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文化的嬗变：路径、趋势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路径论文,启示论文,趋势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6-0159-12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析工具。作为客观政治系统在人们主观信念世界中的价值映射，政治文化既直观反映某一地区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政治性格，又同时呈现相应的客观政治结构①。其分析功能的“双效性”使其成为学者们时常垂青的分析工具。 本文聚焦于香港政治文化，循历史脉络对回归前后香港政治文化的嬗变做出系统梳理。政治文化研究对分析香港当前复杂的政治生态意义重要。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香港治理过程中公众的角色和地位，从而更好地理解香港政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于近些年频繁发生的香港政治与社会的各种热点事件，通过政治文化的视角去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破解各种迷思，通过事件及民意等表面现象，透视其更深层面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而从历史视角看待香港政治文化的嬗变，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 有关香港政治文化的研究多活跃于香港本土学者中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香港的社会学与政治学学者便开始尝试通过现代社会调查方法了解香港人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普遍形态，形成了香港研究中一系列具有奠基性的研究观察，如“功利家庭主义”②、“个体主义”③、“边界政治”④、“专注的旁观者”⑤等。对香港政治文化的研究一直持续到回归以后，研究形式则更加多样化与精细化。除了延续传统方式对港人政治参与模式和政治价值观做整体呈现之外，新的专题化研究课题也逐渐形成。其中，对重要政治参与行为(如“七一游行”⑥)或社会运动事件做专门研究⑦以及有关港人身份认同的讨论⑧，逐渐成为回归后与香港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出自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呈现香港政治文化在各个时期的独特特征以及贯穿前后的稳定要素。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香港政治文化研究做纵向梳理，总结香港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表现形态，呈现各个时期相应的政治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结构。 一、香港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 对政治文化的经典界定来自于阿尔蒙德与沃巴⑨。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成员对于客观“政治目标”的“政治取态”。“政治取态”有三个维度：包括“认知性”的，指民众对“政治目标”的认识与了解程度；“情感性”的，指民众对“政治目标”的直观喜恶之情；“评价性”的，指民众对“政治目标”的功能及表现的理性评价。那么何谓“政治目标”？两位学者认为，“政治目标”指一国具体的政治制度、构成这一政治制度的各个具体机构以及在这一政治制度下的民众的自我观。也就是说，所谓政治文化，是指在某个地区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民众对该地区的整体政治制度、具体政府机构以及个体在该制度下的角色与作用的认识、喜恶与评判。 那么，如何来确定“构成政治制度的各个具体政治机构”？阿尔蒙德与沃巴借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通过政治过程的“输入”和“输出”功能来划分不同的政府机构。“输入”指社会向政治系统表达与传送各种需求及其对不同政治力量的政治支持。社会需求经由政治系统内部的行政过程转变为相应的公共政策；而政治支持则经由政治系统内部的政治过程转变为具体的权力机构与行使权力的具体角色。政治系统完成这两项基本转变之后，将结果以公共政策的形式(包括公共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向社会“输出”。由此，“输入”与“输出”两项机制建立起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也“创制”了相应的政府机构与角色。在阿尔蒙德与沃巴看来，负责“输入”机制的主要机构有政党、利益集团和传播媒介；而涉及“输出”机制的主要机构包括官僚与法院系统。因此，政治文化既体现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一般性评价，同时也包括他们对构成政治制度的具体政治过程，即“输入”与“输出”过程、过程中的具体制度载体及其运作表现的认识、喜恶与评价。 根据这种定义，阿尔蒙德与沃巴总结了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地域型”的政治文化，存在于疏离的政治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结构下，民众对各种类型的“政治目标”(包括抽象的与具体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制度之下个体的角色)均缺乏基本认识与判断。