的徇私舞弊现象时有发生；学生考试制度也极不规范，剑桥大学直到1763年才开始采用笔试。而牛津大学学生的毕业条件则为：“在学校寄宿达13周以上；愿意接受英国国教的考查；通过一些装模作样的口试”②。虽然当时有一大批社会人士和学者对大学不满，但他们对大学的现状无可奈何，因为大学质量是大学自己的事情，除非大学生自己愿意进行变革，否则外部人员不得干涉大学。
在经费问题上，大学的资金获得也与教育质量评估无关。西方传统大学多为私立大学，他们有自己的地产，同时也有社会的捐赠和学生的学费，在经费上基本是自主筹集，自主使用，自主管理。欧洲最早的学院——巴黎大学的迪克斯—惠特学院就是由私人捐赠而建的。而在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学生型大学中，学生成为教育经费的主要投资者，从而拥有对大学甚至对教师的管理权。
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高等教育质量内部话语权的第一次冲击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首先是对其人才培养理念的冲击。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由此围绕着高等教育讨论的核心是大学应实施培养真正的人所需要的自由教育，并对中世纪大学经院哲学的教学及其质量进行了猛烈抨击。
1519年，维夫斯的《反对伪辩证法》对中世纪大学的经院主义教育提出批评。他认为经院主义教育内容的核心即辩证法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探索各种知识的工具，教学不应以其为目的。他指出，谁能忍受一个画家用一生的时光去准备画笔、去调制颜料而不去作画？谁能忍受一个补鞋匠用一生的时光去磨针、磨锥子、磨刀以及鼓弄丝线却不去补鞋？整天学习辩证法满足于争辩取胜，而不用这一工具去探索知识，是虚度时光，与不作画的画家和不补鞋的鞋匠是一路货色。③ 同时，维夫斯还对经院主义的学术基础——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有严重缺陷。科利特不仅批判经院神学的方法，还批评经院哲学所涉及的问题，并对当时的大学权威阿奎那和奥古斯丁等人提出了批判，他问道“你为什么向我赞颂像阿奎那这样的人？如果他不是这样妄自尊大……他肯定不会往其中掺进他那亵渎上帝的哲学从而败坏基督的整个教导”④。人文主义者除了对大学进行批判外，还对大学教育施加各种影响。他们把一些以人为中心的新学科带进大学，并直接创立新学院以与传统大学落后的质量对抗。1530年，人文主义学者比代说服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在巴黎建立了法兰西学院，与教会大学分庭抗礼。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英国于1535年成立皇家委员会管理牛津和剑桥大学，并把大学课程纳入管理；16世纪7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向两所大学颁布新章程，试图控制讲座、学位等所有事情。⑤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虽然对大学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诸多原因，大学教育质量仍不能令人满意，与17、18世纪西方社会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和科技改革相比，大学越发显得落后保守，大学外部对大学教育质量的批判和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德国18世纪后期的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的动力有两部分来自大学外部。一是来自政府的官僚阶层，政府通过他们颁布法令以改革大学的弊端。二是来自大学以外的教育改革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如1766年，耶拿大学教授施密德被任命为政府委员会成员，他起草了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综合化预算方案，提高了教员的工资，目的是限制教授将时间花在其他有收入的活动上。范斯维尔腾在维也纳大学的改革也是教授与政府合作的例子，改革确立了由政府代表加强对学院的严格控制，限制大学教授及大学教学自由。⑥
三、民族国家的兴起与高等教育质量内部话语权的再次迈出
进入17、18世纪，随着教育的社会功能与价值的凸显，世俗政权与教会展开了对大学影响力的争夺，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教会主导大学发展后，19世纪，世俗政权逐步取代教会成为大学的主要影响力量，这种影响最早在德国得以体现。德国看到了教育对国家的重要影响，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并对高等教育极为关注，哈勒大学与哥廷根大学的创办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改革的趋向，柏林大学的建立就更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伴随着此时德国大学在世界大学中的重要影响与示范作用，世界高等教育逐渐在世俗化的道路上前进。其间，1825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创办，开启了州立大学的先声，也使国家政权的影响进一步渗入大学。1828年伦敦大学的创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法国政府在19世纪70、80年代也采取了一系列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措施，如设立奖学金鼓励提高教学质量，增设专业学科，改进各学院的教学组织工作，增加对学院的拨款，在1875—1905年间高等教育经费中国家经费所占比例由不足一半增加到三分之二以上。⑦
总体看来，此时高等教育质量的话语权虽在转移，但仍保持在大学手中。如洪堡在柏林大学创建时虽然极大地借用了国家政权的力量，但他在实施策略中却主张学术与国家政治的分离。1919年，英国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政府开始投入资金资助大学，但其抱有不影响大学自治的理念，曾担任该机构主任的约翰·卡斯韦尔说“大学拨款委员会是为承认大学自治而设计的工具”⑧，同时，它在资金额度上也非常有限，它始终保持让大学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得到的政府资助只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目的在于保证大学的独立与自治。同时政府也尽量避免影响大学对所获款项的使用。
