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兼论战国时期的史学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帛书论文,马王堆论文,汉墓论文,左传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9)4-0010-08
《春秋事语》(以下或简称《事语》)系长沙马王堆帛书之一部分，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若干史事及评论。据专家考证，其编成的年代为秦汉之际①。自1977年正式刊布后，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春秋事语》记事多能与《左传》相对证，故学者们将《事语》与《左传》比较，考证《左传》的流传，阐述《左传》的编写特点等等，釐清了许多问题，对于了解《事语》的性质、《左传》的编写情况等很有助益②。
就《事语》与《左传》的比较而言，仍有可申论之处，如《事语》对于《左传》史实的补充，《事语》与《左传》的记事特点、旨趣，其所反映出的编撰观念等等。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私人编撰流行，对于前代历史的记述、编纂也达到高潮。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如《尚书》《春秋》等已流传于世。而就出土文献来看，包括《事语》在内的一批春秋战国故事也广为流传，如上海博物馆楚竹书中记载的关于楚昭王毁室、柬大王大旱、伍子胥等史实，说明此一时期是历史编纂相对集中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编撰者编纂史书时的历史观念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即编者采用何种观念解说、解释、考察史实。探讨这一观念，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古代史学观念的形成、发展，以及史学观念与社会主流思想之间的关联。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对史学编撰影响深刻，入汉以来，儒家思想尤其成为史学编撰中的主导思想。然而，在儒家思想成为史学主导观念之前，史学编纂体现出怎样的价值观念，值得深入探讨。《春秋事语》的编成年代在秦汉之际，且其中多有评论之语，十分有利于考察那一时期编撰者的观念。本文主要藉《春秋事语》与《左传》的比较，阐述《事语》与《左传》在史实方面的互补，《事语》与《左传》的记事特点，以及两者所反映出的不同的历史编纂观念。
《春秋事语》共16章，每章篇幅简短，记事简略。16章中除第二章“燕大夫章”不见于《左传》外，其余15章均可与《左传》相互对证。关于《事语》可补《左传》史实之处，《事语》整理者及研究者都做了极其细致的工作③。此处可再补充一例。
《事语》第12章为《长万章》，记述的是宋国长万弑杀宋闵公事，记事部分寥寥数十字：
长万，宋之苐士也，君使为□(右)。及鲁宋战，长『万』□止焉。君使人请之，来而戏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之囚也，吾不敬子矣。”长万病之，因田……。
“苐”，帛书原注谓“疑与夷字通，夷士是平常的士。《谷梁传》说：‘宋万，宋之卑者也’”④。以“苐”与“夷”字相通而释，似有未洽。此字从弟之省，从弟得音，可读若《说文》“弟部”的“
”。“”有长兄之意，段玉裁说“昆弟字当作此。昆行而废矣”⑤。依此，则帛书的苐字有长、大之意，非为卑也。据文献所载，宋万实以勇力著称，《公羊传》说他“搏闵公，绝其脰。仇牧闻君弑，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臂摋仇牧。碎其首，齿著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⑥。宋万长大勇武，弑君逃陈被遣返治罪时，“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捆裹他的犀革都差一点被挣破，可见其力气之大。帛书“宋之苐士”，犹言宋国的勇士。帛书“君使为□”，所缺一字，可补为“右”字，指戎右。春秋时期主将在战车上居中，常以勇武之士为戎右，是车战时主掌拼搏的斗士。宋万勇武长大，故而又称为“长万”，以之为戎右，并且在他被俘之后还派使臣到鲁国专请释放归宋，都说明了宋君对他的器重。这种勇士当非平常之士，所以帛书“苐”字不当读若夷，释为平常，而可读若，释为勇武长大。“君使为”后所缺一字可拟补“右”字。如此语意可通畅。