“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存在于政治系统对社会系统自上而下的控制结构之下，民众对“政治目标”的认知、偏好与评价主要集中在政治系统的“输出”端及其表现。政治系统通过“政绩”建立与维系其合法性，而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知与态度也主要基于政治系统的政绩表现；对政治系统“输入”机制以及政治系统中个体角色与地位的认识都比较模糊。“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则存在于由社会系统自下而上主动推动的政治—社会互嵌互动的关系结构下，民众不再仅仅关注政治系统的“输出”，而对其“输入”机制以及民众个体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与作用都有了积极的认知、理解与评价；这样的政治取向又进一步促使民众主动积极地投身政治过程，以掌握“输入”程序与实质，保证“输出”质量与效果。民众的政治参与因此更加积极。 阿尔蒙德与沃巴对政治文化所做的这一界定对分析香港的政治文化及其变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殖民地时期到特区政府时期，香港的政治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政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也经历多次变化。在香港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将香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阶段，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系统高度疏离，甚少互动。民众普遍缺乏对个体以及政治系统的认知、偏好与判断，基本体现“地域型”政治文化。到70年代，本土公民社会初现雏形，政治—社会系统的边界逐渐被打破，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知、评价与期待有所提高，但主要集中于其“输出”机制；相应地，港英政府维系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构建“政绩”合法性而非通过建立民主程序。因此，这个阶段的政治文化从“地域型”转向“依附型”。 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终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这个阶段常被学者称为“过渡期”、“转型期”或“去殖化”时期。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港英政府为在香港实现“光荣撤退”而主动进行一系列激进的民主政制改革。这些改革形成强大政治动员力，促使本土社会迅速政治化。民选程序的部分建立让民众对政治系统“输入”机制的认识、兴趣以及参与度都迅速提高。政治文化虽总体维持“依附型”，但其重心开始转向政治系统的“输入”机制。公民个体的公民意识、政治效能感以及政治参与都有所提高。 第三阶段是九七回归以后的特区政府时期。经历“过渡期”的快速政治化，回归后的香港政治文化在整体上向“参与型文化”发展。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整体认识、对政治系统中涉及“输入”、“输出”机制的具体政府机构与政府角色以及个体在政治系统的角色与地位，都有了更加丰满的认识、更强烈的情感偏好以及更理性的评价。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普遍提高。 随着政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由最初的彼此疏离、边界明确到后来的边界被打破并频繁互动，香港的政治文化也经历从“地域型”转向基于政治系统“输出”机制的“依附型”，又转向兼顾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机制的“参与型”。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双方关系结构以及与此关联的政治文化都在延续和传承的基础上产生着新的变化。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在阿尔蒙德与沃巴的政治文化框架下，梳理香港在三个历史阶段中政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 二、“地域”文化与基于“输出”机制的“依附”文化 在殖民地时期的前一百多年时间中，香港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政治”、“没有社会”的地区。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之间边界清晰，几乎互不干预⑩。一方面，对于英国而言，香港仅是其进行对华贸易、获取经济利益的转口港(11)。英国只希望通过最小投入维系香港稳定以便于其专心于经贸获利，并无心治理香港，对当地华人社会也甚少过问。另一方面，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被称为“难民”社会，当地人口中的大多数是从大陆和其他地区主动迁徙过来谋生的华人(12)。这些华人视香港为“借来的地方”或他们生活的“救生艇”(13)。为了谋生，他们多安于本分，不敢造次，因担心被港英政府驱逐而主动远离殖民地政治系统。政治与社会系统的相互远离造就了两者之间“低度整合”的结构特征(14)。政府只通过“行政吸纳”，即任命少数商界精英进入行政局与立法局参与公共决策的有限接触方式来联系社会，维系稳定(15)。