因此在20世纪中叶以前，高等教育质量基本还是高等学校自己的事情，对大学而言尤其如此。在美国，教育质量问题主要由大学董事会和大学教授决定；在德国，在讲座制下，教授拥有很大权力，每一学科只任命一位正教授，学科内所有学术人员均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学校管理层很少干预。后来，日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大学都采用了这一模式。
另外，在传统大学里，教育质量几乎是无需谈及的事，因为在技术教育取得与大学同等地位前，在世界大学20世纪后半期的蓬勃发展前，传统大学的定位是精英式教育，是为上层阶级子弟而设的教育，或是为那些通过自身资质与机会而僭越了自身地位的“新精英”而开设的教育。所以传统教育的质量是基于一个预设前提，即进入大学的学生都是精英。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才能进入学校，获得学位。而教师也要有必要的资格才能上岗与晋升。正因为如此，大学的质量一直是大学自己的事情。“一直以来，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都拥有自己的一套机制确保他们的工作质量。在这套机制中，人的品质和工作的质量直接产生联系。”在这套机制中，就高校内部而言，他们都有自己的关于学生录取与毕业、教师升迁的一套规则；同时，在传统的“人本位”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中，注重的是同行评价与著作评价。⑨ 因此在传统大学里，高等教育质量的外部话语权没有存在的环境和意义。
四、“新公共管理”思潮与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作为外部话题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政府、市场、消费者三方合力作用下，大学教育质量话语权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现象开始改变。如今，大学的质量已不再是大学自己的事情了。诚如约翰·布伦南等人所言，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及高教机构和所在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尝试理解这种变化，质量评估是个颇有趣味的着眼点，因为它同时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私有的‘内部世界’”；另一方面是高教机构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后者正对世界的方方面面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如果说高等教育自产生以来其质量一直是高等教育机构内部事情的话，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来，高等教育质量的发言人已经转向，高等教育的质量已成为一些世界联合组织和各国政府普通关注并开始实施控制的事情。这种改变从美、英两国开始，并逐渐影响世界高等教育。
美国长期以来都是由各州对自己的教育进行管理，但自19世纪以来，联邦政府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干预高等教育。其发展大致可以归为四个阶段：第一步是1819年联邦最高法院对达特茅斯案的裁决，运用联邦的权力保证了私立大学的独立性；第二步是建立赠地学院，通过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联邦通过拨地建立了与大学合作的可能；第三步是在二战与冷战后，联邦在战争状态下求助于大学的科研来为军事服务，并成立专门机构协调与大学的合作，通过科研资助对大学施加影响；第四步是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政府开始直接资助科学、数学和外语教育及师资培养，并于1963年起对大学进行大规模资助。联邦政府对大学的影响逐渐增强。⑩ 如果说上述措施还是在保证大学独立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举措的话，那么1981年里根政府采取的“新联邦主义”政策不仅在事实上加大了联邦对大学的影响，而且进一步把对大学进行监督的权力交给了市场和其他外部力量。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开始关注美国教育的质量问题，他们认为“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平庸主义的浪潮中不断被磨蚀”，为此，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呼吁重建美国教育，要求改变政府控制的集权教育，通过市场来挽救教育。美国政治家约翰·乔布和泰利·莫在《政治、市场和美国学校》中指出：“市场通过自身的特性，能够培养高效学校所必须拥有的自治……消费者不会有购买低效学校的产品的需要，因此这些学校就会从市场中消失。”新自由主义经济对国家教育的影响可从20世纪美国的三次教育改革中看出。第一次是《国家处于危急之中》的报告，该报告虽是从教育内部要求对美国教育落后的现状做出调整，但已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美国教育的干预。第二次改革以里根在《国家处在危急之中》发表所作出的公开演讲为标志，他认为“必须从教育体制外部而非内部去寻找教育改革的灵丹妙药”。布什曾声称自己要当“教育总统”，并召开了首次教育高峰会议，但后来，布什认为“我们给学校提供免于竞争的庇护，让学校得到为害非浅的垄断大权”。因此布什进行教育改革，“择校”成为其核心策略。第三次改革运动则是各种改革倡议汇聚而成，并由独立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11) 这些改革虽然更多的指向基础教育，但这种思潮也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内部体制，如教师聘任制等开始发生变化，同时还建立了直接指向市场的营利性大学，如凤凰大学等。所有这些改革都让政府更多地插手教育，尽管政府在改革时强调要减少对教育的影响，但实际上转变的只是教育“公共财政功能”的弱化，政府在控制教育中的角色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12) 且这种插手的直接目的是把教育导向市场。从而教育走出了封闭的象牙塔，教育质量日益成为外部话题。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话语权的迈出基本是在撒切尔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但这种权力的外移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显露。