帛书《长万章》字数不多，却包含三件相关之事：一，长万为宋士而在宋鲁之战中为鲁人生擒；二，宋闵公请求鲁人释长万，长万归来，闵公却以其曾为阶下囚而加以羞辱讥讽。长万深以为病，由此萌生为害闵公之心；三，闵公与长万田猎。此后由于帛书文字缺失，不知详细，应当是记长万在田猎中弑杀宋闵公的经过。
此事在《左传》中记载也十分简略，庄公11年载：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颛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庄公12年：十二年秋，宋万弑闵公于蒙泽。靳，杜注：“戏而相愧。”正与《事语》所记“戏之”相合。比较《左传》与《事语》，可见两者所记各有侧重。《左传》特别突出在鲁宋战役中，善射的鲁庄公以金仆姑射中长万，而骁勇的颛孙擒拿长万。长万释归宋国后，宋闵公不敬长万，长万以此为耻，萌生歹意。此部分与《事语》所记相同。但是，《左传》记述了来年长万弑闵公于蒙泽，即闵公蒙难的具体地点。《事语》则由于文字缺失，不知是否记载此事。关于蒙泽，贾逵注为“宋泽名”，杜预注为宋地。而无论是《左传》或贾、杜之注，都未能解释宋闵公为何至于蒙泽。《事语》虽未见记载闵公至蒙泽，但记述了闵公与长万田猎之事。结合《事语》与《左传》，可以推知闵公至蒙泽，田猎之故。
《史记·宋世家》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此事：
十年夏，宋伐鲁，战于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年秋，湣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⑦，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鲁虏也。”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湣公于蒙泽。
司马迁所记与《左传》《事语》有所差异。《事语》整理者已指出，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闵公羞辱长万之事发生在长万归宋后，抑或发生于闵公、长万田猎当时。但关于闵公田猎且遇弑于蒙泽之事，显然，司马迁不仅只参考了《左传》记述，并且另有来源。这个来源，很有可能就是《事语》一类的流传在秦汉之际的历史文献。帛书《春秋事语·长万》章所说“长万病之，因田……”，分析其意，当是指长万嫉恨宋君的轻蔑言辞，遂因田猎而杀闵公。可以推测，司马迁是综合了《左传》及其他史料来源，从而完整地记叙了闵公因田猎至于蒙泽而遇难于此。这是《事语》可补充于《左传》史实之处。
因而，《春秋事语》记事虽简，但在某些方面却可以补充《左传》之不足，有利于对整体事件的细节有更多地了解。此外，对比《左传》与《事语》所记，也可见两者的记事旨趣完全不同。
例如，《事语》第六章为“伯有章”，此章记载了郑国子产执政前贵族伯有刚愎自用、公孙黑不欲相让，两人相互争斗而导致郑乱的一段史实：
□□伯有，……是杀我也。遂弗听。伯有亦弗芒。自归其□，□有闭室，悬钟而长饮酒。
帛书文字“芒”，整理者读为“
”，以《说文》“抚也”为释，意谓公孙黑被激怒，但伯有不加安抚。又一释以“芒”与“茫”通，《方言》“茫”，“遽也”，意谓伯有不慌不忙，不加设防。
相关记载见于《左传》襄公29年、30年。襄公29年，吴国公子季札在鲁观乐后，“聘于郑，见子产。……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季札预测郑国执政(实际指伯有)将罹难，而天将降任于子产，使掌郑国政。
关于伯有与公孙黑交恶，《左传》同年记载：
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伯有将强使之。子皙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郑大夫盟于伯有氏。