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强力压制”而非民主协商是港英政府采取的主要策略。 这样的政治社会系统关系造就了殖民地时期香港特有的“功利家庭主义”政治文化：港人既是功利务实的，仅关注物质利益；又是个体为先的，只关注个体及家庭利益，缺乏“社群”意识与公共情怀(16)。与这两个特征紧密相连的是港人对政治活动的冷淡反应。大部分港人对政治既无兴趣又觉“无力”。其“难民心理”又让他们天生惧怕政治，主动远离政治(17)；而港英政府的疏离式管治又事实上封闭了华人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 刘兆佳对殖民地时期香港政治文化的这一经典论述得到了同行研究的佐证。如成名认为，80年代之前的香港人重视三大价值，分别为“稳定”、“物质或经济利益”以及“公民自由”(18)。“稳定”同时也是港人评价港英政府合法性的核心标准之一。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六成港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稳定，而非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公平(19)。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发现，有超八成的受访港人将公民自由列为其最珍视的价值(20)。港人的这些价值偏好直接影响他们对政府合法性的定义与判断。对于香港人而言，只要政府能够进行良好治理，保证社会的“稳定”、“繁荣”与“自由”，那么无论其通过何种方式组织(即使是专权的港英政府)都可接受。港人对政府合法性的这些评价同样也反映其理性务实、物质为先以及个体中心的文化特征。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呈现出殖民地时期香港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态。根据阿尔蒙德与沃巴对政治文化的经典定义，将政治文化理解为特定时期内一国国民对政治系统、政治过程以及个体的认知、情感与评价取态，那么殖民地时期香港的政治文化大致体现以下特征。 其一，殖民地时期特定的政治社会系统的关系结构使港人对政治系统及其输入、输出过程缺乏兴趣与深刻的认识，也难对港英政府产生亲密的情感维系与依赖；然而在评价方面，殖民地时期尤其是二战后香港的“稳定”与“经济腾飞”让港英政府在民众中间获得一定的认受性。对于当时的港人而言，一个好的政治系统并不必要通过民主的程序组织与运作，而只要保证其治理结果能够为社会带来“稳定”、“繁荣”与“自由”。 其二，就对个体的认识而言，港人多以个体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视角来定位自我，他们普遍缺乏对政治的兴趣及“政治效能感”；认为个体存在的要义在于实现个体及家庭的物质宽裕，公共的、政治的事务非个体所应关心之事。 其三，就对个体与政治系统间关系而言，港人普遍认为两者应保持适度疏离，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任何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干预，若非为避免基本社会秩序之紊乱则均不必要。 由此看来，殖民地时期香港的政治文化确实与当时“低度整合”的政治与社会系统关系紧密关联。有学者认为正是这样的政治文化保证了香港在二战后的稳定与发展(21)。从香港此后的发展来看，虽然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经历巨大变化，然而“物质主义”、“个体主义”、“政治冷漠”以及重“稳定自由”等本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元素并未因此而经历结构性的变动。但不同时期下新的文化因素也依次显现，逐步引导着整体政治文化的嬗变。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学界普遍以1980年作为分界线将香港殖民地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两阶段间政治与社会系统间关系的转变实际从20世纪70年代或更早的60年代中后期便已开始。转变的动量主要来源于香港本土社会自下而上的行动。转变之所以在这个阶段发生，与这个时期香港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第一代在香港土生土长且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的香港人在这十年间陆续进入青年时代。相对于上两代香港人，70年代的香港青年具备明显的本土身份意识，对港英政府的统治不再不闻不问。他们开始组织压力团体，发起社会运动，向港英政府表达不满与诉求。“保卫钓鱼岛运动”、争取中文为法定语言的运动、“反贪污、抓葛柏”运动等都在华人社会激起了不小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社会与政治动员效果。70年代因此被学者认为是香港本土公民社会形成的时期(22)。 面对来自公民社会的压力，港英政府不得不调整其管治策略，加强与本土社会的联系与沟通，并试图培养港人对港英政府的认同感。在70年代，政府推出多项改革措施，包括成立廉政公署治理腐败问题(23)，在基层社区建立居民互助委员会，建立各级公共咨询机构联络民众，开放部分政治参与渠道，建立公共房屋制度等。港英政府希望通过这些行政手段吸纳本土社会的诉求，稳固其对香港的政治控制。当然这些开放政治机会的改革措施在客观上也的确活跃了香港华人社会的政治参与，尤其是社区基层层面的政治参与(24)。 不少学者认为港英政府在70年代的“善政”是因本土社会运动施压所致，但也有学者通过对英国解密档案的分析发现，港英政府之所以如此突然且急切地打造亲民高效的“好”政府形象，是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谈判中增加其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试图延长其对香港的殖民统治(25)。