自1963年《罗宾斯报告》起，英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决策等就逐步从大学自身的事情转变为全社会关注的事情，同时政府在高校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政府正是看到了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与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才任命罗宾斯勋爵组成专门委员会“考察英国全日制高等教育模式，并从国家需要和资源条件考虑出发，向女王陛下提出高等教育长期发展所依据的原则”。报告提出英国高等教育主要办学原则之一就是“学校要保证教学质量”。1964年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设立，旨在对大学以外的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它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体系首次有了大学外的质量评估机构，代表国家对大学以外的高等教育部门进行质量监控。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成立后，质量评估不仅在高校内还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13) 1980年英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在雷弗休姆基金会的资助下，由兰开斯特大学教授威廉斯主持了一项长达两年的高等教育研究，并于1983年发表《雷弗休姆报告》，报告提出“在教学质量的评定方面应建立校际学术考察与效能核定制度”(14)。1985年的《进入90年代的英国高等教育》绿皮书提出，科学研究的预算经费要经过科学评估才能发放给有关高校，同时鼓励高校与企业界合作。1987年发表的《迎接挑战》白皮书正式把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益作为一章来讨论，1991年高等教育白皮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对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学校内部要健全质量控制与机制，外部要建立单一的质量审核组织，成员应由企业界、专业人士、学术界和拨款基金会代表组成，由其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监督”。1996年的《迪尔英报告》则对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的作用的措施进行了详细分析。总之，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大学的质量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大学内部自身的问题，自从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与竞争力联系在一起以来，大学的质量保障就成为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事情。这些变革与以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新右翼对教育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在新公共管理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撒切尔政府抛弃了对教育多年来的“宽容”，开始把市场规则引入教育。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打破了地方教育局对国家学校教育的独占，出现了“直接拨款公立学校”(GMS)，同时在撒切尔的“我把消费者利益带到学校”理念的影响下，“市场被看作是一种规范机制，通过找出无效性、通过对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做出回应以及通过奖励成功的学校，市场会淘汰质量差的学校”(15)，正是在这种让学生带着钱进行市场选择的方式，英国政府打开了封闭多年的高等教育质量的大门，让市场选择进入高等教育从而让质量评估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主题。并认为市场而非政府是教育有效的引导者和保证。在撒切尔那里，“学校将要变成商业，像商业一样运营和管理，主要关心利润和亏损额”。而它的中心目标是“改善对待特定用户群体的服务——用户和消费者”。(16)
在英、美两国潮流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力量都开始介入高等教育质量。1998年，日本大学审议会在回答文部省《关于21世纪的大学与今后的改革对策》的咨询报告中指出，为了让社会更清楚地了解大学的活动状况，有必要专门设立评价机构，实施公开、透明的大学评价制度，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并于2000年4月将原来的学位授予机构改名为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该机构属于国立大学共同利用机构，是政府行政组织的一部分。2002年日本政府通过修改《学校改革法》，规定所有大学必须接受由政府认证的评价机构开展的评价，否则无权开展大学评价业务，即全国高校的质量评价工作均由政府认证的外部评价机构承担。与此同时，由于受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影响，2003年颁布了《独立行政法人——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法》。据此，2004年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从政府中独立出来，作为外部(第三者)评价机构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17) 2000年，俄联邦政府在《2000—2001年社会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计划》中拟定了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实名制国家财政券为依据向高校拨款这一新制度。2002年1月14日，俄联邦政府通过了《关于2002—2003年试点的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形式向某些高校拨款的决议》，标志着俄罗斯正式试点实名制国家财政券计划。在财证券计划中，政府不再按人头划拨财政经费，而根据进入学校的学生的分数给予不同的拨款，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通过政府来刺激大学提高质量吸引学生的作用。