伯有强行派其家族世为行人的公孙黑(子皙)使楚，公孙黑心有不满，将伐伯有。其基本意义与《事语》所记一致，不过《左传》更记述了事件的背景以及伯有与郑大夫盟。关于此盟，《左传》特别记录了时人对于盟誓的评述，例如善于草创的郑国大夫裨谌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必三年而后能纾。”他评论此为祸乱之盟，将殃及郑国政坛。在问及“政之焉往？”即祸乱之后，孰将执政时，裨谌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举不逾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又除之，夺伯有魄。子西即世，将焉辟之？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乃犹可以戾。”他以天命立论，预言子产将出，郑国祸乱将有平复。
《左传》襄公30年继续记载此事：
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既而朝，则又将使子皙如楚。归而饮酒。庚子，子皙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后知之，遂奔许。……伯有死于羊肆。
这里记述伯有“其悬钟而饮酒于闭室”，不与朝政，既朝而又强使公孙黑如楚，与《事语》所记基本相同。
就整体事件的记述而言，显然《左传》为详。其不但描述了伯有贪愎而多欲，日夜饮酒，不闻政事，而公孙黑又好在人上，二人矛盾不可调和，又记述了郑国大夫之惶惑状况。除此而外，不难发现，《左传》记载伯有与公孙黑之争时，另有一非常明确的线索，即子产甚得名誉而执郑国政。进一步而言，《左传》记述公孙黑与伯有争政事实上是子产执政郑国的背景，是为子产执政郑国所做的必要铺垫。从襄公29年吴季札聘郑时所做的预言，到伯有、公孙黑交恶，郑大夫盟，裨谌再次预言郑国政将归子产。及至公孙黑伐伯有，郑大夫谋聚，或谓子产当就直助强，但子产不预谋，并敛伯有及死者而殡之。最终公孙黑与伯有两败俱伤，同年，郑子皮授子产政。全部叙述中，子产虽不是事件的主角，也未预于其中，但这条“暗线”却十分明晰，子产是不“在场”的在场，是《左传》记述此事件中至为重要的人物。而《事语》虽然也提到子产最终执政，但显然其记述此事的目的不是为子产执政进行铺垫。
因此，《春秋事语》与《左传》记载相关史实虽然基本相同，但其旨趣明显存在差异。《事语》所记史实主要用于评论，其根本目的是就事论事，总结得失。而《左传》记事，注重背景，多条线索并进，而所有线索事实上又围绕根本主题展开，予人以层层铺垫而又最终水到渠成之感。
《春秋事语》的突出特点是每章必记言论，寓理于史。这些言论，既有某人的观点，更有一些评论，专家早已指出，《事语》的特点是重语而不重事，且其评论皆不见于《左传》，有其独到价值。《事语》中的评论并不复杂精深，甚至前辈专家推测其编者“大概是个头脑冬烘的教书先生”⑧。即便如此，考察其中的论说，仍可以感受到评论者解释历史事件的态度以及所引申出的价值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事语》16章中，其第5、6、11、12、15章中的议论并非时人之议论，而是出自后人。以逻辑而言，时人尤其是当事人的评论，对于记述史实特别是突出历史事件的真实感，更为重要。如《左传》中虽有不少属于事后评论的“君子曰”，但更多的是记录时人的评论。而《春秋事语》却偏偏选择了后人之议论，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这些评论，与《左传》中相关评论完全不同。这或许表明，在历史事件之后，社会中存在着种种议论，而编纂者从诸多评论中选择自己所需编撰成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编撰者所选择的评论显现出一定的个人偏好，显示出他对此类评论的认同，实际也反映出他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思考，以及期待总结出的经验或教训。考察《事语》及其中的一些评论，可见《春秋事语》与《左传》评判史实的角度并不相同，其所展示的价值观念也存在明显差异。
《春秋事语》后人所评论的五章中，第5章评论内容比较单薄，因此，以下主要就第6、11、12、15章中的评论予以分析，阐述作者编纂史实时所展现的历史观。
《事语》第6章为伯有章，此章闵子辛评论伯有之事谓：
『伯』有必及矣。吾闻之，□□事君无罪，礼下无怨，议贤让能，同位之人弗与□，□德守也。其次明备以候敌，□□□有怨而使公子往，是以同位之人鲜(解)邦恶也。□矰□□□□也。令有不行而□□咎君……悬钟而长饮酒，是怒其心而耤之间，非□也。三者皆失而弗知畏，……『伯』有，而使『子』产相。