但无论是显性的自下而上的压力还是隐性的自上而下的企图，20世纪70年代都的确是香港政治与社会系统间关系的转折期。从那时开始，政治与社会系统的“边界”开始模糊，互不干预的格局逐渐打破。 三、基于“输入”机制的“依附型”文化的生成 1979年，邓小平对来京拜访的时任港督麦理浩表示了中国将如期收回香港的决定。此后，港英政府便开始在香港进行快速且密集的政治制度改革(26)。英国人计划利用回归之前的时间，在香港的政治系统中建立起“民选”机制，以此钳制中国并实现其在香港的“辉煌退场”(27)。港英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根本性地重塑了香港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系统关系，“低度整合”的结构被彻底打破。政治与社会系统关系中的两个变化尤其重要。 其一，公民社会愈发活跃，并催生以本土政党为主体的、独立的政治社会。港英政府的政制改革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机会结构。80年代中，各类政治团体纷纷成立，试图向港英政府施压并迫其加快政制改革的进程(28)。1986年，包括主要参政团体、公民社会组织及基层邻里组织等在内的96个民间团体组成“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会”)，共同发起一系列社会运动，要求港英政府于1988年的立法局选举中引入直选机制(29)。这场运动为本土公民社会组织争取了动员大众与相互合作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成功塑造了多位民主派政治明星。在此之后，公民社会与草根政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30)，各类政治团体迅速政党化。1990年，香港首个本土政党“香港民主同盟”(简称“港同盟”)成立(31)。此党以推进议会全面民主为目标，并在后来发展成为民主派最大党“民主党”。“港同盟”成立不久便参与香港历史上的首次立法局直接选举，并获得很好成绩(32)。此后，为了在议会中抗衡民主派力量，本土建制派力量也酝酿组党。1991年，立法局部分委任议员和工商界议员成立“启联资源中心”，试图应对民主派进入议会后的挑战。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香港推出一系列激进的民主政制改革措施，进一步催化了香港本土公民社会与政党政治的发展。1993年，“启联资源中心”改组为“自由党”，从此成为本土政党体系中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主要政党。1992年，本地左派组织，包括左派工会和地区左派组织骨干成员，组成“民主建港联盟”(简称“民建联”)，民建联后来发展成为香港本土政党体系中党员最多、资源最丰富、实力最强的政党之一。1994年，亲政府的商界人士组成“香港协进联盟”(简称“港进联”)，港进联于1997年吞并自民联，成为香港除自由党以外又一个代表商界利益的政党(33)。有学者认为，1991至1997年间是香港政党政治发展最劲的几个年头(34)。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至回归之前，独立的本土政治社会成型(35)。 其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公民社会团体开始与本土政党分道扬镳，导致香港形成特有的“缺乏桩脚”的政党体系以及“独立行事”的公民社会。80年代，公民社会中的活跃力量多通过组织化与制度化的渠道行动，其中的一部分逐渐向政党方向发展。然而从90年代开始，公民社会却与从中发展而来的政党力量出现裂隙。自发性的、直接行动式的、远离主流政治力量的“新型”社会运动出现(36)。这些“新型”社会运动多以“议题”为导向(37)，关注草根阶层利益。由于议题的多变性与广泛性，它们逐渐与稳固于中产阶层利益的政党产生隔阂与分歧，并最终分道扬镳。公民社会组织缺乏对政党的信任，对其保持敬而远之的谨慎态度。两个部分以完全不同的逻辑行动，基本上相互独立运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今。 无论公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关系如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港英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的确活跃了本土社会的政治参与。香港2002年“社会发展调查指数”(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2002)对1986年至2000年香港整体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调查发现，总体来说，香港社会在这14年间，民众政治参与表现比以前活跃(38)，公民社会的力量也有显著的提高(39)。随着政治参与的提高，香港的政治文化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港人在实际行为维度依然延续低度参与，但在认知维度的参与水平有所提高。刘兆佳和关信基于1993年所做的调查发现，虽然整体而言香港人依然是政治冷漠且消极参与的，然而在一些具体的维度上，如对政治现象的兴趣、对政治信息的获取等方面却都发生了不可小觑的变化(40)。学者使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专注的旁观者”(attentive spectators)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人。