(18) 澳大利亚政府在1992年11月设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委员会，对质量保证问题提供建议，执行制度性质量保证政策和程序的独立审计，并向政府推荐颁授年度相关质量资金。1998年初，政府把质量改进纳入年度院校财政讨论，从1998年起，大学质量保证和改进计划是必需的，由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每年公布。同时要求所有三年资助院校向联邦政府提交制度性质量保证和改进计划，作为教育年鉴程序的一部分。2000年4月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证总署成立，由教育、职业、培训和青年事务行政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监控、审计和报告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19) 荷兰政府于1985发表白皮书《高等教育：自治与质量》，要求大学用质量换取自治权。
2004年，我国教育部建立了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咨询机构，实行以五年为周期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制度，评估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在实践中，使用了一套指标全面、要求具体的评估体系，涉及与大学教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几乎所有方面。评估专家的实地检查也深入到学校的每个角落、每个过程、每个细节。(20) 同时，一些非官方的大学排行榜也开始发挥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控作用。
五、结语
高等教育质量的话语权逐步从大学内部向外部转移，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质量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一方面，它的确促使各高等教育机构在质量监控及评估结果的重大影响下，更加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但另一方面，对高等教育质量话语权外移的忧虑也开始产生，一是源于对大学自治受到影响的担忧；二是对过分的市场导向结果的忧虑；三是当前政府及第三方机构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让学者们质疑外部干预的有效性。高等教育质量的话语权究竟应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质量话语权外移的情况下大学将会得到什么，又将失去什么，是一个值得探讨并有待用实践的结果加以检验的话题。
注释：
①约翰·布伦南.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一个关于高等院校评估和改革的国际性观点[M].陆爱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5.
②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01.
③褚宏启.走出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情怀[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29.
④褚宏启.走出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情怀[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26—327.
⑤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88—89.
⑥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42.
⑦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28—230.
⑧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385.
⑨约翰·布伦南.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一个关于高等院校评估和改革的国际性观点[M].陆爱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⑩邢克超.共性与个性——国际高等教育改革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4.
(11)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涂艳国，方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46—49.
(12)戴晓霞，莫家豪.高等教育市场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9—50.
(13)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42—543.
(14)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50.
(15)斯蒂芬·鲍尔.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M].王玉秋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5.
(16)斯蒂芬·鲍尔.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M].王玉秋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7—75.
(17)张玉琴，赵晓凤.日本大学质量保障新体系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05，(3)：80.
(18)刘淑华.实名制国家财政券：俄罗斯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可贵探索[J].比较教育研究，2005，(9)：41—42.
(19)李兵.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制综述[J].外国教育研究，2004，(1)：49—52.
(20)盛颂恩.对大学教育质量与教学评估的再认识[J].中国高等教育，2005，(2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