此议论之主题为如何处理与君、臣下以及同辈之间的关系。按议论者所示，最高明者，即所谓的“德守也”，以德事君即不会获罪，以礼对待下属即不会遭遇怨恨。论议贤者而推举之，则同位之人不起争斗。其次是做好准备以设防敌人，若同位之人发生嫌隙，即遣公子以示信义，则同位之人不会争斗以给邦国带来不利。而伯有之行为却非如此，政令不行则埋怨君主，(对敌不设防)而悬钟饮酒，是增怒敌人之心并使他有机可乘。三种关系伯有都没有处理好，却又不知畏惧，是以伯有最终败亡。从“伯有章”来看，论者是从为政的角度讨论如何处理各种政治关系，如何趋利避害。其特别突出的是如何防止罪、怨的发生。
《事语》第11章为“鲁桓公少”章，此章记载鲁隐公摄政之时，公子翬(羽父)⑨调唆隐公杀年幼的桓公以代政。隐公没有采纳公子翬的建议，却也没有对他警惕。公子翬因害怕事情败露，挑动桓公杀害隐公(10)。《事语》此章载有闵子辛的评论，其曰：
□□隐公。夫奉孤以君令者，百图之召也。长将畏其威，次职其□。其□有……夫奉孤者口素以暴忠□伐以□□□惧□□□□有奸心而□□□□正也害君耳闻□□心不怒口志也。事□□□疾□□□而素不匡，非备也。□□□之，其能久作人命，卒必诈之。
此处帛书残缺过甚，难究其详。其大意是说，隐公奉孤以立，原本具有威权。他人有奸残之心，而隐公素不加以约束，未为备患，致患难终于发生。推其意，仍然是对君主与臣下关系所作的经验性总结。《春秋繁露》中亦有对于鲁隐公的评论，其曰：“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是也。”(11)是说隐公虽摄政，但却并未听从公子翬之计谋害年幼的桓公，虽身陷囹圄，但最终成就道义。其论说基础为道德原则，其出于儒家思想的评判标准十分明显。与《事语》所宣扬的君主设防臣下而时刻驾驭之的观念截然不同。
《事语》第12章为长万章，此章的议论为：
夫君者臣之所为容也。朝夕自孱，日以有幾也。是故君人者，刑之所不及，弗昔(措)于心；『伐之』所未加，弗见于色；故刑伐已加而乱心不生。今罪而弗诛，耻而近之，是绝其幾而臽(陷)之深。□□□何□丘之闻之也(12)。……于君，君鲜不害矣。
“孱”，指仁谨貌；幾，《说文》“微也，殆也。”其基本意义为丝而兵守，传递出危殆之征。丝，《说文》：“微也。”《玉篇》：“幾者，事之先见者也。”即事之兆端。幾所表达的意义是事物在初始阶段，即对此表示出谨慎、严防态度。由事物之征兆，“幾”又引申出“察”之义，即观察事物之兆端。措，《说文》“置也”。其评论之大意为：为君者，是被臣下所容纳者。(为臣者)朝夕自谨慎，每时每刻都有所表征。因此君人者，对于应当施以刑而不刑的人，不要与之来往过于密切而将其置于心中；应当惩罚的人却未加惩罚，君主不应当对其喜怒行于色。君主应对臣下威慑以刑罚而防止他生出为乱之心。如今长万战败有罪，君主却没有杀他，以他受虏为耻却依然接近他，这是斩绝了观察他征兆的机会而使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宋君很难摆脱厄运。
此处评论主要讲述君臣关系，其着重点在于君主对臣下要震慑以使其畏惧，观察其兆端而防微杜渐。否则，君主不能与臣下过从甚密。饶有趣味的是，《春秋繁露》中亦有对宋闵公—长万之事进行评论，其曰：“宋闵公矜妇人而心妒，与大夫万博，万誉鲁庄公曰：‘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闵公妒其言，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侯之美恶乎至。’万怒，搏闵公，绝豆，此以与臣博之过也。古者，人君立于阴，大夫立于阳，所以别位，明贵贱，今与臣相对而博，置妇人在侧，此君臣无别也，故使万称他国，卑闵公之意，闵公借万，而身与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妇人之房，俱而矜妇人，独得杀死之道也。春秋传曰：‘大夫不适君’远此逼也。”(13)《春秋繁露》中宋闵公故事与《公羊传》中所记相同(14)。其评论亦从君臣关系着眼，但显然《春秋繁露》主要是从儒家“君君臣臣”的角度立论，其所着意的是别亲疏、明贵贱，上不凌下，小不加大这一传统的儒家思想主题，其与《事语》的评论主旨有着不小的差距。