所谓“专注”，指香港人非常关注各类政治新闻及政治信息，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兴趣，并具备较强的掌握政治信息的能力；因此在认知维度上，香港人是高度参与的。然而，这种“参与”也仅限于认知维度，在行为层面，港人却极少发生实际的政治参与行为。在研究者列出的17项政治参与方式中，超过九成受访者表示在过去3年从未进行过任何类型的政治参与(41)。因此，港人虽“关注”政治，但仅仅是旁观者，而非行动者。之所以出现“认知参与”的活跃，在研究者看来，主要是因为香港高度发达的传媒环境为民众获取各类政治信息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很多情况下，无处不在的电视与报刊传媒让民众不得不接触各类政治信息。因此，港人在认知维度上的高度介入，很大可能并非其主观主动所致，而是客观环境使然。在实际行为层面，港人依然低度参与，政治冷漠的文化特性并未改变。 其次，港人逐渐形成“片面民主观”(42)。这种“片面民主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港人开始对“民主”形成概念，但其理解却与“民主”的普遍涵义有明显偏差。一方面，当被泛泛地问及是否支持“民主”时，市民多表支持；然而，当被问及何谓“民主”时，大部分市民表示一个“民主”的政府即一个“愿意听取民意”的政府，而非西方经验的“民选”政府。换言之，只要政府积极、有效、持续地咨询民意，它就是民主的、好的政府；民选与否，并不必须。第二，港人对“民主”的态度体现明显的工具理性。当被问及“民主”可为社会及个体带来何种好处的时候，大部分港人表示“民主”可保证个体自由及家庭福祉。换言之，人们之所以支持“民主”，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可让政府更高效及更多回应民意，从而保证和改善个体及家庭的实际利益，甚至整个社会的繁荣与稳定。第三，港人对“民主”的理解与态度进而呈现香港政治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与“父权主义”特征。“精英主义”体现在民众相信政府应由精英组成，在港人看来，精英具备实现良好治理的责任和能力，是可信赖的群体。“父权主义”则体现在民众期待并相信政府会像一位仁慈且负责的父亲那样照顾其辖下的子民。“精英主义”与“父权主义”紧密关联，两者均体现民众主动疏离政治的心态，他们并不认为普通民众是政治生活的主体，政治乃是精英之事；同时，他们主动消解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动机和必要性，认为政府总是能像父亲一般体恤民情、回应民意、照顾民利。这些发现从另一角度进一步刻画了港人政治冷漠的文化特征。 从这些“新”特征不难看出，实际上，整体而言，香港政治文化中的“政治冷漠”、“个体主义”及“功利物质主义”等主流特征并未改变。90年代的另一项调查也发现，绝大多数港人依然从未通过任何方式参与过政治，而作为参与人数最多的选举与游行示威两种方式，也分别仅有约半数及不足两成港人参与过(43)。 对港人政治参与行为的其他研究也发现，即使港人参与政治，其动机与方式也呈现“功利物质主义”及“个体主义”等特征。如一项对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地区的比较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两个地区，香港的政治参与多以个人为载体，甚少通过组织的或制度的方式进行；港人普遍缺乏或主动抗拒组织与社团联系(44)。促使港人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依然是“个体”及“物质”导向的。港人多围绕一些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非常具体的民生议题，如住房问题进行政治参与，而个体政治效能感的提高也是促使其参与政治的重要因素。这两项却都带有强烈的个体主义色彩。 四、从“依附型”向“参与型”转变 九七回归让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系统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港人不再是殖民地统治之下的“寄居者”，而成为中央“港人治港”方针下真正的以及唯一的主体。回归后香港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对政治与社会系统关系以及政治文化也产生深远影响。 回归后的香港进入后工业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开始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陆续迁至大陆地区。到回归时，香港的产业结构已高度单一化，服务业几乎占据本土产业的所有空间。而服务业内部在用人门槛及收入方面的高度两极分化，导致最底层阶层及青年人阶层的机会及收入骤减。整体经济发展变缓以及就业市场的单一及饱和，不仅让有效就业机会减少，同时也极大地缩窄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贫富悬殊加剧，底层民众生活困难(45)。人们对资本及管治的质疑与不满也因此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依然延续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哲学，市场化与私有化的步伐有增无减。为了降低行政成本，政府开始对核心公共服务以及部分公共设施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一举措引起了中下阶层市民的不满与反对，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保障基层民生、抗议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运动(46)。