由《事语》长万弑君的评析中，亦可看出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社会观念变化的一个方面。《春秋》《左传》述其事，特别强调一个“弑”字，以弑君为大逆不道之举。《公羊》、《谷梁》亦从“宋万弑其君”的角度立说，对其事予以严厉谴责，说明春秋时期和汉代皆持尊君之论，以为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而《春秋事语》之论说则强调君主的御臣之术，主张君主应当掌握先兆和机遇，不动声色以驾驭臣下，其立论出发点完全不同。其所以如此，在于春秋时期宗法观念仍然浓厚，君臣之序不容有变，因此人们强调尊君而斥责弑上。战国时期君臣易位之事多有发生，人们见怪不怪，转而在君臣关系的处理方法上做文章，讲求君主如何驾驭臣下，特别是法家极其讲究君主驭臣之术。在此种风气之下，《春秋事语·长万章》亦不再从尊君的角度立说，取而代之以从君主的失策、失控方面讨论问题，主张君主要牢固监测臣下之“几”，把握对于臣下的刑罚威势。至汉代，其政治稳固，君臣关系不似战国时期那样紧张，尊君的观念复又浓厚，形式上看它似乎是春秋时期尊君观念的回归，但实质上却是“大一统”理论下的君主观念的提升，远远超越春秋时期建立在宗法基础上的尊君观念。
《事语》第15章为“鲁庄公有疾章”，记载鲁庄公弥留之际，分别询问叔牙、季友继立者之事。叔牙答以共仲(庆父)，季有答以公子般。其后，公薨，季友辅佐子般即位，共仲杀子般而立公子启方，是为鲁闵公。闵公召回出奔的季友。两年后，共仲弑杀闵公。《事语》记载此事极其简略。事实上，按照《左传》记载，季友答以鲁庄公将辅助公子般，此正合庄公心意。季友杀叔牙而立公子般，扫清子般继立的障碍，但最终叔牙所拥立的共仲使人弑子般而立闵公。共仲杀子般后，季友出奔陈国。鲁闵公元年，齐桓公会盟鲁人，请复季友。季友于闵公即位之年还归鲁国。此年，齐仲孙湫来省鲁难，归告齐桓公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预言鲁国不消灭庆父(共仲)，国难将不止。闵公二年，共仲使人弑杀闵公，然后奔莒。同年，季友立僖公。“以赂求共仲于莒，莒人归之。……乃缢。”共仲自杀，鲁国国难及至僖公时方息。
《左传》记载此事，未有特别评论，只有齐仲孙湫预言庆共仲将亡，而鲁国未可取之言。其叙事主要以记录事件的全过程为着重点。《事语》则记有闵子辛的评论：
君以逆德入，殆有后患。夫共仲圉人犖旅其抶以犯尚民之众，杀子烦而立君，除君怨也。今『召』而公子侑俱入，不怨也。若不怨怨则德无事矣。为其亲则德为柰矣。二子之袭失量于君，愧于诸悔德诈怨，何叚(暇)之不图？
其大意是说闵公继位并非常态(“逆德”)，而是借助共仲杀害公子般而得以为鲁国君主。共仲杀子般，是助闵公消除对立面。闵公继位后而召季友、共仲俱归鲁国，假若过去双方的矛盾、纠葛一笔勾销，怨恨、矛盾不复存在，那么鲁国就会相安无事。然而二人构怨甚深，哪里会不图谋叛乱？其基本意义或在说明，矛盾并未真正平息，矛盾双方不可并立，鲁君不虞后果而使二子俱入，终致闵公被杀而鲁难不已。《事语》作者述闵子辛的评论之辞，其基本思路仍在于君主应当御臣有方，否则便会有杀身之大祸。关于共仲、季友之难，《新语》亦曾评论，其曰：“公子牙、庆父之属，败上下之序，乱男女之别，继位者无所定，逆乱者无所惧。”以混乱上下之秩而以乱臣贼子视之，其评论之出发点接近儒家观念而与《事语》不同。
由上引评论看，《事语》的编者在选择评论时有其明显的倾向性。它所关注的是政治活动中不同的关系，以及各种关系中所包含的矛盾。上述评论所属的史实中，均包含各种各样的矛盾，有君臣矛盾，也有臣下之间的矛盾，如伯有—公孙黑，宋闵公—长万，隐公—桓公，共仲—季有，均为矛盾的对立面，而编者的着眼点在于说明矛盾中的双方无法调和时，矛盾的一方必须对另一方有所防范、警界、牵制，双方不可处于均衡位置，否则即便原本有利的一方例如君主，也会失去威势演变为不利，甚至痛失局面。这恐怕是《事语》的编纂者希望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编者解释、考察此类史实的基本观点。
上所引《事语》诸章的评论，俱不见于《左传》，说明《左传》的编写旨趣与《事语》不同，其记事不以评论为目的。相比而言，《左传》侧重于记事述史，而《春秋事语》则重述史而明治术。就史学著作而言，《左传》更胜一筹。然《事语》的作者亦非完全的“冬烘先生”，就政治关系之得失而言，亦不乏独到之见。《事语》这种述史明政言论类著述的出现，当与战国后期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春秋事语》的评论侧重于政治活动中的各种矛盾，以及如何把握双方力量，趋利避害，其与《左传》显示出的价值观念有明显的区别。
概括而言，《左传》也非常关注政治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善于铺写战争，十分精通制胜之术和外交策略，也更为重视富国强兵的“治法”、“政制”，但其基本思想倾向却正如章太炎所论：“王纲绝纽，乱政亟行，必绳以宗周之法，则比屋可诛，欲还就时俗之论，则彝伦攸斁，其唯禀时王之新命，采桓文之伯制，同列国之贯利，见行事之善败，明祸福之征兆，然后可施于乱世，关及盛衰。”(15)仍是儒家极其推崇的宗周之法。《左传》与儒家的关系，古人已有论之，其大致意义是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其目的是凭借具体的历史来阐明儒家思想，以避免凿空之说(16)。苏辙更是直截了当地点明了《左传》与儒家的关系，其曰：“予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杜预有言，丘明授经于仲尼，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斯言得之矣。”(17)在苏辙看来，《左传》的宗旨在于推王法以绳不义，是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力求以尊王崇礼的儒家政治原则对现实补偏救弊，其根本点仍出于儒家政治思想。
而《春秋事语》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念，则可说与儒家思想相去甚远。《事语》评论者的论辞中，亦出现“德”，但却未对“德”予以阐发，且论者不认为德在处理政治关系中具有主导地位。因此，其在进行评论时，并不以德为导向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尺。《左传》作为解《春秋》经之作，其主旨之一是据史直书，以起扬善惩恶之效，因此它含有道德判断在内。诸如上引《左传》齐仲孙湫评价鲁难之语，其曰：“难不已，将自毙。”又预言鲁不可去，“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其重点在于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其包含有道德评价。但在《事语》的评价中，基本没有道德评判，在评论者看来，事件的发生、发展与德行无关。其所关注的是矛盾对立方如何防止两者“怒”、“怨气”的积累与加深，如何尽早消除怨恨，倘使君主与臣下或臣下之间怨恨加深，又如何尽早闻祸端而备，以防祸患加身。显然，编撰者编撰史实时的立说原则与《左传》所体现的儒家思想有比较远的距离，其关注政治关系中的各种力量平衡，提倡察微知著，防备于万一的观念反而与法家思想比较接近。
法家代表韩非在论述君臣关系时，就特别强调君主务必以法等手段防备臣下，切勿与臣下距离过近。他说：“爱臣太亲，必危其身。……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18)韩非还强调君主要时刻观察臣下，知幾察微，其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19)他还说：“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20)他引用子夏之语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21)告诫君主臣下的威胁是在不知觉中发生的，因此，君主要关注、把握其端，将优势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此可说，《春秋事语》在编撰成书时，其考察、解释史实的观念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这是法家思想对于史书编纂具有影响力的一例。学者曾经指出，战国时期史学的发展特点是史学与诸子学的结合。由此可进一步说，战国秦汉之际，尽管史书的编著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其他学派的思想观念亦可对史书编纂产生影响，儒家思想仍未定于一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指导思想，法家思想亦与史学编撰有紧密的关联。这是考察《春秋事语》而得以窥见的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史学观念的特点以及发展情况。
注释：
①张政烺先生认为其编成年代为战国时期，见《〈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又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李学勤先生认为其抄写年代为楚汉战争时期，见《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