本土公民社会逐渐分化出一派以维护草根民生利益为主的全新的政治力量，他们后来成为本土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抗拒逐渐凸显。这与回归前的全面支持完全不同。港人对政府新自由主义治理哲学的质疑逐渐发展成为对政商关系的批判。多项调查均显示，当被问及政商关系时，大部分港人认为香港的政商关系过于密切，商人阶层极大地影响着甚至把持着政府的公共决策过程(47)。2005年，世贸组织在港召开会议，招来了国际反全球化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连续多日在香港开展抵抗全球化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让不少香港人重新思考香港“深度”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也带出了一批后来主导香港“新社会运动”的青年社运群体。 在这些新的结构环境下，港人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也发生微妙变化。 首先，港人政治参与水平与殖民地时期相比显著提高。从2003年开始，由普通市民在一些重要纪念日(如“七一”回归纪念日、元旦等)自发组织并参与的“游行”逐渐成为市民理性表达诉求的常规性政治参与方式(48)。港人的“游行”文化具备两个突出特征。其一，其方式“温和”且“理性”，参与游行的市民均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有学者因此称回归后的“游行”为“礼貌政治”，意指港人在政治表达过程中表现出理性克制的个性：他们自觉避免冲突的产生，自觉遵守社会纪律，自觉维护有序的社会秩序(49)。港人的“温和理性”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佐证。1999年的一项针对青年人政治态度的研究就发现，青年港人在政治取态上保守温和，他们抗拒激烈的、对抗性的政治参与方式，追求稳定，反对冲突；他们主张通过主流政治渠道(如投票)进行政治参与，而不主张通过“游行抗议”的方式表达诉求，哪怕它是“和平”的(50)。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政治文化中的“稳定”情节以及港人“保守理性”个性的延续。其二，港人对“游行”的参与依然体现鲜明“个体主义”，缺乏组织与社团联系。陈韬文与李立峰对香港“游行”政治的研究发现，参与“游行”的市民多为单独或与亲朋好友一起前往游行，他们很少经由公民社会组织或其他政治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参与“游行”(51)。这种参与方式与回归前的情况相似。 那么，市民为何参与“游行”？相关研究认为“相对剥夺感”理论最能解释港人上街游行的原因。数据调查显示，市民参与游行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当前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对政府管治质量存在不满。也就是说，由于香港政府管治不力，导致香港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滑，造成个体及家庭的情况也因此变得更糟糕，这些客观情况让港人产生所谓的“相对剥夺感”与怨恨情绪，由此选择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并向政府表达改善管治的诉求(52)。也就是说，港人参与游行的最原初动机更多来源于其个体或家庭的实际经济利益的损失，而非对民主价值的真实追求或对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有意践行。在此方面，香港政治文化中的经济理性再次凸显。 其次，回归后香港政治文化中的另一个(或许为更重要的)因素体现在港人“本土身份”的形成，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本土运动”。回归与“港人治港”的治港思路增强了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主体意识。学者对回归后港人政治价值的研究发现，回归后的香港人，尤其是青年港人开始显著地关注“后物质主义”政治价值；环保、身份、文化等也逐渐形成议题进入本土政治场域。本土身份的形成在本土社会运动中也有清晰呈现。从2003年开始，以青年人为核心，围绕旧建筑、老街区的保护的“本土运动”兴起。这些运动以新的参与者、新的价值、新的行动方式迅速为港人所知，并被本土学者称为香港的“新社会运动”(53)。“本土运动”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一个清晰独立的香港“本土身份”的形成(54)，青年人所要保护的并非历史古迹而已，更包括建筑背后的集体记忆(55)。因“本土身份”而强化的港人的政治主体性也促使其更谨慎地审视香港当前的政治与社会安排，更积极地思考香港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以及如何实现理想社会。这些自省式的主动思考于是促使香港人更积极地参与政治。 五、讨论与结论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从殖民地时期到特区政府时期，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系统关系经历了数次大的变迁(如图1所示)：从殖民地早期的“低度整合”，到“过渡时期”政治与社会系统的“边界政治”的打破，再到“特区政府时期”政治与社会系统的深度互嵌与频繁互动。每一次变化都进一步拉近本土政治与社会系统，两系统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机制亦发展得更加复杂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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