②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徐仁甫《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吴荣曾《读帛书本〈春秋事语〉》，《文物》1998年第2期；王莉《〈春秋事语〉研究两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唐兰、裘锡圭先生的意见见《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年第9期。
③如第五章《晋献公欲得随会章》，讲述晋献公利用计谋召回在秦的大夫随会。此章记事见于《左传》文公13年。整理者指出《左传》没有记载秦人杀谋士绕朝(《事语》做“晓朝”)的记载，但《韩非子·说难》中却有“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的说法。如果仅仅根据《左传》，难以理解韩非何以有“绕朝为戮于秦”的评论。然而对照《事语》所记，则知秦人果信晋间谍离间绕朝之语，以为随会归晋与绕朝暗中相助有关，“秦大夫信之，君杀晓朝”。则知韩非之议论信而有征。又如第15章“鲁庄公有疾章”，此章记载鲁闵公名“启方”，而《左传》无载。《史记·鲁世家》记为“开”。《左传》杜预注则从《世本》，云闵公名“启方”，与《事语》所记相同。见《春秋事语释文注释》第13页，第19页。
④释文均引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释文，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五篇下，“弟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⑥《公羊传》庄公十二年。
⑦《史记·宋世家》所说“因博争行”之意，三家注皆未言。《公羊传》注为博戏。此“博”应为六博之类的赌输赢之法，“局”为六博之棋盘。《列子·说符》载“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钱帛无量，财货无訾。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杨伯峻释谓：“《释文》云：‘击，打也，如今双陆棋也。’韦昭《博弈论》云‘设木而击之是也’。《古博经》曰：‘博法，二人相对，坐向局，分为十二道，两头当中名为水。用棋十二枚’”(《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2页)。《宋世家》所载“以局杀湣公”，盖在棋局击杀湣公。
⑧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⑨公子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俱作翬，帛书中作“簟”。《史记》中作“挥”。
(10)此事见于《左传》隐公12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十一月，公……馆于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氏。”
(11)《春秋繁露·竹林》。
(12)关于“丘所闻”之“丘”，李学勤先生认为即是孔丘，见《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
(13)《春秋繁露·王道》。
(14)《春秋公羊传》庄公12年：万尝与庄公战，获乎庄公……数月然后归之。归反为大夫于宋。与闵公博，妇人皆在侧。万曰：“甚矣，鲁侯之淑，鲁侯之美也！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顾曰：“此虏也！尔虏，焉知鲁侯之美恶乎？”致万怒，搏闵公，绝其脰。
(15)《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17)苏辙：《春秋集解·引》，“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8)《韩非子·爱臣》。
(19)《韩非子·主道》。
(20)《韩非子·有度》。
(21)《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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